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语时代 陈勤群
福州作为中国近现代的漆艺重镇，有着丰富的漆文化生态与深厚的漆艺传承历史，它在中国漆艺当代性的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及世界范围的漆艺创作也在当代文化的激荡中日益产生着深刻的变化。2016福州国际漆艺双年展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举行，它以漆语时代为题，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的漆艺做一次阶段性的回顾与梳理。
本展根据漆艺术的三种形态分成三个部分：器型、架上、空间。
（一）器型（器韵/器度）匠心与禅意
器是漆艺古典精神的载体，型是漆艺现代主义的基础，本单元精选两类作品。一类是具有功能的日用漆器，另一类是漆立体造型，它们代表了漆学科语言建构的双维度：即人造物的境界和人工物的视野，一个是漆艺语言实践的直觉的维度，另一个是漆艺语言研究的理性的维度。
漆艺作为非遗是中国造物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造物”在《辞源》中出自《庄子·大宗师》中的“伟哉夫造物者”一句，泛指天地造物，后引申为手工的制器造物，所以人造物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造物概念。
漆艺使用的是黏稠的液体，相对于陶艺，它缺乏造型的直接性，即使它有堆或盘泥状这类与陶相似的造型手法，但它还是要与其他粉末搅拌成泥才能稍具可塑性，漆液的附着性是漆艺的本性所在。与其说漆器中的胎制：木胎、竹胎、陶胎、金属胎……是纯粹的漆艺，不如说首先研究的漆艺语言基础应是造物中的木艺、竹艺、陶艺、金工。一部漆艺史，在漆造物语言上首先是一部各种材料的胎制史。
所以人造物的传承不仅要研究髹饰技法，还要学习胎制所利用的各种材料的成型技法，更要关注承载在造物演变史背后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体察造物中所呈现的东方气质。造物永远是漆艺创作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基因。
与东方人造物对应的是西方人工物的概念，是指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审视的人工制品，是人以自己的意志、知识、能力和价值观，运用技术通过劳动产生的第二自然物。人工物是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设计概念。漆立体造型是立体构成训练的延伸，它是漆艺现代教育的基础，在以人为本的目标下，对漆艺创造的对象进行从物质元素属性、物理结构属性、意向功能属性和符号信息属性的全方位的了解，再对设计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演绎和创新，进而对作品或者说人工物的设计所涉及的材质、成型、形态、工艺、对称、韵律、均衡、节奏、色彩、功能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思考和取舍。虽然不乏感性直觉的灵感，但整体呈现了理性缜密的思维特征，并贯穿作品创作的整个流程。由八大美院为首的漆立体造型代表了这一方向的最新成果。李明谦、郭小一、胡秀姝、谭大利是此领域坚持不懈的语言研究者。
穿越数千年的制器历史，直接叩问古人对“器”的有关论述，或许可以重新寻回东方制器之魂。“以制器者尚其象”（《周易·系辞上传》），“象”作何解？“《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统下三者：有言象，不拟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拟一物以明意；有数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类是也。”[1]“‘像’蕴涵着‘象征’之义”[2]，使其“器”成为充盈精神的意象，而不仅仅是满足功用或唯美的“器”物。谁说漆器的“器”就只能是：“内盛为器……外盛为械”[3]。小“器”易盈，把“器”的概念仅仅局限在器用的狭窄范围，可供精神演绎的空间就很值得质疑。
漆工艺作为文化遗产，是当代漆艺表达的丰富的语言宝库，它是一种创造的工具，而不是创造的目的，人的尺度容易在媒材的庞大传统中丧失，特别是传统越悠久，工艺越庞杂，中国精神的“器”之观，越容易被工艺的“器”之观所淹没。
产生漆艺的哲匠和工匠最大的差别是具有怎样的“器”之观。《道德经》论及“器”字不下十处，“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道德经》第十一章），此器为器皿；“天下神器”（《道德经》第二十九章），此器既象征权力，又可解为“天下这个神圣的大容器”（《道德经》注释），老子的“器”充满恢宏的想象力，天地之器盛万物；“朴散则为器”（《道德经》第二十八章），此器不单是人制的所有器具，也指涉自在的物质世界，并且包括精神、社会、文化形态在内的万物，已进入道器关系的哲学观照；“大方无隅；大器晚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此器狭义上指大才能，老子的“器”既直指器械、器皿，也关乎人生大仁大智，更是人情人性的直接揭示，以器喻人，以器明理，充满了哲思。
“隐喻之器”是有别于“功用之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大“器”之观：器宇、器任、器识、器度、器重、器观、器能、器量、器质、器局……应该说人的感情、人的是非、人的玄思是“器”的演绎主体，人文关怀、仁爱的温情和思维的深度是判断“器”的当代性的重要尺度。
日本学者、著名的民艺创始人柳宗怡先生，在考察日本荒屋新町的漆器后写道：“他们不仅会髹漆，同时也是用木工旋床制作漆胎器的好手……因为这些都是在山坳里干的活，而且大多是制作日用杂器，所以，不会有像轮岛或是会津那样华丽的名声，更多的是带有乡村气息的制作。然而，对于我来说，再也没有像这里让我抱有许多期望的漆器产地了。比起任何一处有名的产地，这里有许多吸引我的产品。现将其理由简述如下：我对于日本物品的讨厌之处，就在于制作过分神经质，过分漂亮好看。这是显示手艺高超的做法，但为此却带来很大的损失。其结果，使产品陷于冷冰冰的、缺乏趣味的、毫无生气的境地。”[4]这位深爱日本的美学家的判断，是千人一面导致的审美疲劳？还是感受不到“器”所应有的人的温度和丰富情感后的失望？
当然漆工艺作为语言一定会表达和呈现人的精神状态，日本精湛的漆工艺就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平、光、亮的视觉效果，恰恰是日本民族一丝不苟追求精致的精神的结晶，是人的精致气质的一种“器”的隐喻。这种气质不独异邦所有，尽管在平光的表层下也可以尝试诸种形态，但流行的审美意识总在唯美的单一方向上导引，应该说当代艺术所表达的精神领域，不是几种气质所能替代和涵盖的，漆艺界近年出现的从圆润光滑到方挺粗涩的材质实验，体现的正是当代精神指向对媒材语言的一种重新选择和自我表达。
近现代的中国漆艺是在社会巨变产生的文化断层中展开的，所以对传统的回望成为漆艺家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表现，并汇成了近年来漆艺界对古器物研究的潮流：梁远、王亚雄对唐宋古琴的复制，陈杰对古家具的探索，郑磊、赵建伟对古器物的广泛收藏、涉猎，陈勤立对张成雕漆经典的体验，肖传斌尝试陶瓷与漆艺的融合，李洲武对高古器物的钻研……都呈现了对中国造物传统足够的敬畏和认知，体现了当代漆艺家对本民族文化应有的尊崇。值得一提的是两个重要的个案：一是钟声，他从金缮入手接触传统，中经修复，在补缺和复原中，与前人对话，向传统致敬，潜移黙化地从全陶瓷的金缮、半瓷半漆的修复，最终走向纯粹大漆器物的再造，对传统的膜拜有如书法的日课临帖，亦步亦趋，日见精深。另一重要的漆艺实践是远离漆圈喧嚣的甘而可，他对传统器物的景仰和传承达到了一种近乎苛刻的严谨，瓣形盒从单瓣、数瓣到数十瓣，任意方向都丝毫不差地合盖，对漆艺的胎制、上灰、打磨，每道工序都达到一丝不苟的完美程度，并对各朝代的器物都有所揣摩借鉴。在髹饰上，他在传统的屯溪菠萝漆上贴多层金箔，使传统的菠萝漆更显贵气与精致。
中国漆艺母语的建构是一种走向传技、授艺、悟道的充满禅意的造物过程。而技、艺、道是中国人对造物的一种特殊观照，是从东方人造物的直觉维度去感悟：眼与手、心与物、文与质、器与道等传统精华。在熟悉造物的“器”之观的基础上，培养精神的“器”之观，从而超越东洋漆艺流行的纤秾、华丽和精美，追循钩沉中国传统中雄浑、高古、豪放、疏野、奇崛、瑰诡、荒寒、瘦劲、枯澹等丰富的文化特质和深邃的精神资源，从而在东西洋漆器与名牌双峰林立的漆艺界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从人造物和人工物的双维度推进中国漆艺的语言建构，是实现中国漆艺现代性的一种可能。
（二）架上（漆语/境语）髹绘与图式
漆画是漆艺的架上形态。作为架上形态，中国油画是对西方诸多流派价值标准深入较深的画种，也是最早提出油画民族化、寻找自身价值的画种，意象油画、写意油画都是此种努力的成果。漆画需要民族化吗？或者反过来问，漆画西化了吗？起码在视觉习惯上漆画西化了，现代漆画就是以西方语境为标志命名的。事实上，漆画是中国视觉的古汉语，它从古代漆器的髹饰演变过来，成为中国绘画少年期的重要载体，它自战国至明清民国有着不曾中断的文脉，我们缺乏对它的汇总梳理和研究，以自己接受日欧美术教育近百年的影响，割断疏离了漆画数千年形成的中国造像艺术的文脉。人们总希望历史从自己写起，把接受西方语境的漆画定义为现代漆画，而我们应该关注中国漆画自身的语言在百年思潮激荡的影响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创造，我们不拒绝百年来西方对东方的启示，但更在乎中国文脉在漆画中的延续与成长。
回顾20世纪末，国、油、版、雕在八五美术新潮的影响下，在短暂的时段中把西方现代主义近百年的艺术样式如饥似渴地借鉴了一番：从全因素的传统绘画样式的围城中出走，纷纷向单因素的实验方向解构。而此时漆画正向传统绘画样式的围城中进发，为获得全因素的绘画能力和画种地位的确立而努力，这种因画种发展历史阶段不同而形成的“围城情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发展不均衡的态势：一方面，学科年轻可能性繁多；另一方面，漆画既是最古老的媒材，又是最年轻的学科。架上作为当代艺术的边缘形态，又有可能成为有别于世界主义的中国方式：中国漆艺界的中生代几乎都在这重要的历史节点把最活跃的创造力倾注在架上形态，从而经历并汇聚了诸多当代漆艺的学术焦点。
在中国漆艺的系统传承和现代主义学科的建构还未提上议事日程时，后现代的批评家与艺术家们又纷纷登门或破门解构来了，企求漆艺当代形态的呼声不绝于耳……界内外发展阶段的不同步、传承的缺失、课题的累积、文化的特殊性使漆艺界呈现了远比其他传统媒材更多、更复杂的材料之辩、形态之争、学科之虑与意义之思。
传统媒材的现代性进程就是不断地与各种思潮交融、激荡、辨析、梳理与建构的过程。20世纪末漆艺从工艺语言转换为绘画语言，产生了艺术意义上的“漆语”。装饰性和全因素是漆画界20世纪末首先展开的两大方向，装饰性未必仅走向唯美，且因素也不止于写实。图式语言、材料实验、书写性、意象化、图像的挪用与观念的表达等都先后成为中生代漆语所触及的新维度。架上形态的这些维度在其他媒材中经过大量的作者参与、竞争、淘汰，逐步形成了出类拔萃的高度，就此而言漆语的维度未必有多“新”，而只有具有语言不可替代性的“漆语”，才能在如云的架上形态中保持漆语特有的表达方式和文化气质，才有可能成为有着数千年母语积淀的架上新维度，所以漆语言的不可替代性，成为漆语言形式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翻阅20世纪下半叶漆画运动的有关评论，大多是以绘画性的获得立论的，而所谓绘画性的认可有两大图式来源，一是借鉴西方美术史各流派的图式在漆画上的实践与反响，二是应用中国传统图式在漆画上的继承与发展。这种游走于东西方图式之间的创作与论述几乎贯穿了整个漆画的探索。20世纪上半叶，中国漆画奠基人沈福文先生时而堆起追求金鱼栩栩如生的三维效果，时而回望民族文化，让漆画与敦煌相遇，冥冥中开启了漆画中西交融的现代性，这位漆画先行者早年的实践，似乎暗示了日后漆画运动难以摆脱的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宿命。
现代性最大的困惑是个体觉醒之后，或者说艺术自由之后，信息过剩以致难以选择的纠结，世界主义和东方主义博弈的艺术丛林，也是各种学派角逐争雄的学术江湖，现代性的表征是非西方国家教育的西化。以西方为师，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先后成为学院架上教育的主轴，于是漆画进入学院，首先被写实、被装饰，继而被解构。当写实走向艳俗、波普、泼皮，或走向消解、表现、抽象，是否形色就达到了观念的彼岸？现代主义是语言训练的重要途径，当绘画和现代主义被过度阐释，古老的漆画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能否有一席之地？前景莫测。
此次双年展漆画的选择，就是在如此壮阔繁复的文化情境中展开的。注重漆画中国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才能体现建立中国漆艺自身术语库和价值链的策展主旨，本展从1906年出生的沈福文一直到80后新生代中，精选了33位代表性的漆画家，展现了在各时期、各语言方向不懈努力的漆画家的风貌。
如前所述，沈福文先生游离在民族风和写实性之间。中国现代漆画最早的两大语言追求，分别在30后的王和举和乔十光、40后的詹蜀安和陈立德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和举从岩画、剪纸和古代绘画的图式中吸收营养，乔十光秉承中工美的装饰风，使漆画出现了材料、技法、图式都一脉相承的中国气派。詹蜀安与陈立德则使千年的东方髹饰邂逅百年的西方光影，完成了大漆实现三维表达的精微的绘画性。
李锡奇把漆的质感与现代主义结合，是水墨及版画现代风对漆的延伸，其在漆画中引进书写及构成因素无疑对漆画图式的现代进程起了推进作用，但若因此漠视漆画中其他书写者的意义和贡献，则是对中国漆画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混淆与误解。
最早提出语言分层理论的卡尔纳普认为，“我们关涉两种语言：首先是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语言——我们称之为对象语言；其次是我们用以谈论对象语言的语形形式的语言——我们称之为语形语言（即元语言）。”视觉的元语言，是批评家对对象语言的归纳与阐述的元理论，也是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于对象语言的创造的方法论，更是一种高级的逻辑形式。
书写性、材料语言、公共图像语言……这些谁都可以按一定形式规则运用于视觉创造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人人可用的视觉的元语言，不存在谁用了别人就不可用的问题。书写性在诸多画种中的应用是一种常态，所以李锡奇之后漆的书写有无限的空间，他所借用的书写性是中国数千年积淀的视觉元语言，他所表达的是仅仅属于他的对象语言。
对元语言运用的先后并不代表作品的成就和价值的高低，他人的实践归根结底呈现的是每个人独特的文化底色和综合素养，有道是：同饮一江活水，各写笔下春秋。
与其他艺术媒材海量的个案相比，对漆的书写性元语言的研究和运用刚刚开了头，它是漆画元语言方兴未艾的重要方向，与中国线造型的文脉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国线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在汉代漆器的装饰上用高耸、细密、流畅、纤长的线勾勒书写的。漆液黏稠的弹性与地心引力之间的博弈，使漆的书写在对象语言的实践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与书写性问题相似，公共图像或者题材撞车都成为争议的话题，其实同为对象语言创作母题的惠安女，从吴川、陈金华、汤志义到郑云涛、周健的惠安女，都留下了作者所处时代的技巧高度、流行图式及美学趣味。对语言可能性的地盘山头意识是创造力衰退的表征，漆画是个未充分展开的样式，每个创作主体一辈子只能在自己擅长的方向做一点研究工作，视觉语言的可能性是无可穷尽的，元语言和对象语言永远有个体无法全部触及的未知之处。
以传统媒材为创造对象的作者，大多终其一生都在材料、技巧、图式这三个关键词中费尽心力，自信在掌握了材料语言、造型技巧之后就可以创造独树一帜的图式，大量风格化的作品就是为此殚精竭虑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坚守漆画中国文脉的漆画家，越来越关注从现代主义色彩浓郁的材料、技巧、图式三个关键词起步，思考能激活自己艺术思维的任何一个概念：陌生化、解构、重组、悬置、阻断、含混、戏仿、反讽……不断体察这些艺术方法、艺术语言在漆画中的运用，具有东方气息和智慧的漆艺架上形态应有更广阔的前景。
（三）空间（物性/心性）造物与空间
漆艺是个最具营造空间能力的媒材，中国从战国到秦汉，诸子百家、秦皇汉武都生活在500年漆器的鼎盛期，可名状描述的漆器成千上万，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就是在以漆器为家具主体的起居空间中，孕育了古代中国百家争鸣、最富创造力的思想。百忙中的今人是否还有兴趣和雅致回望上古时期的中国：一个灿烂绚丽的漆器时代？从《韩非子·十过》第十篇中“流漆墨其上”的食器到陶渊明的无弦琴，从成语“买椟还珠”、“举案齐眉”到《兰亭集序》的“曲水流觞”……漆器承载了民族的礼仪典故、思绪情怀。而随着古典漆器在日常生活中的消失，与其相伴的古典情境已疏离成难以完整复原的文化碎片。而正是由传统材料创造的特殊的形色质感，培育了东方人特有的感受、情感和境界。所以坚守传统的材料技艺、重温失落和滞钝了的中国人曾有过的对漆艺的丰富细腻的感受，通过手工使魂魄和媒材交融碰撞，关注东方文化的钩沉、呈现和再创造，致力于用漆的独特性营造精神空间，成为当代漆艺造型的一个方向，漆所营造的空间具有多维度的可能，可以是仪式的场域、观念的演绎及精神生产的空间。
借用现成品，从当代漆艺的角度观察现成品的利用，涉及非漆器与漆器两大类。非漆器类的现成品在当代漆艺中的应用与装置艺术有所不同，前者经髹饰以强化某种语境，而后者则直接登场。漆器类的现成品泛指古代漆器和大量留存民间的漆器，它们积淀了大量的文化学、社会学的信息，利用这些积淀着历史沧桑的象征物进行创作，在此是否是漆艺已不重要了，而恰恰大量利用现成老漆器装置的是已故的当代艺术家陈箴，他的《日咒》、《夜诅》、《中空》、《音乐书架》、《静能》等作品都是使用漆器装置的佳作。
本展区更注重跨媒材和跨界的尝试，更关注作品的精神空间以及主题的广度和深度，利用漆器现成品还有多大的言说空间，本展少见此类作品，而在旧器物上髹漆最大的困惑是抹去了时间的包浆，而唯美的新器物往往堕落成室内的道具景观，所以即使是从设计出发的漆空间，也应是超设计或悖论设计，能给人提供思想的空间和想象的余地，否则它就降格为漆家具展。
空间是个实验性十足的展示，可能有视觉张力极具智慧的装置，也可能有自话自说的探索，甚至有皇帝新装的勇敢尝试，处在摸索起步阶段的形态，待以时日必成气候。
（四）他山石
与历次国际漆展一样，日本、韩国、越南、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作者都表现了他们一贯的水平与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和越南。日本漆艺界几十代传承着没有间断的学统和道统，他们在吸纳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的语境之时仍保持东方媒材的表达与自信，这或许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和魂洋才”在最讲究经典传承的日本漆艺界的生动体现。而缺乏几十代不间断积淀的中国漆艺界正是在深刻的漆文化的断层上迎来欧风美雨的，这是中国漆艺现代性面临的内外都处于文化弱势的语境，上世纪之初我国沈福文和李芝卿先后受师于东邻，就是师承断层的时代注脚。
如果说日本漆艺是一面镜子，那么越南漆画则是他山之石，与阮嘉智同代、于1900—1910年出生的越南漆画家，有范厚(1903—1995)、陈文瑾、阮文贵、陈庭寿等多达数十人，而中国同期与其对应的只有孤零零的沈福文等二三人。值得注意的是越南第一代漆画家从学习西方到找到自我的重要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完成，而我国各地区漆画界的领头人在30年代正处在儿童或少年期。阮文贵那大场面的民族庙会作品完成于1939年，那年他才19岁。他们在漆画的材料、技法、图式上的民族意识具有本能的早慧的特点。本届邀请的老中青三代越南漆画家就是在欧风美雨中保持民族特点的代表。
日本和越南在漆艺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本民族的自信，应该说文化上愈自信、有教养和重积淀，其在艺术上就愈自在。
福州作为近现代漆艺重镇，有着优良的漆文化传统，每个时期对漆语言的研究都呈现了不同的思维模式：从以沈氏家族为代表的民间作坊的“物绎天启与格物致知”，到新中国成立后漆艺研究机构的“信息聚集与合力攻关”，再到改革开放漆艺工作室的“创意的点、线、面”，直至新世纪高校漆艺的“从工艺形态到学科形态”……有了漆技艺、漆语言的丰富与广阔多样的漆学术交流平台的构建融合，福州一定能在漆语时代保持其应有的高度与锐气，继续推动中国漆艺的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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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柳宗悦.民艺论[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