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三经”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珍贵之文化遗产，阮元《十三经注疏》集“十三经”整理之大成。由“五经”、“七经”、“九经”到“十三经”，不断积累发展了儒家文化遗产，其中最能体现儒家对古代制度文化遗产整理者莫过于礼与乐。《乐经》早已亡佚，或谓乐师乐谱，供演奏用，本就无《乐经》之书。礼呢？有《仪礼》《礼记》《周礼》。《仪礼》是古代礼制条文；《礼记》是解释古代制礼之精义，偏向社会学、宗教学与哲学的诠释；《周礼》相传是周公致平天下的书，就书的内容性质言，它包括政治史、思想史、经学史、学术史、科技史、经济史、宗教史等，可以说是研究早期儒家外王之学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它将政府体制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隋唐以后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由来。对于如此一部有影响的书，它的来源、时代与传授发展及政争的纷扰，使得它长期以来处于烟雾缭绕的氛围中，研究著述相较其他经书而言较少，且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十分可惜的事。

从《周礼》的作者与书籍产生的过程而言，它既不是周公个人著述，也非刘歆伪造。在西汉初年，河间献王献书前未见此书，河间献王也没有提到此书的作者与传承，只说是“与《尚书》、《礼》（即《仪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1]，并说此书名为《周官》（后人或称《周典》《六典》）。到了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周官传》说：“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至……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弟子杜子春……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2]是知，《周官》经刘歆提倡，王莽使用作为施政，弟子杜子春传郑众、贾逵，一时大显。此句更值得注意者是刘歆通《春秋》，故读《周官》认定为“周公致太平之道”，且《周官》所载政治实行之道与秦政之道不同，此点已指出《周官》通经致用之价值，已不输给《春秋》之依经治狱。其立国政规模之宏大，有值深思者。

“周礼”原为广义的制度，并非专指书名，如《左传》韩宣子所说“周礼尽在鲁”。陆德明说：“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则《周礼》之名，有可能是刘歆为抬高《周官》地位而改名。其后郑玄作《周礼注》，《周礼》之名遂正式取代《周官》。

由于《周礼》与政治上“通经致用”密切相关，而历史上实施《周礼》之朝代，如新朝的王莽，北宋的王安石，近代的洪秀全，或非正统，或党争意气，遂使《周礼》始终处在作者、时代、真伪之讨论中，无法深入《周礼》一书之价值，这也就是《周礼》的兴盛、衰亡、隐晦与研究不足的原因。

虽然如此，《周礼》学史，还是有一较明显的发展之迹，即汉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而在这三个阶段中，汉唐是以文献注疏整理为主，成果较著者为郑玄《周礼注》和贾公彦《周礼疏》。基本上尊重经典文本，并且采用“疏不破注”的原则。到了宋代，由于政局需要，宋人经学大多以疑经、改经为主，发挥“六经注我”之精神，进行了很大的变革。而宋人对《周礼》的注疏，既前承汉唐，也提出许多疑义，开发了不少可供思考之新园地，其后元明清之《周礼》学基本上都受到宋代《周礼》学的影响，因此宋代《周礼》学实具有承先启后的重大意义。到了近代，由于已非帝制，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加上西学东渐，治学视野更加开阔。出土文献的不断出现与社会史、政治史的全面比较研究的进行，使得深入研究《周礼》本身之价值也成为重写古代史的一项迫切议题。然知今不知古谓之陆沉，欲使《周礼》研究深化并展现新貌，怎可斩断学术与文化的脉络？但迄今为止，不仅未见一部《周礼》学通史，也未见一部《周礼》学断代史（勉强可见的，有丁进《周礼考论》、彭林《〈周礼〉主题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及杨宽、杨向奎、沈文倬、钱玄等时贤有关古代史之著作），是可遗憾也。夏微博士有鉴于此，立志以一生做《周礼》学史之研究，而其所就读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正是中国宋代学术研究之重镇，所以，她先撰成《宋代〈周礼〉学史》一书，以就教于学界先进时贤，并补《周礼》学史之断代空白。

余读夏博士大作，约可指出其特点有：（一）详细说明历代《周礼》学之概况，应是到目前为止，较好的《周礼》学的导读，可以提供学界许多有用资讯，不论是入门或专题深入，均可各取所需。（二）体例大致周备。全书分“个案研究”的宋代礼学专家18人，涵盖经学、理学与史学著名大家，“专题研究”五章15节，分别就宋代《周礼》学的文本真伪、作者辨疑、郑玄《注》的攻驳、《冬官》的不亡说与《考工记》的研究与影响，条分缕析、抽丝剥茧，指出其深意所在。另又有“综合叙述”两章5节，说明宋代《周礼》学的特点所在及《周礼》学史的地位，可谓文献完备、立论有据，实下功夫之作。

故若论此书贡献，其可言者有：（一）它是第一部全面梳理宋代《周礼》学之著作，不仅可供宋代学术史、经学史研究者参考，也可供宋代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文献学史、经济史之参考。（二）作者补遗了自魏晋至唐的《周礼》学佚著8种，其中南北朝4种，唐代1种。又指出宋代《周礼》学文献大致有120种，流传至今的只有28种。足见作者用心之细。（三）就体例言，作者始终认为文献是研究《周礼》学的基础，因此对文献取舍，必须有一较严格的标准，因此，作者明确界定宋代《周礼》学专著与论解《周礼》之作的范围是：1．专著之作：17种；2．论解之作：10种；3．单篇之作：含序跋和文章27种。又将宋代《周礼》学文献分类再加细分，使其条理缜密。其分类既从《中国丛书综录》分类，又有自己创见，试整理如下：1．传说类（指《周礼》之注疏、论说），下分五类：（1）依经诠义；（2）借经抒议；（3）补亡《冬官》；（4）集解类；（5）辨疑类。2．分篇类：（1）就《周礼》一官进行传说；（2）就《周礼》一篇或几篇进行传说；（3）《考工记》传说。3．专著类，就《周礼》某一专题（如井田）加以研究。4．图类，通过绘制礼图的方式，注解《周礼》。夏博士此一工作，令人在“纲举目张”中有耳目一新之感觉，并得“提纲挈领”之功效。（四）作者为求精益求精，除吸收评审者意见外，更又发表《宋代〈周礼〉学文献述论》《李觏〈周礼〉学研究》《俞廷椿〈周礼复古编〉的经学价值》《魏了翁的〈周礼〉观》《王安石〈周官新义〉的经学特点及其学术影响》《论宋代〈周礼〉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等文章，先后发表于《史学集刊》《史学月刊》《宋代文化研究》《哲学与文化月刊》等专门刊物，读者可与本文合并参考，以见作者“日新又新”。

总之，此书在当今中国文化与经学的重新审视思潮中，不论是在学术研究上，或是在当今中国政治发展方向上，都有借助参考之益。我与夏博士及其先生认识多年，亲睹其在一室一厅之陋室用功之勤及对学术爱好之热诚，更在拜读该书上颇多收获，故乐于写几句心得，并更祈望夏博士“日新又新，止于至善”，勿忘初衷，继续在中国《周礼》学史上全面研究，更加充实完善宋代《周礼》学研究。

文昌詹海云谨识于百草路思亲念女楼

二〇一八年春

注释

[1]（汉）班固：《汉书》卷五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首，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