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随着1999年的新年钟声正式进入国际货币体系的欧元，既是欧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又是欧盟内部和外部政治关系不断发展深化的产物；欧元作为欧盟国家的单一（或统一）货币，是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欧洲国家谋求的重要载体，是欧盟政治家欧洲统一与集权的政治梦想和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对欧元的分析需要运用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的视角。这是本项目成果之所以取名“欧元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缘由。
一、新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又称“政治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politics,or political economics）、“新古典政治经济学”（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和“政治的经济学视角”（economic approach of politics）等。我在《教学与研究》杂志1999年第3期的《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一文中对它做过较为系统的介绍和评论。粗略推算，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不过20多年。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它的界定还是莫衷一是。就新近的文献资料来看，现在对“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佩尔森和塔贝里尼的解释
在《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2000）一书中，佩尔森（Torsten Persson）和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把新政治经济学界定为一门解释经济政策的学问。他们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基础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三个传统的最优结合，这三个传统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肇始于卢卡斯（R.E.Lucas,Jr.）在20世纪70年代对经济政策规则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布坎南（J.M.Buchanan）等人对经济政策的实证分析；以及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里克尔（W.H.Riker）等人的规范的政治学研究。根据佩尔森和塔贝里尼的解释，如同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那样，公民个人会理性地行动，他们对经济结果的偏好会引致对政策的偏好；如同在公共选择理论中一样，政策的决策权下放给当选的代表可能会引起选民和政治家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并且，正如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一样，政治体制形成了制定政策和选举政治家的程序。佩尔森和塔贝里尼把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概括为：“采取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政策的均衡方法，利用理性选择工具，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某些经典问题。”[1]
（二）阿伦·德雷泽的解释
阿伦·德雷泽（Allan Drazen）在《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2000）一书中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来定义。运用现代经济分析，不仅体现在运用数学方法这种形式化的意义上，而且表现为它还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2]。他还进一步把新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实证的政治经济学和规范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探讨这样的问题——政治约束将如何解释与最优政策不同的政策选择（及其经济结果）以及这些政策所意味的结果。”“规范的政治经济学将探讨在现有的政治约束既定的条件下，如何能够将社会很好地引导到实现特定经济目标上这样的问题。它不但包括如何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克服’政治约束，而且包括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而设计政治制度。”[3]
（三）沃特曼的解释
沃特曼（A.M.C.Waterman）在《新政治经济学的过去和现在：政治学说的沉浮与经济理论——历史的视角》（2002）一文中认为，当今的“新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于50年前的思想含义。新古典主义的正统（neoclassical orthodoxy）提供了一个集体主义，或至少是干涉主义和统制主义的思想基础这样的政治共识。而新政治经济学摧毁了这些基础，并用与早期的、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诞生的自由放任的共识更加协调的经济理论取而代之。他这里所说的经济理论就是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按照他的解释，新政治经济学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来分析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如战争、衰退、阶级和文化等。[4]
（四）斯坦福大学的解释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在它的“政治的经济学”博士项目（2010）介绍中这样界定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是一个主要研究个人和组织的非市场、集体和政治活动的跨学科领域。”这个博士项目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学与组织、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体制的经济学分析、政府决策模型检验、发展中社会的政治经济学。[5]
（五）维基百科全书的解释
维基百科全书（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2010）在New political economy条目下的内容是：“新政治经济学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把经济思想看作待解释的现象。查尔斯·梅尔（Charles S.Maier）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审视各种经济学说，揭示它们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假设前提……总之，新政治经济学不是把经济思想和经济行为看作待分析的结构，而是看作其本身必须被解释的信念和行为。”[6]
（六）布赖恩·斯诺登和霍华德·文的解释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源泉、发展和现状》（2005）一书中，布赖恩·斯诺登（Brian Snowdon）和霍华德·文（Howard R.Vane）把新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研究政治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相互作用的各种形式的一个研究领域”。这类似于佩尔森和塔贝里尼的解释。不过，他们把这个领域称作“新政治宏观经济学”（new political macroeconomics）。他们认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得益于宏观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和博弈论三者的结合。“这一繁荣发展的领域专门使用了现代的经济分析的技术工具来研究数量众多的关键的公共政策问题。”[7]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对“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回答还是五花八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主要特色还是没有相对统一的说法。不过，仔细考察这些解释，我们发现至少有两点是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共识：其一，新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传统（或古典）政治经济学，它是“新”的政治经济学；其二，新政治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工具来研究现代社会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政策决策问题。我在1999年的那篇文章中给新政治经济学下的定义是：“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政治和经济，或社会和个人，或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问题、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内容的社会科学。”[8]这个定义今天看来还是比较靠谱的，可以包容大多数西方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所下的定义。
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从现有的新政治经济学文献来看，这里的“新”主要是指运用经济学中新的工具和方法，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策和体制选择问题。这些“新”的方法主要包括理性人假设、理性预期假设、最大化假设、成本—收益分析、经济理论的模型化或形式化、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相容理论、博弈论等。当然，新政治经济学也使用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方法，例如比较分析法、历史方法、组织—制度分析法、因果（逻辑）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目前还不统一，学术边界也不清晰。《新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部在这本杂志1996年创刊号上的开篇之作《新政治经济学》中把新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界定为四个方面：比较政治经济学、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多数新政治经济学学者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政治（学）与经济（学）”“国家（政府）与市场”这三方面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经济转轨、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等问题。新政治经济学特别关注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追求和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和摩擦，党派竞争，利益集团对政策选择的影响，权力、利益与交易，分配关系，等等。
二、欧元的经济学分析
欧元区国家统一使用一种货币——欧元，既有成本也有收益，这里的成本—收益既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既有货币的也有非货币的；这些国家经过长时间的探索、试验，最终选择了统一货币，表明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使用单一货币欧元的收益是大于其成本的。
早在欧元出现以前的30多年，蒙代尔（Robert Alexander Mundell,1961）和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1963）等一些研究国际经济学的学者就从理论上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前提条件、好处和坏处。概括起来，他们认为，建立和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主要有：（1）降低货币区内贸易的交易成本；（2）消除汇率不固定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因此会促进国际分工及在货币区内贸易与投资的流动，并能排除成员国之间的外汇投机活动；（3）节省成员国的外汇储备，降低储备成本；（4）促进货币区内市场一体化，使生产者和商家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来的好处。
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则包括：（1）单个国家失去了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权。（2）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的决策权受共同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3）单个成员国与整个货币区的宏观经济目标可能出现矛盾。例如，在货币区内，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成员国为了降低失业率可能需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其他经济繁荣的成员国却需要运用紧缩性的政策去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这时候如果货币区实施统一的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那么就会加剧少数国家的失业。（4）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有可能恶化货币区内的发展不平衡。
如果我们对欧元区国家实行单一货币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那么使用欧元给欧元区乃至欧盟成员国带来的主要好处如下。
（1）促进单一市场的发展，加速进程。
欧盟的历史说明（见本书第一章），货币不统一是欧盟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而实行单一货币必将促进欧盟单一市场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加速一体化进程。
首先，欧元的使用使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随着欧元区内部的外汇市场和外汇交易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从而使得汇率波动这个阻碍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和贸易的障碍得以消除。
其次，统一货币后会提高欧元区内各成员国价格的透明度和可比性，进而会提高贸易的透明度和市场的竞争程度。这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又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最后，单一货币的采用有利于提高资本在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减少资本流动的交易费用；而且，一个庞大、统一的欧元资本市场的创立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欧盟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统一的资本市场通过增强竞争力、提高投资质量和服务质量使企业和消费者获利。一切经济主体将在一个更大的、更具有流动性的货币和资本市场上，在透明、均等和低利率的条件下用同一种通货进行借贷，这将会促进贸易、投资的发展。
欧元成长的实践表明，欧元对欧元区贸易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品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9]
（2）促进就业和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通货波动成为阻碍欧盟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因为通货和汇率波动会误导资源配置，增加贸易摩擦，加大投资风险。随着欧元的使用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实行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的单一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预期大大降低，汇率风险被消除，加上对政府负债比率的控制和欧元证券市场的发展，欧元区的利率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由此会刺激投资增加。同时，单一货币会减少劳动力在欧元区内流动的成本，从而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这些都会带来就业的增加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3）提高国际竞争力。
如果说单一市场的启动使欧盟各成员国以统一的关税政策和贸易政策对外的话，那么，欧元的启动将使欧元区各成员国以同一种货币和货币政策对外。由统一市场到统一货币，将大大提高欧元区乃至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消除汇率波动会降低投资和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交易费用的减少会直接减少生产成本；加上欧元流通引起欧元区内企业的合并和重组，产业结构将得到调整；货币统一又能够提高生产要素在欧元区内的流动性。所有这些都将提高欧元区乃至欧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欧元作为一种新的国际通货，是一种独立、自由浮动的货币，这将使欧元区各成员国摆脱美国一打“喷嚏”，它们的经济就“感冒”的被动局面。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剧烈动荡的金融海啸中，大家最好还是坐在一艘大的、坚实的和稳定的船舶中，而不要分别坐在一个个孤立的小舢板上。大家共同抗御金融风暴比许多单独的国家各自为战要好。
不过，任何事物都像一枚硬币，总是有正反两面。十几个国家统一使用欧元也是有成本的。
成本之一是欧元区成员国牺牲了自己的货币主权和货币政策自主权。
统一货币以后，欧元区成员国必须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面临一个单一的利率或汇率水平，各成员国不再拥有制定和操作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成员国如果发生不同的经济问题，例如有些国家经济过热，有些国家出现衰退，或者如果遭遇不对称冲击，那么成员国就无法通过调节本国的货币流通量、利率和汇率来应对危机。它们别无选择，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也得忍着。当冲击和危机发生时，问题成员国就绑架了其他成员国，财政状况好的成员国必须救助陷入债务危机的成员国，否则欧元系统就会崩溃。大家现在同处在统一货币的屋檐下，成员国不论经济状况好坏，现在都是欧元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虽然未必“一荣俱荣”，但极有可能“一损俱损”。
成本之二是欧元区成员国的宏观调控只能玩“独手戏”。
如果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两只手，那么宏观调控要想获得理想的效果就需要这两只手并用，且两只手要协调和配合好：有时候两只手都要硬，例如衰退严重时需要“双扩张”，通货膨胀严重时需要“双紧缩”；有时候则需要一只手硬一只手软，例如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搭配，或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搭配。欧元区成立以后，成员国的宏观调控只剩下财政政策这一只手，宏观调控只能玩“独手戏”。这就增加了成员国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甚至可能给成员国带来沉重的代价。当某一个成员国的经济状况不好时，由于要遵守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它便不能够自行降低利率和（或）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复苏，只能依靠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财政支出扩大的副产品之一就是财政赤字加大和（或）政府债务增加。希腊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独手戏”的产物。2009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其GDP的比例超过12%，政府负债占其GDP的比例高达113%！
成本之三是欧盟成员国为了满足加入欧元区的趋同条件不得不减少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降低通货膨胀率，这使一些成员国付出了经济增长减慢、福利减少、失业率上升的代价；要想继续保留在欧元区内，成员国还要准备承担这些代价的后果。
三、欧元的政治学分析
欧元的启动，既是欧盟走向成熟的标志，又将为欧盟的扩大奠定基础。
一方面，欧盟的单一市场计划正在向纵深推进。单一市场的主要内容是商品、资本、劳动和服务的自由流动。货币不统一，这四个方面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因此，单一货币是单一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逻辑结果。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左膀”和“右臂”，货币的稳定必须有财政作后盾，统一货币需要有共同预算；而共同预算又需要有共同的议会或国会，需要有共同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因此，欧元的诞生将把欧盟推向财政联邦制和政治一体化的道路。
自欧元问世以来，欧元区和欧盟的版图加速扩大：1999年元旦欧元正式启动时，欧元区只有11个成员国；到2015年1月1日，欧元区扩大到19个成员国[10]，另有摩纳哥、圣马力诺、梵蒂冈、安道尔、黑山、科索沃、亚速尔群岛、巴利阿里群岛、加那利群岛、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南极洲附近群岛、瓜德罗普岛、新胡安岛、马德拉群岛、马提尼克岛、马约特岛、留尼汪岛、圣马丁岛19个非欧盟成员的国家和地区采用欧元作为当地的单一货币。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时，欧盟（欧共体）总共有15个成员国；到2016年1月1日，欧盟扩大到28个成员国；目前还有一些国家正在申请加入欧盟。按照欧盟的愿景，所有欧盟成员国都需要将欧元作为单一货币。这意味着欧元的版图还将进一步扩大。
在日益扩大的欧元区和欧盟，欧元的政治学遇到的问题也是一般的政治学所遇到的问题——自由、（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和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利益和负担（成本）在成员国之间、在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
无论是欧元区还是欧盟，其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语言、文化习俗、政治传统、宗教、社会制度和国民的生活习惯均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欧元区（或欧盟）与成员国既有欧元区（或欧盟）层面上的共同利益和公共目标，也有各成员国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目标；既有欧元区（或欧盟）这个大家庭的共同需要，也有成员国的自身需要。作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标志物的欧元就是建立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的，欧元的政治学首先要协调的就是欧元区（或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和目标冲突。
就国土和人口规模来，欧元区（或欧盟）的大多数成员国都是小国；就地缘政治来说，它们唇齿相依。因此，联合和合作是这些国家的共同需要。从建立关税同盟的《罗马条约》到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再到《里斯本条约》，欧洲国家的联合和合作一步一步走来，但是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充满着矛盾和冲突，这里的矛盾和冲突既有成员国与欧元区（或欧盟）层面的，也有成员国之间的。每一次联合和合作的达成都是矛盾得到协调、冲突得到缓解的结果，其中充满着讨价还价、让步、妥协甚至哄骗；而每一次联合和合作的达成又为新的矛盾和冲突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欧元区（或欧盟）一体化的进程顺利与否取决于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欧元区（或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快慢则取决于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速度，而这个速度的快慢又取决于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所花费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的比较。
2009年年底燃起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以及随后扩大到“欧猪五国”[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爱尔兰）、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pIIGS]、波及整个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以及2015年发生的欧洲难民危机是欧元区（或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两次大爆发。通过讨价还价的艰苦博弈，这两场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是新的矛盾和冲突正在积聚。2016年6月24日英国经过公投决定脱欧则是英国与欧盟利益矛盾和冲突无法协调的结果，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一次倒退。
四、欧元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由上文我们看到，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形成，以及欧元的出现，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欧元的未来走向和未来发展，既取决于一系列经济因素，也取决于一系列政治因素。欧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是一个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过程。就“欧元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这个课题来说，我们主要关注以下两点。
（1）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矛盾与协调）。
欧盟的一体化过程是一个政治的交织并进、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一个经济一体化或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在欧盟一体化的过程中，经济合作包含着政治协调（或妥协），政治协调包含着经济利益的让步，政治协调推动着经济合作。
欧元的诞生不仅宣告了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功地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即最后阶段，而且启动了欧盟的进程。欧元是欧盟市场一体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欧盟的一个重要台阶。十几年来，欧元孕育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体现了欧盟各国强烈的政治意愿。欧元首先是一个政治决定，是欧盟的重要组成部分。欧元的使用将大大提高欧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将大大提高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正如欧洲中央银行第一任行长杜伊森贝赫（Duisenberg）在1998年12月31日欧元区11国货币与欧元最终兑换率的揭幕仪式结束以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贮藏手段固然重要，但是货币的作用远比这些重要。一种货币也是一国人民特性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人们现在和未来的共同愿望。欧元将成为欧洲人团结统一的象征。”
欧元的出现不仅为国际货币体系增添了一个新成员，而且更重要的是启动了新一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整合浪潮，欧元已经改变了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欧元已经从欧元区的政治经济舞台走向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以美元为主宰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建立一个多极化的、竞争性的、平衡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进程已经启动。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的金融海啸大大加快了这一历史进程。
（2）欧元产生和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利益矛盾与协调。
欧元既是欧盟成员国之间利益矛盾的产物，又是利益协调妥协的结果。不论是在欧元产生的过程中，还是在现在和未来欧元运行的实践中，利益矛盾还将存在，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不同罢了。未来欧元面临的主要矛盾有：欧盟整体利益与个别成员国的利益矛盾，欧元区内德法两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欧盟内部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如南欧诸国）之间的利益矛盾，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的利益矛盾，欧元、美元和日元三大国际货币的竞争，欧盟与其他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的利益矛盾，等等。
欧元是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各种矛盾协调的结果或产物，欧元的诞生解决了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许多矛盾，从而把欧盟一体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欧元的产生又引发了许多新的矛盾，欧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取决于欧盟政治家、欧盟各国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些矛盾。
对欧元的分析仅仅依据经济学的方法或政治学的方法是不够的。欧元的使用一方面能够提高欧元区成员国的效率，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对欧元进行经济学分析；另一方面，欧元的使用也将促进自由（如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改变权力、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化，因此我们又需要对欧元进行政治学分析。但是，欧元的经济学目标和政治学目标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在欧元区或欧盟范围内，要想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效率，就需要个人和企业有更多、更自由的选择，国家制度和欧元区或欧盟制度更加健全，利益和负担在利益集团之间、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更加公正，社会更有秩序。从另一角度来看，在欧元区或欧盟范围内，机会越开放，分配越公正，安全越有保障，制度越有效率，人们就越有进行生产和财富积累的积极性，越有进行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因而经济和社会就越会加快发展。由于欧元的产生、运行和发展是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交织在一起的，难解难分，因此我们必须用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欧元。
注释
[1]〔瑞典〕佩尔森，〔意〕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方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2]〔美〕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杜两省，史永东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3]《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第5页。
[4]Waterman,A.M.C.,2002:"'New Political Economics'Then and Now:Economic Theory and the Mutation of Political—Doctrin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January,pp.5—6.
[5]www.gsb.stanford.edu>PhD Home>Fields of Study,2010—03—08.
[6]en.wikipedia.org/wiki/Political_economy,2010—03—06.
[7]Snowdon,Brian＆Howard R.Vane,2005,Modern Macroeconomics:Its Origins,Development andCurrent State,Edward Elgar,p.517.
[8]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
[9]参见方福前：《欧元：从现在看未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12期。
[10]它们是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