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主要是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可以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进行分析。
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状况可以用总产出(GDP 或GNI)及其增长、物价及其涨幅(通货膨胀)、就业率或失业率、对外贸易顺差或逆差等指标来衡量,而这些指标值是经济中各种力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影响总供给的变量和影响总需求的变量。于是我们有了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基本框架——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总需求(记为AD)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中各经济主体(经济部门)愿意对商品和服务支出的总量,它是价格总水平(例如CPI)的函数,也取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预期和信心,以及其他因素。
从结构上看,总需求由四个部分构成: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以后的差额)。在中国的统计口径下,总需求由三个部分构成: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包括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部分被中国媒体称为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
总供给(记为AS)可以区分为实际的总供给和潜在的总供给。实际的总供给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中的生产单位愿意生产并提供到市场上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总量,它也是价格总水平的函数。实际的总供给水平或规模取决于潜在的总供给和生产成本。所谓潜在的总供给是指一个经济最大的生产能力(产能)或潜在的总产出水平,它取决于一定时期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经济体制的效率。经济体制的性质和状况影响消费者、生产者的积极性和政府的效率,影响资源配置状况,从而影响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均衡时就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宏观经济状况:总产出、物价、就业或失业的实际水平(见图01)。
在图01中,纵轴表示价格总水平P,横轴表示实际的总产出y(例如按某种价格指数调整的GDP或GNI);当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均衡时,AD曲线和AS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价格和总产出分别是均衡价格Pe和均衡产出ye,也就是一个经济在一定时期实际呈现的价格总水平和实际实现的总产出。在图01中虽然看不出就业或失业状况,但是,在短期,由于资本存量K一定,总产出主要是就业量(N)的函数,即
,所以一定的总产出水平对应的是一定的就业量,也就是说,横轴y隐含了就业量N。
当一个经济中的实际价格总水平高于均衡价格时,全体生产者愿意生产和提供到市场上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将大于全体需求者所愿意购买的数量,即AS>AD,这时候将出现生产过剩。在图02中,当P1>Pe时,总供给的数量yb由AS曲线上的B点决定,总需求的数量ya由总需求曲线上的A点决定,这时y b> y a, y b- y a就是生产过剩的数量,也就是在现行的价格水平(P1)下无法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这种生产过剩表现为企业库存意外增加,企业库存超过正常库存水平,即生产单位出现超额库存。反之,如果实际价格低于均衡价格,那么经济中将出现生产不足或供给短缺,也就是供不应求,这时企业库存低于正常库存水平。
由于在长期,一个经济的总产出由实际因素(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技术、制度等)决定,总产出独立于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因此,在长期,潜在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见图03中的LS)。当一个经济的均衡点位于潜在总供给曲线的左侧时(见图03中的E点),表明经济中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这时实际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量小于经济实际上能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一部分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被闲置,没有被用于实际生产。图03表明,在现有的条件下,经济的最大生产能力是y f,而实际生产出来的总产出是y e, y f- y e就是由于资源闲置而没有被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也就是被闲置的那一部分生产能力或产能。潜在的总产出y f又被称为充分就业的总产出或产出的自然率水平,所以yf-ye也可以度量非自愿失业[5]的数量。如果潜在总供给曲线位于图03中E点的左侧,也就是宏观经济的均衡点E点位于LS曲线的右侧,那么表明经济中的生产能力利用过度,经济出现过热,通货膨胀将会登场。
yf-ye又被称为产出缺口[6](output gap)。从理论上看,产出缺口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yf-ye>0表明经济的生产能力(或资源)利用不足;yf-ye<0意味着生产能力利用过度。一般地,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经济运行的常态是yf-ye>0。
严格说来,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 or excess production)和产能过剩(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or excess capacity)并不是完全等价的两个概念。生产过剩主要是指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生产出来的总产出(实际的总供给)大于实际的总需求(有效需求),一部分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由于市场消化不了而滞销;而产能过剩是指生产能力过剩,一部分生产能力由于产品库存过多或其他原因而得不到有效利用。[7]
虽然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不能画等号,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较多的联系:(1)生产过剩往往是产能过剩的前奏或序曲。内部原因或外部冲击导致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大幅减少,与原来的总需求水平相适应的产出有一部分就过剩了;随着企业库存(存货)的意外增加,产品滞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必将减少产量,减少就业量,一部分产能将被闲置,生产过剩就转化成产能过剩。(2)二者都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数量上不均衡、在结构上不匹配的结果或经济表现形式。生产过剩可能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致,也可能是此前生产者的预期过于乐观导致投资过度和(或)生产过度所致。因此,生产过剩通常是一种相对过剩——相对于当时的有效需求水平来说,一部分商品生产过多了,过剩了。产能过剩则可能是有效需求减少或有效需求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增长所致,因为最大的产能通常是在经济繁荣(经济周期波峰)时期形成的,当经济由波峰转向下行、有效需求增速降低时,一部分产能就过剩了。
为了叙述方便,本书有时候把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统称为供给过剩(supply surplus)。
本书把产能过剩区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能力。这种情况是指一种产品潜在的生产规模大于市场能够消化吸收这种产品的规模,即潜在的生产规模大于其有效需求的规模。例如,假定国内外市场每年对一个国家的钢材需求量是2亿吨,而这个国家每年可以生产出3亿吨;如果这3亿吨钢材全部生产出来,那么就会有1亿吨卖不掉,这里的1亿吨产能就是过剩产能。这种产能过剩可以被叫做“总量上或规模上的产能过剩”。
第二种情况,一些产品的供求原来是平衡的,现在需求结构和需求数量的变化导致其中的一些产品供大于求,这些产品的生产能力有一部分被闲置。例如,假定一个经济原来每年需要使用10亿吨煤炭、12亿立方天然气和3亿度电,经济的生产能力可以满足这样的能源需求,但是现在经济社会的能源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每年需要8亿吨煤炭、11亿立方天然气和4. 2亿度电,这导致煤炭和天然气的一部分生产能力过剩,而电的生产能力出现短缺。这种产能过剩可以被叫做“结构性产能过剩”。
第三种情况,经济中实际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小于按最大的生产能力(充分就业条件下)所能够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即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或低于产出的自然率水平),一部分产能没有得到利用,一部分资源被闲置。这种情况可以被叫做“利用不足型产能过剩”。
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产能过剩。[8]在图0 3中,之所以y e<y f,是因为有效需求的数量为AD曲线上的E点所示,相对于E点的总需求来说, y f y e(= y f- y e)这部分生产能力无法得到利用,也就是相对于现在的有效需求数量来说这部分产能过剩了。如果政策发生变化或某些外生因素发生变化使得总需求曲线移动到AD 1,那么E 1点的有效需求将使得生产能力y f得到充分利用,产能过剩消失。
产能过剩可以划分为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一部分生产能力从技术标准和经济效率原则来看应该被市场淘汰而没有被淘汰,这部分产能就是绝对过剩产能。这种绝对过剩产能为什么没有被淘汰往往需要从市场机制失灵和政府干预不当等角度进行考察,即可以从体制上找到原因,例如,政府出于某种原因保护多年亏损的企业使其免于破产,导致这些企业变成“僵尸企业”(zombie firms)。在市场机制有效的情况下,绝对过剩产能很难长期存在。相对产能过剩是指由于某种原因(例如国际金融危机)有效需求暂时萎缩或有效需求增速减慢,从而使一部分产能不能被有效利用,这部分产能从技术标准和经济效率原则来说是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当市场复苏,需求转旺时,这部分产能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因此,相对过剩产能也可以被叫做“暂时闲置产能”。可见,我们要淘汰或清除的是绝对过剩产能,而不是要消灭所有的过剩产能。
产能过剩有时候也可以被叫做资本过剩。所谓资本过剩,是指按照某种标准来衡量,经济中积累的资本存量过多了。这里的资本过剩是指实物资本或资本存量过剩,不是指货币资本、金融资本或投资资金(流动性)过剩。
生产能力是指一个经济在一定时期由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其他资源组合起来形成的关于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的能力。因此,一个经济长期的生产能力是由资本的数量和技术含量、人口或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制度状况决定的,如果技术和制度一定,那么生产能力就主要由资本数量(或规模),特别是固定资本数量来决定。这和短期的总产出y是就业量N的函数并不矛盾。在短期,资本存量是一定的,这个资本存量能够被利用多少,是否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取决于就业量N的大小,而短期N的大小主要是由有效需求的数量决定的,有效需求状况决定了现有的资本愿意雇用多少就业量。所以,虽然劳动力是推动资本的活的要素,但是雇用多少劳动力是由资本决定的。因此,内含着一定技术的资本存量规模具有相应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如果资本内含的技术水平是一定的,那么这个资本存量规模就对应着一定的生产能力,生产能力过剩就意味着资本过剩,资本过剩是产能过剩的一种表现形式。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过剩资本是指已经不能按一般利润率进行增殖的那部分多余的资本。因此,可以用资本所获得的利润率与行业一般利润率的差距来判别是否存在资本过剩。
现代经济学度量资本过剩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1)用资本边际产出(实物流量)或资本边际收益(金融流量)来度量是否存在资本过剩。如果资本边际产出或资本边际收益等于零或为负数,那么这些资本就是过剩的资本。从宏观上看,如果资本边际产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那么就表明经济中的资本过剩了。
现在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来判断资本是否过剩。ICOR=ΔK/Δy, 1/ICOR=Δy/ ΔK,其中ΔK和Δy分别是资本增加量和(总)产出增加量。ICOR提高表明增加一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加量越来越大,也就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同时, ICOR的提高造成资本的平均生产率Y/K下降,因而资本的总体效率也下降,这表明一部分资本过剩了。
(2)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Slow-Swan model)[9]中,当资本积累超过了其黄金律水平时[10],资本积累就过度或过剩了,这也叫做“动态无效率”。当存在技术进步时,新古典增长模型可以用(01)式表示:
其中, s是储蓄率或积累率, f(k)是人均收入,因此sf(k)就是人均储蓄或人均积累;δ是资本折旧率, n是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 g是技术进步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 k是人均资本,因此,(δ+n+ g)k表示在存在资本折旧、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所需要的人均资本。如果(01)式得到满足,那么经济将实现稳态。所谓稳态,就是人均资本存量变化量(d k)等于零,效率工人[11]的人均资本保持不变,经济达到长期均衡状态。
费尔普斯(Phelps, 1961)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资本是否过剩的另一种方法。[12]
在稳态下,效率工人的人均消费(c)等于人均收入(y)减去投资(I),这里假定投资等于储蓄(I= S),即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02)式又可以写为
可将有技术进步时的资本的黄金律水平定义为使每个效率工人消费最大化的资本积累水平,即求(02A)式的极大值。求(0 2A)式的一阶导数,得
其中, MPK是资本的边际产出。
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决定了实际利率(r),所以费尔普斯提出了判断资本过剩的方法,指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资本是过剩的:当实际利率低于收支相抵的投资增长率,即r<(n+ g+δ) 时;当无折旧(δ= 0),即r<(n+ g)时;当既无折旧,又无技术进步(δ= g= 0),即r<n时。
(3)根据艾贝尔(Abel, 1989)等人提出的AMSZ准则[13]来判断资本积累是否过度。AMSZ准则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确定性条件下,一个经济是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所以可以把一个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视为收支相抵的投资增长率(即人均资本增加量d k= 0)。如果平衡增长路径上资本的边际产出低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则表明经济中的资本积累过度或经济是动态无效率的。第二,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t时期的资本的总收益小于总投资,即资本净收益小于零,那么资本就过剩了。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不但可以用来分析一定时期均衡产出和均衡就业量的决定,而且也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增长或宏观经济运行的动态过程。
经济增长是一个从特长期的视角分析的宏观经济问题。[14]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一个经济的生产能力(潜在的总供给)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描述。
图04刻画了经济的增长过程。
从特长期来看,一个经济的劳动力和资本都会不断增加,技术会不断进步,经济体制会发生调整和变革,这些供给侧因素的变化会导致潜在产出增长,即潜在总供给或长期总供给(LS)曲线向右平行移动。图04显示的是1953年到2015年这六十多年中三个不同年份一个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y 1、y 2和y 3。图04中的AS 1和AD 1、AS 2和AD 2、AS 3和AD 3分别是这三个年份的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 E 1、E 2和E 3分别是这三个年份的短期均衡点。由于生产成本提高,因而短期总供给曲线是不断上移的;因为生产的扩大会引起需求的扩张,所以总需求曲线也是不断上移的,这说明从特长期来看,价格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用一条曲线连接E 1、E 2和E 3就构成了长期经济增长路径(见图04中的虚线)。例如,就中国经济来看,按不变价格计算, 1953年、1978年和2015年的GDP分别为824. 4亿元、3 678. 7亿元和689 052亿元, 2015年的GDP分别是1953年和1978年的835.8倍和187.3 倍! 1953年、1978年和2015年的人均GDP分别为142元、385元和49 992元, 2015年的人均GDP分别是1953年和1978年的352倍和129.8倍!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衡量中国经济的价格总水平的走势,如果1978年的CPI为100,那么2015年的CPI为615.2,物价水平提高了大约5. 2倍。
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产能过剩,都是总需求-总供给关系失衡(包括数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因此可以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进行分析。至于总需求—总供给关系为什么会失衡,那就需要通过对需求侧的决定因素和供给侧的决定因素进行解析来寻找答案。而无论是需求侧的决定因素还是供给侧的决定因素,都受一个经济现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一个经济的总需求-总供给关系的失衡需要从这个经济的体制上去寻找根本原因。
当然,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分析供给过剩有其局限性,主要是因为:(1)我们只能从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数量上的对比关系或差距来分析供给过剩,而无法从结构上来分析供给过剩,也就是说,总需求结构与总供给结构不匹配也可能导致供给过剩,这种结构性失衡表现为供给过剩与生产(供给)不足并存。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一般不能直接判断出结构性失衡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我们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只能分析前述的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的产能过剩,不适合分析第二种情况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可以区分为绝对产能过剩和相对产能过剩。前者是从技术原则和经济效率原则来看,这部分产能过剩了,因为它们在技术上落后了,或从经济效率原则上看使用这些产能已经不合算了,因而这些产能应当被淘汰或消灭;后者是从技术原则和经济效率原则来看,这些产能还需要保留,只是相对于目前的经济下行和市场需求低迷状况来说,它们暂时过剩了,但是当经济回升和市场需求增加时,这部分产能还可以得到有效利用。因此,从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看,我们只能根据总供给能力>有效需求来判断存在供给过剩,但是我们无法根据这个模型来判断哪些过剩产能是绝对过剩产能,哪些过剩产能是相对过剩产能。(3)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不能直接分析供给过剩和结构性失衡背后的制度原因。
所以,我们还需要在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添加其他的分析,例如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
本书余下部分将按照上述逻辑思路来展开分析。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