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前言

值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对拙著《刑法哲学》再作一次修订，使我百感交集。本书写于1991年，是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弃旧图新的一本标志性著作，在我的治学生涯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现在看来，这本书的幼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以为，本书以下几点是值得反思的：其一，形式的体系性。《刑法哲学》一书具有明显的体系性特征，这反映出当时我对体系性构造的追求。体系作为一种思想的表达形式，自有它的长处，这就是逻辑性。当然也存在不足之处，这就是造作性。现在看来，《刑法哲学》一书的体系性叙述，虽然将我对刑法的一些思考纳入其中并恰当地表达出来，功不可没，但也包含着太多的人为建构的痕迹，局限性也极为彰显。其二，内容的庞杂性。《刑法哲学》一书涉及刑法理论各个领域的内容，在主导思想上是意图将注释刑法学转变为理论刑法学。但当时对刑法知识形态缺乏整体掌握，因此在内容上未能真正将注释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加以厘清，而是使两者混杂在一起，难免两败俱伤。尽管《刑法哲学》一书存在上述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的缺憾，本书毕竟是我对当时刑法理论的一次总清理，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的刑法哲学研究开辟了道路，因此，在我本人的学术经历中确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说，《刑法哲学》一书现在还有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那也只是在于它第一次表达了突破既存的刑法理论，建立某种刑法学体系新框架的愿望，并大胆地做了尝试。作为一种理论探索，这种冒险精神是值得嘉许的。

可以说，《刑法哲学》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起点，此后的理论研究都是由此承续的。无论是《刑法的人性基础》还是《刑法的价值构造》，都是在《刑法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刑法哲学》，也就没有后两本书的写作。通过对法学知识形态的考察，我现在将法学知识形态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在法之中研究法，这就是规范法学，即法理学；二是在法之上研究法，这就是价值法学，即法哲学；三是在法之外研究法，这就是事实法学，即法社会学。对于刑法学也可作如此区分，因此，除刑法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外，我想对《刑法哲学》一书中的规范内容加以展开，形成本体刑法学，由此使《刑法哲学》一书中的理论命题进一步深入。

这次修订，只是一些技术上的处理，未作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因为，《刑法哲学》一书毕竟已经成为过去，还是尊重历史为好。因此，除个别地方以外，对基本观点未加改动。人的研究是不断进展的，而著作，作为人的作品则是静止的，因而它只能反映作者在某一阶段的理论研究状况。对于我来说，《刑法哲学》只是治学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我希望刑法研究后来者能够跨过这个脚印，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学术境界。当有一天，《刑法哲学》只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对于实定刑法研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时候，它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陈兴良

2000年1月25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稻香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