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已经有几千年。什么因素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什么规律是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规律？什么基础决定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先进的思想家为了寻找答案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探索。23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发现，互相交换的商品的本质必须相同，必须可通约，如果没有本质的等同性，那么，两种不同商品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互相比较与交换。生活在奴隶社会的亚里士多德受到历史的限制，不可能发现商品中具有等同性和可通约的实体是什么。
三百多年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发现，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从而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这就是说，商品中具有等同性和可通约的实体是劳动。生活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初期的配第，无法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阶段，商品按照价值交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阶段，商品按照由价值决定的生产价格交换。
生活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识到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初步意识到生产价格。但是，他有时认为由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有时又认为由购买的劳动决定价值，并且经常混淆价值和生产价格。历史局限使他无法考察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
生活在资本主义较高发展阶段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坚持劳动价值论，注意到竞争产生平均利润，意识到生产价格与价值不同。但是，他也经常混淆价值和生产价格，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永恒的生产方式，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与简单商品生产的差别，认为生产价格偏离价值只是偶然现象。这导致他无法解决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的矛盾。
马克思（Karl Marx）彻底解决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提出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的概念，并且正确地、初步地阐明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他意识到应该将价值形式的资本和成本转变为生产价格形式的资本和成本，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回答如何实现这种转变。这个问题就是价值转形。
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很多经济学家试图解决这个难题。最有代表性的是鲍特凯维兹（Bortkiewicz）、斯威齐（Sweezy）、温特尼茨（Winternitz）、米克（Meek）、塞顿（Seton）等人。这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价值转形方程相同，都是非线性方程。因为生产价格形式的平均利润率以及各部类的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系数都是未知的内生变量，未知变量数量比独立方程数量多一个，所以，必须增加一个约束条件或一个方程，才能得到唯一解。他们提出的价值转形模型的差别，就是这个约束条件或方程不同。米克将这个条件称为“不变性假设”，并且认为各种不同的“不变性假设”同样好。这样一来，各种不同的价值转形模型都成立，并且同样好。那么，价值转形的科学性何在？
马克思曾经提出：“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1]有些经济学家却认为“两个等于”不能同时成立。他们中有些人以此为由否定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进而否定劳动价值论。
在这些经济学家的价值转形理论和价值转形模型中，成本和利润都是生产价格形式的，由生产价格形式的成本和利润决定生产价格，是循环定义。他们只在流通领域考察价值转形，忽略生产过程对流通过程的决定作用，忽略剩余价值生产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决定作用。
无论这些经济学家的价值转形理论存在何种缺陷，他们对价值转形的研究，都是人类解决价值转形问题的探索的一部分，对解决价值转形问题的贡献是重要的。
作者于2014年出版的《价值转形》（共3卷），是这种探索的一部分。写作三卷本的《价值转形》的目的，是为了比较系统地阐述对价值转形的研究。有些读者没有时间专门地、系统地研究价值转形问题，又渴望了解价值转形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结论。对他们来说，三卷本的《价值转形》共189万字的篇幅过大。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需要，不仅要大幅度缩减原著的篇幅，而且要保留最重要的内容。因此，作者不得不对原著的内容做出取舍，很多部分重写，有些部分只简单地介绍主要结论，同时加入一部分新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方法相同，特别是与物理学家的研究方法相同。自然科学家总是在最纯粹的条件下，排除各种次要因素的干扰进行实验，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规律，并在这些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更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使用的方法同样如此。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他将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作为经济的细胞形式，从研究最简单的商品和货币关系开始，在发现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基础上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发现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基础上解释生产价格；在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的基础上解释农产品价格、地租、土地价格；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考察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并考察虚拟资本。他通过最本质的价值，解释接近现象的生产价格，进而解释市场价格。
本书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重点考察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两部类价值转形。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进行考察，不仅可以回避时间序列分析、简化分析过程，而且这种考察具有唯一性，能够发现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是怎样进行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进行考察，很难发现这个途径。两部类价值转形是最简单的一种价值转形。任何价值转形理论都必须解释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两部类价值转形，都必须经受这种价值转形的检验。在此基础上，考察三部类价值转形和四部类价值转形，并进一步考察多部门价值转形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价值转形。
生产价格形式的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反映资本增殖程度与剥削程度的关系，是各种变量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这里证明，生产价格形式的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是单调递增的过原点的准线性关系。
这里证明，资本循环速度与固定资本影响资本周转，从而影响剩余价值分配。《价值转形》中的“考虑资本周转影响的价值转形”与“考虑固定资本影响的价值转形”，在本书中分别被称为“考虑资本循环影响的价值转形”与“考虑资本周转影响的价值转形”。
通过对按照列宁的部类划分方式的价值转形的考察证明，生产价格等于价值与中等资本有机构成不等价；中等资本有机构成的部类的生产价格可以不等于价值；生产价格等于价值的部类可以不是中等资本有机构成的部类；在一定范围内，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类的生产价格可以高于价值；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类的生产价格可以低于价值；生产价格等于价值与价值形式的利润率等于平均利润率二者不等价；在一定范围内，价值形式的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部类的生产价格可以高于价值；价值形式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的部类的生产价格可以低于价值；生产价格形式的中等资本有机构成与多得到的剩余价值为零等价；在一定范围内，被社会多承认的剩余价值和多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符号可能相反；被社会多承认的剩余价值大于零，多得到的剩余价值可以小于零；被社会多承认的剩余价值小于零，多得到的剩余价值可以大于零；价值形式的利润率等于平均利润率与多得到的剩余价值为零不等价；价值形式的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部类，多得到的剩余价值可以大于零；价值形式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的部类，多得到的剩余价值可以小于零。
因为中等资本有机构成与生产价格等于价值不等价，所以，斯拉法（Sraffa）的理论不成立。
由于篇幅限制，对考虑货币材料生产的价值转形、考虑奢侈品生产的价值转形、按照鲍特凯维兹的部类划分的价值转形、多部门价值转形、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价值转形，只能简单地阐述主要结论。
我相信这些对价值转形的分析，特别是与经济学家的传统观念不一致的结论，有助于追求真理的读者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利用经济规律的过程中，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
本成果的出版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沈民鸣
2017年11月25日
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