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恩“对立论”的代表人物：莱文与卡弗
正如亨利所分析的，马恩“对立论”自李希特海姆之后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提出“对立论”成为西方学界的一种时髦，各种“对立论”纷纷登场，莱文与卡弗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通过他们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对立论”的立场与问题域。
一、莱文：马克思反对恩格斯
诺曼·莱文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德堡大学的教授，在1975年撰写了《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成为马恩“对立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莱文看来，作为一生的合作伙伴和挚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方面存在共同点，他们意见相同的领域主要体现在应用层面。两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两人都认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必要前提条件和环境。尽管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界定经济学，但两人都认为经济状况决定历史的进程。两人都信奉阶级斗争，都认为工人阶级一定是革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他们的一生都在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而奋斗，一个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政党而不是精英主义政党，领导权当然也置于人民群众手中。两人都对广大人民群众做了过高的估计，都将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浪漫化了。尽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解不同，但两人都认为，工业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生产过剩引发的萧条将导致共产主义革命，而资本主义社会将在革命中消亡。两人都对俄国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认为，俄国的革命已经成熟了；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是欧洲反应的中心，一场俄国革命的影响可以传播到西方。另外，两人都看到了欧洲帝国主义的积极性和消极性。两人都是人道主义者和预言家。两人都梦想着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期望它能取代资本主义的恐怖。两人都相信，他们发现了这种转变将要发生的方式[1]。
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见分歧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哲学和预言层面，正是在这一层面出现了恩格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一层面恩格斯的机械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变得显明起来。具体而言，莱文归纳了四个方面，即自然观、历史观、共产主义观和策略思想。
（一）自然观：辩证的自然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莱文认为，在自然哲学方面，马克思的辩证的自然主义与恩格斯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存在根本对立。“马克思谈论人道的和辩证的自然主义，认为人改变无机世界，而恩格斯谈到形而上学一元论，认为有机和无机的存在都可以还原为宇宙的一种单一物质。”[2]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并不存在于自然本身，而存在于人类和自然的交互关系中。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过程是形式和内容的运动；类存在是内容，自然界是形式。恩格斯主义完全消除了主体因素，对恩格斯来说，自然是辩证的。
按照莱文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人与外部自然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两者构成一个总体的自然界。“当马克思说到人的时候，他总是说到人的生产实践，人对无感觉的自然界的改造和影响。当他说到无感觉的自然界的时候，他总是反映出这个被动的物质在什么程度上，以什么方式被人的活动所改变和人化。”[3]换言之，马克思思想中的人是改造自然的人，寓于自然中，而在他思想中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烙有人类劳动痕迹的自然。在这种相互关系中，人居于主导地位，自然界处于被动的受改造的地位。可见，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存在于人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中。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将自然界看作独立的存在，并把辩证法推至自然界。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就是辩证的，它自成系统，不需要人为因素的作用。而且，包括人类社会和外部自然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服从于质量互变律、对立统一律和否定之否定律这三大规律。由于规律具有客观性，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在恩格斯那里，人几乎对历史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人就成了规律发挥作用的被动者。“人与其说是历史的主体，还不如说基本上是铁面无情的外部力量的消极客体。”[4]
莱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观上截然不同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黑格尔的思想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取舍，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的主观性，人的实践和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等概念，突出了人的主体性；恩格斯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强调自然界的主体性，忽视人的实践的作用，将人类意识置于单纯对物质进行“摹写”的地位，忽视其能动性。“相比于恩格斯，马克思与黑格尔保持着更紧密的关系。马克思修正了黑格尔，而恩格斯则完全歪曲了他。马克思体系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保留了黑格尔的东西。恩格斯体系的独特性部分地是由于它拒绝了和失去了黑格尔的东西。”[5]
在莱文看来，受自然观立场不同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认识论方面也存在着广泛的差别。恩格斯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对待认识论问题，他将一切认识论问题归结为精神和物质何为第一性的问题，认为主张物质第一性的人就是唯物主义者，主张精神第一性的人就是唯心主义者。恩格斯创造了一个绝对两极化的认识论世界，“意识和物质是对立的实体。这两种力量之间没有混合、没有相互渗透、没有融合”[6]。对于唯物主义，恩格斯将其理解为精神是物质的产物，思想只是外界事物的复制品，精神只是一种被动力量。莱文认为，马克思则不同，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同黑格尔一样，他力图克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绝对分离；对马克思而言，认识是通过人的实践和批判活动所要创造或获得的东西。类存在意味着处于一种人自身与其环境不断交换的状态，意味着与客观世界相互渗透，意味着去改变它，与之融合，并且因此使之人道主义化。
正是在哲学立场上的重大差别，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问题的看法上也存在重大分歧。
（二）历史观：多线的历史发展路径与单线的历史发展路径
莱文认为，在历史观问题上，马克思的多线历史观与恩格斯“经济决定论”的单线历史观存在对立。
在莱文看来，马克思强调每个社会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虽然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受一种客观力量的支配，即生产资料的发展，但他也看到了每个社会的结构因为人的实践、社会风尚、人们相互关系的复杂组合而具有特殊性，不同社会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所以，就不可能存在一个所有社会都适用并按照单一方式演进的普遍规律，历史的发展过程因为每个社会的差异而呈现出多线式样态，而不是单线式样态。马克思在阐述其社会发展理论时，重点不在于突出制度变迁的时间先后顺序和历史的必然性，而是聚焦于社会结构内部的变化上。
莱文认为，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看到的是每个社会发展模式的普遍性和统一性。恩格斯的历史哲学受其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影响完全是“经济决定论”，他设想所有人类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单线发展道路演进，任何社会都无法跨越其中的某个阶段而进入另一个阶段。对于恩格斯的单线历史观，莱文认为其在表达对俄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的看法时有充分的流露：“民粹派坚持认为俄国没有必要沿着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而恩格斯认为他们不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俄国实际上必定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才能到共产主义，恩格斯由此认定民粹派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的路径只能是单一发展路线。”[7]
在社会历史的主体方面，莱文认为，马克思因为看到了人类实践在历史发展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而构建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由于把人看作能动的、批判的力量，马克思决不能够说人的相互关系不是带生产性的。”[8]马克思认为，人类内部的关系能够成为生产力，改变和形成社会的结构。与此相反，恩格斯的历史思考中因为没有人类实践的概念，而认为历史的主体是自然界，或技术力量，或外在于人类的更大的力量。由于恩格斯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人之外的东西上，所以，他只会从具体的物质中寻找事物发生的缘由，虽然他和马克思都看到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他眼中的“生产力”总是指像机器、货币、牲畜、人口等具体的物质的东西，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将其归结为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恩格斯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类似：“作为远超出人类控制的力量，物质和运动在自然界中居于支配地位；技术和经济也作为人类主体控制之外的力量在社会中发挥因果的优先性。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主要是客体和被动者。”[9]简而言之，恩格斯因为将历史发展的最终因素归结为技术和经济，所以，每个社会都必须在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步入下一个阶段，这是铁的规律，从而构成了单线历史观；而马克思因为将每个社会都看作一个独特的总体，都由不同的内容构成，所以，每个社会总体会根据它本身的内在结构发生变化，没有完全一致的变迁路线，从而形成了多线历史观。但是，马克思的多线历史观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中没有发展，而是意味着这种发展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每种演进模式必须按照自身的条件发展。此外，恩格斯是一个必然论者：所有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连续更替的阶段，恩格斯将进步界定为成功地通过这些阶段[10]。
（三）共产主义观：以人的自我复归为核心特征与以物质丰富为核心特征的对立
莱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的分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不同看法。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类存在概念的影响，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方面，将人的本质处于何种状态作为核心指征，即人能否自由地使自己对象化，能否重新占有自己的活动，能否使自己的本质力量被重新确证。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在那里人能自由地接近自然界的和人的环境，因此能不断地确证自己的本质”[11]。恩格斯则因为忽视了费尔巴哈的“人”，而将物质的丰富度视为未来社会的核心指征。在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能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那时就不需要为占有而斗争，也就不存在阶级对立。
对于未来社会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将不复存在，但在具体的替代形式上存在根本分歧。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政治职能将结束，但社会调节、对生产过程的指导将继续存在。不同于恩格斯，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政治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将附属于其社会生活，国家将由一个高于社会并统治社会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机关，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和谐统一。
在未来社会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上，恩格斯奉行平均主义，认为生产将由中央计划组织实施，每个人按平等的劳动时间量从事劳动，平等地分配劳动产品。马克思则强调“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的贡献不是等量的，将由每个人的天赋和才能决定，每个人被分配的产品也不尽相同，将由他的具体需要决定，判断的标准是人的类存在而不是物质的东西（如生产力）。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即人的自然主义本质决定生产和分配的程序和平衡，而恩格斯的经济学是数学的，他通过数学公式测算共产主义下的生产和分配[12]。
自由王国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代名词，必然王国则是指前共产主义社会的状态。莱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必然”和“自由”的理解上存在巨大鸿沟。恩格斯将“必然”看作人类受到其意识控制之外的规律的约束和限制，而将“自由”理解为不受外部力量的控制和主宰。马克思则将“自由”视为人类按其本性的规律活动的能力，而不是对外部力量约束的摆脱。
莱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的界定上意见不相一致的主要原因是，不同于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学术词典中没有诸如对象化、异化、重新占有和自我确证这类概念”[13]。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人获得类本质的过程。具体而言，人借助对象化将自身的力量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劳动是对象化过程的主要手段，它是人的对象性本质与人所创造的外在对象客体的中介形式。恩格斯因为没有类的概念，所以无法形成对象化概念，对他来说，劳动不是人的本质与外在客体的中介，而是物质的控制，即掌握物质规律以控制物质，从而使物质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发挥作用。对马克思来说，异化意味着人所创造的客体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分离，换言之，对象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无法回到它的创造者那里去，就不被用来确证或补充人类学核心（anthropological core）。被创造的客体同人相分离。共产主义社会则意味着异化的终结，意味着人的对象化将复归到他那里，并且因此确证他的对象化力量。恩格斯没有异化理论，在他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的管理职能将取代国家，从而构成自由的基础。殊不知经济生活的管理也可能成为异化的力量。重新占有的概念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界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将重新占有他自己的对象化，对象化在这种意义上意味着直接的复归或者完全没有中介，复归到人那里的不是物质性，不仅仅是被创造的客体的形式方面，而是其内容。也就是说，包含在外部对象化中的人的天赋、才能、气质和欲望等部分将直接展现在人的面前，为人所体验[14]。这种体验使得人肯定了自身，所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我肯定的社会。相比之下，恩格斯没有重新占有的概念，他将共产主义等同于物质性，在这一社会中，复归的只是物质性（等量的劳动），而不是人内在对象性的内容。所以，恩格斯更加关注实物的获得，如食物、衣服、住所、教育和休闲等。自我确证是马克思的另一个关键概念。他指出，通过外在对象化确证的内在对象性本质确证了人自身，即人自身的天赋、能力、欲望通过外在对象得到积极的确证。共产主义社会通过使重新占有变得直接而无中介，最终使自我确证也变得直接而无中介。总之，马克思关注内在的人，共产主义对他而言是与幸福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下，恩格斯没有自我确证的概念，他更加关注自我对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关注自我对工作的投入。
（四）策略思想：渐进主义与暴力革命的对立
莱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共产主义策略思想方面的差异比较隐蔽，似乎给人观点一致的印象。但实际上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应用策略方面，如都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有独立的政党，都认为资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等等。他们在理论策略方面则存在较大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两点：
一是对人的自为性在共产主义实现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不同。马克思虽然承认生产方式在历史变革中的决定作用，但他反对将历史看作独立于人之外的抽象演进。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在历史进程中自行产生的，作为主体的人不应该静待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无所作为。马克思认为，没有人的行动，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但对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造成工人的贫困化、贫富的两极化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样，共产主义革命会自己产生，而不必由有觉悟的人们去进行。”[15]正因为如此，恩格斯不提革命的实践和干劲，而是期待社会进化的无情法则会产生共产主义革命。
二是对在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存在不同看法。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恩格斯开始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他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主要有六点：“（1）武装起义成为过去的事情；（2）应该避免战争；（3）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革命能够逐渐向左发展的最好政治环境；（4）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必需的；（5）民族国家的领土结构是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6）必须考虑到俄国的革命潜力和反动潜力。”[16]这些结论表明恩格斯开始思考采取和平的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1890年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方面取得的胜利无疑坚定了恩格斯走和平道路的决心，也向他展现了议会道路这种新斗争方式的可能性。所以，恩格斯在晚年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基点积极探索和憧憬议会斗争的前景。恩格斯晚期实际上是采取了不革命的进化主义和渐进主义政策，他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应该对第二国际盛行的修正主义负责。马克思则认为革命意味着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需要使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在他的心目中，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理想的革命模式。
《辩证法内部对话》是《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继续，莱文探讨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辩证法方面的区别：第一，关于自然世界，两人都是实在论者，都认为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的心灵而存在，不同的是，恩格斯将唯物主义扩展为自然哲学，而马克思将辩证法限制在哲学、政治理论和经济学等思想领域，而不承认自然界有辩证法[17]。第二，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强调社会进化过程中依附于思想的力量优先于独立于思想之外的力量，而恩格斯受辩证唯物主义影响，强调技术因素等独立于思想之外的力量。第三，马克思与恩格斯辩证法方面的差异主要源于对黑格尔的理解不同，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哲学是不可分割的东西，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即关于行动的方法和理论，但没有接受他的唯心主义（莱文在这里似乎有点自相矛盾），而恩格斯则继承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方面，虽然也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18]。
在莱文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观点的差异源于两人是不同的主观实体，他们的心理倾向和逻辑前提不同，他们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分别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莱文认为，恩格斯实际上是马克思宿命论的经济决定主义这一观点的奠基者，他开创了实证主义、教条主义和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一流派成为第二国际和斯大林主义时期的主流。从根本上说，恩格斯是第一个“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
按照莱文的观点，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归咎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是错误的，一方面，将恩格斯视作马克思思想的执行者扭曲了恩格斯的才华与个性，因为恩格斯也有卓越的理论问世；另一方面，这歪曲了马克思的才智和性格，因为马克思也参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两人思想的差异也不能归咎于两人分工的不同，一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擅长社会领域的不同方面，恩格斯由于自身内在的兴趣和马克思的督促而专长于军事历史和自然科学，相反，马克思因为自身内在的兴趣和恩格斯的鼓励而专长于社会经济哲学。在莱文看来，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差异不能从理论与实践、工作分工不同中寻找，只能解释为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差异。
二、卡弗：马克思、恩格斯从早期到晚期的学术关系
特雷尔·卡弗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该书对国内外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关于马恩之间的关系，卡弗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类：
（一）“自由人”问题上的误解：两人初次会见并不愉快
卡弗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次会见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自由人”问题上存在分歧。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赴英国途中顺路到访《莱茵报》编辑部，这是两个伟人的初次会面。当时作为主编的马克思激烈抨击以鲍威尔兄弟和梅因为首的“自由人”。马克思觉察到那些“自由人”撰稿者的思想可能会影响《莱茵报》的办刊宗旨，所以，他淘汰掉了大批“自由人”撰写的文章，批评他们的作品“思想贫乏却自命能扭转乾坤”。“马克思看重专家知识，并坚持认为批判不能是空洞的观点或文学性评论，而必须进行严肃的探讨。这些观点必然使马克思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对‘自由人’的立场上。”[19]然而，此时的恩格斯与“自由人”的关系密切，所以，他遭到马克思的疏远也就不足为奇。此时的两人实际上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如在宗教问题及对待无神论的问题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也都开始关注社会等级阶层。从恩格斯致梅林的信中可以发现，当时的恩格斯似乎对马克思也无好感：“马克思当时正在反对鲍威尔兄弟，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主要是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20]。“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当时对马克思抱怀疑态度。”[21]
对于两人初次交往的不顺利，卡弗认为：我们应当像把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人来对待那样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肯定，他们有我们一样的情感，也和我们一样，难以确定自己的生活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发展[22]。所以，他们无法预见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成果，当然也不会预见到下次见面会如此投机。
（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恩关系由冷到热的转折点
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世纪友谊堪称典范，虽然第一次会面彼此没有多少好感，但他们似乎打破了首因效应法则，随后不久确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恩格斯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受到了马克思的赞赏。
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转战法国，与卢格一起创办《德法年鉴》，同年11月，收到了恩格斯撰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于恩格斯的这部新作，马克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一部光辉著作。正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吸引马克思在1844年与恩格斯确立合作关系，也成为他们之间交往关系由冷转热的重要催化剂。卡弗指出：“该文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呈现在马克思面前的是对当时最精确的社会理论即政治经济学的入门导论。”[23]为什么《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具体来说，第一，恩格斯对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正好符合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而且恩格斯还严肃、系统地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辩护性方面，这与马克思的想法也不谋而合。早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就看到了为国民经济学辩护的“神秘意识”会遮蔽真实世界的斗争。这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基本政治立场和观点一致。第二，恩格斯的新作在某种意义上引导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称之为启蒙之作。卡弗指出，恩格斯以政治经济学为文章议题，而这恰恰是当时德国非常薄弱的研究领域，“这种资料丰富却无情的批判性方法一定大大地吸引了马克思，而此时马克思以典型的彻底性，刚刚开始以长篇阅读甚至翻译的方式补习当代政治经济学这个科目”[24]。第三，恩格斯的新作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卡弗指出，恩格斯对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和劳动的“报酬”三个范畴的分析成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应的三个范畴，即“地租”“资本的利润”“工资”[25]；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笔记中至少四次引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26]；“一旦有了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那么几乎可以把《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后半部分看做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纲要”[27]。
1845年，恩格斯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进一步向马克思展示了其才华，因为虽然理论探索的道路不同，恩格斯却“从另一条道路”上得出了同马克思一样的结果，形成了唯物史观的观点。当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向马克思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他当时正在钻研的经济理论著作的世界，为马克思建立自己的论述提供了一个重要来源。卡弗分析说，“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特定工业部门中……马克思十次涉及了恩格斯的著作”[28]，“在对工业中制造业代替手工业，特别是代替纺织业的一般过程的论述中，马克思也引用了恩格斯的著作”[29]，“最显著的是，马克思引用恩格斯以支持《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厂制度本身特征的政治结论”[3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卡弗看来，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思想要比马克思的先进，处于领先地位。他指出：“相对于马克思而言，在1844年底和1845年初，即真正确立合作关系之前的青年恩格斯在某种意义上是更有影响且更有才华的，甚至是更有综合能力的独立作家。他是自由职业者，具有世界视野和政治天赋，而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31]只是，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的探索道路上“突然”停止了脚步，受到恩格斯启发的马克思则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接力研究。
（三）合著三部曲：发表共同的见解
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达成了合作意向，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32]9月，他们开始联合起来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并给他们冠以“神圣家族”的谑称。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工明确，每个人书写的章节都已提前做好分工和构思，但在实际书写的过程中，马克思大大扩充了此书的篇幅，1844年9—11月，他将精力一直用在这本书上，最终完成了总篇幅的90％；而恩格斯只完成了10％，所以恩格斯“很快就完成了这本著作中他应该负责的那部分，并于1844年9月离开巴黎去了巴门”[33]。显然，相比于恩格斯，马克思对该书投入的精力更多，贡献更大，但在卡弗看来，从马克思的批判中仍可以捕捉到恩格斯的思想，他论证说，“自觉地以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基础，马克思通过为蒲鲁东辩护发展了他自己对于政治经济学（‘我们主要的兴趣’）的著作”，马克思批判的方法论是“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改换而来的，其关注的是社会生活中的‘矛盾’”[34]。
相比于在《神圣家族》中，两人各自撰写自己的章节，然后汇总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部真正合作的产物，他们是真正共同写了这本书”[35]。在这本书中，两人将认可的物质前提予以明确，他们拒绝承认个人在历史事件与当前事件中的作用，而是认为个人包含在群体中。在卡弗看来，对共产主义者的关注使《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要的集体成就。他进一步探察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与马克思、恩格斯撰写该书前后之间的关系，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对历史的强调——对历史以及对历史写作的看法——可能源于恩格斯的历史著作以及他想继续写一本英国工业社会史的打算的影响；对唯心主义哲学、历史编纂学和政治活动的批判主要来自马克思，即他为了以后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扫清道路，而决定驳斥德国现有的错误观点。”[36]
卡弗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完成的三本最重要的著作中，《共产党宣言》最具有影响力、可读性和政治上的可实现性。虽是一本经典的合著，但卡弗认为，恩格斯和他的著作在《共产党宣言》的写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论证说，《共产党宣言》中所包含的许多文章内容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之前的著作：关于“自由竞争”可以追溯到《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关于“家庭”可以追溯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关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所持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可以追溯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关于“消灭私有制”可以追溯到“爱北斐特演讲”等。而且，通过深度的文本对比，卡弗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重点内容已经被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打了草稿，二者在主题上高度一致，所表达出来的观点整体上也非常相似。总之，“《共产党宣言》的风格和煽动性特点与恩格斯的作品风格更接近”，“《共产党宣言》是从恩格斯的著作中发展而来的，它试图规划出一个共产主义者所能坚持执行的计划”[37]。
（四）1859年：恩格斯背离马克思的开始
卡弗认为，1859年恩格斯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做的评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记录恩格斯思想重要发展的第一个文本，并预示了《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归功于恩格斯。在卡弗看来，“恩格斯在1859年发现了自己的才华”[38]，但他似乎误解了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当人们创造他们历史的时候，社会生产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但在卡弗看来，马克思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他没有进一步规定物质-意识的悖论，而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上。按照卡弗的观点，在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解释上，马克思没有将它们一分为二地加以规定，“因为社会存在不会拒斥理念（用于实践的），意识（亦即理念）也不会拒斥迟早与之相关的实践行为”[39]。恩格斯则放弃了马克思“生产方式”这一术语，而以“物质生活条件”取而代之，最终确立了物质和意识两个不同要素之间的本体论关系，以此拒斥唯心主义。卡弗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同莱文类似，两人都认为物质-意识悖论的形成源于恩格斯以自然科学的观点确认马克思的理论。
卡弗进一步指出，恩格斯坚持经济范畴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必然过程的观点，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但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误读。卡弗论证说：“马克思观察到逻辑和历史发展的某种一致，对于主要的争论而非其系统的原则而言，这是非常次要的观点。在他看来，在某些其他的历史序列中，没有产生商品—货币—资本的连续性的任何可能性，因为其他序列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政治学批判的出发点决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起源的假设，他只是偶然地拓展了其关于撇开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因素’的抽象‘支配’。”[40]
总之，卡弗认为，辩证法是恩格斯强加给马克思著作的，也正是恩格斯发明了未被马克思明确认可的辩证法[41]。但卡弗的论证没有就此结束，因为1859年这篇评价性论文只是恩格斯背离马克思的开始。
（五）晚年时期：恩格斯与马克思学术观点呈现重大分歧
1870年之后，恩格斯开始以自己的名义或以匿名发表的形式将马克思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公之于众。
第一部力作就是《反杜林论》，卡弗称这部著作为“恩格斯呈现马克思观点的最广泛的尝试”[42]。这部著作的主要推动者是恩格斯，卡弗认为两个深层次的理由促使恩格斯批判杜林，一是借批判打破德国当时流行的“创造体系”的现象，二是批判杜林是阐述自己观点的一个机会。但遗憾的是，恩格斯自己打破了一套体系，又建构了一套新体系，并认为这种新的系统化理论是对马克思观点的集中表述。在卡弗看来，《反杜林论》一书并没有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卡弗质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提出的同马克思亲密无间的协作关系，认为恩格斯似乎在有意夸大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的地位。具体的理由有：其一，马克思对这部著作似乎反应冷淡。卡弗认为，在创作《反杜林论》的过程中，除了马克思给恩格斯寄过有关经济学的写作素材外，在他们的日常通信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以《反杜林论》为主题的评论，而如果这部著作代表着两人共同的世界观，就不可能在日常的通信中被省略掉。另外，恩格斯声称将原稿念给马克思听过，但“没有任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也没有任何著作，甚至其他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件事”[43]。其二，马克思逝世前后，恩格斯的叙述有极大的反差。“在马克思生前，恩格斯似乎没有公开透露他在写作《反杜林论》中曾得到马克思的帮助，并且似乎也没有任何的举动把马克思的名字写在书中或者去获取和公开马克思的许可”[44]，但在1885年的序言中却将马克思抬到了第一的位置，这被卡弗质疑是恩格斯的有意之举而不是客观事实。其三，恩格斯在1885年的阐述中给读者的印象是在两人的学术分工中他负责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但卡弗指出：“没有证据支持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留给了恩格斯这一说法，也没有证据证明，为了使自然科学与自己关于社会及社会变化的观念相符合，马克思曾要求他的朋友（恩格斯）提供一种这样的‘批判’理论。”[45]
卡弗认为，马克思不仅对《反杜林论》反应冷淡，对恩格斯后期的另一本重要著作《自然辩证法》中的观点似乎也没有明确表示过认同，因为恩格斯就该书的研究同马克思交换意见时，后者的回信经常是不置可否。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恩格斯为马克思构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体系。在卡弗看来，尽管不否认物质现实的存在，但马克思从未像恩格斯那样宣称存在一种物质运动的辩证规律，他也从未对“恩格斯一直从事研究的辩证唯物主义给予明确认可”[46]。两人在此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体现在：第一，正是自然界的“三大发现”赋予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特征，但卡弗指出，马克思对这“三大发现”要么谨慎，要么沉默，要么比较模糊。对于恩格斯提出的辩证规律，在马克思《资本论》等重要作品中都没有出现过。第二，在辩证法的适用范围上，恩格斯认为它适用于一切事物，但马克思将其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中。第三，恩格斯对历史进步的必然性深信不疑，认为事物的向前发展尽管有倒退的可能，但终究会实现；马克思则对历史进步的必然性有所保留，正如卡弗所指出的：“如果马克思曾经倾向于依靠一种‘超历史的’建构，比如恩格斯的先验的形而上学，那么他本人根本就不需要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尽心机，并且从他做新闻记者期间遭遇‘所谓物质利益’之后，马克思一直从事批判工作直至逝世。”[47]
卡弗对晚年时期恩格斯的作品评价并不高，认为其专注于对马克思思想的注释而失去了独立性，在他看来，恩格斯晚期的著作“缺乏独创性的评论，对马克思著作的介绍确实多种多样，却没有清晰的思路和连贯的才华”，“有将马克思的著作退回到传统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的趋势。由于没有接受多少正规的高等教育，他全然缺乏马克思在区分人类实践的专业学术作品中显示出来的怀疑主义精神”[48]。恩格斯晚期主要从阶级分析和唯物主义哲学两个视角解读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表明阶级分析的视角与马克思的立场差别不大，但恩格斯基于对自然科学的实证阐述而建构的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马克思所不知的”[49]。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关系的审视中既应该看到早期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启示，也应该避免晚期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二手的、回忆式的解读所具有的似是而非的争论。
注释
[1]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230-231.
[2]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152.
[3]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9.
[4]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30.
[5]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150.
[6]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152.
[7]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170.
[8]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5.
[9]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174.
[10]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175.
[11]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7.
[12]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224.
[13]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216.
[14]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217.
[15]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4.
[16]LEVINE N.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Oxford：Clio Books，1975：183.
[17]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11.
[18]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2.
[19]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0.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52.
[21]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53.
[22]特雷尔·卡弗.“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在东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际研讨班上的演讲.江海学刊，2006（1）.
[23]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6.
[24]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9.
[25]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2.
[26]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4.
[27]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7.
[28]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8.
[29]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9.
[30]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9.
[31]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1.
[3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6.
[33]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2.
[34]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4.
[35]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8.
[36]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6.
[37]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2.
[38]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2.
[39]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0.
[40]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4.
[41]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8.
[42]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0.
[43]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5.
[44]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6.
[45]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2.
[46]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4.
[47]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8-129.
[48]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2.
[49]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