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解释
不同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或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坚决否定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传承关系，认为马克思思想来源于卢梭，与黑格尔思想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认为，马克思思想是科学的理论，这主要体现为马克思辩证法是科学的辩证法思想；而黑格尔思想是思辨的理论，他的辩证法是先验的辩证法。马克思以科学原则审视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完全有别于黑格尔。
德拉沃尔佩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相关著作进行了详细解读，他认为，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充分展现了辩证法的科学魅力，马克思所提出的“具体—抽象—具体”分析方法，是一种科学的辩证法。德拉沃尔佩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思辨的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甚至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辩证法”；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辩证法”“分析的辩证法”，还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其意义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只存在一种方式、一种逻辑，因而意味着只存在一门科学；同时它意味着哲学的逻辑最终将被归于科学的逻辑”[1]。
德拉沃尔佩以实证主义的原则解读马克思，重点论述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和理论体系，1950年，他在《逻辑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中把马克思的哲学渊源挖掘到休谟、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等人身上，以此彻底否决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哲学联系。德拉沃尔佩认为，黑格尔用抽象、思辨的概念和理念去解释特殊的、具体的事物，本末倒置，这种思维和原则不能被科学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形而上学、非教学主义的科学理论，它是以客观事实为范畴、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的科学学说。
一、马克思对思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分析社会中现实的人、现实的自然界与理念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不同于其他西方思想家，德拉沃尔佩更看重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重要性在于，它包含着以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即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革命的“科学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驳斥黑格尔把理念视为独立的主体、把观念视为独立的主体来批判黑格尔思辨的、先验的辩证法。德拉沃尔佩认为，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思路，就是把现实的一切视为理念的同义反复，现实成为独立主体理念的自我臆想。按照思辨辩证法的原则，理念无限地超越经验和现实，主宰着整个现实世界和社会，同时真正独立于理念的人的现实却成了思辨逻辑的仆人和奴婢。德拉沃尔佩详尽论述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和异质，其中心观点是：只有充分、全面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才能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科学辩证法的实质。“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做国家的概念领域……这一国家把自己分为这些领域……它这样做‘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2]“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像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3]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这段经典阐释明确地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黑格尔的先验辩证法把现实归结为理念，把理念视为现实活动本身和活动主体。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者的关系上，黑格尔把家庭、市民社会变为次要的东西。理念成为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成为理念所演变的想象的内部活动。事实上，家庭、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和前提，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历史的真正活动主体。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思辨辩证法把这一切头足颠倒，位置错移，正如马克思谴责黑格尔所说的，“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并不在于他如实地描写了现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4]。从而，德拉沃尔佩指出，如果我们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伽利略对“辛普里丘”（一位耶稣信仰者，学究式的天文学家）的批判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和伽利略的批判方式、批判原则和批判思路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和相似性。德拉沃尔佩引用伽利略的一句话来表达其中的异曲同工之处，“这些家伙在尽力发明出一个个事物，要这些事物服务于他的目的，而不是一步步调整他的目的来适应现实事物”[5]。这样的点评也契合了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也强调“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做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例如‘政治情绪’变成了谓语。而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6]。
在德拉沃尔佩看来，马克思彻底批判和否定了黑格尔的先验的、思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他认为，这种辩证法在本质上是神秘主义，是“非科学”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不是先验的、客观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它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事实而非通过抽象的真理，才能得到证实和检验。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不仅拒绝黑格尔辩证法，而且还排除正统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即恩格斯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德拉沃尔佩指出，这些辩证法用一种普遍的、绝对的先验来取代现实的试验，错误地将一种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一种没有历史依据的客观世界观——附加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上，这样，正统唯物主义无疑就和思辨唯心主义如出一辙，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区别。
科莱蒂也认为，马克思极力反对黑格尔，尤其抵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他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中指出，黑格尔辩证法是物质辩证法，把有限的物质转化为无限的抽象，把现实的存在视为合乎理性的存在，存在被归结为思想的化身，思想可以对象化为存在物，两者彼此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历史的运动发展，“实在的对象被消解在它的逻辑矛盾中，这是第一个运动；在第二个运动中，逻辑矛盾又倒过来成了客观的和实在的”[7]。在科莱蒂看来，黑格尔正是通过物质辩证法把自己的哲学思维连贯起来，使其成为统一体，进而也完成了绝对唯心主义思维体系的架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唯心主义式的统一性，二是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不可调和的异质性。在科莱蒂看来，马克思坚持思维和存在不具有抽象的统一性，思维和存在具有不可调和的异质性，现实存在是一个独立的、客观的发展过程，它完全独立于观念、思维和逻辑之外，绝不能把现实的对立还原为抽象思维的对立，把抽象逻辑的法则强加给现实存在。正是从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出发，马克思彻底割裂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是一种头足颠倒的辩证法，科莱蒂也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策略全部依赖于“现实中的对立不能还原为逻辑上的对立”，他强调，“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坚持实在的过程和逻辑的过程是平行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过渡思想是思想适应于实在的唯一的办法；绝不能把它同具体本身产生的途径混淆起来”[8]。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恢复马克思哲学中的黑格尔传统，科莱蒂强调，要突出马克思哲学作为“科学”的唯物主义特质，“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一种理性的理论表述形式，即关注某种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演绎结构，获得了一种关于实在的过程与逻辑的过程之统一的复合智慧，但这种统一的原则在黑格尔那里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专横的对待”[9]。科莱蒂用真正的“对立”来审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关系，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贬斥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以理性的形式逻辑凸显对黑格尔的批判和摒弃。
二、马克思的科学辩证法：“具体—抽象—具体”
德拉沃尔佩在《逻辑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中指出，科学辩证法的逻辑基础和原则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科学辩证法的认识论由休谟的经验哲学支撑，这种认知范式促使德拉沃尔佩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置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下。他指出，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方法注重感性的经验知识，特别强调通过严格的科学实践得出的知识，时刻排斥科学领域中非科学因素的先验哲学、思辨哲学，德拉沃尔佩把这种研究原则运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他认为，马克思继承了伽利略式科学实验的传统和逻辑，同时又融合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历史的经验知识，彻底地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批判黑格尔的先验主义倾向。德拉沃尔佩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从抽象出发，借助一般的、不确定的虚无，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如此反复循环，这样的思路不是从具体的个体、对象中形成自己的思想，而是遵循抽象的思维逻辑样式进行思想推演，进而描述具体的个体和对象。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思路截然相反，马克思辩证法是借助个体的、确定的对象，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循环，即一种抽象思维不断现实化、科学化的实验方法，在呈现方式上是“具体—抽象—具体”模式。因而，马克思思想和黑格尔思想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一种属于科学的理论，另一种属于思辨的理论，两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的科学辩证法的最初表达出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在该书中马克思确立了批判黑格尔逻辑哲学的原则，表达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奠定了科学辩证法的基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开始使用科学的辩证法研究经济问题、经济范畴，认为经济概念等范畴是历史的、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理论表述，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概念，由此看出，“打开一半的‘科学辩证法’之‘奥秘’的钥匙已经作为一种逻辑的批判的形式的阐述呈现在我们面前”[10]。德拉沃尔佩还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详细地表述了科学辩证法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用于分析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在经济学研究中把“思辨的、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向“科学的、实证主义”的辩证法的转变，充分阐释了“具体—抽象—具体”辩证法的内涵。
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的科学辩证法实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这种逻辑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自身发生了一场哲学的、文化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彻底告别了传统的思辨哲学、先验哲学，促使哲学成为同经验科学一样的一门科学。由于各种实证科学的发展，哲学（思辨）的范围不断地缩小了（顺便说一句，这个过程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思辨）哲学权力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无论是对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对于哲学本身都是一种进步的过程。”[11]这样一来，传统哲学在德拉沃尔佩眼里，是关于精神的科学，或者是关于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且这种哲学必须要瓦解，现在哲学不再是关于精神的科学，而是关于人的科学，一种在逻辑上科学统一的辩证哲学，“因此，事实上再也不可能提出一种与‘科学’的逻辑不同的‘哲学’的逻辑。用马克思曾使用过的表达方式说，哲学，作为关于人的科学，不再是隐喻的，没有根据的，晦涩的意义上的‘科学’，只是在诸如‘哲学是关于精神的科学’这样一些公式中，才是在这些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词的。这些只是‘形而上学’‘思辨’等等的同义语”[12]。在这段阐释中，德拉沃尔佩将马克思哲学归结为关于人的科学，认为马克思社会理论就是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相统一的问题，指出要以科学逻辑分析社会历史，以抛弃哲学思维的方式确立马克思辩证法的科学特质。
注释
[1]COLLETTI L.Marxism and Hegel.London：NLB，1973：20.
[2]COLLETTI L.Marxism and Hegel.London：NLB，1973：20.
[3]COLLETTI L.Marxism and Hegel.London：NLB，1973：100.
[4]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0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0-25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0-25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24.
[8]伽利略.关于两大世界体系：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的对话.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3：9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5.
[10]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81.
[11]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98-199.
[12]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