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场[1]
——汪德迈对中国思想的研究
［法］金丝燕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1928年1月7日出生于法国北部的Wervicq-Sud村。1945年就读于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汉语与越南语，同时在巴黎索尔邦大学学哲学与法律。1948年获得汉语本科文凭，1950年获得越南语本科文凭，1951年获哲学硕士与法律学博士，1962年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家研究硕士，1975年以关于中国古代体制的论文获得法国国家博士。
汪德迈先后师从法兰西学院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重泽俊郎（Shigezawa Toshio）、小川环树（Ogawa Tamaki）、吉川辛日（Yoshikawa Kôjirô），香港大学饶宗颐，曾再返日本同志社大学（Université Dôshisha）师从内田智雄（Uchida Tomoo）。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在越南西贡（Lyc ée Petrus Truong Vinh-Ky，1951—1954）、河内（Lycée Albert Saraut，1955—1956）任中学教师，受聘为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研究员，在河内大学西贡法学院（Centre de Saigon de la Facult éde droit de Hanoï，1952—1954）、法国远东学院任职，曾任河内路易·飞诺博物馆（Musée Louis Finot de Hanoï）馆长（1956—1958）。之后在京都（1958—1960）、香港（1962—1963）任职，并再次居京都（1964—1965）。60年代以后历任普罗旺斯大学（1966—1973）、巴黎第七大学（1973—1979）、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79—1993）中国语言与文化讲师、教授、研究员。其间曾担任日佛会馆（Maison franco-japonaise）馆长（1981—1984）、法国远东学院院长（1989—1993）。
汪德迈为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Acad 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通讯研究员。其研究着力于甲骨文、儒家和法家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思想史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史（韩国、日本、越南）。出版专著8部[2]，发表论文100多篇。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Prix de Stanislas Julien）、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奥马乐奖（Prix du duc d'Aumale）、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de la Légion d'Honneur）、法国教育荣誉勋位（Officier de l'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日本神器金银星奖（Etoile d'or et d'argent de l'Ordre du Trésor sacr édu Japon）等。
基于对中国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汪德迈先生认为，21世纪的中国可以以其悠久而丰富的思想与经验为世界寻求新的社会模式提供参照。中国思想源于中国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为占卜，占卜对中国思想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晚年的汪德迈，思想清晰、年轻，学术活动不断，著述不断。2016年出版的汉译本新著《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集毕生研究思想之大成。此书的思路如下：
（1）作为科学原型的史前中国占卜技术所展开的思维，并非宗教性的神学，而是准科学性的占卜学。
（2）中国文字的创造归因于龟卜兆纹的外推法。
（3）文言文离自然语言相当远，十分系统和规范化（六书系统的文字代替自然产生之词，卜辞类似数学的方程式句构，代替自然语言句构），体现了另一种高度抽象性。
（4）西方文学起源于古典神话的口述（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国古代文学起源于占卜学，并用文言文记录与卜辞有关的各种资料。
（5）西方思维完全不受印欧语言的语义系统的限制，因其为字母文字，可以创造所需要的概念，但容易陷入空虚概念的语言游戏；中国思维受文字系统的限制，不创造文字以外的概念，不容易进行改革，可是有客观性的保证。
（6）中国传统科学（尤其是中医学）的特性乃相关性系统思维，西方传统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特性乃因果关系性系统思维。
（7）中国是礼学传统，西方是权理传统。
（8）西方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现代性，而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与外来文明的冲突，其启蒙始于五四运动。
汪德迈在《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一书的导论中谈到萨满教的魔力思想信仰被理性化为占卜学，而西方的神父们努力将信仰理性地化为神学，作者对这个观点为汉译本加注说：“这一不可见的灵力是自然而上的，超自然的，而非形而上的。它是与中国人的宇宙观相关的。”在与西方的比较研究中，汪先生提出，对中国思想的“宇宙性”理解就在其“相关性”。汪德迈在第八章论述“文学”之于人，与皮纹之对于老虎、林叶之对于风声这一类的表述，不应被视为是普通的文学比喻，而是反映出宇宙间万事万物之间的相关性，即虎皮上的花纹与老虎的身体相关，林风婆娑与林间颤动的树叶相关。
从这里展开，汪先生认为，宇宙显现的最高境界是“文”，它有广义与狭义两层，宇宙间一切都为“文”之美：“山与川，树与花，龙与凤，星宿与四季的运行，一切都在显现无声的天之法则，使宇宙如此之美的文，是广义的文。然而，宇宙之最精雕细琢的美来自于人之才能：这就是广义的文所包含的狭义上的文。在这一哲学里，文学的话语是人的一个本体特性。此乃中国文化之所以赋予文学一个不见于任何其他文化的身份。”汪先生在此处为汉译本加入一句补充说：“在中国文化里，思想的精华，不以哲学系统，而以文学之美，即以文学方式来表述。”古希腊哲学与中国文学均为人类思想的精华之体现。在中国，庄子正是以文学触及思想的最深处的古代哲学家。
在汉译本第八章中，汪先生提出：“中国文学修辞学的关键乃体系化的互为文本性（通过引文等办法，各作者的文章互相交流，与西方另置注的做法不同，中国文本承继将注与疏同置的传统，这是中国文言互为文本性的结果）。”在这个观点的后面，他为汉译本补充道：“在西方希伯来《圣经》传承中，原文与注释的分离，是出于对作者文字的个人特性之价值的尊重。在中国传统中，作者个人的特性不在文本本身，而在作者融入经典（占卜传统的文本）之功力，我称之为哲学性诠释的能力，这一力量从占卜的神奇中延伸出原本被遮蔽的形而上的意义。”
汪德迈进一步提出，中国文学的起源独一无二，来自占卜学之“文”，它为表意-表形文字，是非自然语言，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科学性。他提出：“在中国文言文里，逻各斯幻象不是话语的幻象，而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文’这个表意字，它没有实体化为对某一创始者的记写，而成为道，成为事物之象理的超现象投射。对发萌于萨满，与宇宙相合，而非人神合一的中国世界观来说，创世的思想是陌生的。在那里，道是超自然的理性，只有圣者（初始为萨满）直接为之。它由龟占与蓍草数字占所得诸象，通过相关性模拟显示。”论及于此，汪先生为汉译本补充道：“这就是‘卜’璺包含‘卜’璺的超越性的文言。”他在西方汉学史上首次提出，中国“文”之“言”具有超验性。这一超验性就在于中国文字的占卜性和非自然性。在该书第八章，汪先生指出：“在其他表意文字里，由于发音（指该读音就是口语本身）与文字能指和词意所指在同一层面，文字理性化的寻求得以向发音伸延，并通过强化语言的第二层链接（发音）而非其第一层链接（语义）简化文字体系。这导致字母文字普遍取代表意文字。在中国表意文字里则相反，文字的能指意义与文字发音并不一致，能指直接与词意所指相连，故而文字的理性化被出色地导向第一层链接，从文字的能指意义向书写伸延。”
汪先生将自然语言与中国的非自然语言做对比，认为自然语言笔录口语，而文言书写文字，因而造成两种写本的巨大差异。前者把词语当作现实的“逻各斯幻象”，话语通过文字实体化。实体化在人格化的神学中得到伸展。而在中国的“文”之“言”中，没有话语的幻象，而有“文”之道，有事物之象理的超现象投射。
汪先生对中国文字起源传说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文字初始阶段尚无文学，但它出现于占卜学发展第三阶段中的甲骨文辞，即由龟卜兆璺变成数字卦，而时被囚于羑里，名为西伯，亦称伯昌者，就是这一阶段的参与者。文王之“文”是数字卦，只是后来以神话方式把数字卦转为文字之“文”。在此书的第一章中，汪先生为汉译本补充道：“在这一点上，我与中国注释家们不同。他们都着力于‘卜’‘墨’‘色’‘体’之不可思议的技术含义，而我认为，他们代表的是主卜事者如卜人与当权者对整个占卜的不同观点。”
由此产生汪先生的一个重要论点：中国文字的神话性起源是人为假设的。他在此书第八章论述道：“根据有关中国‘文’理的奠基著作《说文解字》，如我们所见，在假设的文言史中，即圣帝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直入物理而创的占卦里面，表意字为最初形式。第二位圣帝神农由此雏形发展出结绳制以统其事。[3]随后，第三位圣帝黄帝之史仓颉，将卦象与鸟兽蹄迒之迹相应，分理之可相别异，初造书契。神话扭曲了中国文字与殷代卜兆的真正传承关系，它有意将蓍占而非骨占作为该文字的起源。”自周以降，中国史官使殷商在中国文字起源上的贡献消隐了。
中国文字与思想的宇宙上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文化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人面对的是宇宙，而非社会。因而中国社会不重法制，不需要神父类的宗教。汪先生为汉译本加入如下论述：“道教否定儒家礼制，推崇回归大自然，而儒家修正大自然，通过礼仪建立一个人性的道德的自然（根据天人合一的道理，它本身就是大自然的发展）。”
这一与宇宙的关系使得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在中国产生，这就是此书第九章中谈到的“家庭哲学”。汪先生为汉译本加注说：“这一‘家庭哲学’与‘社团主义’决然不同。社团主义以宗族为界，远离外族人。中国的‘家庭哲学’则相反，将家庭作为模式，向整个社会伸延。它指出如何按照个人所处的家庭位置，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外族的每一个人。比如，在两个同事之间，应该以兄弟的关系处之；在两位同村人之间，应该以堂兄的关系处之；如此等等。我们看到，儒家哲学是如何将家庭模式延展为普遍的社会模式，而不是用家族封闭自己。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其连接是由同一家族所有成员之间的渊源关系所产生的自然感情。这一自然感情通过礼仪伸延到对社会其他成员的行为上。”
《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的翻译，始于汪先生的法文著述接近完稿之时，作为译者的我，得以直接跟随汪先生的思考进程开展工作。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汪先生每周日上午九点半准时到达，或在我当时的维克多·古然街（rue Victor Cousin）寓所，或在索尔邦大学一侧的索尔邦广场“书桌”咖啡馆。无论风雨、寒暑、节假日，从不间断，除了汪老去香港、北大讲学的那段时间。
“书桌”咖啡馆是作者与译者双方对话的聆听者。汉译本乃汪先生在原书基础上的增写，所增内容有87处，对此我在译本中已一一标明，以为后来学者研究汪德迈思想提供参考。
2015年8月，汉译本完稿，送北京大学出版社交初艳红责编，随即，汪德迈先生应中国西夏文专家、法兰西学院2013年儒莲奖获得者李范文先生的邀请，去敦煌看石窟。晚间散步，石窟、沙漠和天际做伴，汪德迈先生说：“若天继续给我光明，我将写一本小书，书名是《中国教我们什么？》。”
注释
[1]原载《跨文化对话》，第36辑，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已出版8部专著如下：
（a）Les Miroirs de Bronze du Mus ée de Hanoï（《河内博物馆藏铜镜》），Paris：EFEO /Maisonneuve，1960。
（b）La Formation du Légisme.Recherche sur la constitution d'une philosophie politique caract éristique de la Chine ancienne（《法家的形成，古代中国特有的政治哲学形成研究》），Paris：EFEO /Maisonneuve，1965，1987年再版。
（c）Wangdao ou La Voie Royale I.Structures cultuelles et structures familiales（《王道I，文化与家庭结构》），Paris：EFEO /Maisonneuve，1977。
（d）Wangdao ou La Voie RoyaleⅡ.Structures politiques et Rites（《王道Ⅱ，政治结构与礼仪》），Paris：EFEO /Maisonneuve，1980。
（e）Wangdao ou La Voie Royale（《王道》），全二集，Paris：You Feng，2009。
（f）Le Nouveau Monde Sinisè（汉译本书名：《新汉文化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Paris：PUF，1986；友丰书店，2004年再版。
（g）Etudes Sinologiques（《汉学研究》），Paris: PUF，1993。
（h）Les deux raisons de la pensée chinoise-Divination et Idéographie（汉译本书名：《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Paris: Gallimard，2013。
[3]南美史前文化里也有结绳，其发音为：“qipu”，可能是从东亚传到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