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性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把“衣”放在四大基本需要之首，或许是因为一个生命从呱呱落地“穿”上第一件衣服时，就开始了德育历程。儒家传统文化依托于民众日常生活，服饰在以儒学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社会，在维护社会伦理体系、进行社会教化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维护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必要工具。
（一）体现人性尊严
“从文化学的观点看，人类发明服装是件很伟大的事，这不仅是因为实用，还在形貌上使人类远远高出任何动物，从一个方面显示出文明是人类的专利”[1]，而“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从不穿衣到穿衣是文明的重要标志，说明人类已高居于一切动物之上”[2]。上升为文明之物的服饰极大地彰显出人类“超越”其他生物的“独特”价值和“尊贵”地位，而赋予服饰伦理意义和德性内涵，可谓是双重展现人性尊严的人类特有活动。在公共生活中，人们服饰行为所蕴含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正是人类尊严的展现，同时也是维护人性尊严的手段。这在服饰伦理问题中表现为：个体在服饰观念和行为中自觉遵守公共领域的服饰伦理规范与道德原则，展现出人类这一理性存在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人性“灵光”。
人类从赤身裸体、茹毛饮血的时代逐渐走进文明时代，穿着服饰的目的从御寒蔽体到追求象征和符号意义，这本身就是人类道德从无到有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历史写照。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人类羞耻心的诞生与服饰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更是将服饰作为道德的“体面”。甚至可以说，人与服饰和道德是同一的。现代社会的文明交往活动，一旦缺少服饰的参与，即使言行举止上小心谨慎、彬彬有礼，还是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服饰就是人类生命价值的体现，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价值的工具。有目的地穿脱服饰的行为是人类社会属性的具体表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的体现，而为了道德目的穿着服饰的行为更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也是对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存在价值的外在美化。
（二）寄寓道德情感
服饰不仅有道德教育的功能，而且是人们寄寓道德情感的重要载体。道德情感上的喜、怒、哀、乐、爱、恨、悲、苦往往通过服饰流淌出来，幻化成不同的图形花样，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穿着并传承下来，演变为各地区、各时代不同的风俗，直到今天还在我们的生活中留有痕迹。服饰几乎是人类社会中使个体内在情感与外在社会道德最为自然和谐的联结方式。
生、死都是人生大事。在婚礼、诞生、贺寿等喜庆场合下，参加者穿上鲜艳喜庆的服饰，表达对当事人的祝贺之情，这是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中符合伦理与人情的着装礼仪原则。丧礼是中国传统礼仪中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丧服则是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者根据与亡者的亲疏远近关系来准备丧服，或称为“孝服”。长者故去，后辈应尽可能地穿得粗鄙不适，以表达对先长的敬畏之心与哀悼之情。这就是中国传统丧礼的“五服制度”，是中国典型的“移物寄情”仪礼服俗之一。
这种通过服饰寄寓道德情感的方式并不仅见于中国传统社会，西方也有类似的传统。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喜欢穿着或给孩子穿上海军服，海魂衫更是大受追捧，因为它不仅象征着浩瀚蔚蓝的大海和蓝天，而且表达了人们对海军将士英勇无畏地遨游于风云变幻、处处危险的大海里的勇敢精神和坚毅品质的赞美与崇拜，寄寓着对海军这一神圣职业的尊敬与向往。
（三）展现文明教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服饰既是道德教育的手段，又是展现道德教育结果的载体，得体的服饰配以礼貌的言行是一个人文明教养的展现。
中国儒家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作为人类成长过程中最先触及生命、最为贴近身体的服饰，自然而然被其优先选择为实施道德教育的工具。服饰贯穿人类生命的整个过程，与主体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在培育品格、修养德性、塑造礼仪规范习惯、提高道德水平等方面有特殊功效。符合社会伦理的服饰行为是一个人文明教养的具体表现。
着服饰以修德的代表是儒家。春秋时期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以继承和发扬“周礼”为宏愿，以崇德好礼为世人所知，冠服礼仪是其精神思想的重要承载。早在儒家仁礼思想体系形成之前，古人就已非常重视服饰对个体的约束警戒与德性修养作用，最具代表性的是周代帝王的“冕服制度”。根据《周礼》等相关资料记载及学者研究，“冕服”在周朝前已有雏形，发展至周朝趋于完备。“十二章纹”的每一个纹饰都有特定的德性内涵：不仅标志着帝王及其统治阶层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且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敦促和警示穿着者严守为政之道、恪守本分、严于律己。穿着者只有展现出与服饰相应的德性，表现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才能真正“衣以符名”“名以符实”。
冕冠在冕服制度中居于重要地位。戴在头上的冕冠处于人体最高处，因此具有特别丰富的道德寄寓。对冕冠的记载见于《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冕”是一块前圆后方的板子，以细布丝帛包裹后制成前低后高的前俯之势，即后部比前部高出一寸固定在冠上，意喻“国王应关怀百姓”[3]，也“是为了警示戴冠者，虽居显位，也要谦卑拱让”[4]。冕上缀有十二条（根据祭祀礼仪的重要性，也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者）用十二块朱、白、苍、黄、玄五色玉石以五彩丝绳串成的珠帘，遮挡在帝王面前，即为“玉藻”，“象征着五行相生及岁月运转”[5]以及“王者不视非和、不视邪”[6]。冕用玉笄固定在冠上。冠呈筒状，冠体两侧有对称的两个小圆孔，玉笄从一侧圆孔穿过发髻后，从另一侧穿出，并以丝带系在玉笄两端，从下颌绕过，使冕冠固定在发顶。在两耳上方的冠内侧，各悬一条齐耳长丝绦，丝绦末端各缀一枚玉石或锦球，名为黈纩，或曰“瑱”“充耳”，以此提醒君王不要轻信谗言。成语“充耳不闻”即源于此。
成年男子所戴之“冠”亦皆蕴含伦理意义。《礼记·冠义》有言：“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冠具有深意且颇受重视，所以只有成年男子可戴。“冠礼”是中国传统社会男性社会成员人生中具有特别意义的仪式。实际上，成人礼在中西方古代社会文化中都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其中重要一环就是服饰的改变。儒家传统经典《仪礼·士冠礼》中详细记载了男子成人礼的过程，其中不仅有烦琐、细致的流程说明，而且给出了包括内外衣、鞋袜、冠的颜色和材质等的具体要求。这对男性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激励、鼓舞和认同作用，是成年男性开始承担社会、家庭责任与义务的标志。类似的还有中国古代女子的成人礼——“及笄”，象征着女性从儿童成长为成人，可以婚配出嫁，作为社会成员参加社会劳动，可以为家庭、部族的延续和发展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拥有了成年人身份，穿着成年服饰的女性就开始了更严格的服饰道德教育历程。
从现代道德教育理论来看，可将传统社会以衣着服饰寄予德育作用的机制解释为：将已经形成的固定价值观念和心理预期通过不同的服饰投射到个体，通过观念上和设计形式上的限制直接束缚行动，使穿着者尽可能地按照服饰所蕴含的道德寄寓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模仿和顺从“期望”（包括被动的和主动的期望）的“理想形象”，从而符合社会期待并达到预期形象。传统中国女性佩戴玉镯、发饰步摇、穿百褶裙就是服饰教育的典型。中国人爱玉，不仅因为玉石温润光泽、晶莹净透，恰似高洁无瑕的理想人格境界，更是因为玉石虽坚硬但却要避免与硬物碰撞，从而可制约行为举止。玉镯佩戴于双腕，即使皇族显贵无须事事躬亲，佩戴时仍须小心谨慎，久而久之，就训练出端庄大方的仪态和优雅舒缓的举止，有助于养成女性谨言慎行的美好德行。步摇是汉族的一种传统头饰。所谓步摇，即“步则动摇”（《释名·释首饰》）。随着女性行动幅度的大小，步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摆幅，“如步摇大动，即为不雅之举”[7]，旁人可依此衡量女性行走姿态是否端庄轻缓，是否符合“妇德”的要求。盛行于明末清初的百褶裙，与步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的来说，儒家的理想人格形象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虽然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质更重于文，但是真正的君子应文质兼具，从内在修养到外在形象都符合“礼义”要求，体现出个体与其身份地位相应的道德修养和文明教养。服饰要与仪容和言谈举止相称，只追求衣饰的华丽而仪容不整、言行粗鄙、举止无礼，是会招致非议与指责的，这种价值观至今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过社会舆论和习俗发挥着规约作用，影响和约束着人们的言行举止。
注释
[1]诸葛铠.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8.
[2]诸葛铠.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20.
[3]黄能馥.中国服饰通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6.
[4]赵联赏.古代帝王冕服的文化隐义.文史杂志，2014（1）：42.
[5]赵联赏.古代帝王冕服的文化隐义.文史杂志，2014（1）：42.
[6]孙汝洁.周代冕服与周礼.管子学刊，2006（4）：99.
[7]诸葛铠.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