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天朝田亩制度》及太平天国前期的各项制度、政策
一、《天朝田亩制度》及其评价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于南京，改名为天京，“开立军伍，整立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1]。在所建立的革命法制中间，《天朝田亩制度》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文件系统地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关系的根本任务，阐明了达到这个任务的途径，描绘了农民千年理想中的太平乐园。
《天朝田亩制度》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法令，是关于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法令，是关于全体人民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的方针、原则的法令，其中规定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和具体办法，规定了社会的各种组织制度，规定了人民活动的各项准则。从其内容来看，它是指导人们从事生产和进行斗争的纲领，它是太平天国的根本大法。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一切土地和财富都属于上帝所有，所谓“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这个废除私有制思想的提出，就根本否定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因为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这个原则，一切土地财富的所有权都是上帝的，那么地主阶级当然就不应该拥有土地财产，而上帝对每个人又是平等对待的，因此每个农民就可以从上帝手里取得一份土地，在上帝的公正支配之下，每个人的生活权利和劳动权利就能得到保障。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就是在这样的宗教外衣的掩盖之下，做出了非常现实的结论，并且由此更进一步幻想出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丽的社会图景。
至于具体的分田办法，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把天下土地按产量分为九等，年产1 200斤者为上上田，其下年产每低100斤则递低一等，年产400斤者为下下田。“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好丑各一半……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这是按劳动力多少的原则来分配土地的。
《天朝田亩制度》又规定每家必须种桑织布，从事纺织业；每家必须养鸡蓄猪，从事副业；又根据公有制原则，收获不准私有。所谓“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两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至于每家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
以上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的分配、使用以及社会生产和消费方面的规定，这是按照朴素的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原则来规定的。
在平分土地和公有生产物的基础上，《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了以家作为基本细胞的社会组织，即所谓守土乡官制。其制以25家作为一个单位，设一两司马，4两司马设一卒长，5卒长设一旅帅，5旅帅设一师帅，5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有13 156家，军帅以下的称乡官，军帅以上又有监军（相当于清朝的知县）、总制（相当于清朝的知府），称守土官。这种制度的特点有以下四点：
第一，守土乡官的制度是由太平天国的军事制度推衍而来，所以两者的系统和名称是一样的，创立者原来的意图可能是要使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统一起来，所以规定“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但是太平天国始终处在作战期间，除了某些地区仿照团练办法由守土乡官组织了一些地方武装外，“寓兵于农”的理想并没有能够实现。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仅仅保留了名称的统一，实际上却是两个系统，而且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军事系统的重要性常高出于行政系统之上。所以张德坚说守土乡官“皆如军制。惟军中师帅所率二千五百人，守土师帅则二千五百家。下至两司马皆同。所辖人多以倍数，而职不如军中之尊，军中卒长则得治乡官军帅”[2]。
第二，太平天国所规定的社会组织，不仅企图使军事、行政统一起来，而且还企图使每个社会基层组织改造为自成体系的经济单位。其基层组织是25家，由两司马管理。凡25家有一国库，每家收入除口粮外全归国库，额外用途由国库开支，而且25家中还规定“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照这个规定，25家就成为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强固结合的农村公社组织。这种组织实际上是当时残存的古代公社制度的摹写，是农民、手工业者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社会制度，而太平天国的政权也就企图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
第三，天朝田亩制度不但提出了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而且赋予这个组织以各种社会权能。两司马不仅是公社内部生产的组织者、财产的管理者、军事的领导者，而且又是教育、司法、宗教上的权威。《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25家除设一国库外，还设一礼拜堂，“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这是教育制度和宗教仪式。当公社内部发生争讼，亦必先由两司马“听其曲直”，若两司马不能解决争讼，再一层一层向上。两司马还掌握刑赏的权力，“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民或违条命及惰农者则为恶为顽，或诛或罚”。此外，两司马每年应保举人才；公社内部婚丧喜庆之事一概废除封建的繁缛礼节，而由两司马主持祭告上帝。所以这25家就成为一个把土地、民政、军事、财政、宗教、教育、礼仪、司法、选举等各项社会权能统一起来了的基层组织，两司马则是这个基层组织的领袖，是各项权能的体现者和执行者。
第四，两司马及两司马以上的守土乡官虽然权力很大，但太平天国却规定着严密的保举升贬制度，以杜绝坏分子的弄权作恶。《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凡天下诸官三岁一升贬，以示天朝之公”，“监军以下官，俱是在上保升奏贬在下，惟钦命总制一官，天王准其所统各监军保升奏贬钦命总制。天朝内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诸官，天王亦准其尚下互相保升奏贬，以剔尚下相蒙之弊。至内外诸官若有大功大勋及大奸不法等事，天王准其尚下不时保升奏贬，不必拘升贬之年”。事实上，有许多地方的乡官，并非由保举产生，而是由公举产生的。如清廷统治者所说，太平军攻克某地“先必大彰伪谕，声以兵威，令各州县并造户册，即于乡里公举军帅、旅帅等，议定书册并各户籍敛费，呈于伪国宗检点，申送江宁”[3]。这种保举，公举和上下互相保升奏贬的具有朴素民主主义的制度不仅可以防止某些坏分子滥用权力的偏向，而且在和封建统治阶级上下欺蒙、等级森严的制度相互对比之下，更显示出农民和劳苦大众酷爱民主、平等的本质。
以上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所想象的理想社会的图案。我们对它应作如何评价呢？
首先应该肯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天朝田亩制度》是起着极其伟大的革命作用的。它曾经激发、鼓励农民和贫苦人民为争取自己劳动和生存的权利而奋勇斗争。几千年以来，亿万贫苦农民为争取这种权利曾经挥洒了无数的鲜血。《天朝田亩制度》的提出，标志着农民和贫苦大众的长期愿望经过千锤百炼而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变成了一个系统的、明确的、有力的纲领。这个纲领的个别方面在以往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虽然也曾经提出过，例如“均贫富”、“平贵贱”的口号，但从来没有像《天朝田亩制度》对具体措施规划得那样细致周密、对封建制度抨击得那样勇敢猛烈、对未来社会描绘得那样美丽动人！很显然，太平天国提出了这样系统的纲领，使得农民和贫苦人民的斗争目标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使得群众对将来抱着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信心，从而就大大增加了革命的战斗力量。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在动员和鼓舞群众去冲击封建势力方面，起着极为巨大的作用。
《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具有政治动员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在经济上的实际革命作用。当一百多年前，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逐步解体的时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虽然还没有成熟、发展，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已经散见于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中，当时阻碍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羁绊是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清朝统治者。封建制度把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压在最底层，把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剥夺到最低限度，把他们分散束缚在小块土地上和小型作坊中，使他们的技术水平和操作方法长期停滞不前，使整个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从而又影响到分工、交换的发展。当时历史所提出的任务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而《天朝田亩制度》正好是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面旗帜、一支号角，它号召和领导着农民群众起来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一切私有财产。假使全体劳动人民按着这个纲领的精神行动起来，获得了土地和财富，那么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将能大大改善，他们在耕作时将能投入巨大得多的资金，他们的技术水平和操作方法也将摆脱地主老爷们的阻碍干扰而有所改进，他们从事生产的兴趣也将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势必会出现蒸蒸日上的气象，这样将会促进社会迅速发展而给正在成长中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开辟一条宽广的发展道路。所以列宁说：“平等思想一般是反对旧专制制度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斗争中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阶级所持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表现着反封建反农奴制不平等关系的斗争。‘平均’地产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表现着一千万户农民的要求”[4]，“当人们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这样来理解，即认为所谓‘不会有任何结果’，唯一是对社会主义的任务而言，然而实行这种分配办法的企图，甚至单是主张这种分配的思想，都能产生出很多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5]。列宁的这些话是我们在评价《天朝田亩制度》时的极其重要的启示。
当然，《天朝田亩制度》也有其空想的落后的一面。这个纲领超越了历史客观过程的要求，超过了反封建的任务，企图废除一切私有财产，把整个社会经济改造成为清一色的小农经济，恢复起财产公有的农村公社组织。这样，也就是说，要以古老的、应该抛弃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正在成长的新生产关系，要把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强行圈制在几千年来顽固地残留下来的公社制度的框子里。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社会上不能有任何性质的私有财产，不能有分工的发展，也不能有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天真地认为：消灭了这一切也就是消灭了贫困、不均和一切痛苦的根源。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所企求的没有贫富不均的太平乐园恰恰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工、交换的发展以后才能够建立起来。他们企图用政治手段来达到目的，用脆弱的主观愿望来和铁的历史规律硬碰，这种愿望纵然是美好的，但仍不能不陷于空想。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平分土地以后，绝不能连带地把私有财产消灭掉，绝不能永恒地把每个农民的小生产地位保持下去。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将会惊讶地看到，在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执行之后，绝不是什么太平乐园的出现，而恰恰是更悬殊的贫富不均和更剧烈的财产兼并。正像马克思在批判克列格对于美国平分土地运动所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时所说：“你所梦想用这种运动达到的目的是不会达到的，——结果不会是博爱，而会是小资产阶级的孤独性；不会是农民份地不可割让，而会是土地卷入商业周转范围；不会是投机强盗受到打击，而会是资本主义发展基础扩大起来。但你所妄想避免的那种资本主义祸害在历史上是一种福利，因为它能异常加速社会发展，而使新的更高的共产主义运动形式实现的时机接近多倍。”[6]
《天朝田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纲领，它包含着革命的、合理的实质，但是这种革命的、合理的实质却披上了一件空想的、非现实的外衣。《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公有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为公有制度和绝对平均是冲击当时封建私有制的最有力的投枪，是农民、手工业者所可能想象到的保证美好生活的最有效的铁盾；《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公有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又是空想的和荒诞的，因为建立这种理想社会的经济条件还远不具备。当时历史发展所要求建立的社会制度和他们所梦想的正相反对，这是一个矛盾，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应该从太平天国的阶级基础上来寻找。太平天国革命是以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为骨干的革命，他们一方面是劳动者和被压迫者，他们迫切要求消灭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消灭人压迫人的现象，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可以提出一个具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反封建纲领；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分散的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他们不可能利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行动，他们最高度的智慧和最丰富的想象也不过是复写一下原始共产社会中农村公社的蓝本。正如恩格斯所说：“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既然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那就不得不从头脑中来发明，来创造这种方法”，“它们愈是制定得详尽细密，就愈是堕入纯粹幻想的境域”[7]。
因此，《天朝田亩制度》所包含的进步方面和落后方面的矛盾，正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正像毛主席所说：“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8]。
《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全部条文并没有实行，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部实行。因为条文中的许多具体规定，包含着与当时历史要求相违反的许多因素。当时历史的要求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可是条文中却要求消灭任何形式的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建立原始共产主义式的农村公社，这和当时的历史要求不相符合。大家知道，真正的公有制是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只有大工业的发展才能消灭阶级压迫和贫富不均。超越历史条件的许可范围而把建立公有制度列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这只是表明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在受尽长期沉重的压迫之后对人剥削人制度的深恶痛绝态度，这只是显露了他们对于未来人类发展的一个天才的预期，实际上这个纲领从整个来说是缺乏现实意义的。除了一无所有的手工业者和最贫苦的雇农、贫农之外，其他社会各阶层并不欢迎这个纲领的全部规定。太平天国初期在占领一地、设置乡官之后，就出告示：“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这个告示是和《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吻合的。张德坚从反对革命的立场评价这个告示：“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9]。这里所说的“乡民”不仅包括地主阶级，而且也必然包括富裕农民和掌握较少土地财产的中下层农民在内。中下层农民作为被压迫者而言是具有反封建要求的，因而可以参加和支持革命斗争，所以张德坚说他们是“被惑乡民”；但是他们目光短浅，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地种植在头脑中，要求他们把虽然为数很少却是现实的已经在自己手中的土地财产交出来以换取在他们看来是遥远的、荒诞的、不可靠的幸福未来，那将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些人是不会跟随革命中最急进的萌芽无产阶级分子和最贫苦的农民去执行这个纲领的全部内容的。因此这个在头脑里被创造出来的系统纲领通过当时实际的阶级关系的三棱镜而产生了折光。那些适合于当时历史要求的因素在各种具体条件下实现了或被发展了，那些不适合于当时历史要求的因素被抛弃了或被修改了。正像恩格斯在评价德国农民战争中的社会主义空想时所说：“这种不仅超越现在而且超越未来的境界，必定成为狂暴的空想。在第一次实际应用时，它自然要退到为当时情形所许可的狭隘范围内。”[10]
二、太平天国前期的各项制度、政策
现在我们要进而考察《天朝田亩制度》通过现实的棱镜后究竟反射出什么折光，以及为什么反射出这些折光的问题，也就是要考察太平天国在实际斗争中所执行的制度、政策，其中包括圣库制度、土地政策、乡官制度、工商业政策、赋税政策等等。
1．土地分配情况
平分土地、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这是《天朝田亩制度》的主要精神所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平分土地的具体措施虽然没有实现，但是这次革命的使命既然是反对封建制度，因此在革命烽火所及的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给封建土地制度以一定的打击。
为什么说平分土地的措施没有实行呢？这不仅是由于汗牛充栋的太平天国史籍中从未提到过在某地实行平分土地的事情，而且事实上，军务倥偬之中也难以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琐屑条文把全部土地重新分配一次。
但是农民们却受到革命的赐益，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他们自发地起来反对封建土地制度，不向地主交纳地租。如汪士铎所记离天京三十里的陈墟桥蔡村情况：
又如清朝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在1858年自述自己在芜湖的两千多亩田产，自1853年后“籽粒无收”[12]。甚至在《天朝田亩制度》发布以前，太平军刚刚在金田起义，路经象州之后，“民失田契、官失粮册，讼狱繁兴”，统治阶级只得马马虎虎地“命民呈田数粮数总算符旧额而止”[13]。不管是农民的抗拒不交地租也好，还是地主因恐惧逃避而不收地租也好，或是田契毁失、地主丧失收租的法律证件也好，这都是在不同的形式上对封建土地占有制的打击。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在许多地区对封建土地制度有所破坏，可惜还破坏得不够彻底。许多地区仍存在着地主阶级，据《贼情汇纂》载，太平军甚至“胁田亩多者充伪官，而以贫户充伍卒”[14]，在后期江浙地区的记载中，太平军在某些场合还允许地主收租（关于后期的土地情况在第五章中还要谈到）。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太平军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没有将整个封建土地制度彻底打乱呢？这是因为农民手工业者单靠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是不能够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这正如在政治上不能单独地战胜地主阶级一样。因为他们在打乱封建土地关系之后，不可能建立起新的土地关系，当时既没有条件在农村中树立资本主义关系，也没有可能建立像《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空想的公社组织。所以，农民们虽然在抗租的形式下否定了封建土地关系，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或者是当地主阶级的政权复辟，旧日的土地关系仍会随之而恢复；或者是当该地秩序稳定、经济恢复，在被打乱了的土地关系的废墟上从新生长起新的地主吸血虫。甚至有些地方，太平天国政权刚刚树立不久，还允许地主存在和收租。在革命的影响下，许多地方虽然出现了“田归耕者”的现象，但是小农单独地占有小块土地的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不独立的不稳定的经济形式，它只有在进步到资本主义的大农场时才能够彻底与封建制度绝缘，否则就不能不陷入封建关系的网络而被吞噬。
太平天国在某些地区禁止地主收租，在另一些地区又允许地主收租，这种矛盾现象是不足为怪的，这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矛盾。一方面历史的发展要求打击封建土地制度，以便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些有利条件；但另一方面历史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以资本主义来代替封建主义的时候。因此太平天国在土地制度方面所可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破坏一些，打乱一些；保留一些，恢复一些。
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所面临的一个最尖锐复杂的问题就是：太平天国这样一个革命政权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因为在跟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时，农民和手工业者建立了一个与封建上层建筑相对抗的政权，这个政权由于严格的宗教约束，由于群众高涨的革命情绪以及其他种种因素而相当长期地存在着，但问题是：这个政权怎样才能继续巩固下去？怎样才能更长期地支持下去？这个棘手的问题被提出来，就使太平军不能不倒退到被当时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即：打乱了封建关系，但随即在不同的形式下把它重建起来；或者保留旧关系而只作某些改革。所以有的地方禁止地主收租，有的地方又允许地主收租。
一个与土地政策密切相关而所碰到的困难也大体相似的例子就是田赋问题。太平天国要养活那么多的军队，军需给养从哪里来？假使《天朝田亩制度》已经完全实行，每个农户生产所得尽归国库，那么问题当然可以轻易地解决了。但是当前的情况不是这样，靠谁去征收田赋？向谁去征收田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太平天国征收田赋仍旧沿袭清朝的制度，如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在“征办米粮以裕国课”的本章中所说：“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15]土地既然没有重新分配，田赋的征收对象和办法也就不可能完全改变，太平军只能“搜查从前征册，索取钱漕”[16]，主要从地主手中取得钱粮。当然，要求地主交纳钱粮，在开始总会带着强迫的性质，不管地主收到地租没有，钱粮总是要征收的。但是，强迫手段不可能长期满足需要，太平军既然要地主交粮，便不能不对地主让步，允许地主收租，这样就出现了太平军允许地主收租甚至保护地主收租的记载，这种记载在1861年以后特别多，我们将在第五章第一节中叙述这种情况。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太平天国企图改变整个社会关系的土地纲领，在实际斗争中不能不一步一步地倒退，最后不能不倒退到太平天国英雄们所反对的立场上去，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不能仅仅归结到某些领导人的动摇变节上去。
2．圣库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另一个主要精神是“人无私财”的公有制，这个原则在整个社会上虽然没有实行，但在革命队伍和某些城市内却是雷厉风行地执行过的，而且对革命的发展曾经起过推动的作用。
前面已经说过：广西某些天地会组织一向就有“米饭主”制度，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衣食都由“米饭主”供给，但群众所得财物，必须全部交给“米饭主”，这种制度深得缺衣乏食的贫苦人民的拥护。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就是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制度，所以早在金田起义的时候，已有“同家吃饭”等记载，在永安、长沙等地，洪秀全一再通令全军，禁藏私财。到达天京以后，在天京城内实行公产制度，设立典圣库、典圣粮、典买办、典油盐等职官供给全军的生活需要。规定每25人每7天给米200斤，油盐各7斤，官兵之间只有吃肉多少之分，其他一律平等，很像《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情况。1853年冬英国教土麦赫斯（W﹒H﹒Medhurst）曾记录一段他对于一个太平军士的访问：
太平天国在军事期间实行这种圣库制度，保证了参加革命的每个成员的生活需要，使他们免受饥寒的威胁，而且由于禁止私藏财物，消除了革命阵营内部的贫富贵贱之分，杜绝了贪污、盗窃、劫掠等不法行为，使革命队伍加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斗力，也使大批财富集中在圣库，有可能使大量财富应用于最迫切需要的地方。所以，这是有利于调动一切人力、物力为革命服务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
3．工商业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工商业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改变很大。工业方面，《天朝田亩制度》本来是把农业和手工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手工业只是作为农闲时的副业，而没有独立地位，这种政策和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情况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它和土地政策一样，不可能在社会上普遍推行。但是太平天国根据公有制原则和军事期间的需要，曾经在某些城市内集中管理各行手工业，如天京所设的诸匠营与百工衙就是公营的手工业生产组织，诸匠营共有七种，即：木营（建筑、木器）、土营（战时挖掘地道、平时为建筑工人）、织营（织绸缎）、金匠营（制造金银器饰）、金靴营（制鞋）、镌刻营（刻书籍和印章）、绣锦营（画工）。百工衙就更多了，有制造武器的典炮衙、铅码衙、典硝衙、典铁衙、弓箭衙、战船衙、旗帜衙等，有生产食品的豆腐衙、天茶衙、浆人衙等，有制造服装的缝衣衙、国帽衙、典妆衙等，此外，还有油漆衙、整舆衙、典竹衙、典石衙、钟表衙、风琴衙、铸钱衙、结彩衙等等。诸匠营组织都派指挥领导，百工衙则或派指挥、或派总制、或派监军领导。这种在军事期间的公营手工业组织和一般的手工工场是不同的，因为它只是为供应需要而生产，生产出来的货物直接分配到消费者手里，并不经过商业的媒介，因之也并不仔细核算成本和赚取利润，手工业工人吃饱穿暖之外也并不领取工资。但是这种集中管理的公有制手工业生产在满足革命的各种紧急需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清廷方面这样评论这种制度：“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各贮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18]。
商业方面，《天朝田亩制度》中本来没有商业的地位。刚进天京之时，本着“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的原则废除商业，这种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结果是“所无者仍须添购，物又渐乏”，因此开始在各地设立一些公营商店。如天京“设肆于北门桥，转卖之各馆，人有愿为某业者禀佐天侯给照赴圣库领本，货利悉有限制。有杂货、玉玩、绸缎、布匹、米油、茶点、海味各店，其店皆有贼文凭，称天朝某店，不准私卖”[19]。这种公卖政策在供应革命需要和调节各地货物方面起过良好的作用，如《贼情汇纂》所载：
到了后期，太平天国迫于形势而把市场开放，给商铺发给营业执照（称“商凭”），执行保护贸易的政策，商业方才呈现出繁荣的气象。
4．乡官制度
乡官制度是《天朝田亩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太平天国所控制的地区差不多都建立了乡官组织，由于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乡官也就没有完全承担所规定的各种社会职能，但是这种具有朴素民主主义色彩的基层政权组织，在支援革命战争、镇压反革命势力和维持地方秩序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太平天国的各种赋税大多由乡官征收，如《贼情汇纂》所说：“得操征调之柄，催科理刑，皆专责成”[22]，“偶需锹锄千柄，或苇席千张、或划船百只，伪文一下，咄嗟立办”[23]，乡官并管理着当地诉讼事件，打击土豪劣绅，“自师帅至两司马悉设公堂刑具”[24]。有些地方的乡官还率领乡兵，协助作战和侦察。清廷方面称乡官的职权“得发民为兵，所辖为伍卒，有冲锋、勇敢之名，家备戎装，人执军械，盖寓兵于农，令军帅兼文武之任也”[25]。又称：“乡民处处助贼打仗，似不致丧心如此，然有时贼为官军追剿，威胁乡民，使摇旗呐喊，以壮声势，又安能保其必无耶？”[26]“贼于所得之地，遍立乡官，每乡以数盗魁督领之，即役使乡官统下伪官伍卒，就其所习之业，如卖棉纱、布线、钱绳、茶叶之类，予以资本，遍撒多人，令其上下左右各探四五百里，限日期回报……无不竭尽心力”[27]。
从上述的记载来看，乡官虽然没有形成像《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那样各项社会职能的集中者，但它所起作用是不小的。清朝统治者说，在这种制度下“土著生计，丝粟难隐，裹胁逃民，并得稽察，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盖无谲于此者”[28]。而外国侵略分子则说：“其实太平天国算不了什么国家，他们只是占据了城市，而让乡村的人们自己管理自己”[29]。假使把其中诬蔑的语调抛开，我们就可以看到乡官制度的民主主义的实质和它在联系群众、维护革命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
在太平天国后期，随着革命势力的衰落，某些地区的乡官组织出现了变质蜕化现象，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加以论述。
太平天国所发布的各种文件里一再强调男女平等的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中也反映了这种精神。如在分配土地方面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在婚姻问题上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在最近发现的太平天国合挥（结婚证书）上只写明男女姓名、籍贯、年龄，完全废弃了封建的繁文缛节。太平天国还规定强奸妇女“斩首示众”，提倡“一夫一妇，理所宜然”[30]，禁止蓄娼、缠脚等等。
很显然，太平天国对待妇女的平等原则是从当时劳动人民中吸取来的，当时在贫苦人家中，妇女也是从事劳动的，她们的地位并不像在地主家庭中那样贬低到妾婢的地位。太平军接受并发扬了对妇女平等的优良传统，太平军中并有女官、女军以及开科考试妇女的事情，给妇女一定的政治地位。据清廷方面记载：“贼素有女军，曾伪王亲属，瑶壮丑类，生长洞穴，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官军或受其衄”[31]。外国方面记载：“此处（天京）与全国吾所曾游之其他城市大异之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而又绝不装模作样害怕外国人如其他中国妇女所常为者，亦不回避我们”[32]。
地主阶级对这种情形当然痛心疾首，他们攻击太平天国的政策是“灭绝人伦”，攻击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妇女是“凶悍泼辣”，但是，从这些攻击中，我们正可以了解到太平天国所推行的自由平等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措施。
6．太平天国前期的对外关系
《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没有规定外交政策，但在这里有必要把太平天国初期对外关系的实际状况略作说明。
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把19世纪5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简单介绍一下。英国一直保持着世界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称号，它由于优越的经济地位和很早向海外掠夺的历史原因，在世界各地保持着大块殖民地。法国在经济上无法和英国相比，但当时的执政者拿破仑第三却执行着疯狂的对外掠夺政策，以便转移国内各阶级的视线，保住自己刚刚窃夺来的皇冕。落后的沙皇俄国一直在监视着欧洲的革命运动，并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特别是觊觎着正趋崩解的土耳其帝国的“遗产”。沙皇政府首先想夺取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两个海峡，以便沟通黑海和地中海，控制东西方的交通水道。这个企图遭到以殖民地商业利益为命脉的英国政府和具有疯狂扩张野心的法国政府的反对。50年代初，争夺近东的斗争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首要事件。1853年爆发了沙俄和英法之间争夺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一直延续到1856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发展到南京，正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
当然，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每一次政治变动，从各方面来估计这种变动对自己的侵略利益将会带来什么影响。据英国香港总督文翰（Sir George Bonham）报告：“革命军进逼南京一举之最弊的一点，乃在其令上海大小商人发生恐慌，因而影响到我等之商业亦受损害。现时几至无生意可做，现金亦甚缺乏……此时接近上海各地已陷入于无可如何之混乱状态中，而其最后结果如何，亦极难预料，如期望商业繁盛，直是戛戛乎其难矣。”[33]当时恰好江苏的官僚买办两江总督杨文定、江苏巡抚许乃钊、上海道吴健彰无耻地请求外国干涉太平天国革命，于是有一些外国的冒险分子竭力主张“趁火打劫”。如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阿尔考向文翰献策：“法国为了宣传天主教，英国为了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商业投资以及九百万英镑的税收，应抓住这个时机，以无限制进出最僻远的禁区为条件，把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援救出来，从而大大扩张自己的活动领域”，“趁中国皇帝还能订条约时，应向他取得干涉的报酬，通过干涉，我坚信无限制进入内地和沿海一切口岸，在北京建立直接外交关系以及鸦片的合法化，都是当前可以获得的权益，并且满可以在今后两个月内，用正式条约获致之”[34]。呼应这种狂妄叫嚣的还有美国驻华专使马歇尔，他在1853年5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我十分准备利用目前的事变发展，为我国夺取利益。”[35]文翰接到这种冒险建议后匆匆忙忙从香港赶到上海，他自称：“吾等之干涉是否需要及是否正当，尤应决定，来沪目的，即在乎此。”[36]
当文翰到达上海，太平军神速攻克南京的消息传来了。这种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革命威力使外国侵略分子惊呆了，被侵略贪欲冲昏的头脑不能不稍稍清醒一下了。正当克里米亚战火弥漫之际，自己有没有力量来对付战斗力极强的太平军呢？据英国领事馆里一个长期搞情报工作的麦多士判断：“以事实而论，清帝在中国南半部之权力现已完全丧失，无可恢复矣。外国人如左袒满人而加以干涉，仅足以延长战争，益增扰乱以至无限期而已。”[37]在欲战不能、欲罢不舍的心理下，侵略者采取了暂作观望的策略，看看太平军的发展和内部情况，看看革命有无空隙可钻，看看是否能利用革命，是否能把革命引向有利于侵略的途径上去。这种心理在文翰当时给英政府的报告里透露得很清楚，他说：“有一件事情很明显，在叛军之中是具有相当的基督教知识的，如果有些聪明的传教士在叛军之中起影响作用，他们是可以改向好一方面的，而把他们坏的方面抑制住。将来他们成功，至少会允许我们在中国传教，同时当他们执政时，对于和他们宗教相同的国家，势必以善意对待，无疑的，他们那时将答应和我们通商。”[38]在这个文件里，把所谓“好的”和所谓“坏的”颠倒过来理解，文翰的用意就可以一目了然。因此侵略者一方面伪装“中立”，一方面就一个跟着一个地以考察为名去天京观望形势和进行活动。英国侵略头子文翰首先于1853 年4月底去天京，他自称此行之目的“乃在向各方明白解释英政府现时保守中立……或者此举可使革命军首领明白宣布彼等对于外国人之态度”[39]。接着12月间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 Bourboulon）也去天京，第二年5月美国公使麦克莲（Roberts M﹒Mciane）也去天京。文翰到达天京后立即给太平天国送了一个《南京条约》的译本，“使彼等各首领明了英政府与现时中国政府订有条约及该成约之详细条款以及英国之真正地位”[40]，其用意是要强使太平天国承认此项不平等条约，并向太平军威胁说：“敝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经商之权利。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41]。这些话透露了在中立伪装下侵略者狰狞丑恶的面目。法国公使除了重申条约要求外，还提出保护天主教的问题。美国也提出：“美国国民居留中国境内的都有庄严的条约的保证，但因内战发生，其生命与财产现在大受威胁，公使决心要求交战的双方尊重其中立权”[42]。
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们和外国侵略者还是第一次打交道，缺乏经验，特别是由于宗教形式的相同，因而产生了一种错觉，把那些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工具的外国侵略分子当成了朋友。虽然如此，但是太平军的骨头是硬的，他们既没有被甜言蜜语所诱惑，也没有被巨舰大炮所吓倒，他们本着“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之间，既无差别之处，焉有主从之分”[43]的原则，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44]。北王韦昌辉还告诫英国翻译官麦多士，“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45]，并且当文翰乘坐的何木斯号英国兵舰掩护清朝水师船只攻击镇江时，镇江的太平军不客气地用炮弹回敬了这些侵略者。所以当时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记载：“夷人去岁至省数次，与长毛贼意皆不合，夷人意思甚抗，贼又故作不惧之状。”[46]特别是太平天国坚决反对鸦片贸易，使侵略者最为头痛。太平天国境内，禁烟运动雷厉风行，“凡吹洋烟者斩首不留”[47]，当麦多士经过镇江时，驻守镇江的太平军大将罗大纲当面告诉他“不应再卖鸦片”[48]。所以外国鸦片贩子的生意很惨淡。例如大批贩卖鸦片的怡和洋行上海分行向香港总行所发的信件中，就表明了太平天国革命期间鸦片贸易的不振，如1853年8月6日信中说：“从上月起，风雨连绵，鸦片转运，时时受阻。上海对于鸦片的需要本来就不多，加以一般囤户急欲脱售，是以造成上等鸦片不断地跌价，即使减价到三百七十元一百斤，还卖不到现款。”1854年5月30日的信中说：“最近我们有一个非常呆滞的鸦片市场，卖货实属困难，上品烟土的价格已继续下降到三百三十元一百斤，目前似乎没有上涨的希望。”1855年1月的信中说：“最感遗憾的是：我得再向你们报告，鸦片市场仍然连续的不景气。”[49]
太平天国主张外交上的平等原则和坚持禁烟是革命农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表现，这和当时清政府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清朝官僚用尽一切卑污手段请求侵略者出来干涉革命，如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杨文定给上海道吴健彰的私函中说：“江宁贼船尚有数百只，闻其挑选各处美人数千人，搜抢各处银两数百万，均载船上，保护甚重，今被大军围攻，不能兼顾。若我之艇船再往攻击，彼必束手，而美女、银两可得也。惟贼船略多，我之艇船又恐无风，是必英国美国火轮兵船前来，乃能必胜。务望催令迅速前来，成此大功，获此厚利，时不可失，事不宜迟”[50]。后来杨文定在给英美两国领事的照会中又说：“希念两国通商合好已久，今商民被扰，贸易不通；且贼匪禁烟甚严，一遇我国吸烟之人，无不杀害，统希速发火轮师船来江剿击，望速施行……倘蒙允发火轮师船前来洗剿贼匪，必当奏明皇上，重加酬劳，而贵国借兵恤邻之声名，亦永传不朽矣”[51]。清朝官僚竟用美女、银两、鸦片来劝诱侵略者出兵干涉，可见其已堕落到何等地步！
尽管清朝官僚卑鄙龌龊，向外国侵略者做出了一副乞怜相，可是文翰等从天京归来，把太平天国清明的政治、昂扬的士气和清朝的腐朽无能作了对比以后，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的确，侵略者当时的地位已经是非常尴尬的了，克里米亚战争拖住了自己的全部武力，自己没有本领来扶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没有本领来镇压发展迅速、深得民心的革命运动，所以文翰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所可作为者，也只限于注意局势的发展。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唯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敏的政策。”[53]
当然，外国侵略者并不是改变了对太平天国的仇视态度，也不是永远放弃干涉革命的政策，他们只是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他们时刻没有停止对太平天国的恶意攻击，文翰从天京回上海后称太平天国“显得是一个比一向所想象的还要可怕的团体”[54]。美国专使麦克莲从天京回来，诬蔑太平天国“几乎完全由内地的无知识的、没有思想的群众所组成……他们的来源是内地的强盗群……他们是不值得文明世界之重视的”[55]。美国专使的随员在“华北先驱周报”撰文诽谤太平军说：“这些统治天下的自尊自大是跟想同外国通商的宗旨不符的。这是无知与骄傲的结果。其为订立条约的障碍可以断言，是故各条约国应速行纠正这一点。”[56]
由此可见，只要时机到来，外国的干涉必然会发生。果然，在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侵略军就开始了行动，特别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迫使清朝政府屈服之后，外国侵略者便对革命进行了大规模的干涉活动。
注释
[1]《李秀成自述》。
[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
[3]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
[4][5]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28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6]转引自列宁：《马克思论美国“土地平分运动”》，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7]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121～122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
[8]《毛泽东选集》，第1卷，93页。
[9]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〇。
[10]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31页。
[11]汪士铎：《乙丙日记》，咸丰三年十一月条。
[12]《徽郡御寇案牍》。
[13]缪荃荪辑：《续碑传集》，卷九七，《郑献甫传》。
[14]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〇。
[15]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
[16]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17]《华北先驱周报》，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
[18]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
[19]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22][24][25][28]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
[27]同上书，卷五。
[29]戈登：《苏州杀降的经过》，见《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3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韦昌辉、石达开告示。
[31]同上书，卷三。
[32]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
[33]1853年3月28日文翰致罗塞尔报告书，转引自曹墅居译：《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本段史料很多据此转引。
[34]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对华政策》，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本段史料很多据此转引。
[35]美国众院档案第一二三号，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114页。
[36]1853年3月28日文翰致罗塞尔报告书。
[37]1853年3月25日麦多士致阿尔考领事报告书。
[38]1853年蓝皮书《中国的内战》。
[39]1853年4月22日文翰致克拉兰登伯爵书。
[40]1853年5月11日文翰致克拉兰登伯爵书。
[41]1853年4月28日文翰致革命军首领书。
[42]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
[45]麦多士与革命军领袖叙话记实。
[46]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4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
[48]麦多士与革命军领袖叙话记实。
[49]《太平天国时代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见《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50]杨文定函，见北京大学编：《太平天国史料》。
[51]《向荣奏稿》，卷二，《夷人火轮驶过镇江并未炮击贼匪意殊叵测片》，附杨文定借英轮船助攻照会。
[52]1853年8月4日文翰致克拉兰登书。
[53]1853年8月4日文翰致克拉兰登书。
[54]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55]美国参议院档案，1858—1859，51页。
[56]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卷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