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酝酿
一、鸦片战争后反封建斗争的高涨
早在19世纪初，已经爆发了以白莲教起义为主流的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清政府依靠地方地主武装的协助，勉强把起义镇压了下去，但是由于剧烈的土地兼并和贫富的日益悬殊，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和，全国各地充斥着秘密结社的活动。鸦片战争前夕，黄爵滋说：“以臣所闻，直隶、山东、山西之教匪，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啯匪，江北之盐枭，江西、福建之担匪、刀匪，及随地所有不着名色之棍匪、窃匪，地方官虑其生事，未尝不查察，而终莫能使之改革”[1]；据李桓说：“江苏地方，沿江滨海，水陆交冲，五方杂处，匪徒最易托足。如上海之闽广游民，苏松常镇之土匪棚民，淮扬徐海之捻匪盐枭，与跟随漕船之水手青皮，以船为家之渔户流丐，防范稍疏，每虞滋事。”[2]看来是很明显的，革命的农民正在酝酿积蓄力量，如处积薪之上的紧张的阶级关系必将有爆发的一天，统治阶级是没有办法来消弭这一场“大灾”的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已经十分紧张的阶级矛盾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这首先是战后所订的屈辱条约使国内经济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变，某些行业的手工业工人因外货竞争而破产，参加到了已经很庞大的游民失业者的队伍。1834年英国商品输入中国总值不过842 852英镑（鸦片与现银不在内），广州的织工已经感到“棉纱输入的增加，剥夺了其妻子们靠棉纺纱所得的利益”。战后英国棉纱的输入增加很多，当然威胁更大。再像五口通商之后，运输线路改变这样一件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就引起了数十万搬运工人生计困难的复杂问题，“闻传说福建省之武夷，向有黑茶，由挑夫运来广，数十万之夫借此挑工，养活妻儿云云。今闻众夫喧哗，声言茶必由旧道运至粤东，百余年来，乃祖乃孙相承，世业挑工，今一旦少去，我们何以为生？倘黑茶仍由旧道则可，或新路别去，少了我们脚运营生，断然闹事云云”[3]。再加上水利失修，黄河屡决，1841年河决祥符，洪水淹没开封城，1842年河水再决于桃源，1843年又于中牟决口，这几次决口所造成的灾害极为严重，河南、安徽、山东边界的土地多被淹没，人民死亡以百万计，清政府用帑1 190万两，历时两年，才勉强堵住了决口。特别是长江下游在1849年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水灾。据统计自1846年至1850年的五年之间，黄河流域的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六省因遭水、旱、虫、雹、风、霜、沙、潮等侵袭而受灾的共有500多个州县，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因遭水、旱、风等侵袭而受灾的共有600多个州县。武昌“城不没者止一版，城内水深至檐，外出皆须乘船”[4]，汉口“各行店尽成水府”[5]。此外由于运河梗塞，水手失业，社会上的饥民、游民队伍大量增加。这一危机清朝政府也是知道的，1849年吴文镕奏说：浙帮船所雇纤夫水手“通计不下数万人……此等无业游民，本非安分之徒，明岁停运船只既多，诚恐其回至灾区，路经江南一带，借端滋事”，清政府的处理办法是命令各省督抚把游帮短纤人等“概行遣令回籍，不准一名过淮，倘敢抗违不遵，立即严拿惩办”[6]。这种高压手段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些饥民们根本是无家可归的，所谓“遣令回籍”不啻是被驱赶回去饿死，为了要活下去，人民就不能不起来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
鸦片战争又起了一个揭露清王朝武装力量腐朽的作用。战争时期，奕山和奕经率领的大军组织涣散，指挥失当，纪律腐败，兵器窳劣，一旦这个空具骨架的纸老虎被戳穿，人民斗争就像不可阻塞的洪流，汹涌而来。当时官僚中已经担心这一点，如广东臬司王廷兰给福建藩司曾望颜的信里说：“今日之兵如此则后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此则天下可知。提库中之国帑，惟有伤心，树城上之白旗，能无发指？我既承乏于此地，想在众人清议之中，然实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走之苦衷，袖手扪心，能无痛哭？……所患一蹶不振，从此为外夷所轻视，更恐无赖匪徒，渐生心于内地”[7]。王廷兰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且看看鸦片战争后阶级斗争的形势。
1842年初（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湖北崇阳钟人杰聚众数千人起义，攻占崇阳、通城两县城，杀死知县，立钟勤王名号，竖都督大元帅红旗，与清军相持一月多。
1843年初，云南腾越南甸土司彝族人刁承绪聚众千余人起义。7月，湖南武冈州曾如炷因阻止米谷运出境外，聚众起义，击毙武冈州知州，不久被清军所镇压。又本年内青海西宁一带，“番”民起义，战斗激烈。广东香山又有三合会高明远起义。
1844年，台湾嘉义县洪协、郭崇高等两千余人起义，与清军激战六次，失败。7月，湖南耒阳杨大鹏等千余人“抗不完粮”，并“持械攻城”，“拒伤官兵”。四川马边“彝匪”，出击清军。同年据曾望颜称，有人到广东香山各乡“诱人入会，始犹数十人于夜间结拜，后竟数百为群，公然白昼结拜，其结拜之处，凡有路口，俱有枪炮把守，以防官兵围拿……衙门兵差，皆其党羽，无知穷民，贪其小利，因被诬惑。即安分务农贸易良民，不堪其扰，实亦内有被胁从之后，仍常索诈……不特外府州县，勾结拜会者不可胜数，即省城白云山，近在咫尺，亦无时无匪拜会”[8]。
1845年，浙江奉化知县张济先擅增粮价，勒索人民，生员张名渊等不服，上控于知府李汝霖，李回护张济先，责打张名渊等，因而激成事变。10月间，云南永昌府清朝官吏挑拨汉回互斗，屠杀回民，杀戮城内回民8 000人，城外五十余个回民聚居的村庄，悉遭洗劫，激起回民的反抗。又广西藤县发生农民起义，领袖邓立奇称平地王，钟敏称高山王。又青海西宁一带战况激烈，清军屡败，统兵大员富呢扬阿、周悦胜、胡超等均受申斥。本年以来，起义四起，清廷屡次令四川、直隶、山东、河南查拿“教匪”、“捻匪”。上谕中说：“据称：广州府一带，土匪劫掠为生，结党聚会，数万余人，其著名积匪如香山、新会、顺德等处，姓名皆历历可数，上年查拿之卧龙、三合等会匪，搜捕未净，嗣复有新安、新宁各县匪徒在香山之港口及隆都乡引人入会，千百为群，肆行无忌，又香山下沙地面，近来匪类渐多，地方文武不肯实力查拿，以致农民不安耕作，又顺德、香山交界之处及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三水等处皆有盗贼巢穴，出没无常，抢劫多案，香山县城内外，自上年冬至今年春夏之交，报劫者不下数千案……并有香山司巡检鲁凤林被盗抢去，剃须勒赎……”[9]从广州一地的情况可以想见当时秘密结社的流行和起义斗争的普遍。
1846年，云南起义的回民与清军相持于猛庭一带，云贵总督贺长龄以“谬妄无能”被撤职。10月，江苏有昭文县金得顺的起义，湖南有新田王宗献起义。12月，广东有北流李二起义。本年，上谕称：山东省“峄县、兰山等处，盗劫频仍，并有掳人幼子、勒赎钱文之案，且该两县窝贼甚多，著名头目，纠合多人，扰害闾阎，与捕役声气相通，是以无从究办”[10]。
1847年，云南起义之回民在缅宁、云州一带抵抗清军。回民领袖丁灿庭、杜文秀等赴京控告滥杀回民之事。9月，喀什噶尔维吾尔族人民进攻英吉沙尔，清廷以布彦泰为平西将军，奕山为参赞大臣，调集大兵，出关镇压。10月，江西长宁谢嗣封起义，称平光王。据本年《澳门月报》称：“在上年度广州有一千二百名罪犯处斩，有数千名下狱。在初五日（指1847年阴历正月初五）省地方官吏开印后，又开始了处斩的工作。在中国人当中正在进行着种种活动，势必一年一年地继续扩大这恶潮和加速促成可怕的灾难。”[11]本年10月，在湖南、广西边境果然爆发了影响极大的雷再浩、李世得的起义。雷再浩是湖南新宁黄背峒的瑶民，与广西全州李世得传习斋教（或称青莲教、棒棒会），这种组织颇接近于天地会，招人入会时“先搭高台，以一头目为首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赍钱一百八十文，焚香饮血为誓”[12]。这个秘密组织被清政府发觉了，“雷再浩忧事泄党散……率其死党数百人反于黄背峒，设将军等伪号，抄掠近村”[13]，清朝的长宝道杨炳坤联合了以江忠源为首的当地地主武装，进攻起义军，战斗两个月，起义军失败。自雷再浩起义后，广西、湖南一带的起义军风起云涌，如1847年12月广西平乐一带范连德、张八等围攻府城，同时湖南道州李魔旺在湘桂边境与清军作战，湖南乾州苗民也因抗租起义。到1848年以后，除了云南回民，喀什噶尔维吾尔族人民，山东、安徽捻民，四川彝民继续着斗争以外，起义斗争大多发生在矛盾最集中的广西、湖南和广东一带，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雷再浩的继承者李沅发在湘桂边界的起义。
李沅发是雷再浩的旧部，雷再浩“为官军所获，余党溃散，复归李沅发”[14]。1849年发生饥荒，清朝官吏却借着平粜为名，大肆勒索，李沅发率领群众攻下新宁城，杀死县令，“时匪等只二百人，乃开库、放囚、据城，官兵一二千离城十里，止屯弗前”[15]，相持一个多月。到1849年底，因粮食垂尽，起义军突围入湘桂边界的高山丛林中，连续击败江忠济、刘长佑的地主武装，并击毙清参将玛隆珂，军威大振，“楚粤之交，所在响应”[16]，队伍发展到四五千人，“窜兴安。三十年春复由城步窜龙胜……入绥宁，由怀远窜广西融县、永宁、永福、阳朔、荔浦等处，入修仁瑶山”[17]。清政府调集了湘桂黔鄂四省反动军队，由湖广总督裕泰、湖南提督向荣指挥，采取了大包围的战略，“粤西各处要塞，悉驻重兵，沅发屡为所挫，其徒多亡去，仅存死党二百余人”[18]，最后只好折回新宁，据守金峰岭险隘。在强大反动势力的围攻下，转战十余州县、支持半年多的李沅发起义终于失败了。
应该指出，李沅发的起义军并不是在孤军作战，当时在广西、湖南一带响应李沅发的小股起义军几乎所在皆是，特别是广西的浔江沿岸，开堂立会、聚众起义的最多。假使把桂平的金田村作为一个地理中心来看，其北方以平乐为中心，形成广西起义军的第一个势力圈。这个地区是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军的活动地区，平乐堂会领袖罗三凤、何崧与邻近各县堂会联络，最早起来响应雷、李的起义，这个势力圈和湖南毗连，所以跟湖南一带的堂会关系最密切，许多领袖也是湖南人，例如后来著名的升平天国领袖朱洪英，是湖南公义堂的领袖，当时就在这一带活动。在金田村的东面，以梧州为中心，形成广西起义军的第二个势力圈。这里是广西最繁华的地区，有浔江和桂江两条大水道，又与广东毗连，所以这里最活跃的是从广东溯西江而上的所谓“艇匪”。如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艇匪罗亚丙劫大乌。三十年八月任文炳结艇匪二千余人掠平南，是时浔、梧二府，沿江劫杀，水道不通”[19]。又如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名声很大的陈亚贵也在这一带活动，并曾在1849年攻占修仁、荔浦县城。后来参加太平军的著名领袖罗大纲、女将苏三娘也是这个势力圈内堂会领袖，此外，曾与太平军发生很多关系的张钊、田芳也在这个地区活动。这地区很多起义军领袖都是广东人，50年代在广东佛山起义的陈开、李文茂的军队，后来转战进入这个地区，建立了大成国。在金田村的西面，以宾州为中心，形成广西起义军的第三个势力圈。其著名领袖如陶八，曾于1850年转战宾州、上林，围攻武缘县城和思恩府城。同年，黄晚率众5 000人攻克宾州，颜品瑶率众万人攻克隆安，颜八、李四攻克来宾，潘宝源攻克龙州，覃石养攻克迁江。还有，后来投降清朝成为太平军死敌的张国梁（本名张嘉祥）是这个地区最大的一股，也是当时清军追攻的最大目标。这个势力圈的特点是：所占面积很大，有壮、苗、瑶等兄弟民族参加，在初起时声势不及前两个势力圈浩大，但斗争潜力很雄厚，50年代末前两个势力圈被清军镇压下去，而这个地区的斗争一直坚持下去，直到60年代之末才最后失败。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广西到处蔓延着农民斗争的火焰，这些斗争都是由三合会（天地会的支派）发动领导的，其特点是零碎分散，以下列举两节清朝官方文书对当时广西形势的叙述，其一为：
另一段是贵州巡抚乔用迁在1851年初的奏折：
由此可见在金田村周围各种起义军队伍繁多、堂号复杂的情况。当时广西的革命形势已经走入了高潮，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组织正是在斗争走向高潮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在广西的各支起义军都是属于天地会系统，唯独太平军的拜上帝会是独树一帜的。天地会系统下的起义军，虽也有合作和联系，但彼此之间没有领导统属的关系，也没有经常的固定的联络，基本上是各立山堂、各自为战。陶成章说它“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律看待，多得与闻秘密之事，故党势最易扩张，其职员之升迁亦易，借是之故，起义者常连络不绝。然各山堂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故接应之者常寡”[22]。而且由于组织松懈，流传时间太久，地区太广，所以天地会原有的强烈反满意识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支派逐渐模糊起来，敌友的界线分不清楚，斗争不能持久，甚至有些支派和有些天地会员帮助清军镇压自己的同党，如张国梁在投降清军后曾攻灭天地会潘宝源于龙州，败潘大于思恩，杀颜品瑶于南宁，两年内遭他反扑的天地会起义军共有二十余股[23]，后来又充当攻打太平军的急先锋。其他的三合会党张钊、田芳、陶八也对清军时降时叛，缺乏坚定的立场。据太平天国《颁行诏书》初刊本内以杨秀清、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中称：“况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可见太平军初起时，曾有一部分三合会员与革命对抗。此外，三合会队伍的纪律有好有坏，紫荆山的一些老人说：“拜上帝天父是拜阿爸，拜三点是拜阿妈，大家总以为拜阿爸要比拜阿妈强一些”，又有人说：“拜三点会的人到处打家劫舍；拜上帝会的人，不抢人，不打劫，买卖公平，群众拥护他。”[24]广西的民谣说：“杀人放火大头羊，劫富济贫张嘉祥”，大头羊就是曾经和太平军合作后来又不满太平军纪律森严而叛降清军的张钊，张嘉祥也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但这首民谣则可以反映三合会队伍的参差不齐。由于三合会组织松弛、敌我界线不明确，以及纪律不严，所以广西虽然具备了十分有利的革命形势，但是声势浩大的三合会组织却不能够把领导革命的任务担当起来，在当时许多三合会队伍中很难产生一个核心力量把群众吸收到周围，把零散细小的斗争汇集为一支革命巨流。由于三合会本身的弱点，所以不管它历史多么悠久、发展多么广泛，它在中国近代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中只能起先驱和配合的作用。
至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呢？它是广西许多秘密结社中的一个，它的势力本来并不是很大的，当清朝政府从四面八方调兵到广西镇压各支起义队伍时，根本还没有注意到拜上帝会。1850年秋，地方官才以“金田小寇”上报朝廷。1851年清廷屡次追问“金田首逆姓名”，广西地方官还弄不清楚，有时说是韦正，有时又说是洪秀全。这虽然表明清朝官吏的糊涂透顶，但同时也由于清朝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在如何镇压支派繁多、声势浩大的三合会身上，根本没有力量也没有空闲来理会拜上帝会的活动。这样，太平军在许多起义军的掩护和支持之下成长发展起来了。但是拜上帝会和其他起义军不同，它是独立于天地会系统之外的一支崭新的队伍，它是没有沾染上像三合会那样某些陋习的一支生气勃勃的队伍，它是具有紧密的组织、优良的纪律、统一的宗教信仰、鲜明的斗争纲领的一支严整的队伍。正是这样一支被反动阶级称为“党坚交秘，其众聚而不散”的队伍才能够动员和团结群众，才能够发挥坚韧的战斗意志，才能够把革命推进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在中国以至世界的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灿烂的一页。
二、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初期革命活动
洪秀全，广东花县官禄人，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出生于一个中等农民的家庭。父镜扬在当地同族中很有威望，“公正才能、众村举为堡尊，兼理尝事，处办乡党，甚公无私”[25]。长兄仁发，次兄仁达，三姊辛英，秀全居第四，其幼妹为洪宣娇。秀全7岁入塾读书，至16岁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帮助父兄耕田，不久担任本村塾师。秀全从16岁起屡次赴广州应考秀才，都没有考上。
洪秀全的家庭出身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与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很有关系。一方面他是生长在农民家庭中的一个知识分子，自己也参加过农业劳动，对于封建压迫下的农民痛苦生活有切身体会，具备着农民阶级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他的家乡离广州仅90里，洪秀全又屡次去广州应考，当时广州是封建中国和资本主义外国接触的唯一港口，当地人民对世界形势和新事物的理解在全国来说是最高明的，洪秀全生长在此时此地，就不能不受到资本主义潮流的影响。特别是鸦片战争发生时，奕山率领的清朝大军一败涂地，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则坚决勇敢，这样，英国侵略军的残暴、清政府的腐败和人民英勇激昂的斗志，这一切都集中地在广州反映出来，广州成为内外矛盾集中的焦点，成为检验各种社会力量的演武场。当时洪秀全已经将近30岁，这一切对于聪慧刚强的洪秀全也不能不有所感触、有所启发。
1837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考时，遇见中国基督教徒梁发在当街传教，且赠给秀全一部《劝世良言》，这是由梁发自编的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梁发是英国伦敦宣教会教士马礼逊（Roberts Morri‐son）的助手，马礼逊早在1807年就来到广州和南洋一带传教，1815年曾在马六甲主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用中文出版，这是中文近代报纸的先驱。马礼逊和稍后来华的其他传教士（郭士立、裨治文、伯驾等）一样，其实际任务是给外国资产阶级提供中国情况，并向中国人民灌输有毒的思想，以麻痹中国人民，更便于侵略，梁发所编的《劝世良言》也不外乎是这一类的书籍。
洪秀全获得此书，最初并不重视，这次考试也名落孙山，怏怏而归，精神上受了极大的刺激，回家大病四十日，精神状态，类如癫狂，梦见自己上升天堂，会见天父。鸦片战争激起了他的反满和革命思想，此后他写了许多包含革命思想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说：“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他曾对洪仁玕说：“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26]1843年，秀全再应府试落第，在抑郁中偶读《劝世良言》，被天父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义中“平等”观念吸引住了，并且附会六年前病中的“奇梦”，因而革命的狂想进一步坚定起来，从此抛弃科举以救世的基督自命，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之弟，下降凡间，拯救世人，劝拜上帝，斩杀妖魔，并按照《劝世良言》的启示，自行洗礼，皈依上帝，创立了拜上帝会。
为什么一本为侵略者服务的宗教小册子，在洪秀全手里却变成了革命的触媒剂呢？洪秀全究竟从这本书里向西方学到了些什么？
首先，洪秀全利用了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利用了“独一尊神皇上帝”来反对传统的神仙圣佛；其次他又利用了基督教的“平等”思想来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大家知道，基督教本来是产生于奴隶制时代下层被压迫群众中间的宗教，在后来逐渐转变成上层阶级统治和欺骗人民的工具，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宣传具有绝对权威的唯一天父，是要被压迫者相信天父对现实世界安排的合理性，要他们迷信天父的恩赐而抛弃自己的斗争，资产阶级也宣扬人在上帝面前的虚伪“平等”，其目的是掩盖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蒙蔽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拿着表面的虚伪的“平等”来为真正的不平等作辩护，资产阶级教会所宣传的就是这种为本阶级服务的思想。但是洪秀全并没有这样来理解基督教，他站在革命农民的立场上接受了基督教的宗教外衣和某些思想材料，却把它向相反的方向推进，发展成为一个与原来基督教迥不相同的革命的宗教。其之所以存在着使基督教推转方向的可能性是由中国国内情况决定的，因为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封建帝国，在帝国内部有自己的传统宗教，而传统宗教中的一切权威，如玉皇大帝、如来佛、太上老君、阎罗王，加上孔子、关、岳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的，这些神仙圣佛教训人们要忍受痛苦、相信命运的安排、忠于封建帝王和封建家族、服从现存的秩序。这种传统宗教只能成为农民革命的绊脚石而不可能成为反封建的武器，要反对封建制度就必须反对那种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神仙圣佛，也就是必须创造出另一套不同于传统宗教的新的宗教教义。我们看白莲教就很清楚，它是被统治阶级称作“邪教”的，是和传统的宗教不相容的，但农民们有了这种“邪教”，恰恰就能发挥出反封建的巨大力量。所以，当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具备，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需要一种违反传统宗教的精神力量，使农民们得以摆脱精神奴役的地位，摆脱深厚的封建习惯势力的羁绊。当时，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恰恰可以提供这种精神力量。天父上帝不是封建中国的传统权威而是资本主义外国的传统权威，而当时的斗争锋芒主要是针对着封建统治而不是针对外国侵略。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完全允许借用“天父上帝”来反对国内的一切封建传统，真正的上帝既然只有一个，因此就可以断然宣布一切传统偶像都是妖魔。而且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等级森严，连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的虚伪的平等都是没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假使竟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而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或法律面前是和别人平等的，那简直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那会模糊阶级的意识，削弱为争取自己获得真正平等地位的斗争。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劳动人民接触到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那就会激发起他们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情绪。因此，“平等”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
可见，基督教传入中国，它本来是一种侵略的工具，但在当时社会条件和斗争形势的基础上，洪秀全把它改造成了一种革命的工具，洪秀全手里的上帝和外国侵略者的上帝虽然名称一样，但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拜上帝会虽然脱胎于基督教，但它在自己的社会条件下，变成了和基督教恰恰是相反的东西。正像恩格斯所说：“宗教一经发生后，总是保存着前代遗留下来的某种东西，因为一般说来在一切思想体系领域内，传统都是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种传统的东西中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一变化的人们之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来决定的。”[27]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后，最早的信徒只有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等寥寥几人，那时拜上帝会的教义还很简单，劝人拜上帝，不要信仰别的宗教，死后可登天堂，并规定了禁止奸淫、忤逆、偷窃赌博、游荡为恶等戒条。洪秀全等并因信仰虔诚而毁掉了书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这个举动引起本村封建势力的攻击，使洪秀全几乎不能在本村立足。1844年初，洪秀全和冯云山等就出外传教，遍游粤桂边界，抵达广西贵县赐谷村秀全表兄黄盛均家，在当地捣毁六窠神庙，并题诗斥妖[28]，这是洪秀全在广西向传统神权挑战的第一次激烈行动。是年秋，冯云山和洪秀全先后离开赐谷村，冯云山到了桂平县的紫荆山区，洪秀全回到了花县家乡，两人虽因交通阻隔，不通音信两年之久，但他们为着共同的革命事业而努力工作着，一个在紫荆山区艰苦地做着组织群众、缔造根据地的工作，一个在故乡埋头于进一步阐发宗教教义的工作。
冯云山以极大的坚忍力在紫荆山区为拜上帝会开辟地盘。最初一年，他完全靠做苦工生活，挑泥送炭，捡拾牛粪，或做短日帮工，在山区各处流动，深入到当地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去，宣传拜上帝会的教义。后来又当了农家的教师，传教活动更积极展开，经常在深夜翻山越岭到各村落宣教，两年间在冯云山周围团聚了三千个信徒，绝大部分是农民和烧炭工人，后来的著名领袖杨秀清、萧朝贵就是从这批贫苦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经过冯云山两年辛勤的耕耘，一粒革命的种子成长茁壮起来了，它在劳动人民的心中扎下了结实的根。
和冯云山在紫荆山区辛勤工作的同时，洪秀全在家乡紧张热烈地进行着宗教作品的创作。两年间先后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原道觉世训》、《改邪归正》等一系列作品，奠定了拜上帝会革命思想的基础。他在这些著作中反复宣传“开辟真神惟上帝”[29]的思想，他说：“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30]因此，天父皇上帝是人人应该尊拜的，也是人人可以尊拜的。他痛驳了独占天子称号和祭天特权的封建皇帝，也批判了为传统神权所束缚的一般人们，他说：“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何分西北，何分南东，一丝一缕荷上帝，一饮一食赖天公，分应朝朝而夕拜，理应颂德而歌功，人而舍此而他拜，拜尽万般总是空。”[31]根据这个民主和平等的原则，那么世界在上帝的安排之下应该是合理而平等的，所谓“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32]可是，现实世界却充满着不合理和不平等，这是为什么呢？据洪秀全说，那是因为阎罗妖兴妖作怪，人们“被魔鬼迷蒙灵心，颠颠倒倒，自惹蛇魔阎罗妖缠捉”[33]。洪秀全自称是天父之子、天兄之弟，奉命来世间斩捉阎罗妖，劝告大家赶快参加拜上帝会，他满怀信心地说：“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漓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陵夺斗杀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34]
洪秀全提出的这种教义，从表面上看来，不能不说是荒诞不经的幻想，但我们却不能轻视在这种宗教幻想掩盖下所包含的战斗民主主义的实质，以及它在动员农民群众时所发挥的伟大作用。一百多年以前的中国农民群众，其经济和政治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同样，在文化上是十分落后的，为着要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动员到斗争的最前列，就必须要用农民所能理解的语言阐明斗争的目标和后果，阐明为什么需要这场斗争以及为什么这场斗争必然会胜利，不阐明这些问题就不可能领导广大而分散的农民群众。形势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但当时还没有任何人可能科学地阐明农民斗争的问题，于是在形势的要求下，宗教就来填补了这个空缺，的确，在当时除了宗教以外农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思想武器。宗教告诉农民们：赐给他们雨水、阳光和其他一切的最高主宰——上帝——怜悯他们的痛苦遭遇，策动并支持着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于是斗争的正义性和胜利结果一下子都变得那样简单明了，农民群众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将勇气十足，信心百倍。正像恩格斯所说：“群众的感情唯一是由宗教‘食粮’来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就必须使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35]洪秀全提出的教义并不能当做一般的神话和幻想看，那是深刻地渗透着当前阶级斗争现实意义的战斗纲领。他把革命农民所追求的、所歌颂的抽象为一定要实现的上帝的意志，而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淫恶抽象为一定要被打倒的阎罗妖的罪行，在这里，神与妖的斗争直接反映了人与人的斗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想象是多么丰富，是非是多么分明，界线是多么清楚。这种在宗教伪装下的战斗民主主义的思想一经在农民群众中传布而成为农民的普遍信仰，那将发挥出反对封建制度的多么伟大的力量啊！
洋溢着革命热情的洪秀全这时还不知道自己手里的上帝和外国传教士手里的上帝已经不是一回事了。1847年，他还虔诚地拜访了居留在广州的美国牧师罗孝全（J﹒J﹒Roberts），要求受洗礼，罗孝全对洪秀全的思想大为怀疑，“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彼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36]，拒绝给洪受洗。事实上，革命者的教义当然是罗孝全不能理解也不会理解的，同样，侵略者的《圣经》洪秀全也是不能理解不会理解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啊！
1847年8月，当洪秀全知道了冯云山的消息而赶到紫荆山区后，他惊奇地发现，不能为罗孝全所理解的拜上帝会教义已经在劳苦群众中扎下了坚实的根，拜上帝会已经是一个拥有三千多人的群众组织。
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拜上帝会，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制订了各种章程、宗教仪式和纪律，包括新教徒入会时简单的洗礼仪式，每天进餐及喜庆丧葬时的祈祷仪式和祈祷文，各种隐语，传布教义的做礼拜和讲道理仪式，以及模仿摩西十诫而订的十款天条（其内容为：一是崇拜皇上帝，二是不拜邪神，三是不妄题皇上帝之名，四是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五是孝顺父母，六是不杀人害人，七是不奸邪淫乱，八是不偷窃打劫，九是不说谎话，十是不起贪心）。[37]这一切在保证革命的发动上显然是起重要作用的，宗教仪式不仅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放在一个托名为上帝的统一领导之下，而且还给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巧妙地加上一层伪装，避免在力量尚不充分的时机被清政府所发觉和镇压。十款天条在平时是生活准则，在战时是军事纪律，据各方面的记载，太平军对于这些纪律奉行甚严，违者处重刑，全军过着一种朴实、艰苦的禁欲主义者的生活，这大大增强了革命队伍对奢侈腐化生活的抗毒能力，免受腐蚀。正像恩格斯在评论德国农民战争时所说的那样：“为发展革命的力量计，为了解自己对于社会一切其它分子之对立的地位计，为团结成为一个阶级计，社会下等阶层必须从抛弃使他们对于现存社会制度发生妥协的一切事物做起。可以使他们降到忍辱负重的卑贱地位以获得的一切享乐，甚至为最大压迫所不能剥夺的一切享乐，都不可不抛弃之。”[38]
拜上帝会有了自己的教义、组织形式和纪律，发展得更快了，广西省东南的各州县，如浔州、郁林州，如平南、武宣、贵县、博白、陆川，都有分会组织，而且渗入了广东省的信宜、茂名一带。
拜上帝会建立起来，便和封建势力展开了斗争。开始还只是表现为反封建神权的斗争，最著名的就是《太平天日》所载洪秀全、冯云山等远至象州打毁甘王庙，洪、冯都题下诗句[39]，后来冯云山等又打毁了紫荆山内的社坛。这种举动表面看来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这是对自己力量的检阅和对封建势力的示威。既然被封建势力所顶礼膜拜的神仙都可以打倒，那么，封建势力本身就更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神的斗争究竟只是人的斗争的反映，而且终究会赤裸裸地还原为人的斗争。果然，不甘示弱的紫荆山区的地主势力，以秀才王作新为首，向拜上帝会反攻了。1847年底，王作新等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和卢六，联衔以邪教惑众、践踏神明的罪状控告到桂平县，并以冯所作“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的对联指为谋反的证据。洪秀全急忙赶回广州，想以朝廷已颁发允许人民信仰基督教的圣旨为理由，营救冯云山，但是圣旨起不了作用，因为洪秀全并无门路可钻，而广西一带阶级斗争的形势却起了营救冯云山的作用。当时正是雷再浩起义的时候，广西会党纷起，清朝官吏正被打得丢盔卸甲，眼青鼻肿，只指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担任广西巡抚的郑祖琛是一个“秉性庸懦，年老昏愦，最恨地方查拿匪徒”[40]的老朽，因此桂平县对于名声未显的拜上帝会淡然视之，虽然卢六在狱中病死了，冯云山却只得了个押解回籍的处理，王作新等反而也得了一个“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41]的申斥。一场天大的官司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地方士绅和官府的矛盾、官吏的昏聩怕事便利了拜上帝会的活动。
冯云山的被捕确是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危急的关键，不仅冯云山身陷囹圄，生死不明，而且洪秀全为营救冯云山而跋涉广州，远离了紫荆山，刚刚组织起来的拜上帝会陷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会众之中有的畏缩了，有的动摇了，也有人假托神灵附体“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人离道”[42]。神鬼附体在当时是为一般群众十分相信的，“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43]，忠实而机智的杨秀清也利用神鬼附体的方式，托言天父下凡传言，稳定了群众情绪，使大局不致瓦解；萧朝贵为了同样目的也托言耶稣下凡。从此杨秀清、萧朝贵取得了代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地位居冯云山之上。
很显然，紫荆山前的神鬼附体是以荒诞形式进行的一场阶级斗争，敌对阶级企图利用这种为群众所迷信的形式来瓦解革命队伍，杨秀清、萧朝贵当时不可能有更有效的形式来粉碎敌人的阴谋，因此同样也采取了神鬼附体的方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正是杨秀清革命机智的表现。有些历史学家把天父下凡方式归结为杨秀清为获得个人权力而进行的阴谋权术活动，这是很不恰当的。他们没有把天父下凡这件事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斗争形势联系起来考虑，甚至也没有认真地分析有关的文件，因为当时已有很多人以神鬼附体的方式来动摇革命群众的信念，“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路乎”[44]，而从传言的内容来看，也是高瞻远瞩，顾全革命大局，所谓“每次代天父上帝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彼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应如何做法，其言辞大概留极深刻之印象于会众”[45]。正因为杨秀清的这个功绩，所以他和萧朝贵的传言后来都“经秀全审判为真者”而授予极大的权力。把杨秀清的做法歪曲为个人野心的动机，这不能不说是对农民革命的无知和对杨秀清极大的侮辱。
三、金田起义
经过冯云山被捕的事件以后，紫荆山前的阶级营垒愈来愈分明，斗争也愈来愈尖锐了，就像李秀成所说：“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46]较大的冲突有如下几次：一次是洪秀全的表侄王为正（即洪秀全到广西最早的居停主人王盛均之子）因传教毁庙被王作新捕拿下狱，瘐死狱中；一次是在金田村附近的团练抢夺拜上帝会教徒的牲口，引起一场械斗，结果团练被打败；一次是金田村的壮族地主韦昌辉受到当地其他地主的欺压而参加上帝会，并率领会众抢割地主的庄稼。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细小的斗争。在斗争中拜上帝会一天天地发展、巩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看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拜上帝会秘密进行着各种准备。
首先是创立军法，以便把群众用军事编制严密地组织起来。根据起义时已刊刻的《太平军目》来看，其全军的基本单位是军帅，其下有五个师帅，师帅下有五个旅帅，旅帅下有五个卒长，卒长下有四个两司马，两司马下有五个伍长，伍长下有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个圣兵。全军共有13 156人。军帅以上另设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以次上达于天王。军队的旗帜、衣帽、腰牌均有一定规格，初时所订纪律简明而又非常严格。
其次是筹措费用。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生活和军事上的需要，规定人人不得私有财产，参加革命的人“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47]。至今广西的老人们尚说：“太平军起义后，全家参加，财物都归入公库”，“战士不得私藏财物”[48]。这就是圣库制度的开始。
再次是军械的制造。据广西的老人们说：“冯云山被捕获释后，入金田和昌辉密谋起事，开炉打铁，日打农具，夜打武器，丢入犀牛潭，起义时，云山说得神人托梦，潭中有武器，发动村人车水，果然捞得刀枪不少。”[49]
准备到了将要成熟的时机，拜上帝会总部向各地教徒发出动员的号令，分散于各地的教徒纷纷向紫荆山区集中，先后“团营”，其中有紫荆山区的基本群众三千余人，贵县龙山的失业矿工千余人，桂平饥民千余人，博白、陆川一带教徒五六千人。此外有一支贵县北区客家队伍，因和当地土人团练发生了大规模械斗，结果失败，其中无家可归的两千人在石达开率领下投入拜上帝会。广东的高州、信宜一带教徒约数千人，由凌十八统率，赴金田团营，路上遭到清军阻拦，折回广东，未能和大队会合，至1852年被清军扑灭。
上述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是农民，而且大多是贫农雇农，即李秀成所说“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50]。金田村附近的老人们说：“参加拜上帝会的农民居多；组织团练的都是有钱的人。他们都是互相仇杀的。当时的农民都倾向拜上帝会，有功名有钱的人才拥护清朝。”[51]在革命领袖中，洪秀全就是农民出身的领袖，萧朝贵也是“在家种田种山为业”的，后来的著名领袖李秀成则是“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52]的雇农。
手工业工人在拜上帝会中占着很大的数量和重要的地位。仅紫荆山区就有三百余家烧炭工人全部参加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组织最初就是在这些烧炭工人中建立的，以后烧炭工人也是拜上帝会的骨干力量，所以有人干脆地把拜上帝会叫做“炭党”。此外在最初的一批教徒中间，尚有龙山的银矿工人。据现存于贵县的《禀请抚宪批示封禁开矿碑记》说：当地矿产，“道光年间，前县尊王济曾请设委员，招商试办，无赖之徒，纷纷而至。不一二年，深山穷谷，居住尽系游民。人壮力强，孑无家室，凶悍异常，抢劫掳掠，拜会结盟，种种不法，差壮不敢入而问焉。当是时，司事者因不能管束，已渐退散。至咸丰元年，会匪攻陷永安州，该恶等亦遂与合伙而去”[53]。拜上帝会的领袖中，如杨秀清就是手工业工人，李秀成说他“在家种山烧炭为业”[54]，地主阶级说他“为隶为佣，皆不称意”[55]。另如秦日纲则是龙山工人的领袖，宾福寿出身为木工，陈国良出身为铁匠，即萧朝贵、李秀成也曾以烧炭为生。
太平天国革命从其开始就有许多手工业工人参加，成为其骨干和核心，后来还有许多矿工、船夫参加，这是一个值得予以重视的特点。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加剧，手工业工人逐渐团聚成为一支有实力的社会力量，差不多在19世纪初，手工业工人的斗争就日益频繁并日益重要起来。太平天国革命中，手工业工人的作用更加显著了。手工业工人的基本生产地位是和农民接近的，他们同样是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同样是小生产者，他们具有类似的性格和共同的命运，也有共同的反对封建制度的要求，因此他们在斗争中总是并肩前进的，但是手工业工人几乎是一无所有的赤贫者，手工业操作的性质把他们带进较为宽广的世界并使他们集中在某个地点和某个行业中，因此他们比起保守、分散和闭塞的农民前进了一步。在当时，手工业工人虽然并没有构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且，“这种普遍地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当然要随伴着一种大体同样普遍地缺乏现代思想”[56]，但是，他们对旧社会彻底决裂的态度，他们在斗争中的英勇坚决，他们较强的团结力和较远大的理想，就不能不把农民战争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由于这样一个萌芽无产阶级集团的渗入，“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57]的农民们也凝合成了一支坚韧的队伍，手工业工人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拜上帝会中还有一批兵痞、盗贼、卜筮、星相等缺乏固定职业的游民队伍。领袖中间，如“素为海中剧盗、掳掠商贾”[58]的罗大纲，“亡命江湖，能以符水治病，趁钱糊口”[59]的何潮元都是此中的杰出人物。这些人也是压在社会底层的，一旦他们接受了正当的理想和严密的组织纪律，在他们心灵中同样会燃烧起反对封建制度的炽热火焰，但是他们在商业城市中沾染上游荡懒怠的恶习，在一定的时机下他们会为一己小利而破坏组织纪律，甚至极易堕落到背叛革命的地步。
此外，革命队伍中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如乡村教师和医生。初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担负着相当重要的工作。因为无论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由于他们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不可能从历史材料里总结出经验教训，不可能承担全盘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愿于和敢于参加农民革命的为数甚少，而且大多是生长于乡村的小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数虽少，知识虽窄，但是他们立足于广大雄厚的农民力量的基础上，因而在统治者看来这些仅仅“识字无多”、“粗知文义”的塾师、医生却能发挥出倒转乾坤的威力。在拜上帝会中，这一类领袖最多，洪秀全、冯云山就是塾师出身，后来的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副丞相曾钊扬都是“初为童蒙师”[60]。此外，“素精医理”的李俊良到了南京以后“收罗医士，采办医材，为典内医之首”[61]。
此外，也有一部分地主、商人参加了拜上帝会，如韦昌辉据说是“素业质库，兼饶田产，富甲一邑”[62]的壮族地主兼典当商，石达开则是“家富读书，文武备足”[63]，还有前期七王中的豫王胡以晃也是“家本素封，曾应童子试”[64]的乡村地主。这些人或者在清王朝的压迫之下没有权利，或者受当地其他地主的排挤倾轧，因而在反满一点上，或者在打击地主阶级的某些阶层一点上，可能和农民一致，可能和农民合作，甚至也可能背叛自己的阶级而向封建制度挑战。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在初期都有极大的功绩，太平天国起义最初就是在金田村韦昌辉家发动，韦氏全族都参加了革命。石达开则是杰出的军事领袖，在他指挥下，后来的西征战事得到胜利发展，湘军最初也被他打得落花流水。胡以晃的家中在起义前密藏着洪秀全、冯云山等革命领袖，当清军掩捕洪、冯时，幸赖胡氏全族的抵抗，使革命领袖免遭毒手。正因为这些人对革命有很大贡献，所以他们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但是在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地主阶级意识，当革命向前推进得很远的时候，当革命已经超过了反满或反对地主某个阶层而接触到推翻封建制度、解放农民群众的时候，他们和农民之间的意见分歧便会日益尖锐起来。在这里，简单朴素的农民宗教思想是约束不住他们的。在一定的时机下，韦昌辉可以争权内讧，屠杀战友，石达开可以独立行动，分裂大局。胡以晃据说也在内讧中助韦作恶，出卖了杨秀清。[65]由于阶级异己分子在内部的破坏，而使后来的革命停滞以致失败。
从社会成分来看，拜上帝会包括了各个不同阶层，而从族别来看，则包括了几个兄弟民族。在革命队伍中，除了汉族以外，最多的是壮族，还有瑶族和苗族。起义以前拜上帝会主要是在桂平的紫荆山区、贵县的龙山和平南的鹏化山区发展起来的。紫荆山区实际上是“无村无壮，且多壮村”的壮汉杂居地区，韦昌辉就是壮族领袖，据说起义时“韦正独自带其族人约有一千”[66]，一千人的大家族恐怕是不可能的，也许就是指韦昌辉率领附近地区的一千壮族。至于贵县，“县治之北一带，乡村星罗棋布……由山脚而六凌，而三八，至龙山，皆壮人居住”[67]，估计龙山工人中必有许多壮族，据说石达开率领的队伍就是由客家和壮人混合组成的。此外平南鹏化山毗连着瑶族聚居的大瑶山，记载说“平南瑶人在鹏化大同里万山中，所聚村落，与修、永、象诸瑶村接壤”[68]，胡以晃就是“住近瑶山，最得瑶民信服”[69]的领袖。统治阶级说太平天国的女军“瑶壮丑类，生长洞穴，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70]，可见少数民族中的妇女也是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在领袖中，除韦昌辉已确证为壮族外，据说，后来的北伐大将李开芳、林凤翔以及被誉为“飞将军”的著名勇将曾天养都是壮族。
拜上帝会内部各民族相处得很融洽，像一个和睦家庭的成员一样。在“天下一家”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各兄弟民族和汉族在一起发动了革命斗争，创建了伟大的太平天国。
当拜上帝会从各地往金田村团营的时候，清廷虽还没有注目于拜上帝会，但因广西起义军纷起，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广西巡抚郑祖琛、提督闵正凤均遭革职，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调向荣为广西提督，率领楚兵入桂，并令云南提督张必禄率黔兵皖兵会剿。可是1850年11月底林则徐行抵潮州病殁，接着张必禄也病殁，清廷最初布置的战略计划流产，从而给拜上帝会一段充裕的准备时间。清廷第二步令李星沅继任钦差大臣、周天爵署任广西巡抚，周凤岐接统黔军、皖军，但当李星沅到达广西已经在金田起义以后了。
当教徒团营的时候，金田村的形势十分紧张，拜上帝会和团练、清军屡次发生冲突。洪秀全、冯云山为避免清军的追踪，躲到离金田百里以外的平南县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中，不料清廷得到了花洲有教徒聚会的消息，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率兵包围花洲，花洲一带教徒奋起抵抗，但因寡不敌众，不能突围脱身。金田一带的教徒兼程往救，12月底和清军遭遇于思旺圩，清军大败，教徒们接洪秀全回到金田村。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是洪秀全的诞辰，拜上帝会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国号为太平天国，一个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农民革命开始了。
注释
[1]黄爵滋：《黄少司寇奏疏》，卷五，《敬陈六事疏》。
[2]李桓：《宝韦斋类稿》，卷九一。
[3]《广东探报》。
[4]《骆秉章自订年谱》。
[5]江忠源：《致郭筠仙书》。
[6]《东华录》，道光朝，卷五九。
[7]王廷兰致曾望颜函。
[8]曾望颜：《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编：《太平天国史料》，524页。
[9]《东华录》，道光朝，卷五三。
[10]《东华录》，道光朝，卷五四。
[11]《澳门月报》，1847年2月号，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39页。
[12]《宝庆府志》，《大政志》。
[13]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
[14]苏凤文：《平桂纪略》，卷一，转引自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的广西反清运动》。
[15]《凌霄一士随笔》。
[16]《湖南通志》，《兵事志》。
[17]《平桂纪略》，卷一。
[18]《新宁县志》，《兵事志》。
[19]《股匪总录》，卷三，转引自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的广西反清运动》。
[20]《堂匪总录》，叙，转引自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的广西反清运动》。
[21]《东华录》，咸丰朝，卷一。
[22]陶成章：《教门源流考》。
[23]参见过铸：《向张二公传忠录》。
[24]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编：《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
[25]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26]洪仁玕：《英杰归真》。
[27]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28]诗为“举笔题诗斥六窠，该诛该灭两妖魔，满珊（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
[29]洪秀全：《原道救世歌》。
[30]洪秀全：《原道觉世训》。
[31]洪秀全：《原道救世歌》。
[33]《原道觉世训》。
[35]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66页。
[36]罗孝全1852年的报告，转引自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37]参见《天条书》。
[38]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解放社，58页。
[39]洪秀全诗为：“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迷缠男妇雷当劈，害累世人煷（火）定烧，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隆（龙）袍”。冯云山诗为：“奉天讨伐此甘妖，恶孽昭彰罪莫逃，迫我弟妹诚敬拜，诱吾弟妹乐歌谣，生身父母谁人打，敝首邪尸自我抛，该处人民如害怕，请从土壁读天条”。
[40]汪堃：《盾鼻随闻录》。
[41]转引自李滨：《中兴别记》。
[44]《天情道理书》。
[45]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46]《李秀成自述》。
[47]《太平天国起义记》。
[48][49]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编：《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
[51]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编：《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
[53]据碑文记载，龙山矿工在永安突围时始参加太平军，但据《浔州府志》，应于金田起义前参加太平军，未知孰是。
[55]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56]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2页，解放社，1949。
[57]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311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
[6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
[61]同上书。
[62]据一般文献记载，韦昌辉是一个地主富商，但据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的调查，韦昌辉家是每年收二万斤左右租谷的中等地主。
[63]《李秀成自述》。
[64]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65]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
[66]《太平天国起义记》。
[67]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
[68]《平南县志》，卷八。
[69]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卷二二。
[7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