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性的分析框架

人性，又称为人的本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性。在理论上，人性是一个魅力无穷而又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在中西文化观中，对人性的理解大不相同。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只要提起人性就自然而然地想起性善性恶之争。因此，中国哲学主要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界定人性。而在西方哲学中，性之善恶虽然是一个与人性有关的问题，但人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理性与经验之争。人到底是理性的还是经验的，这个问题成为西方人性论的永恒主题，它不仅影响到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且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本书之所谓人性，主要是在人性的理性与经验之争的意义上理解的，这是一个前提性的界定。

一、理性人

理性人，是对人性的理性假设，是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性观。这种理性的人性观发轫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黑格尔哲学发展到顶峰。

古希腊对人性的探讨始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更为关注的是宇宙本体，自从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这一著名命题以后，哲学家转而注重对人自身的研究，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从宇宙本体到人本体的转向。人性，也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被纳入哲学家的研究视野的。苏格拉底对人的本性认识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苏格拉底强调知识来自理性，认识事物就是用理性确定事物的概念。只有确定概念，才能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才能达到真知。由此可见，苏格拉底从知识上界定人的本性。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人性问题也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人性三分论。柏拉图认为，人是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的，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即情欲、意志和理性。灵魂是这三个部分或因素的结合体。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在个人生活和行为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三者之间有着一定的等级统属关系：理性最高，意志次之，情欲最低。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从苏格拉底的知识一元论到柏拉图的理性、意志和情欲三元论，无疑是一大进步，因为柏拉图认识到了人性构成因素的复杂性。尤其是柏拉图对理性的重视具有一定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观点，进一步强调理性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根据生活经验的事实，认为要弄清幸福的性质，必须研究人的本性，也就是要指示出人所特有的功能。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的功能，绝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乃是人特有的功能。因此，生长养育的生命，不能算做人的特殊功能。其次，有所谓感觉生命，也不能算做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马、牛及一切动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1]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当然，亚里士多德并不否定人的本性中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的灵魂中存在着三种因素，即感觉、理智和欲望，或者说，灵魂具有非理性部分和理性部分。在非理性部分中，就是生物的特性。然而，灵魂还有另外的本性，这就是理性。无论是自制的人还是不能自制的人，他们灵魂中都有理性的部分。除了理性之外，在灵魂中似乎还有一种不同的本性，抵制和反抗着理性，恰像身体的瘫痪部分一样，灵魂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同样，无节制的人在冲动之下，就会违背理性。但是，在身体中我们看到了相反的移动，在灵魂中我们则看不到。然而，在灵魂中，除了理性之外，还存在着与理性相反，反抗着理性的东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植物性的生长欲望属非理性部分，和贪欲及一般欲望相联系，而与理性毫无共同之处，但它能接受并服从理性。那些能节制的人、勇敢的人，其灵魂部分即是符合理性的。所以他认为理性、非理性都有二重性。理性的二重性表现在理性是在克服非理性而成为理性的；非理性的二重性表现在由于理性的指导使非理性转反为理性。^[2]亚里士多德的天才在于辩证地论述了人的理性本质，揭示了人的本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亚里士多德还将理性分为主动理性与被动理性。主动理性是指纯理性活动，被动理性指由感觉而来的认知。应当看到，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被动理性，实际上是指人的经验性。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并未将理性与经验完全厘清。当然，他是将人的主动理性视为至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仍然不失为一个理性主义哲学家。在亚里士多德后的古希腊哲学中，斯多葛学派进一步阐述了人的理性本质。斯多葛学派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命题，但将这种理性自然化，认为理性的生活是依照自然的生活。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人应该合乎自然的秩序而生活。在人成为一个有理性的动物时，便把一个有理性的本能看作是真正的自我。因此，人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本性，就是善。因为，人是整个宇宙的自然的一部分，个人的本性就是整个宇宙的自然的本性。所以，在斯多葛学派看来，合乎自然的方式的生活就是至善。什么是普遍法则呢？在斯多葛学派的哲学中，就是指渗透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理性，亦即主宰万物、规定万物的神。斯多葛学派使理性等同于自然，并将其神化，表现出理性的神秘化的倾向。

人类理性通过罗马时代的历史变迁，发生了宗教化的转向，形成了所谓宗教理性。中世纪经验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肯定人和其他一切动物一样，都力求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使本性完善。但是有些动物目的一致，有些动物目的不一致。生命、健康、安全、喜乐、力量、名誉、爱欲、知识等欲望，并非恶事，但是也不能把它们看做最高的善。那么，最高的善是什么呢？阿奎那引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论证最高的善是理性的活动，只有理性完善，才能使一切行为完善。它的价值在于内心灵魂的完善活动，在于自我完善。由于理性沉思对象的广大和神圣，灵魂能够达到全知全智，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那么，什么对象能够使它满足呢？阿奎那认为，不是财富、名誉、权力和肉欲的享受，而是对上帝的热爱和追求。只有对上帝的沉思，才能达到类似神的境界，获得真正的幸福。由此可见，阿奎那把理性视为接近上帝的工具，这就表现出宗教理性的特征。宗教理性孕育着神秘主义，最终导致近代人本理性的诞生。近代理性的精神的觉醒，是以意大利人文主义和路德宗教改革为标志的，由此形成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以对人性解放的执著追求、以知识理性为改善人性的信念，鞭挞宗教神学的蒙昧主义。同时，又大胆热烈地追求人的现实生活的幸福与欢乐，肯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讴歌生命的自然本性，激烈抨击中世纪以禁欲主义为内容的宗教理性。由此可见，人文主义不能说既是理性的又是反理性的，只能说是以人本理性取代宗教理性，从而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生长。路德的宗教改革引发了人类的理性思想的启蒙，因为这场宗教改革的思想基点是对人的自我意识的肯定，是对人的理性自由价值的确信；这种对人的内在主体独立自主自由的充分肯定，使每个个体的自我意识获得了空前的精神解放和自由。路德认为，教权制度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约束和强制人的律法，都是外在的、他律的；而唯有人心中的信仰，能使人产生自觉的善行，这是人的精神的自律，也即由信仰得来的人的理性的自觉自为。

从17、18世纪开始，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欧洲进入了理性时代。当时的启蒙运动，就是以理性为号召的，用理性来扫除一切愚昧与无知，并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一切意识形态进行理性的反思。正如恩格斯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3]在这种理性世界观的指导下，理性人就成为17、18世纪的人性假设。近代理性主义的开创人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笛卡尔以清晰明白的观念作为其哲学的基础，认为理性是人的天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的理性禀赋。所以，只有从人的理性观念出发，从清晰明白的概念出发，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笛卡尔认为，人的这种理性观念或理性认识能力是天赋的、人人皆有的。那种正确地作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是人人天然地均等拥有的。由于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或思维能力，那么确立人的本质原则，即是人的思维原则，思维即是人的本性。从人的本质是思维理性这一前提出发，笛卡尔确立了普遍怀疑原则及“我思故我在”的哲学主体性至上原则。笛卡尔认为，由于人是有思维理性的，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使思维理性产生怀疑，从宇宙自然到人性世界，从自然观念到伦理道德，一切皆在思维的怀疑中。思维通过怀疑，确立肯定的东西，否定否定的东西；思维通过怀疑，确认思维的权威性和至上性。虽然一切都可经思维而怀疑，但思维怀疑的思维却是不能怀疑的。因为只有确立思维思维者的存在，即思维主体存在，思维的怀疑才能进行。所以，“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思维和思维实体确立的普遍性命题，人的主体性及存在，被提到了空前至上的地位。对理性的强调与推崇，使笛卡尔得出这样的结论：永远只许听从理性的证明。所谓理性，在笛卡尔看来，就是人的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它是每个人生而具有的，是人的本性，自我的本质。由于笛卡尔把理性看做人人皆有的良知，人人都有这种天赋，所以人人都有正确地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如果说，笛卡尔相信人类理性有能力把握确实和普遍的知识，是一个独断主义者和唯理主义者；借助于心灵中固有的自明的概念和原理，笛卡尔从事于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这种理论像几何学的命题那样必然为理性所遵守。那么，斯宾诺莎具有同样的信心，他认为哲学的目的也是要获得关于事物的完全的知识，这只有靠清晰明确的思维才能达到。如果我们从自明的原则出发，每一步都加以证明，我们能够构成像数学一样的真理系统。^[4]在斯宾诺莎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在一定方式内体现实体本质的一种特殊样式。作为实体的特殊样式，人所具有的广延性和思维性就是身体和心灵。人的本质是由身体和心灵相结合构成的统一体，自然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按照斯宾诺莎的分析，心灵可以经过身体提供的外物形象进行自由的想象和联想，进一步形成观念的联系，即记忆。由此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理智是人人相同的。斯宾诺莎考察了人的情感与理智的关系，认为情感不是人性中自有的，而是由身体与外物接触，受外物刺激而产生的。所谓情感，就是使人身体活动增加或减少、顺畅或阻碍的感触。斯宾诺莎认为，情感会给人带来灾害，因此必须受到理智的控制。由此，斯宾诺莎提出了道德情感的发展阶段与知识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知德统一论。按照这种观点，在低级阶段上，人的情感是被动的，心灵对事物的知识是片面的、零碎的、不清晰的，只是印象的感性的知识。与这种知识相适应，情感只能表现为被动的、盲目的、狭隘的热情。人在这个阶段上，往往被情欲所驱使和奴役，在控制或克制情感上软弱无力。人类要从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就必须超越低级阶段而达到高级的理智阶段。在理智阶段上，心灵有了正确的观念，由片面的、零碎的、不清晰的知识达到了完整的、系统的、清晰的知识，即达到了对自然的本质和必然性的认识，得到了真知识。与这种心灵的正确观念、真知识相联系，情感就发展为主动的意志。所谓意志，就是在理智指导下的保持自己存在的努力。只有在这个阶段上，心灵或理性才能成为情欲的主人，表现出意志的主动性。在此，斯宾诺莎强调了理性的知识能力与理性的行动能力的一致性和同一性，体现了理性主义伦理学说的特征。

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但又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爱尔维修把唯物主义感觉论运用于对人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功利主义伦理学说。爱尔维修把人看做自然界的一部分，认为人是一架机器，由感官感觉所发动。人体活动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感觉。人的欲望、情感、意志、思想和行为都是由肉体的感受性决定的。因此，趋向快乐和避免痛苦就是人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法则。在爱尔维修看来，人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只是带着感觉的能力，即肉体的、物理的感受性。理智的能力是从这种感觉能力中发展出来的。在外界对象的作用下，人通过感觉感受到快乐或痛苦，并通过记忆、想象产生希望和失望、忧虑和恐惧等情感。根据反复的经验和教训，人们感到愉快的就去追求，感到痛苦的就回避。因此，趋乐避苦就成为人们行为的唯一动力和原因。爱尔维修强调人的物理的感受性，人性自私，趋乐避苦，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行为的原动力。但他又认为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个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须结成社会。那么，怎样使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呢？爱尔维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必须求助于理性。理性会告诉人们，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人们必须估计到行为的后果，有时如果不放弃眼前的快乐，就会在以后得到痛苦的后果。由此可见，爱尔维修虽然强调人的感受性，具有经验主义的因素。但最终爱尔维修还是从理性出发，限制人的感受性，以服从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在爱尔维修关于人性的认识中，理性还是最高的原则。法国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认为，道德科学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从客观事实本身及其关系出发，建立在确定的、自然的原则之上，必须符合人的现实关系和人的本性，科学地研究人类行为的动因。在霍尔巴赫看来，道德学的可靠基础是人性。人是由物质构成的，不过是有理性的、能思想的物质体。人不但有感性，而且有理性。由于人有感觉、理智，所以人的本性就是依靠自己的感觉和理智采取行动。凡是使自己的机体感受快乐的，人们就去追求，凡是使自己的机体感受痛苦的，人们就逃避。因此，趋乐避苦，就是人的本性。人的理性的作用就是给人提出目的，并且能够提出行动的适当方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有理性的人，就是能够凭着经验选择最可靠的方法来达到自己提出的目的的人。霍尔巴赫认为，道德对人是必需的，它建立在人的理性之上，道德义务是必然的、确定的，与人类的生命同样长久。在他看来，德行是义务行为的道德属性，这种道德属性能够在个人身上形成，是理性克服欲望、深思熟虑认识的结果，是文明战胜自然的结果。由此可见，霍尔巴赫同样强调理性对于道德的重要性。这种功利主义，确切地说是一种理性的功利主义。这一点，在英国哲学家边沁那里也体现得十分明显。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来源于法国唯物主义伦理学说，尤其是爱尔维修给他以深刻的影响。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一书中，把趋乐避苦作为论证功利主义原理的根据。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人共有的自然本性。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在它们的宝座上紧紧系着的，一边是是非的标准，一边是因果的环链。这就是说，边沁把快乐和痛苦看作是人的行为应该如何的标准，把道德判断的标准归于人的苦乐感觉。如果一种行为带来的快乐超过痛苦的余额，大于另一行为带来快乐超过痛苦的余额，它就比另一行为更善。而在一切可能的行为中，包含的快乐超过痛苦的盈余最大的那种行为，就是最大的善。快乐和痛苦不仅提供了审查法理学所需要的价值标准，而且也指出了人类行为的原因，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因果链条；不仅立法者可以巧妙地利用它制定控制人类行为的法则，而且伦理学家也可以借助它确立道德的原理和原则。边沁指出，功利原则承认人类受苦乐的统治，并且以这种统治为其体系的基础，这种体系的目的在于假借理性和法律之手以建树福利的体系。由此可见，边沁全部体系的核心和宗旨就是功利。追求功利不仅是理性的职责，而且也是法律强制的重要任务。立法者的职责不过是在私人利益和社会公益之间求得协调。因此，边沁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口号，而这种功利计算与预见，则完全有赖于人的理性能力。苏联伦理学家在评价霍尔巴赫等人的感觉主义伦理学时指出，这个“自然道德—理性—法律”的三位一体，是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卢梭等人不断重复的共同话题，尽管他们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存在着分歧。把理性纳入伦理学理论，这是又复归到了笛卡尔的传统。感觉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弱点就在于，在这个伦理学中暗中偷换着道德评价的标准，即既谈经验，又谈理性；既谈作为道德基础的感受性，又谈意志的合理性；既谈私利，又谈社会利益。^[5]

人类理性精神在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理性主义的顶峰。理性是康德伦理学赖以建立的基础。在康德看来，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只有理性才能决定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以前的道德学都是他律的，即从人的本质以外的原因中引申出道德原则，它们或者是从外部经验世界中寻找道德的根据；或者是从上帝的意志中引申出道德原则；或者是从社会法规和权威中找到道德的根据；或者使道德依附于人的自然要求，强调行为的快乐、幸福和利益。康德认为，所有这些他律伦理学说，都没有真正找到道德价值的根据，因而也都没有找到行为的普遍必然性法则，没有揭示自由的规律。要找到行为普遍必然性的法则，找到道德价值的根据，只有从人的理性本质出发，承认理性存在作为目的本身的价值。康德认为，人固然是有感性欲望的动物，但人和动物的区别却不在感性欲望，而在于理性。人的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就在于它的本质是理性的。人类之所以有道德，正是因为理性能够给自己、给人类立下行为准则，使人不会顺从感情欲望和驱使，不致陷入畜群的境地。康德把人看作理性的动物或理性存在物。人的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就在于它是理性的。在康德的体系中，意志就是理性的实践能力，就是实践的理性。因此，意志是康德伦理学的出发点。作为出发点的意志，是具有普遍性的善良意志。这种善良意志来自于人的理性本身。康德认为，实践理性的法则，道德的法则，不能建立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善良意志的基础上，从理性的善良意志中引申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这就是绝对命令。按照康德的规定，作为道德法则即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的绝对命令只有一个：“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康德强调善良意志和绝对命令，使道德根据和价值标准从主体外部移到主体内部，从感情的方面移到理性的方面，使道德的他律变为道德的自律。康德论证自由的规律，就是论证这种基于理性绝对命令的意志自律的普遍必然性。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康德开创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基础上，集德国理性主义思想之大成，将人类理性推向极端，将人类理性精神上升为宇宙本体精神，创立了令人惊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由于理性是宇宙的主宰，宇宙的实体，理性是万物的无限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整个宇宙，包括人类历史和精神，都遵循着一种理性秩序运行发展。所以，黑格尔认为，理性在先，自然物体在后，可见的自然、精神世界和历史过程，都受理性的决定支配。因而，黑格尔提出了绝对理念的概念。在黑格尔看来，他的哲学作为认识绝对存在的最高认识，能以概念的直接规定，从具体理念出发，从而在人的理性高级形式中，把握精神与自然或思维与存在同一的绝对存在，即绝对理念。

对人性的理性假设，是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由笛卡尔开创，经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至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发展到极峰，人类理性的自我认识进到一个自觉成熟阶段。^[6]理性主义哲学并不否认人的本性中的非理性因素，但试图以理性原则消解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使人性建立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之上。

二、经验人

经验人，是对人性的经验假设，是经验主义哲学的人性观。这种经验的人性观在西方文化中虽然不如理性的人性观那样蔚然大观，却也对西方文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是从19世纪开始，随着理性主义的式微，经验主义哲学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

在古希腊哲学中，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兴起，经验主义随之发轫，并且以非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具有理性与非理性同一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个部分，人的内在本性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价值观，使人以人的特有理性与动物划清了界限，使人成为理性人，然而又客观地看到了人从动物过渡而来的生物性和自然性。在古希腊哲学中，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伊壁鸠鲁。伊壁鸠鲁主张认识上的感觉论，认为事物是在人的意识之外而且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感觉是唯一可靠的认识源泉和标准。伊壁鸠鲁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驳倒感性知觉。相同的知觉不能驳倒相同的知觉，因为它们有相同的标准；不相同的知觉也不能驳倒不相同的知觉，因为它们所判断的并不是相同的事物。在他看来，认识事物固然要用理性，但是理性本身还是要依赖感觉，理性只是一种派生物，若没有感觉它就不能提供可靠的知识。概念也不能驳倒感性的知觉，因为概念依赖于感性的知觉。如果否认感觉，就是否认了认识真理的标准，同时也将失去一切行为的可能性和信念的可靠性。伊壁鸠鲁认为，认识中的错误不在于感觉、知觉，而在于判断，因为离开感觉、知觉的判断，就会没有可以用来判定你所斥责的错误判断的东西了。而理智清醒的时候所感知的事物，也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同样，思想中的怀疑和意见，也不能成为真理，因为它没有经过经验的判断和证明。伊壁鸠鲁强调一切意见都必须经过经验的证明才能判断其真伪。显然，伊壁鸩鲁十分强调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具有经验主义色彩。

进入中世纪以后，宗教神学利用理性建构其理论体系，形成宗教理性。但与此同时，宗教所特有的信仰主义又必然导致对人的理性的否定，从而迈向以感觉主义为特征的经验主义。随着近代理性主义的复归，经验主义也开始流行，尤其是在英国形成了经验主义哲学的强大思潮。在近代英国哲学中，经验主义哲学家首推培根。培根重视经验而轻视理性，他说：绝不能给理性加上翅膀，而毋宁挂上沉重的东西，使它不会跳跃和飞翔。培根认为，人的认识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知识来自对自然界的模仿，存在的真实同知识的真实是一致的。在培根看来，知识就是对自然规律性的认识。在自然中真正存在的东西，虽然除掉个别物体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纯粹个体的活动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但是在哲学中，就是这种规律以及对于这种规律的研究、发现和解释构成知识与活动的基础。培根强调感性经验和实践活动对认识的作用，认为知识来自感性经验，人类应在实践的基础上考察和改造知识，把科学的体系建立起来。培根强调经验，但也没有完全排斥理性，他在强调经验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的同时，主张必须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培根认为不能使感性经验的东西放任自流，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给予理性的指导，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既然培根也谈论理性，为什么还说他是经验主义者呢？对此，美国哲学家梯利指出：我们可以把培根划归经验主义学派，尽管他的经验主义不彻底和前后不一致。他认为除去天启以外，一切知识都产生于感觉，只有个别的东西存在。精神或理性能对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加工，知识是理性的，又是经验的；而理性本身却不出真理。与此同时，他论述心智的各种能力时，好像那是先天的资质。灵魂是物质的。可是此外还有理性的灵魂，关于这个灵魂我们一无所知，它属于宗教范围。神学被排除在物理学以外，变成为形而上学毫无效益的部分中的一部分。^[7]培根从经验主义出发，创立了归纳法，向理性主义的演绎法提出了挑战。归纳法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清除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谬误，被培根认为是唯一科学的认识方法。

继培根之后，英国哲学家休谟也是著名的经验主义者。休谟怀疑和贬低理性，强调和夸大情感、直觉的作用。休谟否认在人的感觉之外有任何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存在，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出主观感觉的范围之外，世界上存在的只有感觉和知觉，除此以外一切都不可知。在《人类理性研究》一书，休谟明确指出：我可以大胆地提出一个没有例外的概括命题说，这种关系的知识在任何例证下都不是由先验的推论得来的；这种知识之所以生起，完全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看到某些特殊的物象是恒常地互相连合在一块的。一个人不论有如何强烈的自然理性和才能，他在遇到一个完全新的物象时，纵然极其精确地考察了那个物象的各种可感的性质，他也不能发现出那个物象的任何一种原因或结果来。我们纵然假定亚当的理性官能一开始就是很完全的，他也不能单根据水的流动和透明就断言水会把他窒塞住，他也不能只根据火的光和热来断言说，火会把他烧了。任何物象都不能借它所呈现于感官前的各种性质，把产生它的原因揭露出来，或把由它所生的结果揭露出来。我们的理性如果不借助于经验，则它关于真正存在和实际事情也不能推得什么结论。^[8]既然任何信念都无法用推理或理性的方式获得，而不管怎样我们都又确实得到了无数的信念，那么，根据休谟的观点，关于人是独立而有理性的行为者的传统理性主义的观念就应当被抛弃。

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崛起，是对理性主义的进一步挑战。孔德提出“观察优于想象”的命题，抑制人的理性，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正如美国哲学家梯利所指出的，孔德是站在经验派思想家一边的，他属于以休谟和狄德罗为重要代表的哲学家的行列。^[9]孔德认为，一切科学都必然是在被观察到的事实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观察与实验是人们探究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根本手段，人们通过观察所获得的感性经验是认识的来源。因而，孔德异常强调感觉的作用，认为人如果失去了一种重要的感觉，如果获得某一新的感觉，至少能知觉到一群事实。因此，感觉被孔德置于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之上：人们对现象的研究只是通过感觉来进行的。在失去感觉的情况下，或者在感觉仅仅发生简单质变的情况下，在研究上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正是从这种感觉主义出发，孔德抑制理性思维、想象力的作用，主张人们的认识只能就现象论现象，而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去作什么精细的评价，如果试图说明存在的内在性质、所有事物的起源与目的、所有现象的本质和发现形式等，那就不仅是空想的、无用的，甚至会危及真正科学的一切基础。这样压抑理性认识的结果，就是孔德把感性经验看成是决定认识发展的唯一因素与尺度，从而得出只有经验才给我们提供我们力量的唯一尺度的结论。这里，表现了孔德的实证哲学所具有的人们公认的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把人们的认识限制在观察所直接给定的单个事实、现象的领域之内，使认识被感觉、经验牵着鼻子走，这也正是孔德强调一切知识必须从属于观察的缘由。^[10]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法国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理性主义的发展遇到了深刻的危机，这就为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滥觞提供了契机。现代非理性主义竭力地突出人作为主体的个别性和不可重复性，把人心理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意志、情绪、直觉、本能等提到首位，并强调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11]

三、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出语惊人地说：“哲学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人类几种气质冲突的历史。”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被詹姆士认为是哲学上的两种相对应的气质。詹姆士指出：经验主义者是喜爱各种各样原始事实的人，理性主义者是信仰抽象的和永久的原则的人。任何人既不能够离开事实也不能够离开原则而生活一小时，所以，其差别不过是着重在哪一方面罢了；然而，由于各人的着重点不同，彼此之间就产生了许多非常尖锐的嫌恶感。我们将会觉得，用经验主义者的气质和理性主义者的气质来表示人们宇宙观的差别是非常方便的。这两个名词使得这个对比显得简单而有力量。用这两个名词来对人进行描述就使他们的对比往往比这两个名词所表述的人更加简单而有力量。因为人的本性可能有各种交织和组合的情况，所以，如果我现在就通过给这两个名词分别加上一些次要的规定的特性，来更充分地说明当我说到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时候，我心目中所指的是什么的话，就请把我这个做法看作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些独断吧。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理智主义与感觉主义这两个名词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是同义语。一方面，自然似乎最经常把一种唯心的和乐观的倾向与理智主义结合起来。在另一方面，经验主义者却又常常是唯物的，他们的乐观主义显然是有条件的，而且是犹豫不定的。理性主义始终是一元论的，它从整体和一般概念出发，最重视事物的统一性。经验主义从局部出发，认为整体是一种集聚，因此并不讳称自己为多元论的。理性主义总以为自己比经验主义更有宗教信仰。当理性主义者是个所谓重感情的人，而经验主义者是一个以不动感情而感到自豪的人的时候，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主义者就常会是赞成所谓意志自由的人，而经验主义者一定会是一个宿命论者。最后，理性主义者在断言时总带些武断性的气质，而经验主义者可能采取比较怀疑的态度并且愿意开怀畅论。詹姆士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特性分成柔性的和刚性的两栏，列举如下^[12]：

柔性的　　　　　刚性的

理性主义的　　 经验主义的

（根据原则而行）（根据事实而行）

理智主义的　　感觉主义的

唯心主义的　　唯物主义的

乐观主义的　　悲观主义的

有宗教信仰的　无宗教信仰的

意志自由论的　宿命论的

一元论的　　多元论的

武断论的　　怀疑论的

詹姆士在此所列举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特性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事实上，理性与经验以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对范畴本身也是很难区分的。美国哲学家梯利曾经指出：近代哲学按照它们以理性或经验为知识的源泉或准则而被划分为唯理主义或经验主义。为了避免误会起见，必须强调以下数点：（1）所谓唯理主义可以指这种态度，它肯定知识的标准是理性而不是启示或权威。从这个意义来看，一切近代哲学体系都是唯理主义的；根据这一特征，我们把它们划归近代哲学。（2）所谓唯理主义可以指这种观点，它认为真正的知识由全称和必然的判断所组成，思维的目的是制定真理的体系，其中各种命题在逻辑上相互有联系。这是关于知识的数学式概念，几乎所有的新思想家都视之为理想。无论他们是否相信这种理想是能实现的，他们只承认合乎数学模型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3）还有关于知识的起源问题，近代哲学对此有不同的答案：（a）真正的知识不能来自感官知觉或经验，而必然在思想或理性中有其基础。真理是理性天然所有或理性所固有的，那就是天赋、或与生俱来、或先验的真理。确实的真理起源于思想本身。虽然有些人愿意把这种观点定名为直觉主义或先验论，这也被称为唯理主义。（b）没有与生俱来的真理，一切知识都发源于感官知觉或经验，因此，所谓必然的命题根本不是必然或绝对确实的，只能给人以或然的知识。这种观点被称为经验主义或感觉主义。梯利认为，经验主义者会承认第一种和第二种意义的唯理主义，认为只有绝对确实的知识是真知识，同时否认在数学以外有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如果经验主义指经验世界是哲学的对象，哲学必须解释经验世界，那么，一切近代哲学都是经验主义的。如果经验主义指没有经验就不能认识，纯粹思想或绝对脱离感官知觉的思想是不可能的，那么，近代哲学又大部分是经验主义的。记住以上所述，我们就能按照哲学家对知识起源问题所作的答案，区别他们为唯理主义者（先验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感觉主义者）。哲学家总是把这种答案，同关于知识确实或可靠性问题的答案联系起来。近代早期的两派都肯定感性知识不绝对确实。唯理主义者宣称，只有唯理或先验的真理、清晰明确被理解了的真理，才确实。一般说来，经验主义者否认有先验的真理，指出清晰明确被理解的真理不是必然确实的真理。^[13]由此可见，只有在知识来源问题上，才能真正区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

近代理性主义，从本质论与认识论两个方面展开理性观，它既涉及对人的本性的理解，又涉及对世界认识的方法论。应该说，理性人的假设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分野，从而说明了人的本性。这种理性的人性观，曾经在人文科学中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渗透到各个知识领域。表现在政治上，是政治理性主义，即用理性观察、沉思人类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以及自觉自为的政治历史活动。正如美国哲学家梯利所说：“近代精神是反抗中世纪社会及其制度和思想的精神，也是在思想和行动的领域里人类理性的自我伸张。”^[14]政治理性主义设想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是理性人，其参加民主主要通过选举。而在选举上，任何选民都是理性选民，其投票行为都是理性投票行为。理性的投票行为是指选民对其所认识到的（或期待的）好处最大化的选择。换言之，行动者决定采取的任何行动必须使他或她所认识到的好处最大化，不然行动者就作出其他选择。因此，任何选民都肯定是理性的。^[15]政治理性主义产生了积极的政治观，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比较乐观，他们之所以有理由对通过政治活动来实现至善表示乐观，是因为人的理性可以作为人类最终的依托。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独特天赋正在于其理性。理性是人类的光荣与骄傲。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命题所要说明的是，理性和情欲是对立的，前者象征着善，后者征兆着恶，但人们可以自觉地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压制内心中“万恶的”情欲。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强调理性是人类灵魂的最高部分。人类奋斗的目标和进步的含义就是使理性在人身上及社会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16]近代理性主义表现在经济上，是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古典经济学派设想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也是理性人，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是理性的；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是人的本能要求。经济人的这种利己本能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的经济力量，是无法加以限制的。因而，亚当·斯密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社会经济。^[17]以上理论无不以理性为基础，但人的理性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社会生活，同样要受社会生活的限制。申言之，人的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无限制地夸大理性的作用，必然导致荒谬。较为科学的理性观不应该是绝对与无限的理性，而应该是相对与有限的理性。美国著名学者西蒙曾经对有限理性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理性就是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来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理性可以分为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客观理性表示在指定情况下真能使一定的价值最大化。主观理性是指相对于决策者的主观知识而言，一项决策所达到的价值最大化。西蒙认为，实际行为决定客观理性，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按照理性的要求，行为主体应具备关于每种抉择的后果的完备知识和预见。而事实上，对后果的了解总是零碎的。（2）由于后果产生于未来，在给它们赋以价值时，就必须凭想象来弥补其时所缺少的体验。然而，对价值的预想不可能是完整的。（3）按照理性的要求，人们只能想得到全部可能行为方案中的很少几个。西蒙还进一步论述了理性的限制：（1）知识的不完备性。理性，意味着对每个抉择的确切后果都有完完全全的了解。事实上，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条件的了解，从来都只能是零碎的；至于使他得以从对当前状况的了解去推想未来后果的那些规律和法则，他也是所知甚微的。（2）困难的预见。其想象后果中的变动着的价值要素，进行追踪的能力，以及给这些要素所导致的后期体验，赋以始终如一的权衡能力。（3）可能行为的范围。^[18]

应当说，有限理性的观点是正确的，它考虑到了人所处的环境的复杂性与变动性，对人的理性能力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事实上，人不仅具有理性，而且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例如激情、冲动等反映动物本能的内容，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冲动和愿望。冲动，是人类本性中偏重本能的部分，本能则是一切人与低级动物共有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除了冲动之外，人的行为还受制于愿望。愿望是有意识的，它与人的理智相联系，表现为对一定的目的的追求。由冲动与愿望，罗素得出结论：人性是介乎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因此，社会性和个人性是人性的两个基本因素，并认为这是伦理学的人性基础。^[19]

近代经验主义否认人的认识的先验性，尤其是强调人的个体性及个体认识之间的差异性，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认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也表现在各个知识领域。表现在政治上，是政治经验主义。美国学者萨托利曾经比较了经验主义民主与理性主义民主的区别，认为两者都以人民主权作为起点，但英美民主理论——经验主义民主的典范——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论述民主政治的方式方法的理论。相反，在《魏玛共和国宪法》——它当然是宪政理性主义的范本——第1条中，我们可以读到die staatsgewalt geht vom volke aus（国家权力来自人民）。这一前提为一个结构严谨的演绎性论证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英语中的人民是具体的人，法语中的人民及其同义词，则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从与理性格式塔一致的抽象思辨中产生出来的整体。^[20]政治经验主义产生了消极的政治观，相信恶的至尊，并忧心忡忡地为幽暗意识所笼罩。消极政治观认为人性既然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就难免要被用来作恶。因此，为避免权力的腐化而造成的极权专制，就有必要从制度上加以防范。^[21]英国学者沃拉斯从政治中“发现”了非理性因素，认为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是非理性的，是基于本能和情感之上的。沃拉斯指出：事实证明，由于人的有意识推理的能力是不完美的，刹那间的恐惧、冲动可能比推理过程更为可靠，但是由于他有选择的可能，所以甚至顺应冲动这一决定也变成为一个行为问题。伯克笃信人的政治推理能力极为有限。他整整一生都在向英国人倡导遵循惯例，也就是说根据原则顺从习惯性的政治冲动。^[22]在经济学上，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受到严重挑战。例如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指出：理性概念确实非常特殊，至少在正统的理论中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但是，经济学家在使用“理性”这个词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为傲慢。他们经常断言，任何非理性行为的说法都是有损于人类威信的或荒唐的。可是，稍微浏览一下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就会发现有关“理性”这个词的复杂性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经济学家涉足这类文献，更频繁地跨越社会科学之间的经常存在的人为界线，情况就会好得多。^[23]经验人的假设，摈弃抽象的人性，将人性奠基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揭示人性的个别性，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经验人的假设过于夸大感觉的作用，不承认人性中具有理性的因素，否定具有共同的人性或者说人性具有共同性，也存在缺陷。

综上，我认为理性人与经验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人性中既具有理性的因素，又具有经验的因素；人性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特殊性，这两者具有辩证统一性。只有坚持人性的理性与经验的二重性原理，才能科学地揭示人的本性，并且为刑法奠定合理的人性基础。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