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与中国思想[1]
吴泽霖
在当今世界进入现代化时代，在社会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使现代社会不得安宁之时，人类愈来愈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而在当代西方人文精神于这一方向的求索上，我以为，托尔斯泰为第一人。
在俄国经典文学家中，托尔斯泰是和中国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人。这不仅在于托尔斯泰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因为托尔斯泰东方走向的精神探索终把他引到了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面前，而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不期而遇，一拍即合，灵犀相通。在他一生精神求索的最后几十年中，他把目光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并对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学说进行了积极的译介和研究。尽管托尔斯泰自认，在50岁至63岁（1878—1891）这一思想激变时期，孔子、孟子对他的影响“很大”，老子对他的影响“极大”，但是，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认同和共识的主观基础始终是俄罗斯传统民族文化，是他早有蓝图的托尔斯泰主义。这恰恰说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之中，有着普遍性的价值，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而同时应该指出，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中落后的东西始终持着批判、扬弃的态度。
托尔斯泰在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文艺观、审美观和教育思想等方面，都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共识和对话。在此，仅从人生观方面，简单谈谈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在人生本真境界和人的自我完善、提升能力这两个重要方面的共识。
一、托尔斯泰和中国人追求现世生活幸福、对生命本真境界的共识
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有它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国的“人”具有至高的定位，没有被造物感、原罪感。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说文》）。“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而儒家经典《易经·文言传》更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所以，中国的“人”与“天”这一至高观念不是处于对立状态，地位并不卑微。在这“域中”，人与天地万物是和谐融一的一体。中国“人”的价值实现，人生的终极关怀，不在域外，不在彼岸世界的超越。六合之外圣人是存而不论的（《庄子·天地》）；不承认在这“六合之外”还有一个决定世界命运的人格神——上帝，也没有救赎人类的耶稣，更没有超越人世的天堂。这充满悲欢离合、幸福苦难的天下人间，是中国人能够在其中生活、超越、得救或毁灭的唯一的家园。而就在这“域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人”、圣人，也就是德配天地、赞天地之化育的人，就是中国人人生的终极追求。
从基督教观念出发的托尔斯泰，虽然承认生命的“永生”，却否定个体生命的不死，他说：“基督在任何时候，一个字也没有说过个体的复活和死后个体的永生。”“相信来世的个体生命，乃是一切野蛮民族所有的低劣而粗野的观念。”
否定个体不死、否定个体生命永恒的超越世界，其必然结果就是，托尔斯泰把目光转向现实世界，去创建他从早年就许诺的那种“剔除了盲目的信仰和神秘性的新的基督的宗教，是不应许来世幸福却赐予现世幸福的实践的宗教”[2]。因为“我们只知道现世的生活，因为对我们来说，只有在现世，生活才可能有意义”[3]。
于是，现世生活不再是受苦，不再是为了过渡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暂次寄居”之所（如利玛窦在《天国实义》中教导我们的），而是——享福！托尔斯泰说：“人生就是追求幸福。”[4]“我们活着只是为了享受生活的福。”[5]这正是中国人的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虽然不否弃“寿考吉祥佑助于身”的所谓“世人”之福，但是更把真正的幸福视为心灵之乐。道家“福祸相依”的观点把穷通视如“寒暑风雨之序”而不去刻意追求。儒家则相信“万物皆备于我”，只要“反身而诚”，理顺天人之道的关系，自然“无所不顺”（这就是福，《礼记·祭统》指出：“福，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所以“乐莫大焉”。
孔子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又说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第七》）这里都没有直接说什么是乐，也不是说箪食瓢饮就是乐，而只是说“不改乐”，“乐在其中”。因为乐是无待于外的，它就在生命本身之中。乐就是生命本身，就是对生命真谛、生命的本真状态——仁的追求。
乐，不因一事一物而偶尔得之，而是一种经常的心态。“仁者不忧”（《论语·宪问第十四》），不忧，也就是和乐的心态。孔子一语道破仁和乐的关系。人的生命如果能够保持在它的本真境界，即“仁”的境界，与天道自然和谐的境界，那么，这个生命就会流畅自如，生机盎然，就处在乐中；而一旦生命的追求违背了自己的本质，一旦“违仁”“不仁”，生命之流就会滞塞不畅，即所谓麻木不仁，生命就失去了本真的乐趣。
中国人的终极追求，一方面讲“与天地精神往来”，和永恒的天道相合一；一方面强调生命直指当下，这就是梁漱溟先生说的，要“活在当下”，或叫“看当下”。[6]他说：“孔子之所谓己，是说我们当下的心意，当下的情，当下的直觉之所觉。我们在为己的行事，是为当下心情之兴奋而活动，即行其心情之所安是也。”他又说：“所谓当下即心；看当下，就是心在心那个地方。”因为人本来时刻只有眼前当下，任他自然流淌，所谓一任天理是也。生命的福和乐，就是要在生命的永恒和瞬间的统一之中，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在生命的变动不居的永恒流淌中，去“守仁”，守住一颗永恒的真诚之心，守住人之为人、生命之为生命的根本。
托尔斯泰坚持说的生命本身就是福，也正是要在生命的永恒和瞬间的统一之中来实现的。他同样认识到：“人类真正的生命不是在时间里通过的，而永远是在一个超时间的点上存在，在这个点上，过去和将来相汇，而我们错误地称为现时。在这个超时间的现时的点上，而且也只在这一点上，人是自由的。所以在现时，也只有在现时，才有人的真正的生命。”[7]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活在当下”或叫“看当下”。他反复指出，正是这一个个生命瞬间和永恒的上帝融为一体：“现时的生命，这是一种上帝活在我们心中的状态。所以现时的瞬间是生命中最宝贵的。”[8]“只有在现时中，才表现出生命的自由的神力，因此现时的活动应该有着神意的性质，即应该是智与善。”[9]
这种要“活在当下”的思想，充分反映在托尔斯泰的众多作品中。1903年他写了一个小故事《三个问题》。一个国王总想找到最重要的时间，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事。一位隐士告诉他：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最重要，那就是现在！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我们唯一有所作为的时间。最重要的人是和你在一起的人，最重要的事则是对他做好事。因为人生在世原就只为了这个目的！
实际上，托尔斯泰一直在赞美这种“活在当下”的鲜活生命。哥萨克人我行我素的质朴人生不因野性而减色（《哥萨克》）；娜塔莎的纯真不因私奔而变丑（《安娜·卡列尼娜》）；安娜的魅力，就在于这种我行我素、活在当下的心灵发动处的生机，而安娜的受罚也正在于生命被纠缠在罪恶的城市生活和上层阶级的观念中，失落了心的本位，即失落了活在当下的活跃生机。
魏列萨耶夫说得对：“对托尔斯泰来说，活跃的生命是不会犯错误的。”[10]惯于在虚伪中游泳的卡列宁，在妻子病危之际，带着恶意的提防而来，但是，他一旦看到安娜，只凭当下心之所在而行，忘记了他时时注重的“别人的看法”，甚至都“没有想到他一生竭力想要遵守的、教他爱和饶恕他的敌人的基督教的教理；但是一种爱和饶恕敌人的欢喜的感情充满了他的心”。“我渴望她死。可是……我看见她，就饶恕了。”[11]就凭这颗当下之心，卡列宁成了安娜说的“圣人”，成了当时在场者中最强的人、最幸福的人。
梁漱溟先生还说，儿童和老人就是最典型的活在当下的人，最无瞻前顾后的忧扰。托尔斯泰也持这种看法，所以他在翻译中，特别注重老子“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五十五章）以及“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十章）的意思。托尔斯泰不仅从《童年》开始，便讲述儿童的赤子真知纯德，在晚年更不止一次指出，人生走的实际上是一种归复人性之路：老人又回到童年的境界。他指出：“过真正的生活的，首先是孩子，他们刚踏入生活，还不知道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愈来愈受时间的幻觉的支配。到了老年，这幻觉渐渐减弱，最后，渐渐进入无时间的生活。所以孩子和老人在最大程度上过着真正的生活。”[12]托尔斯泰这里说的所谓“不知道时间”和“无时间的生活”，实际上就是“活在当下”的生活。
二、托尔斯泰和中国人自力提升思想的共识
中国人是“不知罪（原罪）”的，所以中国人没有依靠中保救赎的观念。实现人生超越的信心，源于对自我本质的信心。孔子认为人的本质是仁（“仁者，人也”）。孟子由此更从每一个人普通的生理的情感、认知之“心”上，开出一个伟大的道德之心，并将这心性与天道相贯通，把自我完成的根据完全建立在不假外求、自足自力的基础上。孟子大胆地宣布“万物皆备于我”，需要的只是“反身而诚”。（《尽心上》）只要走尽心—知性—知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道路，就能自我完成，达到“天地一体之仁”的终极境界。
托尔斯泰在否定原罪、中保，认定人的自我完善能力方面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有着深刻的共识。
晚年，托尔斯泰写了一篇小说，篇名就叫《世上无罪人》（1908—1910），鲜明地和“世上一切人都是罪人”这一基督教思想相对抗。托尔斯泰并不是说，世界上没有人犯罪，而是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没有原罪，造成现世苦难和罪恶的原因应该从现世生活中去寻找：“我清楚地想象一部中篇小说或是一部戏剧，其中没有恶人、坏人，所有人物都真诚善良，都无罪。这多好，人们的善良和无罪多么清楚地显示出生活安排的不善和罪过啊。”（1909年5月9日日记）
世上无罪人，所以，托尔斯泰把耶稣视为人类自救的榜样，而非拯救之神。在1890年3月9日的日记里，托尔斯泰写道：“真正的基督的工作正在于废除这种神性。如果他是一个人，那么他之重要，就在于其榜样性。”他还说：“把基督这个人理解为神，向他祈祷，我认为是极大的亵渎。”[13]
托尔斯泰说过：“‘主啊，宽恕我这个罪人吧！’这种祷词我现在不很喜欢，因为这是利己主义的祈祷，是个性软弱的祈祷，所以是无益的。”[14]他在给M.A.索波茨科的信中写道：“我说说您执迷于教会信仰的愿望。这是很可怕的，因为这种执迷会使人丧失自己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他的理性。”“没有比认为人不可能凭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我完善的学说更不道德、更有害的了。”[15]
别尔嘉耶夫郑重论道：“托尔斯泰的高傲在于，为了执行神的意志，他不需要神恩的帮助。”“其根源在于他不需要救赎，因为他不知道罪，没有看到在自然的途径中恶的不可战胜。他不需要救赎者和救世主，没有什么人像他这样，与救赎和拯救格格不入。”[16]
大主教沙霍夫斯科依也一眼看出，托尔斯泰的“《谢尔盖神父》的故事的轻率”，“首先在于，其整个内在情节缺乏的恰恰应该是最主要的东西：基督”[17]。1901年，东正教神圣宗教会议以“他傲慢地反对上帝和他的基督”开除托尔斯泰教籍，不是没有根据的。
早在1887年9月，托尔斯泰的姑母亚·安·托尔斯塔娅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就讨论了自己，一个基督徒，在对基督看法上和托尔斯泰的分歧。她郑重指出：“您从人们那里剥夺了神的帮助，您将创造的是无食无水的饥饿的行者。他们有没有力量把压在他们肩上的重荷扛到底呢？”
而托尔斯泰认为：“为了自我内在的完善，是不能够祈祷的。因为我们已被赋予了我们完善自我所需的一切，为此，什么也不需要再添增，什么也不可能再添增。”“我们所需的一切皆在我们手边。”“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我们需要的一切都被给予了，我们需要的只是自己去做。”[18]这就是托尔斯泰的“万物皆备于我”和“反身而诚”。
他指出：“一个虚谎而荒谬的看法是，人的理智凭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接近真理……这一迷信太可怕了……”
晚年（1908年5月25日），托尔斯泰又谈道：“如果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他知道在他的身上有着神性的根苗，他还需要什么样的支撑呢？”[19]而“千百万人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在于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去生活”[20]。
正如列文（《安娜·卡列尼娜》）早就意识到的，每一个人的心里本来自有一个“毫无过失的审判官”，它就类如孟子所说的人心的“四端”。涅赫留朵夫（《复活》）从精神的人变为兽性的人，就是因为失去了对自我的信任：“他所以会发生这种种可怕的变化，只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21]一旦意识到“执行那铭刻在我良心上的主的意志，我却能办到，这是我毫无疑问地知道的”[22]，涅赫留朵夫就幡然醒悟了。
在呼吁人文精神回归的今天，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对人自身生命价值，对现世人生意义，对人文世界的关注，对天人关系、个人与社群间关系的独特而智慧的理解，对“天地一体之仁”境界的追求，的确可以作为当今人文精神危机的一种反拨，来针砭人生意义的失落、道德价值的沦丧所导致的一系列“现代社会病症”，来纠正人与大自然间愈演愈烈的对立和危机，真正理解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保持生态平衡，使人类社会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缺乏西方个性意识、民主意识、科学精神和对客观世界执着的求知、征服、改造的能动精神、批判精神，形成消极保守、因循守旧的民族心理，又是使中国长期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反思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共识的成败利钝，对于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文精神危机的拯救，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ШифманЛевТолстойивостокМосква1960.
2.ОРелитииЛьваТолстогоМосква1912.
3.М.М.РозановРелигияикультураПариж1928.
4.Л.Н.Толстой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90-тыхтомах）М.
5.Л.Н.Толстойpr оet contra С-Петербург2000.
6.АрхиепископиоаннРеволюцияТолстогонью-Иорк1975.
注释
[1]原载《跨文化对话》，第20辑，127~13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63~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欧美作家论托尔斯泰》，28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304页。
[5]《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281页。
[6]参见梁漱溟：《孔孟的人生哲理》。
[7]托尔斯泰：《生之道》，321页。
[8]《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45卷，337页。
[9]同上书，335页。
[10]《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2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1]《安娜·卡列尼娜》第4章第17节。
[12]《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309页。
[13]《托尔斯泰的革命》，138页。
[14]《论托尔斯泰的宗教》，187页。
[15]同上书，188页。
[16]同上书，190页。
[17]《托尔斯泰的革命》，89页。
[18]《论托尔斯泰的宗教》，188页。
[19]《托尔斯泰的革命》，179页。
[20]《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138页。
[21]《复活》第1卷第13章。
[22]《复活》第2卷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