第二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战后中国社会的开始半殖民地化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
一、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出身于官僚地主的家庭，受传统的封建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而参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集团，但他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士大夫，他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1]。他一生担任过河工、漕运、盐政、屯垦等重要职务，对人民疾苦很关心，所以“一时贤名满天下，至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2]。鸦片问题发生争论时，林则徐正在湖广总督任内，他是当时禁烟运动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他在武昌、汉口、长沙等地设立禁烟局，收缴大批烟土烟枪，配制戒烟药丸，禁烟运动在当地雷厉风行地展开，“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3]。可见林则徐认真禁烟，确实收到很大成绩，也因此而深受人民的爱戴。
林则徐奉命去广州禁烟，在到达广州以前就仔细调查了鸦片贸易的情况。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后，日夜传询行商、散商，又借举行“观风试”为名，向当地知识分子了解鸦片贸易的情况。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林则徐知道当时尚有22只满装鸦片的趸船停泊在伶仃洋面，这些趸船是鸦片的策源地，要禁绝鸦片，必须消灭这个祸害的根源。但是林则徐又深知当时陈旧的广东水师太不中用了，假使直接派兵出海去搜缴趸船上的鸦片，英国鸦片贩子一定会利用船炮的优势，武装抗拒，广东水师在“洪涛巨浪之中，未能确有把握”[4]。于是林则徐从另一方面入手，于3月18日分别给中国公行商人和外国商人发出谕帖，一方面揭穿了中国公行商人包庇鸦片贸易的行为，指出“查节次夷船进口，皆经该商等结称并无携带鸦片，是以准令开舱进口，并未驳回一船，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含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5]并历数其暗立股份、谄媚外商、偷漏银洋等罪状，令公行商人在三天内向外商取得永不夹带鸦片的甘结禀复；另一方面，责令外国鸦片商“将趸船鸦片尽数交官……收明毁化，永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并要他们出具甘结，写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字样。林则徐又在谕帖中表示：“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断无中止之理”[6]。这种彻底认真的态度、公正严明的作风和坚定不移的意志，使中外鸦片贩子们大为恐慌。
当时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闻讯，立即从澳门赶到广州，教唆英商拒交鸦片，并企图携带通缉在案的大鸦片商颠地（Dent）逃出广州。林则徐早已警惕到这一点，预先做了布置，将颠地截回广州商馆内，派兵严密封锁，断绝了商馆和趸船的交通。林则徐周密的布置和迅速的行动粉碎了义律和鸦片贩子的诡计，迫使他们交出了所藏的20 383箱鸦片，另有两千余麻袋共重二百数十万斤（其中有美商的鸦片一千多箱）。从1839年6月3日起，鸦片都集中在虎门海滩销毁，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同心协力，“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烧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詟”[7]。这一伟大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决性。
鸦片贸易是英国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也是英国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英国资产阶级当然不会甘心歇手，他们施展一切办法来破坏中国的禁烟。首先，查理·义律命令英国商人拒绝具结，公开表示要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并用各种卑污手段偷卖鸦片。据林则徐奏：“并闻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现在拿获汉奸烟犯多名，皆已供明在某某夷船上买出，赃证确实可凭。且又分遗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廉、雷、琼该夷船所不应到之地，无不窜往，每以劈柴作为招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涨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恫吓抵抗。”[8]其次，义律命令英国商船聚泊虎门口外之尖沙嘴一带，一概不准开入黄埔，停止正常贸易，企图造成中英之间的僵局，以制造武装侵略的借口。再次是放纵英国水兵在广东沿海行凶，殴毙中国农民林维喜，又拒绝交出凶犯。最后，当两艘英国兵舰从印度刚驶抵中国沿海，义律有了武装力量更加胆大妄为，竟于9月4日在九龙海口无理攻击中国水师，中国水师奋起抗击，从午刻相持至晚间戌刻，英国武装双桅船被击翻，英船退回海洋。
由于英国方面的挑衅行为，所以在虎门销烟以后，反对鸦片的斗争并没有结束，1839年的整个下半年，林则徐和广东人民继续在和英国侵略者进行斗争。林则徐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但他和腐朽的官僚士大夫完全不同，他一方面抱着百折不回的禁烟决心，要“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9]，“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10]，但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这次斗争的艰巨复杂，并没有被收缴鸦片的胜利而冲昏头脑。为了贯彻禁烟法令，他努力整顿广东海防，修筑炮台，添购外国大炮二百多尊，整饬水师，以防侵略者武装进犯。他清楚地知道，要在海洋中作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主张“坚垒固军”，“以守为战”。他在布置防务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到达广州以后，“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11]。他又“具知夷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户，于是募丁壮六千人”[12]。他时时刻刻在警惕敌人的武装攻击，曾经五次请求朝廷“敕下沿海严防”。另外他又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圣武记》说“林则徐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他在禁烟过程中，开始接触并了解许多有关西方国家的新知识，一天一天地扩展着自己的眼界。例如林则徐初到广东，拟了一个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的照会，其中还说“大黄、茶叶、湖丝等物……贵国若不得此，则无以为命”，“天朝之所以能臣服万国，正有不测之神威”等等蠢话，但是半年之后，他修改了这个照会，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反复劝说英国政府禁贩鸦片，所以外国侵略者的喉舌澳门报纸也不能不说林则徐留心外国事务，“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第二封信，好似初学知识之效验”[13]。
由于林则徐坚决的禁烟决心和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又出于他肯努力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形，因此他在对付查理·义律的挑衅行为时能够采取正确的对策。首先，他坚持英商必须具结不带鸦片，具结本来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保证，英国鸦片贩子即使具了结也难保不贩鸦片，可是，当前的问题是英国鸦片贩子连这种不可靠的书面保证也不肯做，这分明是公开蔑视中国的禁烟法令，要继续进行贩毒活动。具结是当时禁绝鸦片的最起码的条件，作为禁烟负责人的林则徐应该而且也必须争取外商具结。其次，林则徐坚持要英方交出殴毙林维喜的凶手，因为这不仅关系林维喜一个人的生命问题，并且还关系着保障中国主权的问题，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犯了法，究竟应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呢，还是可以逍遥法外？林则徐坚持交凶正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这两个要求完全是合理的、必要的。同时林则徐也逐渐认清英国和其他国家，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以及英国一般商人和鸦片贩子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英国商人一定不愿舍弃对华贸易的利益，所谓“贸易者彼国之所以为命……有断断不敢自绝之势”，“若果英夷惮于甘结，竟皆歇业不来，正米利坚等国之人所祷祠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14]。根据这个认识，林则徐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提出“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办法，不管哪一国的商人，只要肯具不带鸦片的甘结，就允许继续贸易。美国商人看到有利可图，首先具结入口，截至1839年年底，具结开进广州贸易的商船已有62艘，其中美国船54艘。这说明林则徐分别对待的措施是正确的。
查理·义律的各种破坏活动并没有动摇林则徐坚决的禁烟意志，反而把英国整个的对华贸易拖入了绝境。大批英国商船被义律强迫长期停在尖沙嘴一带，船中装运的洋米、洋布、棉布潮湿霉烂，弄得一些英国商人对义律“怨怼同声”。这时，林则徐又下令断绝英国商船在海上的食物和淡水供应，使英国商人更为狼狈。有些英商就不愿遵守义律的命令，自己向林则徐要求具结进口，林则徐根据“苟知悔悟，尽许回头”的原则，批准了这个要求。1839年10月英商船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首先遵式具结入口。11月初，另一商船撒克逊号（Saxon）也准备具结入口。这两艘英国商船的具结入口，使查理·义律的破坏阴谋遭到破产，他便蛮不讲理地使用武力。11月3日，当撒克逊号入口时，义律率领兵舰两艘在穿鼻洋面阻止，并首先发炮攻击保护进口英船的中国水师。中国水师发炮回击，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执持督阵”[15]，鏖战两小时，英舰一艘受伤，仓皇退走。
林则徐在广东努力筹划，费尽心血，一方面坚持“鸦片必须清源”，另一方面审慎地采取合情合理的对策，对一般贸易宽大对待，“使边衅不致轻启”，这种政策已经收到了初步的效果，使义律和鸦片贩子们的挑衅阴谋都成画饼。但是清王朝内部，上自皇帝，下至各省督抚，却和林则徐的态度不同，他们中间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人以穆彰阿和琦善为代表，他们是根本反对禁烟的，这种人在以前就曾经发表过许多谬论，企图取消禁烟法令，当禁烟运动蓬勃开展时，他们散布谣言，中伤禁烟派，诬陷林则徐、邓廷桢，说他们“以查拿为希旨，以掩捕为贪功，以侦缉为诡谋，以推鞫为酷刑”，在6月公布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中，反禁烟派更利用职权，规定“吸食之案，只准官弁访拿，不许旁人讦告”[16]。这种把群众排斥在禁烟运动之外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取消禁烟。另一种人以道光皇帝为代表，他们是清王朝的最高当权派，由于鸦片贸易侵犯了封建统治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主张禁烟，但是他们沉溺在腐朽专制制度的盲目自大气氛中，顽固傲慢，闭塞无知，不肯睁一睁眼看看实际情况。当9月初九龙海战以后，道光帝批示林则徐：“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17]林则徐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允许愿意具结的英船入口贸易，道光帝则反对这个办法，说：“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所办未免自相矛盾”[18]。当时顺天府尹曾望颜迎合道光皇帝的自大心理，主张断绝与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严格实行封关禁海，甚至“中国大小民船，概令不准出洋”[19]。到11月穿鼻洋海战胜利后，道光帝更加昏昏然了，认为“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20]。林则徐遵旨于1840年1月5日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
显然，道光帝的盲目自大和强硬傲慢的态度和林则徐不同。林则徐从捍卫民族利益出发，能够看到人民群众中潜在的反侵略力量，也愿意探究外国的情况，因此采取了合情合理的对策。而道光帝仅仅从维护自己专制统治的利益出发，不了解禁烟斗争的复杂性，也不了解国内国外的实际情况，因而采取了盲目强硬的对策。在禁烟运动中，由于林则徐的坚持，道光帝的指导政策虽然没有全部发挥作用，但是这种盲目强硬的态度本身就包含着转化到妥协投降的可能性，因为当道光帝盲目地把资本主义英国当做弱小的藩属国家看待时，他的强硬态度是必然的，但一旦他发现弱小的不是英国而是自己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就立即会装出摇尾乞怜的模样。历史证明，在后来的战争中，道光帝由于指导致策的错误而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不得不向英国侵略者表示屈服。
1840年初，中英两国实际上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林则徐本着以守为战的原则，一方面对聚泊海洋中的英国兵舰、商船采取经济封锁，断绝其食物和淡水供应，广东人民积极支持林则徐的措施，据《夷氛闻记》说：“滨海村落，初尚利夷厚值，接济其食用；及是，以则徐出驻海澨，罔避风雪暑雨，辛勤筹办，群知感愧，相戒无复私售”[21]，这就使得英国侵略者大感威胁；另一方面，林则徐又招募一批疍户、渔民、盐工，组成突击队，“假装济夷办艇，作为内应，配合各队水勇”，“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潜出，乘上风攻其首尾，火器皆从桅掷下”，又“潜伏岛屿，随时挈小船攻扑，先炼钉夷船四旁，使受火一时难脱，重给赏资。与兵勇约法七章，训练既娴，人知运用，踊跃争先”[22]，这种依靠人民的分散的突击的作战方式，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抗外国侵略军的一种有效办法。1840年的整个上半年，林则徐便是用这种办法来和英军周旋。据林则徐奏报：1840年2月，烧毁英国大小船艇23艘，篷寮6处[23]；5月间，又在小濠海边烧毁办艇4艘，篷寮5间[24]；6月间，又在磨刀洋面“占住上风，出其不意，火船闯进夹烧，各线民（按：为假装卖食物给侵略者、以为内应的人）亦于假办艇内，同时纵火……将火箭、火罐、喷筒等物，纷纷抛掷。又将载有烟箱之夷船，烧毁一只。另有夷船一只，桅帆着火，弃碇驾逃，经夷众将火扑救，先后延烧大小办艇十一只，又烧毁近岸篷寮九座。其冲突窜逃，各夷船彼此碰撞，叫喊不绝。夷人带伤跳水，烧毙、溺毙及被烟毒迷毙者，不计其数”[25]。英舰遭到火攻以后，“每日东飘西泊，莫定行踪，夜更游弋不停，深恐我兵复用火船，潜往烧毁”[26]。澳门新闻纸也胆战心惊地说：“中国若放得各火船得法，各船定必大受其害，此系算是第一次，后来恐怕中国人若一练熟，驶火船有准头，即更有危险之事，故我等切当小心提防之。”[27]由于林则徐和广东人民严密的防守，一直到1840年秋，英国侵略者在广东总是占不到便宜。
二、琦善的卖国行为和广州战役
当禁烟运动的消息传到英国以后，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大资产阶级对战争很有兴趣，他们以此为借口展开了对华战争的狂热宣传，英国著名城市如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商会都要求英国政府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28]。有些资产阶级更露骨地说：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29]。假使考察了1837年和1838年英国的经济危机，那就不难理解英国资产阶级这种狂妄叫嚣的意图。他们清楚地知道，侵略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润，以弥补在危机中所受的损失。他们久已期望用大炮来轰开中国的大门，以便鸦片和商品在中国通行无阻，他们狂热地盼望在劫掠战争中积累财富，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那种商战……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等等中，继续发生作用”[30]。当时，英国人民是反对这场龌龊战争的，有些正直的人们认为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侮辱”[31]，可惜这种正直的见解不可能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当时英国政府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公开表示对中国的政策“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32]。1840年2月20日英政府任命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和查理·义律为对华谈判全权代表，并指示了对华侵略的步骤和谈判要求。4月初，英国议会里经过三天辩论，终以9票的多数通过了军费支出案。6月初，乔治·懿律率领48艘船只和4 000名士兵，到达了中国沿海。英国侵略军最初在广东、福建进行封锁和骚扰活动，但由于林则徐和邓廷桢（时已调任闽浙总督）防范严密，未能得逞。随即英国侵略军遵照其政府的指示，要“先强占一海岛以要挟中国政府”，因而越过广东、福建北上，进攻舟山岛之定海。当时，清政府在沿海并无作战准备，7月初，定海知县姚怀祥等力战牺牲，英军占领定海。英国侵略军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大肆掠夺。一个英国军官说：“军队登了岸，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箧，街道上堆满了书画、桌椅、日用器皿和粮食……这一切都被席卷而去，剩下来的只是被无情炮火击毙击伤的死尸和伤员。有的被打掉一条腿，有的两条腿全失去了。好多人为榴霰弹所伤，肢体破碎，凄惨可怕。直到再没有什么东西可拿的时候，抢劫才停止。”[33]英国侵略军这种海盗式的掠夺作风一直贯串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这是和战争本身的性质相联系着的，英国资产阶级进行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剥削和奴役中国人民，他们在士兵中竭力鼓吹要“惩罚”、“鞭打”中国人民，英国军队的残暴劫掠行为正是反映了英国进行战争的侵略的和非正义的本质。
英舰占领定海以后，又开往大沽，把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书信送交直隶总督琦善，信里面开列着赔款、割地等等侵略性的要求。
定海失陷、英军北上的消息引起朝廷里的极大震动。封建统治者想不到远在数万里外的“蕞尔小邦”会一下子打下定海，而且又跑到北京附近，当时由于政治、军事的十分腐败，清政府根本无法应付这种猝然而来的事变。在满朝恐慌的气氛中，反禁烟派又抬头了，他们纷纷出来指责林则徐“措置不当”。特别像琦善，他既是反禁烟派的首领，又担任着正当英国侵略军冲击前线的直隶总督职位。试看琦善在十年直隶总督任内干了些什么，他在自己的奏折中说：“天津存兵共止八百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兵”[34]，“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35]。琦善一方面抱怨禁烟派给他惹来了灾祸，另一方面又在外国的坚船大炮面前恐惧万分，为了避免外国的攻击，又为了脱卸兵备废弛的责任，他就玩弄封建官僚惯用的狡猾手段，把来到大沽口外的凶恶的英国侵略军说成“甚属恭顺”，把英国的侵略要求说成是因遭林则徐攻击，含冤负屈，故来要求昭雪，他还恫吓清政府，“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36]。“天津切近京畿，凡盐漕铜船，皆由此来，最为咽喉重地，设使边衅一开，该夷狡焉思逞，频相滋扰，致我劳师糜饷，所关非细。且海道处处可通……又安得有如许弁兵，旷日持久，无时无处，不加堵御，诚恐防不胜防”[37]。这些包含着恫吓实质的委婉言辞，深深触动了以道光帝为代表的清政府的当权派。从前，他们由于思想闭塞而小看了英国，没有料想到禁烟的斗争会发展到武装的斗争，英国的侵略炮火震惊了他们的幻梦，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来止息干戈，换取“太平”幻梦的重圆。正像道光帝所说，要以“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38]，于是清政府的对策来了一个转变，从禁烟转到“抚夷”。道光帝下令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另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进行谈判，并斥责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39]林则徐最后上了一个“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劝告道光帝把禁烟斗争坚持到底，建议用粤海关税制炮造船，并愿赴浙江前线，随营效力，道光帝把这些正确主张一概斥为“无理可恶”、“一片胡言”[40]。这时候的清王朝完全转到妥协派的“抚夷”的立场上去了。
从1840年9月起，妥协派琦善受清政府的重用。据一个英国军官说，琦善在大沽口外初次跟英国侵略者接触时，就“坦白地承认英国人是受虐待了，假如我们在广州图报复而惩罚林，也是林的应得之咎”[41]。他在给英国侵略军的照会里，劝他们回广东谈判，“慷慨”地表示“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亦可伸雪前抑”[42]。英国侵略军得到了这个保证，就驶回广东。当英军返棹南下的时候，清政府的妥协派眉开眼笑，以为大功告成，道光帝在上谕中再三强调“立意羁縻”、“不开边衅”的政策，琦善说英国侵略者“情词恭顺”[43]，伊里布（两江总督）说他们“形尚恭敬”[44]，山东巡抚托浑布更荒谬地称“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45]，妥协派陶醉在他们“片言退雄师”的“胜利”中。其实，英国侵略者并不是真正歇手了。满天雷雨即将降临，英国侵略者自己说，在大沽口退兵的“最大理由是季节已经太晚，湾中不能进行有充分而有适当效果的攻势，所以这个步骤并未耽误任何秘密行动”[46]。
1840年11月底，琦善到达广东，他索性向侵略者讨好到底，把林则徐设置的一切防御设备都拆除了，把招募的勇丁也解散了，还要惩责从前抗英有功的将领。他办事完全独断独行，“自以专办海口，无与他人，一切不复商诸巡抚，即司道以下，非召不得入谒”[47]，却特别相信汉奸鲍鹏，鲍鹏本是英国老鸦片商颠地的“幸童”，是英国鸦片贩子一手培养起来的奴才，禁烟运动展开，鲍鹏被通缉在案，潜逃山东，通过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引荐而成为琦善的心腹，琦善就是依靠着这个流氓汉奸和英国开始谈判。
这时，英国方面的全权代表乔治·懿律因病退职，查理·义律暂时代理其职务。义律对于鲍鹏“待如奴仆而寄以耳目”[48]，通过这个汉奸，“内地情形意见，悉为所泄”[49]。英国方面向琦善提出恢复中英贸易，赔偿货（烟）价，开厦门、福州为商埠以及割让香港等条件。显然，这些赔款割地的条件是有损封建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即使从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也不可能轻易地接受这些条件的。查理·义律知道这一点，他一方面向琦善施加压力，不仅在谈判桌上“一启口而即言打仗”[50]，并于1841年1月初突然进攻虎门海口外的沙角、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陈长鹏父子均力战牺牲，这个突然的袭击使琦善大为震恐；另一方面，查理·义律又通过鲍鹏去收买琦善，据左宗棠说：“去冬果勇杨侯（即杨芳）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51]。英国侵略者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琦善就范。1841年1月 25日琦善竟丧心病狂地和敌人签订了“川鼻草约”，接受英国所提出的条件。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大沽口的谈判一直到广州的谈判，琦善所执行的是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而出卖国家主权的妥协退让政策，这一点连当时的许多士大夫都曾明确地指出过。但是在将近一百年后，蒋廷黻却出来大做翻案文章，说琦善是“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52]；而林则徐“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53]，而且又“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54]。这种翻案文章完全是荒谬的，蒋廷黻所谓的“知己”实际是对中华民族反侵略伟大潜力的否定，所谓“知彼”实际是被外国的坚船巨炮所吓倒，夸大敌人力量，低估自己力量，这正是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而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又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琦善是代表当时封建统治中最腐朽最黑暗的势力，他们早已通过鸦片贸易和外国侵略势力联系在一起，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不惜出卖民族的利益。
“川鼻草约”签订以后，琦善故意向政府奏报防御的困难，说什么“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持”、“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总之，“藩篱难恃，交锋实无把握”，只有“暂示羁縻于目前”[55]，并且把私自割让的香港说成是“粤东外洋”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地方，其用意是想蒙混耳目，以便清廷容易批准。当时，清王朝虽然希望用微小的让步来换取“太平统治”，但在没有跟英国军队正式交锋以前，马上赔款割地，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所不甘心的。在琦善和义律谈判的过程中，由于义律的需索无厌，道光皇帝的态度已逐渐从“主抚”转变到“主剿”。1840年底的上谕中已经表示“著琦善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绊，一面妥为预备……乘机攻剿”[56]。1841年1月 27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即正式下诏宣战，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从各省调集军队开往广东。恰恰在这个时候，广东巡抚怡良听从了林则徐的劝说，向清廷揭发琦善私割香港的罪行，岛上驻兵已被所谓“恭顺”的“英夷”出令驱逐，居民也将被逼归顺，成为英国臣民。一切全出意料之外，气得道光帝大骂琦善为“辜恩误国”，立即下令锁拿琦善进京。从此谈判停顿下来，双方进入了战争。
当奕山等还没有到达广东的时候，英方已风闻清廷的强硬态度，立即先发制人，进攻虎门要塞诸炮台。这里原有的防御工事已为琦善撤掉，防守力量很薄弱，提督关天培和士兵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英勇抵抗，并派人到广州向琦善（时革拿之令尚未到广州）“哭求增兵，全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初仅允二百，继至五百”[57]。1841年2 月26日，大批英舰围攻横档、永安、威远、靖远、镇远诸炮台，提督关天培、游击麦廷章等督率兵勇，发炮回击。可是，各炮台兵力薄弱，又都孤立水中，不能相互接应，琦善又隔岸观火，拒发援兵。当晚，炮台失陷，关天培等壮烈牺牲，炮台上的几百门大炮和无数粮秣弹药均被侵略军夺去。27日，英舰又开进内河，内河的防御更为薄弱，守卫乌涌炮台的兵将不战先走，乌涌失守。琦善又将二沙尾要隘的守军撤走，使得广州门户大开。3月，侵略军逼近了广州城郊。
这时候，参赞大臣杨芳已到广州。杨芳是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大刽子手，积功封果勇侯，但是他在对外战争中却是一个十足的饭桶。侵略者是由水道入侵的，他却不在水路设防，偏偏在离河五六里的陆上安设许多大炮，炮弹打不到河面，所以英舰得以长驱直入。他还荒谬地以为“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之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于内。传令保甲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厌胜具”[58]。这种指挥思想，当然不会有取胜的希望，结果，杨芳的“厌胜具”不灵，英舰开到黄埔，破凤凰岗兵营、抢占猎得炮台。杨芳走投无路，只得走琦善的老路子，向侵略者乞降，要求朝廷批准英商贸易，被道光帝痛斥一顿。这时候，道光皇帝所指靠的靖逆将军奕山已经姗姗地到达广州了。
奕山是清王朝在广州战役中的最高负责人，却不可能把抵抗英国侵略者的任务寄托给他。在他身上充分反映了清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混乱，充分反映了和人民大众相对立的腐朽阶级的思想行动，也充分反映了清王朝在战争中的盲目冒进政策。奕山到广州以后，给清廷第一个奏折就大谈“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他捏造一篇谎话把广东人都称为“汉奸”，甚至自己“一切奏稿及紧要公文，督饬随带司员，随时亲自检束”，制造火器的地方，也要“择其秘密处所，易于关防……凡匠役人等，准入不准出。即奴才等亲身试验，并不随带一人”。他最后的结论是“防民甚于防寇”[59]。我们知道，在以弱对强的反侵略战争的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为民族气节所鼓舞，都会团结起来抵御外侮的，这种全民族团结对外的精神是以弱胜强的最重要的保证。而奕山呢？他不仅感觉不到全民族反侵略力量的支持，而且，如同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疑神疑鬼，小心翼翼，把人民看得比侵略者还可怕，试问这样的统帅如何能团结人民、指挥战争的胜利？假使再把奕山和林则徐的看法对比一下，一年多以前，林则徐还说过“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人端士，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林则徐相信广东人民有着反侵略的坚决意志，以后三元里的抗英斗争证明林则徐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奕山的看法却完全相反，为什么同是统治阶级而看法却完全相反呢？这是因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奕山代表着统治阶级中腐朽黑暗的势力，从思想深处对人民抱绝对的敌对态度，即使大敌当前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这种反动观点，他们瞧不起人民力量，不愿意也不敢于动员人民，甚至还摧残人民的力量。“广东商民呈诉冤词”中说：在奕山指挥下的湖南兵“徒有剿夷之名，反有害民之实，动辄欺良害善，滥冒邀功，种种罪恶，发数难堪。且于本月初二、三日，当居民仓皇奔走之时，或乘机抢夺者有之，或乘势奸淫者有之，甚至以壮勇为汉奸，不容审讯，私自杀戮，削其骨，食其肉，剖其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呜呼！壮士助兵以抗敌，而兵反将壮士作奸民。无罪受毒，见者伤心，闻者流涕。以湖南之兵如此作为，定必倚势作威，常存杀民之心，不奋杀夷之志，不祥之兆，早已先形，无怪乎遇敌之不克也”[60]。这段呈诉给奕山的话作了一个很好的注释，“防民甚于防寇”实际上是这些腐朽的将军们拿来掩饰对人民烧杀抢掠的罪行的。
同时，奕山等也提不出任何像样的作战计划。当时还留在广州的林则徐提出实行防御的六项建议，主张堵塞水道、筹备船炮、挑募水勇、探测夷情等，这个建议被目为迂迟而未曾采用。随奕山出征的那些贵族子弟“皆利在一战”[61]，以便得功，怂恿奕山盲目地布置了一次可笑的夜袭，他们连作为夜袭的主力部队也没有准备好，临时拉人凑数，“会四川营余丁四百，愿充其数”，才勉强凑成了一支突击队。当然这样的统帅、这样的指挥是绝没有胜利希望的，而且奕山偏偏选择了敌人力量集中的地区进行冒险的一击，结果，英军一个反扑，奕山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不但夜袭没有胜利，连城郊重要据点泥城炮台、四方炮台（即耆定炮台）等都被英军占领。奕山在冒险失败之后，缩进广州城内，军队乱成一团。《夷氛闻记》记载当时的情况：“时内外兵万七八千，军令皆撤入城，都司守备以上，无一人在城外者。贡院号舍八千有奇，令舍住一兵，而兵往往拆数号通为一，携所自备物居之，因不能容，则令其自择居民间空舍，客兵各招引其同队，三五成群，撬门挈具而入，随地驻足，于是夹杂散处，布满内城，营主但知按籍记其兵数，实不知兵所寓何地，同寓何人，遇有号召，辄出小旗，沿街市招呼，有畏征发，匿不出者，非领饷之期，无从见而问所驻地也。”[62]
英国侵略军乘胜包围广州城，在高处架炮轰击城内，“大吏茫然无所措，围住于佛寺中，戈什哈哼鼻涕一声，督抚认为火箭，满座皆惊，旁观窃笑”[63]。后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英军接洽投降，英方勒索赎城费600万元，并限令奕山等退出广州城。5月27日奕山接受了投降条件。
明明是战败投降，奕山等却谎奏“焚击痛剿，大挫其锋”，还编了一套鬼话，说英军攻城之际“正欲开炮，烟雾中望见白衣神像，立于城上，遂不敢轰击”[64]。清廷也明明知道奕山打了败仗，这时候，封建统治者第一次领教了外国大炮的厉害，不敢再坚持盲目的“讨伐”政策。好在英方只勒索600万元，就肯休兵退去，统治者乐得借势下台，上谕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经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又据奏称该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65]。说了这一套门面话，就批准了奕山的投降。
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清王朝怯懦的行动和卑鄙的谎言恰恰和广州人民英勇抵抗外国侵略的行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广州人民认识到英国侵略者是自己的死敌，他们自发地联合起来打击英国侵略军。当英军占领四方炮台后，就四出骚扰，“大肆淫掠，奸及老妇”[66]，广州城郊的义勇丁壮自动起来参战，义勇领袖陈棠等曾经夜袭英船，并协助清军作战，杀死英国高级军官一人。新安县举人庾体群也率壮丁在穿鼻洋面袭击英船。在奕山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广州各乡人民领袖在牛栏岗召开会议，商讨作战计划，并分头发动群众。奕山投降的第二天，几百个义勇乘敌不备，攻克龟岗炮台。广州人民机智地用各种突击方式来对付踏上祖国领土的强盗侵略者。一个英国军官懊丧地说：“我方人员曾经几次被人袭击，这些人显然是在田间作工的农民，一到他们以为有机可乘，可以攻打一个孤立者时，是会拿起一支火绳枪而试图射击他的。”[67]
1841年5月30日，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走向最高潮，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的人民在“三星旗”的指挥下，集合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支队伍中有普通农民，有秘密会党，有以“好义善斗”著名的纺织工人（时称“机房仔”），也有乡镇的一些爱国士绅，他们利用“社学”的组织，团结成一支反侵略的武装力量。当天早上，约有五千义勇荷枪携矛，逼近英军阵地——四方炮台。英军司令卧乌古率千人迎战，义勇们按计划退到三元里附近，人数逐渐增加，所谓“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68]，恰好雷雨大作，义勇们乘势将英军切成几段，进行肉搏，英军枪炮全湿，又加道路泥泞，“夷兵俱穿皮鞋，三元里四面皆田，雨后泥泞土滑，夷兵寸步难行”[69]。战斗多时，“夷兵方舍命突围出，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就戮，乞命之声震山谷”[70]。一直到下午四时，英军大队败回四方炮台，但一部分英军被围在牛栏岗高地上，英方派去的援兵也被包围在内。消息传出，人人兴奋鼓舞，准备展开更大规模的战斗。英方调军布防、慌张异常，三山乡和佛山镇等地的群众又乘英船调兵备虚的机会，突出袭击。最后，查理·义律只得向广州官府求救，奕山命广州知府余保纯至三元里解围。余保纯到三元里，一会儿向乡民打躬作揖，说好说歹：“现在已经议和了，洋人们不会再来侵犯了，你们放了他们罢”；一会儿又板起面孔，虚声恫吓：“将来万一有事，要你们负责”。这样做作了好多时候，于是“绅士潜避，民以官故，不复谁何”[71]。清朝官吏不但不能抵御外侮，反而帮助敌人逃出了重围。
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自发起来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个战斗，虽然遭到了反动统治者的破坏，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它鼓舞了广东和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使人民知道“官兵不可恃”、“鬼子不足怕”。正像这次斗争的领导人之一林福祥所说：“三元里一战，我义勇只死二十余人，而夷兵已死二百余名。夷兵俱有火枪火炮，而义兵只用长棍、短刀，又何尝见夷兵之可怕，又何尝见夷兵之利害，断无可胜之法乎？”[72]甚至广州的有些官僚也肯定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斗争，如广东臬司王廷兰说：“粤省此番用兵，所调各省之兵万有七千，不可谓不多；各库银款数百万，饷不可谓不足；木料买自广西，火药枪炮解自江西、安徽，军装器械不可谓不备；而卒至决裂溃败，一至于比，实由于当事既鲜有章程，用兵复漫无纪律……初十日，百姓虽有伤亡，然人众可恃，愈击愈多。斯时我兵在城者万余，齐参赞新到，有生力军五百名，近在金山。如其有令，两路齐出接应乡民，使其腹背受敌，纵不克聚而歼旃，亦剿杀过半矣，乃计不出此。不知义律何时将余守请出，属其弹压，又不知余守何时私书城外，为夷人解围……盖逆夷自破虎门以来，未有如此之受创者也。事机之失，至今扼腕！”[73]
英国侵略军连续遭到广州人民的打击，在广州城外站不住脚，于6月初退出虎门。在撤退的时候，还厚着脸皮出告示说：“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再犯。”群众马上出示反驳：“尔既妄夸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大人任内攻打广东？”“若非我府尊为汝解围，各逆其能保首领下船乎？”“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若不杀尽汝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男子汉。”“汝等无避，卜日交战。”在这次广州人民的斗争中，侵略者开始尝到人民铁拳的反击，他们夹着尾巴，逃出了虎门，宁肯另选地方去威吓清朝官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到广州来耀武扬威。
英国侵略军遭到广州人民的打击，狼狈地退出虎门，广州人民的武装得到进一步发展。1841年6月，升平社学成立，包括十三社八十余乡，团练数万人。7月，东平公社成立。升平社学和东平公社成为广州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核心组织，“当是时，人人思奋，翘首企足，以款夷为辱，将待夷船之再入也，而尽歼之。广管数县，游手之众，收勇籍者十之八，缘是内河村落，盗匪亦无复窃发，盖丰其衣食，时其训练，日饱食于台墩，力无所用，无不摩拳擦掌，以待一试”[74]。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人民仍坚持着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又必然会转化成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清朝官僚们也预先看到了，如曹履泰奏称：“社学之民数万，一夫啸聚，顷刻即成事端；以之恐吓英夷者在此，而不受地方官约束亦在此。”[75]封建统治者担心斗争锋芒会有一天转向自己，因此千方百计地阻碍和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甚至后来公开地大规模地对广州人民进行屠杀。
四、浙江和江苏的战役
英国侵略军从广州撤退，糊里糊涂的清朝政府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命令沿海撤防。8月间，广州方面忽然接到英方新任对华谈判全权大臣璞鼎查（Sir Henry Portinger）的通知，说要北上天津求见宰相。原来英国政府没有批准“川鼻草约”，而且责备查理·义律未能在战争胜利的形势下勒索更多的利益，所以，派璞鼎查代替义律，策划向中国中心地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1841年8月25日，英军进犯厦门，金门总兵江继云力战牺牲，鼓浪屿、厦门相继失陷。十日后，英军离厦门北上。9月25日，英军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5 000士兵英勇抵抗，英舰29艘围攻定海六昼夜，“先有火轮船二，三板船一驶进竹山门，总兵葛云飞督施巨炮折其大桅，因窜去。十四日连樯来攻晓峰岭时，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本镇兵八百名素称劲旅，为之防御，适当其冲，与逆夷鏖战相持四日，虽互有杀伤，逆不得入。十七日夷逆汉奸分番迭至，寿春兵已丧大半，寡不敌众，王锡朋被炮折一股阵亡，岭为逆夷所据，蜂拥登岸转攻竹山门。处州镇总兵郑国鸿身先士卒，麾兵奋拒，忽逢炮轰，甚至肢体糜烂以殉。逆夷乘势直犯东岳宫，葛云飞势孤莫支，遂以身殉”[76]。10月1日，定海再度失陷。这次定海的英勇抗战，连英国军官也不得不承认“有些汉军军官表现得很英勇，汉军总司令葛将军在长列炮台中阵亡。他的僚属和我们的军队短兵接战，都英勇地与他同时殉节。高地上的旗手选了一个最显著的地位，站着摇旗，丝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从轮船打来的炮弹。最后弗莱吉森号的一颗炮弹把他打倒，另一个人赶紧取其位而代之”[77]。
接着英国侵略军进攻镇海，扼守镇海城外制高点的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事前就说了“一家三十余口，可怜”[78]的泄气话，英军登岸，他首先逃跑，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力战不支，投河而死。10月10日，镇海失陷，10月13日，英军又乘胜占领宁波。这次镇海战斗，虽然因无耻将领余步云的逃跑而影响了军心，但士兵们自发地进行了出色的战斗，跟侵略军多次肉搏。英国军官描述这次战斗的情况说：“在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人奋死决战，显然有不战胜而战死的决心。”[79]
英国侵略军侵占定、镇、宁三城之后，四出劫掠。据侵略者自供，占领宁波之后，就抢劫了“可供两年之用的谷和十二万元左右的现金和纹银，堆着大堆大堆的钱，其价值当不可胜数”[80]。据定海教谕金士奎等称：英军“成群结队，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凡各乡各岙，无不遍历，遇衣服银两牲口食物，恣意抢夺，稍或抵抗，即被剑击枪打……或因伤殒命，或受伤沉重，痛苦颠连，不堪枚举……而夷船之在内港游奕者，遇女眷必被劫去，数十万生灵，如坐针毡，延颈待毙”[81]。残暴的英国侵略者还用骇人听闻的酷刑来对待浙江人民，“杀人者先以刀割裂其皮，纳入水银，周身灌注，遂活剥而悬焉”[82]。不管侵略者如何残酷地镇压，浙江人民仍奋起袭击侵略者，有些人组成黑水党，“于大江中，置八桨船，伺英人出，狙击之”[83]，英国侵略军时时处处都有遭受突击的危险。
浙江战争使得事态更严重了，清朝不仅丢失三个城池，而且死了一个封疆大吏，乘势下台的想法破产了，“太平”统治保不下去，清朝只好重整旗鼓，准备应战。10月18日派另一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蒙古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从陕西、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调兵赴浙，其他沿海各省亦纷纷调兵设炮，团练治防。但是，奕经和奕山一样，代表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势力，他所走的也几乎是和奕山一模一样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老路。他从北京去浙江，一路上游山玩水，“随员杨熙、联芳、阿彦达，侍卫容照，并少年得志，苏城故金粉繁华地，歌阑舞榭，最足动人豪兴，所携仆隶，虽谙师中纪律，受供张率如平时，不及加意裁抑，一时人多费重，讹言四起”[84]，后来闹得太不像话了，江南一带人言藉藉，奕经等才不得不开往浙江，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四个月。他一到浙江，也和奕山一样，把当地人民都当做汉奸，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85]。宿迁举人臧纡青建议“募选鲁汴江淮勇士万人，加以沿海渔疍，与近场盐枭，并及江湖土盗二万……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克期日，水乘风潮，陆匿丛莽，或伺伏道路，见夷即杀，遇船即烧，重赏悬格，随报随给，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然后应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外交逼而尽歼之”[86]，这是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力量的分散作战的办法，也是当时以弱抗强的较好的办法。但奕经不用，却相信一些荒谬的情报，说：“逆夷知大兵已到，中情畏怯，东驶西窜，来去无常……又定海有夷船开行时，各夷众俱流泪相送”[87]，而且奕经和文蔚“于腊之望夜，同梦夷党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迨侦探，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连城恢复，在指顾间。于是定议克期进剿”[88]。两个同梦人冒冒失失订了一个夜袭计划，当地人民曾积极地配合作战，宁波、镇海城内都有人民做内应，但是这班将领事先不做准备，携带火器很少，战时又大多逃跑，结果英军进行反攻，不但镇海、宁波未曾收复，连慈溪也被英军占领，奕经逃到曹娥江以西，再也不敢露面。
奕山指挥的广州战役和奕经指挥的浙江战役，是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对抗英国侵略军的最大的两次战役，每次战役都有两三万人参加，并且有全国各地的支援，但是两次战役都在盲目、混乱和错误的指导下归于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朝不敢相信人民，因而也不愿意动员、号召人民参加斗争，而且他们和人民一直抱敌对态度，当人民自发地起来反抗侵略时，清朝统治者反而加以限制、破坏，甚至把抗英人民诬蔑为汉奸而加以陷害。回顾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对外战争，当社会矛盾比较缓和、政治比较清明之时，统治者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动员和利用人民的力量，战争也就会取得胜利，至少也会取得优势；相反，当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政治上十分腐朽之际，统治者时刻担心着人民武装力量的兴起会连自己的腐朽统治一起摧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不愿意也不敢于动员、利用人民的力量，对外战争就必然出现失败、妥协、投降的结局，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清朝到嘉庆、道光帝统治时候，国内阶级矛盾十分紧张，政治、军事都已腐朽透顶，人民起义频仍，封建统治者害怕人民武装甚于害怕外国侵略，所以奕山有“防民甚于防寇”的话，其他将军、官僚们的奏折中也一再诬蔑人民为汉奸。当然，在每次对外战争中都有些民族败类为虎作伥，趁火抢劫的事情也是有的，但这毕竟是很少数，清朝将军、官僚们几乎把全体人民当做汉奸，而且把明明是抗战有功的人也称为“游棍刁徒”[89]，这就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本能而造成的。总之，封建统治的腐朽，和人民的尖锐对立，这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军伍废弛、指挥混乱、武器落后等等因素，就使战争成为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的局面。
有人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英两国社会发展程度的悬殊，因为当时英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落后的封建社会不可能抵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这个看法还不够全面，不够确切。当然，英国在社会发展程度上是先进的，因此它在军队的训练、组织方面比清朝高明一点，指挥也好一些，并且拥有新式武器，这一些是战争中对英军方面的有利因素。但是英军对于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又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中国进行侵略战争，这样就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它的军队很少，当时英国分布在本土和殖民地的全部军队不过10万人，参加侵华战争的只有1﹒5万人；他们的“坚船大炮”只能在沿海沿江发挥威力，进行陆地战斗就有很多困难；又由于水土气候不习惯，军队中病亡率极高，在侵略军第一次占领定海期间，“军队中流行疫病，三四百人已被安葬，大约有一千五百人在医院中，英勇的苏格兰来福枪联队完全消瘦到皮包骨，勇敢的第四十七团的情形简直不见得好一些”[90]；再加上补给线太长，补充食物、军火非常困难，从英国本土到中国要航行四五个月的时间。由于这些原因，英军只能够集中兵力，攻打沿海沿江的某些城市，特别因为英军所进行的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战争，1﹒5万军队要和4万万人民为敌，它绝不可能深入中国内地。假使清朝统治不是那样的腐朽，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人民的力量，采用坚壁清海和分散突击的战略方针，那么当时是有可能把英国侵略军拖垮赶走的，至少也能相持下去，不至于惨败。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对于战争胜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也有人认为，在战争中，清朝廷时战时和，方针动摇，举棋不定，这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清廷和战方针的不定又是由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优柔寡断所致。这个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和战不定固然是招致战争失利的一个因素，但所以和战不定主要并非由最高统治者个人性格所决定的，正因为封建统治者与人民对立，无从吸引人民中深厚的反侵略潜力，所以它在反侵略斗争中显得软弱畏怯，反映到政策上就是和战不定。假如当时国内矛盾缓和，统治者敢于从人民中找寻支持，那么道光帝本人也会像汉武、唐宗一样有勇气有决心来“宣扬国威”。在这里，个人的特点恰好受社会条件所制约，忽略这一点，便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
英军在浙东获胜之后，于5月间又攻陷乍浦。接着，侵略军为了集中兵力攻打清朝财富之区，于6月间进犯长江。
清朝统治者在两次大败以后，发现自己在对外战争方面是很不中用的，为了保全自己的统治，有些官僚又重提“抚夷”的主张，如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论“十项焦虑”，旁敲侧击地劝说朝廷“随机应变，妥协办理”，其中说：“去冬杭州、湖州、绍兴等府所属各县，匪徒聚众抢掠，势甚鸱张……当此人心震扰之时，难保不潜相煽惑，散而复聚。况上年雪灾之后……小民度日维艰……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91]这时，道光帝虽然还盼望败后求胜，要将军们“激发天良，申明纪律”[92]，“复振军容，激励将士……遇有可乘之机，尤宜痛加攻剿”[93]，但他也明知败局已经不能挽回，因此派遣耆英为钦差大臣带同原来因与英国妥协而被革职的伊里布赴浙江前线，试探投降的条件，上谕中遮遮盖盖地透露出求降的心理，他说：“朕至诚待物，从不以逆夷为怀，如果得利相安，不致别图滋扰，区区之施，实非所吝，蠢尔丑类，何足为仇。”[94]很显然，这时候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道光帝向侵略者求和是有一定顾虑的，因为他还是第一次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武装冲突，不了解资本主义侵略的性质和方式。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惯例，异族的战胜常常会迫使最高统治者称臣纳贡，甚至会引起改朝换代。道光皇帝最担心的是自己皇位能不能坐下去，所以他一方面再三诫谕大臣“勿存苟安之见”，要大家“和衷共济、鼓励戎行”，另一方面却向侵略者试探议和条件，准备在“不得已”时投降。
耆英、伊里布到达前线向侵略者投送照会，希望“两下即时戢兵，重开关市”，并主动送还英国俘虏，但是英国侵略者置之不理，他们知道要在中国取得更多的利益，便须把炮弹更多更远地打到清朝统治的要害地区。6月，英国侵略军进入长江，攻打吴淞口。
和清朝统治者的态度相反，江苏人民和一部分将领、士兵的反抗斗争却愈来愈激烈。英军进攻吴淞时，江南提督陈化成坚守西炮台，击毁敌舰两艘，侵略军绕攻侧面。两江总督牛鉴是个胆小鬼，战争激烈的时候，“急遣弁檄退兵，军门（军门即陈化成）不允，檄三至，弁伏地叩求，终不为动”[95]，结果牛鉴一溜烟儿地逃跑，影响军心，全军溃散，陈化成力竭战死，上海失守。牛鉴为了掩饰他怯懦逃跑的罪责，向道光帝报告：“逆夷凶猛，迥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折，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委非将士不肯用命”[96]，其用意是夸大敌人的力量，催促朝廷赶快投降。
英军攻占吴淞、上海后，企图向西推进，遭到内地人民和部分士兵的英勇抵抗。它是孤军客军，不敢离开战舰深入硬战，只得退出吴淞，沿长江西上。这时候，清朝大官僚连应战的勇气也没有了，“入江所经各州县，制府（按：指两江总督牛鉴）皆令不许开炮，遗之牛羊，即扬帆经过，而牧令将弁，自幸无事，无不掩旗息鼓，先行回避……此等御敌之法，百姓不知，惟制府知之”[97]。一路上侵略者掯勒需索，向浏河居民征集“牛百、鸡千、鹅百、鸡子万，并蔬果等物”，向常熟索取“牛羊粟米蔬果等物，约数千金”[98]，但是中国人民并不是好欺侮的，“贼抵江阴时，别于靖江泊数十艘，征索牛米，一童子立城上，忿掷石击毙一白夷，贼遂飞炮攻城，乡民竞执耰锄迎敌，江口沙滑，贼屡跌，辄击毙之，凡三十余人，明日由小路潜进，土人于道旁积石罅中施枪，妇竖悉拾石奋击，又殪数十人，阅数日，又乘夜登岸，仅半里许，忽火把四起，锣声如雷，贼大骇奔走，殪沙石间者又数十人，遂扬帆遁”[99]。
7月中，英舰迫近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不分青红皂白，“纵兵杀人，目为汉奸。汉奸对夷匪言，副都统误以为对满洲、蒙古言，凡他邑人在城中习懋迁者、充工役者、作僧道者、为仆及行乞者，以非土音，均被缚去，略一诘问，即杀十三人于小教场，其众人具保状证为良民者，不得已竿掷城外，免于斧钺，复死于倾跌。而里巷中晓行者、暮行者与夫行城下者，不问何人，胥用鸟枪击毙草莽无算。闭城之先，副都统即疑满城皆是汉奸，日捉数人送邑令提讯，邑令钱燕桂讯明释放，即指钱令为汉奸，乘其出城，闭门不纳”[100]。所以英兵未至，镇江城内已经充满着恐怖的气氛。7月17日，英军开始进攻，参赞大臣齐慎、湖北提督刘允孝惧战逃跑，“率万众之师，歇马丹阳，解衣避暑矣”[101]。只有几百个青州旗兵自发地起来抵抗，和7 000名英军发生了一场约三小时的激烈巷战，英军损失极大。恩格斯评论这次战斗说：在镇江，英国人“才知道：满清军队虽然没有军事技术，可是决不是没有勇气和奋发精神的。那里的满清军队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人，但他们却勇敢拼死地应战，直至全军覆没为止……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一百八十五人。为报复这个损失起见，他们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因为英军作战时那种极端残酷的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贪欲无厌的私贩行动完全相符合的。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遇到了同样的抵抗，他们就不会取得南京”[102]。
但是，由于清政府腐败，人民、士兵和个别将领的英勇抵抗没有能挽救战争失败的局面。镇江失守以后，官僚地主力主抚议，他们一面害怕英国的船坚炮利，一面又害怕中图人民反抗英军的行动会变成反对清朝的起义。镇江失守前夕，耆英、伊里布向朝廷陈说局势危急，要求执行“羁縻”、“绥寇”的措施：“查瓜州在镇江对岸，为南北往来要区，该夷堵塞口门，占据江面，居心实不可问。且文报往来隔绝，粮饷转运维艰，凡商贩米货等物，均不能由瓜州镇江进口，情形万分支绌。倘镇扬两郡骤被逆锋蹂躏，旋即开帆，直抵金陵，则省城重地可危；其余沿江沿海地方，亦必闻风震悚，自相扰乱，将见外患未除，内讧又起。言念及此，忧心如焚。”[103]同时，牛鉴也上奏说：“当此人心震恐之余，苏、浙、淮、扬，亦有不支之势。由长江而至安庆府城，水程不过六七百里，安徽亦将有风鹤之警。且连日以来，盐枭处处蠢动，放火肆抢，虽经查拿数起，不能禁止。伏乞皇上睿谟乾断，迅赐保全之策，以绥疆土而拯民命。如逆船驶至金陵，并恳圣恩，准臣设法暂事羁縻。”[104]的确，人民力量的兴起，这是腐朽的统治者最为担心的事情。这时候，不仅从前的妥协派大唱投降论调，就是从前那些盲目的主战派也噤若寒蝉，“自时事中变，识时务者，不复言兵”[105]。在这种情势下，道光帝授权耆英、伊里布“慎持国体，俯顺夷情，俾兵萌军戢，沿海解严……不必虑有掣肘，以致中存畏忌，仍于事无益”，妥协派毕竟压倒了主战派，获得全胜。
1842年8月初，英国侵略军陈兵南京城下，南京的大官僚们乱成一堆，派人接洽投降。英国方面开列条件，要求全部接受，并佯作攻城之势，“诸帅已胆裂，即夜复书，一切唯命”[106]。和约没有经过会商形式而全部被接受下来。
五、《南京条约》的签订
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代表清朝政府签字的是耆英、伊里布，代表英国政府签字的是璞鼎查。
《南京条约》共13款，其中规定：中国永远割让香港给英国，由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从此以后，香港就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和商业基地，这就给英国进一步深入侵略中国以极大的方便。
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英人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这便使封建中国的门户完全洞开在外国侵略者的面前。
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 100万元给英国，其中600万元赔偿烟价，300万元赔偿商欠，1 200万元赔偿军费。由于巨额赔款的压榨，中国人民更陷入了贫困的境地中。
条约规定：英国进出口货物纳税，“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是协定关税的开端。靠着这种特权，英国商品可以大批运到中国来，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
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在各口岸可以自由和中国商人交易，不必通过“公行”。从此，英国侵略者可以越过“公行”制度的障碍，挑选和培养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买办商人。
总之，《南京条约》是屈辱的、痛心的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重枷锁。它开始剥夺中国的主权，它标志着外国侵略者打开中国市场的开始，标志着中国从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南京条约》对于英国在华特权仅作了一般的规定，至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具体规定了《南京条约》中的一些细则，其中规定船钞“每吨输银五钱”，货税中，茶叶每担纳税二两五钱，棉花每担纳税四钱，其他尚议定了133种进出口货物的税则，大多接近于值百抽五，此外内地通过税规定“照旧输纳，不得加增”。这种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特别是由于《南京条约》内“秉公议定”这个含混而毒辣的措辞，中国方面就不可能自己修订税率。本来关税是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关税税率起着调整进出口货物、保障本国工业品获得市场的作用，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有自己的关税政策，关税主权的丧失就像掘开了江河的堤防，外国商品的洪流必然泛滥全国，淹没中国资本主义的新生嫩芽，这一点正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极大的恨事。
《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除规定实施《南京条约》的具体细则外，又另加了许多重要的不平等条款。
第一，凡中国人民和英国侨民交涉词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的开始，从此，英国资产阶级不必遵守中国法令，也不受中国政府的约束，他们都能够爬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为所欲为。
第二，在《虎门条约》里规定：“英人携眷赴五港口居住，或租赁房屋，或租基地建屋一条。英人与家属所住房屋，准于何处租赁，何处建造，尤应各就地方民情，先行议定，彼此出于两愿，方可相安”。根据这个含混的规定，1845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上海地皮章程》，这就成为外国在华设置租界的开端。
第三，《虎门条约》规定：“西洋各国商人，如准其一体赴各口贸易，即与英人无异。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所谓的“最惠国条款”，根据这个条款，任何侵略者在中国获得特权，英国同样可以享受。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在欧美引起了极大的激动。美国、法国和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十分垂涎英国的既得利益，他们纷纷追踪而来，向中国进行勒索。
美国是英国在侵华活动中的主要帮凶。在中英战争期间，它给英国偷运商品。英国侵华胜利后，美国第一个跟踪到来，一面派舰队到中国海面示威，一面派专使顾盛（C﹒Cushing）到澳门，要求清政府订约，“其意在仿照英夷，并欲驾出其上”[107]。1844年7月3日，清政府在美国侵略者的恫吓之下签订了《望厦条约》。《望厦条约》共34款，除了没有赔款和割地外，包括了英国在华享受的一切特权，并且所规定特权的内容更加具体，范围更加扩大。如关税税率方面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率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领事裁判权适用的范围，从刑事推广到民事，适用地域也从五口推广到全国。
随后，法国也派遣专使剌萼尼（Lagrené）对中国进行讹诈。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除了获得和英、美同样的利益之外，又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的条款。根据这项条款，法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取消1723年（雍正元年）颁布的天主教禁令，清政府在威吓之下终于1844年12月宣布天主教弛禁。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紧随在大炮和商品的后面来到中国，利用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此外，许多小国也纷纷要求和清政府订约，清政府根据“一视同仁”的可耻原则，一概答应，先后订约的有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俄国等，他们都获得了英、美、法国所享的特权。
这些侵略者（主要是英、美、法）虽然也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但在当时，这种矛盾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他们在中国问题上，主要是希望打开中国门户，以便剥削中国人民，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
注释
[1]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二四。
[2][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五，《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
[4]《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一，《会奏夷人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
[5]《信及录》，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131页。
[6]《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一，《附呈谕夷原稿并夷禀二件》。
[7]《信及录》，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184页。
[8]《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三，《会奏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情形折》。
[9]林则徐致沈鼎甫函，见《鸦片战争》（二），570页。
[10]致姚春木、王冬寿书，见《鸦片战争》（二），568页。
[1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6页。
[12]王之春：《防海纪略》，卷上。
[13]1839年12月14日澳门新闻纸，见《鸦片战争》（二），412页。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6、9页。
[15]《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七，《会奏穿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折》。
[16]《清实录》，道光十九年五月戊戌。
[1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17页。
[18]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会奏朱批，见《鸦片战争》（二），119页。
[1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九，617页。
[20]同上书，卷八，36页。
[23]《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一，《烧毁匪船以断接济折》。
[24]同上书，卷二，《焚剿夷船擒获汉奸折》。
[25]《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二，《焚剿夷船擒获汉奸折》。
[26]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7]1840年3月7日澳门新闻纸，见《鸦片战争》（二），453页。
[28]《英国蓝皮书》，1839年9月30日曼彻斯特商人致巴麦尊子爵，见《鸦片战争》（二），634页。
[29]《英国蓝皮书》，1839年10月21日安德晋·安德森致拉本特函，见《鸦片战争》（二），661页。
[30]《资本论》，第1卷，949页。
[31]《鸦片罪过论》，见《鸦片战争》（六），554页。
[32]丁名楠：《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
[33]转引自《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第2卷，261页。
[3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7页。
[35]同上书，道光朝，卷一四，34页。
[36]同上书，道光朝，卷一四，31页。
[37]同上书，道光朝，卷一三，37页。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六，3页。
[39]同上书，道光朝，卷一三，4页。
[40]同上书，道光朝，卷一六，21页。
[41]《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二章，“赴白河口之行”。
[4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四，39页。
[43]同上书，道光朝，卷一四，37页。
[44]《夷寇杂录》，卷三，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290页。
[4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五，14页。
[46]《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二章，“赴白河口之行”。
[5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八，26页。
[51]《左文襄公书牍》，卷一，《与贺庶农书》。
[5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8、23页。
[53]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载《清华学报》，六卷三期。
[5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23页。
[5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二，12～16页。
[56]同上书，道光朝，卷一八，16页。
[57]《夷艘入寇记》，见《鸦片战争》（六），114页。
[58]《夷氛闻记》，卷二。
[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七，33～34页。
[60]《入寇志》，《广东商民呈诉冤词》。
[63]佚名：《粤东纪事》。
[6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〇，3页。
[65]同上书，道光朝，卷二九，13页。
[66]《夷氛闻记》，卷三。
[67]《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三章，“攻陷广州”。
[69]林福祥：《平海心筹》，卷下。
[72]林福祥：《平海心筹》，卷下。
[73]王廷兰致曾望颜函。
[74]《夷氛闻记》，卷三。
[7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五，14页。
[76]范锴：《花笑庼杂笔》，卷六。
[77]《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五章，“厦门和舟山的陷落”。
[78]《夷氛闻记》，卷四。
[79][80]《英军在华作战记》，第六章，“镇海和宁波的陷落”。
[81]《溃痈流毒》，定海难衿金士奎等公牍。
[8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四，19页。
[87]同上书，道光朝，卷四三，27页。
[89]刑部惩办抗英运动领导者钱江何大庚折。
[90]《英军在华作战记》，第四章，“宁波与舟山”。
[9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四，31～32页。
[92]同上书，道光朝，卷四九，2页。
[93]同上书，道光朝，卷四七，39页。
[94]同上书，道光朝，卷四九，1页。
[95]袁陶愚：《壬寅闻见纪略》。
[9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〇，28页。
[101]朱士云：《草间日记》。
[102]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侵略》，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67页。
[10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五，23页。
[104]同上书，道光朝，卷五五，26页。
[105]徐继畬致林树梅书。
[106]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下。
[10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一，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