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国经济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产业社会的形成[1]
前言
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虽然人均GDP还不够高（大约3000美元），但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与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差距已经很小，应该说超过日本指日可待。当年日本超过英国、法国、德国而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分别是1967年、1968年和1969年，这样算下来，可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接近于当时日本的情况。[2]不仅如此，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取代过去的英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的工厂”，甚至“世界的市场”。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被列入世界级富豪之中，“中产阶级”或“有产阶级”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势力。在政治上，放弃了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教条主义，而努力创建一个“和谐社会”。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人们的职业选择和地域迁移可以自由进行，价值观也有向多元化方向迈进的倾向。
当然，我国还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在经济方面，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市场的失败”时常出现。此外，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缺少核心技术等都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治层面上，官僚主义依然存在，腐败问题没有得到根治，弱势群体缺少发言权等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实际上也经常有“政府的失败”。社会和文化领域依然存在城乡差别（如户籍制度）、信仰危机和价值观的混乱等问题。
那么，从总体上应该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这些变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十分困难。由于出发点不同、视角不同或方法不同，有的更多地看到成绩而有的则更看重不足；有些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有些则不这么看。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复杂的课题，很难一言以蔽之，不过对于某些具体问题还是可以把握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拟从产业社会的形成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问题所在。在考察了产业社会的形成特征等问题后，接下来研究产业社会形成的原因和机制。我们把视线放在改革和开放的作用和意义上，认为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而且也加速了产业社会的形成。其中，我们重点讨论改革与开放、政府与民间、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3]
一、产业社会的形成
（一）相关概念
顾名思义，“产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指的是产业革命以后所实现的产业化社会。产业社会尤其强调生产技术上的重大变革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变化。所谓产业革命指的是以高度分工、非动物性能源的利用、机械的使用三位一体的划时代的技术革命。以此为基础的产业化的经济特征可以举出以下几种：（1）资源分配体系的广域化和精密化；（2）维持高水平的投资；（3）与科学相结合的恒常性技术创新。而产业化的非经济的和社会学意义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1）支持所谓国民国家的地区性政治统一的现代官僚体系；（2）教育和学术的制度化；（3）建立被称为企业以及企业体的生产组织；（4）生产和消费分化以及工作场所和家庭的分离等。[4]
根据以上解释，产业社会与产业化基本同义，而通常“产业化”与“工业化”又语出同门（industrialization），因此也可以与工业化相提并论。另外，还有“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概念也有必要作一些解释，它比产业化和工业化的内涵要广泛一些。日本学者富永健一认为现代化具有以下四个侧面：（1）技术与经济的现代化；（2）政治的现代化；（3）社会的现代化；（4）文化的现代化。他还指出，经济的现代化是产业化，政治的现代化是民主化，社会的和文化的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自由、平等和合理主义。[5]此外，还有“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和“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等概念，顾名思义，它们更多地强调经济侧面，但实际上也包含着其他方面。例如，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是经济总量的扩大，但经济发展则不仅如此还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的公平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性等内容。
总之，以上几种概念虽各有千秋，但又十分相似，更多地强调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意义。那么为什么本文更偏爱产业社会这个概念呢？由于理解的角度和侧面不同，结果也会不同。例如，产业化、现代化以及经济发展等概念更多地表示的是“动态的”过程，而产业社会则具有一种达到某种程度和状态的“静态的”位置。换言之，要达到某种状态和地位需要经过产业化、现代化、经济发展等过程。产业社会是产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其他则是为了达到目的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当然，它们之间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其间有很多是重合的和交叉的。比如，产业社会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实现，它也是一个逐渐经历的过程，也有一个初步的和完全的区分，也就是说如果从发展过程角度看，它们都可以看成大致相同的概念。
本文选择产业社会这个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不仅要从经济侧面看，还要从社会整体看，而现代化这一概念虽然包含了社会含义，但它的范围更广，不太适合解释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第二，与看重发展过程相比，本文更重视某种意义的状态、阶段和结果。也就是说，更强调我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区别，认为这个变革对于产业社会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第三点与第二点密切相关，即我们认为计划经济可以促进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但不能或难以促成产业社会的形成。换句话说，产业社会本质上需要在多元化的市场条件下才能形成。根据以上一些考虑，下面分经济层面和非经济层面两个部分进行考察，以确认产业社会的形成状况。[6]
（二）经济层面
根据上面的定义，新中国成立后似乎可以被看成在逐渐形成产业社会了，但是严格地说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改革开放以前是否已经开始形成产业社会了依然存在疑问。从经济层面看，当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企业经营的自由度很低，没有依据市场原理进行的公平竞争。从社会层面看，人们的地区间移动和职业的选择都受到限制，信息的传递和意见的交换也不充分。再从政治层面看，只有自上而下的命令下达而缺乏自下而上的意见传递。
改革开放以后，上述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人们的就业上。在计划经济时期，除了农村劳动力以外的城市就业者的绝大多数，要么在国营企事业单位要么在集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众所周知，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经营受到计划部门的直接干预，几乎没有什么自由度，劳动者一旦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只要没有重大问题可以一直干到退休，劳动者几乎没有流动的余地。不过，这种局面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如表1所示，过去只有国有和集体单位，而后来陆续出现了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以及外资企业等一系列新型所有制单位。国有单位的就业者所占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76.19%减少到2006年的不足23%，集体企业的就业者所占的比重也同样从1980年的23.04%减少到2006年的不足3%的水平。取而代之的是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以及有限公司等的大幅增加，它们合计已经超过国有和集体单位合计。[7]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就业者比重的减少和城市就业者比重的增加，也就是城市化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城市就业者比重从不足25%增加到37%以上，农村就业者比重从75%以上减少到63%以下，虽然变化程度不如城市就业者在各所有制之间的变化那么大，但是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关于这一点，还需要作一些说明。第一，从实数看，城市就业者的增加幅度（约169%）大于农村就业者（约51%）。本来，农村地区的人口总数远远超过城市，而且计划生育限制要松于城市，农村出生的人口在比重上也应该超过城市。然而事实上，从就业者比重变化来看，有相当人数的农村出生者变成了城市劳动者。第二，上述统计数字来自正规的“户籍制度”，而不是现实的就业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有超过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在城市的其他非农产业工作，如果加上这些人，那么实际上在非农业产业工作的劳动者将大大增加。
表1 按所有制划分的城镇就业人员结构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是在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就业者数和比重的增加。绝对数从1980年的3000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约1.5亿人，占农村就业者的比重从不足10%增加到31%以上，二者都大幅度增加。这对于中国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且在农村地区还存在数亿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总要被非农产业所吸纳，或者流向城市或者留在农村，如果留在农村，乡镇企业就成为十分重要的“海绵”，它的吸纳能力对于解决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8]实际上，如前所述，超过1.5亿的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所谓“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家庭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境。由于他们的身份，不仅他们本人，而且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在教育、医疗、住宅等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例如，如果在城市生了病，城市的医疗机构的费用要高于农村地区，而农民工的收入难以应付城市高额的收费。此外，有很多农民工将孩子留在了农村，这些孩子长期不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不仅增加了孩子成长的负面因素，而且也增加了农民工的生活费用和精神负担。另外，除了户口限制之外，农民工的教育背景和经验也限制了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内容，他们往往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如建筑、餐饮、保卫、环卫等，而且上了年纪或者生了病都得回到农村去。而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虽然生产技术落后，劳动强度大且危险性高，工资较低，但是它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补充力量。即使大城市的户籍制度限制完全解除，数亿人口（劳动力及其家属）流向城市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需要有更多的中小城市的第二和第三产业来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乡镇企业可以在更广阔的中小城市发挥更大的作用。[9]
（三）非经济层面
如前所述，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政治和社会文化等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经济生活的多样化，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到职业选择和生活选择都与计划经济时期大不相同。同时，由于从西方世界传过来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我国自身在思想上的解放，人们的社会规范意识有所淡漠，更多地向着多元化方向变化。因此也产生了一些混乱的现象，例如“公平”和“效率”，以及“物质”和“精神”这些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现实当中，“金钱至上”“拜金主义”以及“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虽然说，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市场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当中存在某些“误判”的原因，但同时也说明了产业社会的多样化和重视经济生活的事实。
在政治方面，我国在加强民主建设的同时也加强和发展了多党合作制，前者尤其体现在基层组织领导人的选举制上，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主党派的发展和壮大上。例如，在农村地区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基本上实行了“民选”制度，而民主党派则补充了很多年轻人，扭转了长期“老化”的状况。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至少通过增加更多的“知识分子”而提高了文化层次，同时也因吸纳了一些“有产阶级”而更具有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它的路线和方针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高于一切”到现在的“发展是硬道理”，现实中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而全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从空洞的理论和口号当中走出来，埋头于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最后，有必要谈谈中国社会的“阶层”问题。按照计划经济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思维，当时中国人被大致分为“左”“中”“右”三派，或者“红”与“黑”两派。要么是革命的主力军，要么是革命的对象，还有些人是被争取的对象。例如，工农兵理所当然是前者，“地富反坏右”则自然成为后者，知识分子有时就成了“第三者（被争取的对象）”，他们的子女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阶级论”和“出身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不仅一大批“右派”得到平反，甚至一些“地富反坏右”也得到了公正平等的对待，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众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经过了近30年的多元化的经济发展，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也就是新的阶层。虽然当今我们并不主张沿用勾起人们反感的“阶级论”来划分人，但某种程度的区分不仅方便我们观察事物，而且也是具有一定理论和逻辑根据的。古人云，“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具有某些类似属性的人群总是具有相似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以来至少出现了所谓“白领阶层”“中产阶级”“有产阶级”等新阶层，同时如“工薪阶层”“弱势群体”“农民工”等表现某种群体的概念也大量出现。对于这种局面如何认识存在各种争议，但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一提[10]：第一，新阶层代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分配新格局，它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产业社会形成的标志；第二，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产阶级”或“白领阶层”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这种阶层的人口越多越能体现产业社会的成熟和进步，现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是这些阶层的人们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形成所谓“橄榄球形社会”。
二、改革幵放的意义
那么，自1978年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于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社会的形成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或者进一步说，应该给改革开放政策一个怎样的评价呢？这当然是一个十分重要但是十分困难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更不是本文能够说清楚的。这里只就我们的一些观点作出简要阐释，而证明和详细论证应另当别论。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不会有所谓产业社会的形成。因为不仅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计划经济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也更加丰富多样，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得到较好的安排，人民生活的确得到大幅度改善。通常，人们都将改革和开放放在一起谈论，但实际上二者的作用和意义并不一样，有时应该分开讨论。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上对内实行计划经济，对外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因此所谓改革和开放是同时需要的。如前所述，改革主要针对计划经济时期僵硬的缺乏效率的经济体制，而开放的目的则在于扩大国际市场并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那么改革和开放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它们当中哪一个作用更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十分困难，尤其是定量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两个政策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和互相促进的。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有必要对其作一些分析，尤其是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以下从三种关系入手，对以上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考察，即（1）改革与开放的关系；（2）政府与民间的关系；（3）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改革与开放的关系
关于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促进互相补充的关系这一点恐怕不会有什么异议。不过，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习惯将二者放在一块儿谈论，因为二者的确是几乎同时实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将二者作某些区分以及对其分别进行分析。另外，通常人们即使不明确说明，事实上也都认为改革比开放更加重要，而开放往往是为改革服务的，是从属于改革的。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实际上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比改革更加重要，原因如下。
第一，主要针对国内的改革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释放计划经济时期被束缚了的生产力，但是仅靠这些不足以应对来自已经高度发达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和挑战。也就是说，国内的个人和市场的能量的释放只不过是低水平的重复性的而已，对于一时的搞活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不具有后劲儿，也就显现不出所谓的“后发优势”来。因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国家有条件从发达国家引进已经成熟的技术而不必自己从头做起，这就必须在开放条件下进行。[11]而且我们知道，通常后发国家主要缺乏的就是研究和开发（R&D）的能力，计划经济时期的我国更是如此。企业在计划经济束缚下不具有研究和开发的能动性和能力，同时也缺少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准确信息的条件。如果科学技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经验积累，那么发展中国家既缺少这种经验也缺少必要的试验设备和研究资金，因此引进现成的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捷径。
第二，很多国内改革政策的出台及成功实施都是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或者说是由进一步开放促成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内陆地区的状况得到证实。当然，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本身就包含了比内陆地区更加灵活的特殊政策，但即使这样它也是与开放并行的或者说是由开放促进的。因为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本来就是为港澳台商以及外商提供更多方便而制定和实施的，而这些外资的进入更证明了国内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另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此我国废除了数以千计的不适合于国际环境的法规。我国关税进一步降低，同时也促使很多对内政策必然进行更多的适合于国际市场环境的改进和改善。
第三，某些情况下一些外国（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媒体针对我国的某些事情进行的一些干预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我国国内的改革，典型的例子是知识产权问题、产品质量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不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都相对淡薄，然而随着我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以及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国际社会也会对我国提出更多要求（虽然有些属于无理要求）。产品质量问题和环境问题、能源消耗问题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既有过去我们对其认识上的不足，也有经济发展战略上的考虑（如，注重发展速度而忽视对环境的破坏）。但是在一个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环境中，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一举一动必然引起人们的更多注意。这都给我们提出了更多挑战，但同时对于我们自身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会促使我们更进一步深化国内的改革。
当然，以上观点并不是说改革是被动的，要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而只是强调了过去人们的一些认识上的不足。事实上，改革本身对于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果没有改革的志向，当然谈不上对外开放，因为开放必然带来很多我们过去没有接触或者不熟悉的新情况，而那些新情况是不适合没有任何改革的社会状况的。同时，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国内市场和政策环境，外资也难以生存，国内企业也无法“走出去”。所以，改革和开放二者是相伴而生、互相促进的关系。
（二）政府与民间的关系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它们的作用，政府与民间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通常，我们很少能够听到这种声音，原因是在我国很多人认为政府主导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可能认为谈论这个问题都是不必要的，多余的。的确，中国政府的力量相对于其他国家是强大的，而政府的政策理所当然是政府制定的，但这不等于背后没有“民意”或者没有民意的影响和反映。事实上，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或者修订都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或者通过试验之后再进行推广，在这些试验和调查过程中当然会从民间和广大群众当中获得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意见。关于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我们想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一些分析。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一直沿袭着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并不是一下子改革到位或者大面积实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渐进式改革”。这至少反映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于改革的目标和效果并不十分明确，需要尝试着做，典型的例子是早期的建立经济特区以及后来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户籍制度改革。第二种情况是，改革初期，在党内和政府内部还存在对于改革持怀疑态度的势力，推进改革必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抵抗，因此不得不审慎推进。第三种情况是，由于当时的国情所限，民众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也很有限，对于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不一定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配合。
第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几乎不被人们关注，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中都会存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换言之是政府主导的还是民间主导的。[12]根据我国国情，我们基本上认为我国政府相对于民间的作用要大于其他国家，但是这不等于民间完全被动地响应政府的政策号召。事实上，如上所述，很多政策的出台往往包含了民间的“智慧”。最典型的例子是改革初期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这个政策出台的背后因素就是安徽凤阳县农民自发组织的包产到户，可以说它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新时代，最后导致了1984年人民公社的解散。
第三，前面已经提到，政府面对的不仅是广大的群众，同时还面对着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当中既有支持改革的也有反对改革的，至少有一部分人持慎重态度。它们有的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改革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或者对于搞市场经济认识不足，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而有的则出于自身以及所属群体的利益考虑，认为改革可能伤及某些利益集团，如某些人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个“能人”，但不一定具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改革就会使他失去“位子”。到了后期，更多所谓的利益集团获得了经济利益，即在改革当中获得了某些好处，而进一步改革可能会伤害到其自身。[13]
以上观点不是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完全是由民间推动的，政府无所作为，众所周知，我国政府的作用相对于其他国家要大得多，我们只是强调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几乎没有注意到民间的作用。事实上，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局面既需要有一个廉洁公正有效率的政府，也需要民间的积极响应和配合，而这种响应和配合并不单纯是被动的，而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因此，我们认为片面地强调一个侧面是不可取的。
（三）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最后，应该讨论的是上述改革和开放的目的在于经济发展，而事实上它也的确促进了经济发展，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和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图1显示了改革和开放同时作用于经济发展的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二者都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它们不一定总是同步的，受它们的影响，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某种曲折的局面。有些时候，改革步子相对大一些，有些时候，开放度更高，因此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例如，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开放曾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当然改革也不是没有进展，正如前面所述，改革和开放这两驾马车基本上是互相促进的，但是不一定总是同步的，因为国内的条件和国际的条件并不总是相同的。有时候国际上面临的问题更多，如来自欧美国家的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产品质量问题等，而国内的经济环境并没有出现很大问题。有些时候国际上相对风平浪静，而国内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如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垄断、无序竞争等。
经济发展反过来也会进一步促进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推进，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经济发展会让更多的人得到改革开放政策的好处，这会加大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支持力度。上面说过，改革和开放本身是一个逐渐被人认识的过程，开始时有更多的人对于改革开放究竟会带来什么结果认识不足，因此或者持怀疑态度或者干脆反对。而当更多的人看到改革开放使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时，它们这种顾虑便会逐步消除。第二，经济发展使得国家经济实力得以大幅提高，过去由于缺少资金或者物资基础而难以推行的改革和开放措施就可以顺利实施。另外，经济发展还会促进前一节论述过的产业社会的进一步形成，这促使人们的市场经济观念进一步加强，结果也有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第三，经济发展使得更多的人的生活富裕起来，也提高了他们抵御改革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的能力。例如，国有企业改革不得不使一些富余人员“下岗”，而下岗必然减少这些人的收入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家庭相对富裕或者就业机会较多，就不会造成太大的个人和社会问题。[14]同时，经济发展使得国家整体更加富强，解决某些“弱势群体”的问题就更容易一些。例如，近些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于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力度，解决了遗留下来的很多“三农”问题。总之，一方面改革和开放会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反过来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开放，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图1 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结语
本文通过上面的讨论，主要分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个是强调通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产业社会；另一个是在改革开放促进了产业社会的形成这一认识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了改革和开放之间，政府和民间之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下将本文基本观点和结论作一个简要总结。
第一，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产业社会。关于这一点，过去并没有引起很大关注，但是本文认为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真正迈入现代社会了，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经济，但距离产业社会甚远。因为，产业社会不仅要求经济增长，同时还要求社会生活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契机，也促进了产业社会的形成。改革开放不仅对内搞活了经济，释放了人们的积极性和生产力，对外也扩大了市场并获得了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宝贵财富。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产业社会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第二，过去人们在讨论改革开放问题时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到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二者是有一定区别的，同时又是相辅相成和互相促进的。另外，过去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对内改革上面，而对于对外开放重视不够。本文认为，对外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对内改革还重要，原因是如果只对内改革而没有对外开放，那么中国经济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释放出计划经济时期受到限制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是低水平和低效率的，难以真正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局面。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从发达国家获得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些对于中国都十分重要。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对内改革不重要，只是想强调过去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第三，不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都存在一个政府和民间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为止也很少有人讨论。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形式上政府的作用远远大于民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尽管我们承认中国政府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相比要大很多，而且推动改革开放也是政府作出决定并实施的。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很多政策的出台背后都有民间的积极努力，有些政策甚至就是民间首先采用然后由政府进行推广的。另外，政府内部意见的不统一以及相关利益者的干扰等负面因素一直影响着政府的改革措施，而民间的市场活力和创新精神对于政府的鼓励是积极和重要的。
第四，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促进的。一方面，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创造了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因此经济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开放，以适应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二者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够创造出世界发展之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个题目太大太复杂，我们在本文中只能提出一些观点，而没有篇幅和能力对其进行深入论证。上述观点有些比较直接有些显得极端，它们是否正确或者经得起检验，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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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熊谷尚夫，篠原三代平编.经济学大辞典［M］.第2版.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80.
[7][日]富永健一.日本的近代化与社会变动［M］.东京：讲谈社，1990.
[8][日]富永健一.近代化的理论［M］.东京：讲谈社，1996.
[9][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M］.第3版.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
原载宋志勇、郑蔚主编《全球化时代东亚的制度变革》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24-38页）.
[1]本文得到国家985项目的资助，同时也得到多位中外学者的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2]关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可参阅南亮进（2002）。
[3]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特征，参见吴敬琏（2004）；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关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的数量分析，参阅邹至庄（2005）。
[4]参见[日]熊谷尚夫，篠原三代平编.经济学大辞典［M］.第2版.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80：862-872.
[5]参见[日]富永健一.近代化的理论［M］.东京：讲谈社，1996：35.
[6]产业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很陌生.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成为常识。
[7]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统计上存在一定的模糊状况，例如乡镇企业本质上应该是集体经济，而现在大多数实际掌握在个人手中；而城市集体经济变动也很大，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位。此外，我国存在大量的政府和事业单位以及相应的附属部门，这些单位的定位也不明确，在统计上也没有一定之规。例如，严格意义上原来的很多行业机构被撤销之后变成协会，它们既不属于企业也不属于机关，但是依然有行政拨款。
[8]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经济的转折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部门吸收完毕，经济从劳动力剩余状态转向劳动力短缺状态，关于我国目前是否已经到达了转折点还存在很大争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9]关于如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笔者将在其他论文中进行详细论述，这里简单说明一下观点。我们主张大力建设中小城市，不仅仅出于吸收剩余劳动力的目的，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不可能只发展大城市而不发展中小城市，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和补充的关系。最终应形成一个城市网络，当中既有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也有中小城市，至少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0]关于中国新阶层存在各种分类，有的分成10类，有的分成8类，还有的分成7类，不一而足。
[11]关于我国的后发优势问题，有林毅夫和杨小凯的争论，具体参见林毅夫（2003），989-1004页和杨小凯（2003），1005-1007页。
[12]实际上，在日本也曾经争论过这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的经济发展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间的力量是经济发展的主流。
[13]借用吴敬琏的一句话——“改革夹杂私货”（接受凤凰卫视电视台采访时所说）——形容这种情况十分贴切。
[14]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当中的情况得到印证，如日本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受到的冲击比“亚洲四小龙”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