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道德定律
周恩来离开我们已近40年，但是人们还是常常想起他说到他，其亲切自然如斯人还在眼前。以至于“总理”这个词几为周恩来专有，他之后虽有多任总理，但人们单称“总理”时多是指他。1998年，总理诞生百周年时我曾写过一篇《大无大有周恩来》说到“人格相对论”，伟人的人格是超时空的。要不然我们怎么解释：他虽是生活于那个时代，而后来的人也还在一代代地怀念他；他在政治上虽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党派，而许多别的国家、别的党派也一样地尊敬他；和他同时期的还有一大批功业卓著的老革命家，而人们念叨最多、怀念最烈的却是他。周恩来是一个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党派和国界，在人格上很有魅力的人。他的思想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一个民族出了一个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骄傲。研究周恩来，小者可知怎样做官，大者可知怎样做人，再大者可知怎样构建一个社会。
周恩来人格魅力有多方面，其基本点有三：仁爱、牺牲和包容，而犹以仁爱为最。
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谈到周有六个“大有”，其中第一个就是“大爱”。在我们的文化史、思想史中，对“爱”有过误解、走过弯路。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是从同情被压迫者出发，热爱他们，因而产生革命的动机和动力，最后获得他们的拥护的。而除邪教外的一切宗教也都是以爱心来团结民众的。基督讲上帝之爱，无分彼此；佛教讲普度众生，甚至爱一虫一草；儒家讲仁、义、礼、智、信，第一个就是“仁”，仁即是爱，强调“二人”，处世要为别人着想，不能自私。爱是人类的本性，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磁场。人人需要爱，也需要贡献出自己的爱，才能沟通交流，才能生活生存。爱，先从最近处的身边做起，进而普爱天下。有情爱而成婚姻，有血缘之爱而成家庭，有团体之爱而成宗教、党派，有一族一国之爱而成社会，有人类之爱而普世同归。古人设想过大同世界，马恩设想过共产主义，其出发点都是平等、博爱。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也是政治家团结民众、改造社会、创造世界的动力之一。
爱是一粒善良的种子，佛教称为“善根”，依其背景和条件的不同可以结出不同的果。现在常有企业招收员工时，先考察其人对父母孝不孝。理由是对家人都不爱何能对团体和工作尽职。这是看其根观其成，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是先对家人尽其爱心，然后又将这份爱扩张到社会。岳飞是孝子，也是民族英雄。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有一篇著名的《狱中上母书》，讲自己别母而去，有不孝之罪；但为国而死，死得其所。辛亥革命义士林觉民很爱他的妻子，他在《与妻书》里说：“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这就是孟子所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周恩来是有“善根”的，其“善根”源于从小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周家的《家训》讲：“谦退和平、安分守己”，“以忍为第一要诀，以和为第一喜气”。投身革命后，周的这种爱心便扩充为对人民、对同志、对事业的爱，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的大爱。
周恩来式的爱，有三种表现。
一是仁爱待人，即从人性出发的爱。他对所遇之人，只要不是战场上的敌我相见，在大是大非的前提下，都怀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慈悲，给予真诚的帮助。因此政治、外交、统战、党的生活在他那里都有了浓浓的人情味。周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用在与敌对方谈判，与国民党谈，与美国谈，后来与苏联谈，这是一件很烦心的事，周说把人都谈老了，但他始终真诚待人。1949年国共胜负大局已定，国民党只是为争取时间才派张治中率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后连谈判代表都自愿留而不归了。但张治中说，别人可以不回，我作为团长应该回去复命。本来一场政治故事到此已经结束，周恩来也已完成使命，可以坐享胜利者的骄傲。但一场人性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周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为蒋所扣），现在不能对不起另一位姓张的朋友。他亲自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劝他认清蒋介石的为人，绝不可天真，并约好第二天到机场去接一个人。翌日，在西苑机场的张治中怎么也不敢相信，走下飞机的竟是他的夫人。原来，周早已通过地下党把和谈代表们在国统区的家属安全转移，谈判一有结果就立即接到了北平。
在党内斗争中周常处于两难境地，但他尽量对被伤害者施以援手或保护。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曾有意让他重回党内，但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及王明、康生从中作梗，毛泽东和陈独秀又都个性很强互不让步，周就尽力斡旋，并登门慰问。陈说：“恩来昨日来蓉，……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获罪”，周上门安慰，又派人把习的妻子接回，叮嘱她日夜看顾，勿生意外。“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被下放广东肇庆，1972年，周多方周旋促成恢复了张的组织生活，后又安排他到无锡养病。钱三强是我国研制原子弹的头号科学家，曾在欧洲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他忠心报国，精于业务，但是对极左政治常有微词，不被领导喜欢，19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总理保他过了关。“文化大革命”初又要整他，总理赶忙安排他参加下乡工作队。这就是为什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重要时刻，钱却不在现场。
二是善解人意，无论公私尽量多为对方考虑。我国一家乐团出国访问前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批示：“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的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他告诉工作人员，会议的中间要安排休息，房间里有水果，要给客人留出享用的时间。他对别人的关怀，几乎是一种本能。朝鲜战争时，乔冠华是中方的谈判代表，他是只带了一件衬衫去前线的，没想到一谈就是两年。1952年，周就派乔的妻子龚澎去参加赴朝慰问团，顺便探亲。1958年，周从报上看到广东新会县一农民育种家育出一高产稻，便到当地视察。满是泥水的田头有一把小椅，周一到就把小椅推给农民专家，说：你长年蹲地头辛苦了，坐这个。至今那张总理与农民在田头泥水中的照片还悬挂在新会纪念馆里。
周的“六无”中有一无是“生而无后”，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的痛。但是，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周更以一颗慈爱的心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婚后无子，周就安排她到北京来看病，终于得子。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献出六位亲人，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而二子毛岸青又长期无子。周就交给军方医院一个任务，一定要给他们治好病。毛泽东终于有了孙子，周十分高兴。毛却无所谓地说：“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到他辞世也没有见已七岁的小孙子一面。周就是这样按照他的爱心、他的逻辑平平静静地办他认为该办的事。
人情这个饱含爱心的词，“文化大革命”以前是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的，而“人性化”是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斗争之后，痛定思痛，才重新回归到我们的报纸上、文件中。周恩来却一直在默默地践行着，“我行我素”。该不该有人性？这实际上是到底该怎样做人，《三国演义》里曹操讲：“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曹操只要功业，不要人情，所以后来追随他的陈宫心寒而去。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上有两种人：有的人像一个刺猬，总是觉得别人欠他什么，争斗，忌妒，抱怨，反社会，永不满意；有的人像一个手持净瓶的观音，总是急人之急，想着为别人做点什么，静静地遍洒雨露，普度众生。周是第二种人的典型，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哲学的仁和世界宗教的爱，无关政治，无关党派，是一种核心价值、普世情怀。
三是大爱为民，把基于人性的爱扩大到对人民的爱，而成为一种政治模式。政治家的爱毕竟不同于宗教家、慈善家的爱，他不是施舍而是施政，是从人性出发的，是基于仁心去为大多数的人谋福利。中国古代政治中一直有民本、仁政的思想。孟子讲“政在得民”，范仲淹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虽然历史上所有进步力量的宗旨都是为人民，但将这个道理贯彻到底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宣言》讲无产阶级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更把其宗旨概括为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但是在众多的革命家中把对人民之爱落实得最彻底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任最长的总理，是国家的“总管”，第一要考虑的是民生。1946年，他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解放后，他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胸前始终佩戴“为人民服务”徽章，以此勉励自己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1972—1973年，甘肃定西连续22个月无雨，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缺水，又值“文化大革命”大乱，病床上的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伤心落泪：“解放几十年了，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百姓。”刚做过手术的他用颤抖的手连批了9个“不够”，又画了3个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邢台地震，大地还没有停止颤抖，周就出现在灾区。一位失去儿子的老人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周握着他的手说：“我就是您的儿子。”他向聚拢来的群众讲话，却发现自己是站在背风一面，群众在迎风一面，他就立即换了过来。“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常有大型群众集会，一次散会时赶上下雨，他就让政府负责同志在广播里提醒各单位回去后熬一点姜汤给大家驱寒。他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墙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车站，上下车很吵闹，有人建议把汽车站挪开。周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不同意挪。直到现在，14路汽车站还设在那里。他的这些举动纯出于爱心，毫不作秀。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江青住庐山宾馆，嫌山涧流水的响声扰了她的睡眠，就下令将涧底全部铺一层草席；住广州，嫌珠江上汽笛声扰眠，就下令夜船停航。做人做官，如此大的差距。
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是以人民的名义干事业，仍可细分出几种类型：有的把这事业连同人民做了自己功业的道具，虽功成而劳民伤财；有的把自身全部溶化渗透到为人民的事业中，功成而身退名隐；而有的干脆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为人民服务，关键是真的有仁爱之心。
牺牲是一种自愿的付出，有爱才有牺牲。有各种各样的牺牲，如为情、为亲、为友、为理想、为主义、为事业的牺牲。有各种程度的牺牲，如时间、精力、健康，甚至生命。又有不同性质的牺牲，有的是激于一时的义愤或个人的争强好胜，如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中世纪的决斗、情人的殉情等；有的是出于对理想、事业的忠诚，冷静从容地牺牲，如文天祥的殉国、诸葛亮的殉职、谭嗣同的就义等。但是有一条，凡敢牺牲者都是基于义，源于爱，自私者不能牺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牺牲属于义的范畴，大公无私，勇于牺牲是一种美德。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也弘扬这种精神，更又给予了新的含义。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指出：“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毛泽东更是从司马迁说到张思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是马克思学说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都是把为社会公义而牺牲看作高尚。这是基于人类的本性。
大公无私，为别人牺牲自己，这是周的本性，一种生来具有的基因。陆定一在回忆录中讲了一件令他一生难忘的事。当年陆定一随周在重庆工作，常乘飞机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一次遇坏天气，飞机表面结冰下沉。飞行员着急，让大家把行李全部抛出舱外，并准备跳伞。这时叶挺11岁的小女儿因座位上无伞急得大哭。周就将自己的伞让给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命比一个孩子还重要。周当了总理，在一般人看来已显贵之极、荣耀之极，而他则真正开始了生命的磨难、消耗与牺牲。我们任选一天工作日记，看看他的工作量。1974年3月26日——
下午三时：起床；
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陪餐；
晚十时：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在七号楼办公；
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
下午二时：休息。
这就是他的工作节奏。周恩来规定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盥洗室、办公室、会议室，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他经常坐在马桶上批阅要件；因为无时间吃饭，服务员只好把面糊冲在茶杯里送进会议室；已重病在身还要接见外宾、谈判、到外地向毛汇报工作。他绞尽脑汁地工作，砍光青山烧尽柴，一生都在毫无保留地消耗自己。很多人都记得他晚年坐在沙发上的那张著名的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脸上满是老年斑，唯留一缕安详的目光，真正已油灯耗尽，春蚕到死，蜡炬成灰，鞠躬尽瘁。
除了身累之外还有心累，即精神上的牺牲。中国政治长期形成了一个格局，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是执行者。周一方面要考虑亿万人的生计问题，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顾及毛泽东的态度与情绪。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事办不好，国家要翻船；决策者翻了脸，国家也要翻船。新中国成立后，周常处于两难境地。要么牺牲大局，要么牺牲毛泽东的权威，但这两样党和国家都承受不了。那么，就只有他自己一次次地做出牺牲。“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服务员送水进会议室，竟发现周恩来低头不语，江青等正轮流发言，开他的批判会。但是，走出会议室后周又照样连轴转地工作，尽力解放干部，恢复秩序。邓小平说：“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文化大革命”中周说过一句让人揪心的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牺牲。
牺牲是讲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社会上做事和与人相处总要舍得吃一点亏，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留出距离，才能合作。著名的六尺巷的故事就是讲这个道理。社会是一个互利共同体，一般人虽然做不到像周恩来那样彻底，但总要舍出一点，牺牲一点；作为官员，因为是人民用税收养着你，你就得全部舍出。而作为一种精神，无论古今中外，无私牺牲都是高尚的追求，儒家所谓舍身成仁，佛家更是舍身饲虎。
周恩来的牺牲精神还有一个更严格之处，我称之为“超牺牲”。他有“十条家规”，除了要求自己，也同样要求家属、部下和身边的人。这和现在官场上的一些人为家属谋利、提拔重用亲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古代最忌讳但又最难根治的就是外戚政治与朋党政治。周深知这一点，他严于律己，勿使有一点灰尘，不留下一点遗憾，这样，亲属部下也要跟着做出牺牲，超常规的牺牲。就如我们常说要建一座抗百年一遇洪水的大坝，那99年也就跟着作陪了。夫荣妻贵是千百年来官场的铁定律。但是在周恩来这里有另一条定律：只要他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进国务院。邓颖超在党内是绝对的老资格，1925年入党，出席莫斯科六大的代表，瑞金时期的中央机要局局长（相当于秘书长，后因病转由邓小平接任），长征干部，二次国共合作时的六位中共参政代表之一。论资格，新中国成立初组阁任一个正部长绰绰有余。周提名民主人士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部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当了卫生部部长，知名度不大的李书诚当了农业部部长，邓却无缘一职。张治中看不过，说：“你这个周公不‘周’（周到）啊，邓颖超不安排人不服。”周笑答：“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先生就不必多操心了。”党内老同志看不过，来说情。周说：“她当部长，我当总理。国事家事搅在一起不利事业。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职。”邓颖超不但不能进内阁，工资还要让。当时正部工资是三级，邓颖超任妇联副主席，资格老，完全够三级。但他们夫妇主动报告降两级，拿五级。批下来后，周说你身体不好上班少，又降一级，拿六级。国庆十周年上天安门的名单本有邓颖超，周审核时划掉。1974年12月，周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意邓颖超任副委员长，可能是考虑到周恩来的性格，又亲自写了一个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周回来传达时却将此事扣下。到他去世后清理办公室，才在抽屉里发现这个“最高指示”。直到1980年华国锋才根据毛泽东生前意见提议增补邓颖超为副委员长。我曾有缘与周恩来的两代后人相熟，他们也都未脱此例而摊上了这种奉献。侄女周秉建“文化大革命”中带头到内蒙古草原插队，数年后应征参军。她很兴奋地穿着军装来看伯父，周说，让你去插队就要在那里扎根。结果她脱了军装重回牧区，嫁给一个蒙古族青年。国家恢复高考，周的侄孙女周晓瑾从外地考到北京广播学院。这时总理已经去世，侄孙女很兴奋地给邓颖超奶奶打电话，要去看她。邓颖超说不急，先让秘书到学院去查档案，看她是否真是靠成绩入学的，查过无事后才见面。周对身边人员的要求亦近苛刻。新中国成立之初，老秘书何谦定为12级，周问何，毛泽东的警卫李银桥多少级，答，13级。但何谦比李银桥资格老两年，周还是将何降为13级。周住的西花厅年久失修，特别是地板潮湿，对他的身体很不利。一次趁他外出，何主持将房间简单装修了一下。他回来后，何被调出西花厅。现在官场腐败，有一个词叫“利益集团”，而周的身边却有一个甘为国事牺牲的“牺牲集团”。当然，当年这样严格的不只是周恩来一人，这在中共第一代领袖中很普遍，毛泽东就主动不拿最高的一级工资，否则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得天下。不过周恩来做得更彻底一些。
对比现在官风日下，公权私用，不贪不官，周这种残酷的牺牲精神叫后人一想起就心中隐隐作痛。人心是肉长的，谁无感恩之心？当年总理去世时我正在外地一城市，从郊外入城忽见广场悬空垂下一黑色条幅，上书“悼念人民的好总理”，满城黑纱，万人恸哭。而在北京，泪水洗面万巷空，十里长街送总理成了共和国史上悲壮的一页。人们恨不能宁以我身换总理，当时已80岁高龄的胡厥文老人写诗道：“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遗体火化之日，火化工为使总理能平静入炉，竟以身试尸，躺在尸床上几次进出焚化炉，仔细体会进炉的感觉，调试尸床的速度和节奏。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这绝不是简单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而是人心与人性的共鸣，已成历史的绝响。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到那一步，“亲爱”二字总叫不出口，“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样的句式自周恩来之后人民就很难再说出口了。
仁爱是讲人心的主观出发点，是“善根”；牺牲是讲处理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的态度，是一种无私的境界；包容则是对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实践检验，是具体行动。当仁爱之心和牺牲精神变成一种宽大包容时自然就感化万物，不战而屈人之兵，施政则无为而治，为人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不肯宽容别人，无法共事；不能包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就不能成大事。包容精神既是政治素质也是人品素养。儒家讲仁，老子讲以德报怨，佛家讲戒嗔、讲放下，西方宗教讲忏悔、讲宽恕。周恩来以惊人的肚量和个人的魅力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不知多少朋友、多少团体、多少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去世后普天同悼，连曾经的敌人也唏嘘不已。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一位党外人士说，长期以来，提起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周恩来的形象。美国《时代》周刊20世纪40年代驻华记者白修德说，一见到周恩来，自己的“怀疑和不信任几乎荡然无存”。解放初，亚洲、大洋洲国家的工人代表团应邀来中国参加工会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出现时会场喊“毛主席万岁”，一大洋洲代表不解，问为何不喊周万岁，等到周过来与他握手时他就喊“周恩来万岁”，周忙示意不要翻译。这是周的谨慎，但实际上就像人之间有一种暗恋一样，不知道有多少国内外的人早把周看作心中的偶像而向他敬礼。
周恩来的包容精神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经的敌人。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周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专门对付国民党特务，张冲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两人曾经是死对头。张冲成功策划了“伍豪事件”，在报上造谣周已叛变，给周的工作造成极大的被动。西安事变后，为了民族存亡，国共二次合作，周、张各为双方谈判代表，周竭诚相待，两人遂成好友。抗战还未成功，张冲病逝，周提议为张冲的追悼会捐3万元，亲自前往哀悼并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并发表讲演，语不成声，满座为之动容。他在报上撰文说：“先生与我并非无党无见，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为信，亦以此互信。”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如同爆了一颗炸弹。后来他对张冲的两个子女又尽心关照。当时的重庆特务如林，周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随时有生命危险。而他却以一颗真诚的心平静地广交朋友，编织了一张正义的大网，反过来弥盖整个重庆，戴笠也无可奈何。周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协调各方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方人士灵魂深处的良知，终形成团结互爱的统战大局。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武器是统一战线，不管多少派别，在政治上找共同点；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武器是尊重别人，在人心深处找共同点，不管什么人都真诚相待。30年后，为中美建交尼克松来访，在参观十三陵时，当地官员找了一些孩子穿着漂亮的衣服在现场点缀，美国记者认为造假。周对尼克松说：“你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我们不愿文过饰非，已批评了当事人。”尼克松后来评价说：“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绝不伤人情面。”此时，周手中的武器并不是党纲、政见、共产主义学说等，而是传统道德和个人魅力，是与人为善的赤诚之心这些普世认同的价值观。
周恩来的包容精神还体现在他处理党内关系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又经历了漫长的成长历程，党内高层人员文化背景复杂，有工人、中小知识分子、教授学者、留洋人员、旧军人，出身不同、性格各异。半个多世纪以来，能将这样一个党团结在一起，一靠毛泽东思想，二靠周恩来的人格，实际上也可称之为周恩来思想，只不过历史上没有这么叫，但它实际存在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屡犯错误，更靠周恩来来补台。自陈独秀始，经过瞿秋白、向忠发、博古、张闻天直到毛泽东，周与六任书记全部合作过，并与毛泽东合作始终。靠什么？靠坦诚、谦虚、忍让、包容，靠宰相肚里能撑船，无论新中国成立前或后，无论在党或在政，无论在哪一朝书记任内，周都不是一把手胜似一把手，关系全局。长征中，周说服博古请毛出来工作，又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保住红军和党不分裂。转战陕北时，中央机关组成昆仑纵队被敌包围，任弼时是司令，周是政委，毛要向西，任要向东。任说我是司令听我的，毛说我是主席先撤了你这个司令，吵得不可开交。周协调，先北再西，化解了危机。解放后，因经济思想产生分歧，毛很任性，甚至威胁要重上井冈山，周主动让步，逢会就检讨并愿意辞职，又避免了一次分裂。“文化大革命”中，周更是碍着毛泽东的面子，受尽林彪和江青的气，但仍出来独撑危局。对外，他勇于承担责任，一次次地出面做红卫兵及各派的工作。周还亲自出面请被冲击、迫害的外国专家、家属吃饭，并赔礼道歉。一知名人士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周恩来，他们实在没法原谅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讲过：“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一部党史很有意思，毛泽东用了周恩来的才干，周恩来包容了毛泽东的缺陷。周是领导过毛泽东的，当他认识到毛泽东的才能后，遵义会议就请毛泽东出山，以后一直辅佐他。但一有意见不合，毛泽东就对周兴师问罪。1956年后，他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合，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等会上多次点名批评周是“促退派”，甚至挖苦奚落，说他离右派只差50米了，直至暗示要他辞职。他违心地检讨，主动辞职，但未通过，国家离不开他，毛泽东也离不开他。“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思想不合，总是明里暗里保护老干部，抓生产，恢复秩序，毛泽东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在毛与周的关系中，毛是强者，周是弱者，但回头来看周又是强者，他以柔克刚，赢得了人心，“赢得生前身后名”。毛的霸气、江青的骄横，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忍受（邓小平就是不能忍受而被二次打倒），但是周以他非凡的肚量和才能应付过来了。这种胜利不是政治派别的胜利，是人心深处真、善、美的胜利，是人格完善的胜利。他一袭斗篷收裹了时代的风雨，静静地驾驭着共和国这条大船。几十年后，我们讲改革开放的成就时常说船大难掉头，是小平带领我们和这条大船一起掉过来了。但是不要忘记，首先是总理当年竭尽全力保住了这条船，当年若翻船，何处去掉头？
包容是一种博大的胸怀，清澈见底，容纳万物，它使仇者和，错者悔，嗔者平，忌者静，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不接受的理由。《三国演义》是中国人熟悉的名著，以权术计谋闻名，有谚语“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可就是在这样一部计谋书中，人性的诚实、坦白、宽容亦然在隐隐地流动。其开篇第一回就是桃园三结义，中间诸葛亮鞠躬尽瘁更是一条红线；在最后一回，全书73万字，叙述了绵延60年的血腥仇杀、阴谋算计之后，作者平静地讲述了晋、吴边境敌我主帅相互释疑、真诚为友的故事。两军在边境打猎后各自回营，晋帅羊祜命将对方先射中之猎物送归吴营。吴帅陆抗将私藏之酒回赠羊，部下说怕有毒，羊笑曰勿疑，倾壶而饮。陆卧病，羊赠药，部下说怕非良药，陆曰彼非毒人之人，服之，立愈。陆召集部下说：人家以德，我怎能以暴？边境遂平安无事。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总统曼德拉，他年轻时推崇暴力，但27年的牢狱生涯让他悟到必须超越一己一族之仇去追求人性之光，终于实现了民族和解。他出狱时说：“当我走出囚室，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他就职总统时请的嘉宾是曾看守过他的三位狱警。这么看来周恩来并不孤独，在历史的星空中，他们同属于那些让人们一仰望就灵魂澄净的星辰。
人类历史并不只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还是文化史、道德史、人格史。阶级斗争只是文化史中的一小部分，而无论怎样的历史也逃不出人的思想和道德。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也应了康德的那句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心中越是充满不断更新的认识和有增无减的敬畏，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我们怀念周恩来，年复一年为他洒下热泪，默默地体悟着他那些源于人类本性的道德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