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解释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关系问题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研究主题，他们普遍采用黑格尔主义框架解读马克思主义，进而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向度。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有卢卡奇、卡尔·柯尔施、恩斯特·布洛赫。由于对黑格尔思想的异常倚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往往被视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布洛赫的《论马克思》等论著都深入阐释了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关系问题。
一、卢卡奇：强调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传统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从黑格尔主义视角解读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卢卡奇在著作中引述马克思原话指认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密切关联性。他指出，马克思提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卢卡奇认为，马克思这段表述充分展现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密切关联。
卢卡奇强调，要想正确对待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若不详细地考察这一方法的创始人黑格尔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是办不到的。对于马克思关于不要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看待的告诫，甚至许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未加以理睬（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努力也未见成效）。然而，马克思曾多次提到这种危险。例如，1868年11月7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关于狄慈根他这样写道：“他恰恰没有研究过黑格尔，这是他的不幸。”[2]在另一封信里（1868年1月11日），他说：“德国的先生们（反动的神学家们除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条‘死狗’。就这方面说，费尔巴哈是颇为问心有愧的。”[3]他在1858年1月14日的信中强调指出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对他制定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帮了很大的忙”。显然，马克思不仅重视黑格尔而且继承和弘扬了黑格尔的相关思想，如何理解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变得越加重要。卢卡奇既不是从“语文学”角度论述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重要性，也不是从实用性角度强调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的改变，而是从深远意义上强调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关键性”意义，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卢卡奇认为，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低估甚至忽略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实际影响，这种偏见源于他们对马克思一段论述的误读，他指出，“这常常是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最后一次公开表述他与黑格尔的关系那段著名的话所造成的”[4]，即那句关于与黑格尔的“表达方式”“调情”的话。这句话常常使得人们以为，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修辞装饰，为了“科学的精准性”，应该尽可能坚决地把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彻底清除出去，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整整一系列经常使用的有决定意义的范畴都是直接来自黑格尔的。
卢卡奇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形式一样性视为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之间的继承性，而是从辩证法思想现实指向性上论述两者的继承性，强调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得到发扬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继承和拓展了黑格尔辩证法，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提道，“凡是现实的东西，在其自身中是必然的。必然性就在于整体被分成为各种不同的概念，在于这个被划分的整体具有持久的和巩固的规定性，然而这种规定性又不是僵死的，它在自己的分解过程中不断地产生自己”[5]。根据黑格尔的这段表述，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就明显地表现在这里，因为它们都把理论视为现实的自我认识。但是，我们必须简明地指出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6]。马克思并非在形式上继承黑格尔辩证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扩大和深化。马克思责备黑格尔未能克服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主体和客体的两重性，他在《神圣家族》中指出，黑格尔“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postfestum（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7]。卢卡奇由此认为，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扬弃，拓展了黑格尔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适用性和阐释力。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极点，把黑格尔视域中的人的问题彻底变为历史问题，即马克思具体地、历史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源泉和基础。在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之前，黑格尔明确总体性理论，并把总体性理论视为社会历史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革命原则，但是，黑格尔没有把这种社会历史认识论发展为一门认识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成为名副其实的赫尔岑的“革命的代数学”。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体现在，他把总体性原则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把社会所有局部现象都视为整体的因素，尤其把社会也视为整体。鉴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远离总体性辩证法，卢卡奇强调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传统，即辩证法的思想，以便超越实证主义的狭隘视域。他认为，马克思哲学继承了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思想，即“主客体辩证法”，马克思深化和拓展了黑格尔主体的创造性原则、主客体相互作用原则、理性主义原则。卢卡奇依据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逻辑和结构特质，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阐述为一种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注重辩证法同人的存在、同社会的关系，以及同人的活动本质相联系，强调人是辩证法的基础，人本身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卢卡奇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同人的主体性、人的对象化紧密联系。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强调理念所具有的泛理性和泛逻辑的本性，导致辩证法不能与人的个体活动联系起来，恩格斯虽然把辩证法界定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但关于人的活动方面被限制在思维层次，辩证法在本质上与人的实际活动联系不大。马克思则改造了黑格尔思想的辩证法，把它建立在人本身，建立在历史活动的基础之上。卢卡奇还详细论述道，“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感性’‘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这就是说，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人成了本来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物。社会对人来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现实”[8]。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从黑格尔角度把辩证法解读为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体现着马克思自己对辩证法的拓展。在马克思眼里，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要改变现实，辩证法的革命本性并不是给人一种规律以遵循，而是在于人通过自有自觉、自我意识的实践活动，对客体和对象进行改造。在社会历史现实活动的进程中，人的主客体统一性就在于：人既扬弃了客体的给予性和自在性，也扬弃了主体的纯粹的主观性和抽象性，进而在社会现实活动历程中达到了主客体的统一。
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和发展黑格尔，是因为马克思阐明了，辩证法作为历史的原则要靠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即无产阶级。他还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不是无产阶级掌握了“科学的”的社会理论，而是只有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社会总体才能被认识，社会历史的整体才能被把握。
二、柯尔施：重视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历史联系
卡尔·柯尔施是德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奠基人，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柯尔施与卢卡奇的基本观点相似，即认同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现实世界的价值和功能，主张通过恢复黑格尔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联系，突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前提”，进而凸显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
首先，强调不能漠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性联系。柯尔施认为，由于受现代实证主义思潮影响，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质，把马克思学说归结为一种以“经济决定论”为特征的社会理论学说。这种肤浅的认识源于对历史和逻辑的不完整分析，这种肤浅突出地表现为对哲学本性的不理解，直接表现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漠视，“在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存在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这与完全不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的关系相一致，但这种关系却构成了黑格尔时代的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另外，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最初意义”[9]。柯尔施指出，“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至今或者是全然无视在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一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或者只是不适当地和不连贯地想象和描述它。为了真正地把握它，必须抛弃现代哲学史家们的常规的抽象的和观念形式的方法。而代之以一种不必专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一定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意义上直接辩证的方法。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一下子不仅看到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看到它们的内在必然性”[10]。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一样，柯尔施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体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即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理论体系的理论体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在思想史上彼此所处的位置，应该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社会、政治、人类历史实践活动领域所处的关系一样，都是在同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必然的、历史性的基础就在于此，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这个历史进程是一个唯一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唯一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直接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为理论形态的观念表述，马克思继承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因而，柯尔施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持久的，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
其次，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总体性原则。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新哲学观的根本指向在于，不把哲学当作独立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抽象概念形态，而是把社会革命实践作为哲学内在的组成部分，通过“消灭哲学”和超越哲学来实现哲学观念上的变革。变革哲学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强调理论和实践辩证的、革命的、统一的总体性原则。柯尔施指出，马克思注重把理论和实践当作统一的总体进行把握，“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全部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11]。对此，柯尔施反复强调，要恢复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观和马克思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观念的至关重要性。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柯尔施认为，并非黑格尔哲学庞大的理论体系和思辨哲学都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哲学那里吸收的主要是理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即黑格尔哲学所主张的“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原则。柯尔施不断强调，正是马克思坚持这条原则，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他才彻底超越一切以独立观念形态存在的旧哲学思维，同时也使变革现存世界的革命和批判的哲学原则内在于具体的科学理论和现实社会实践之中。柯尔施通过恢复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联系，期待实现“哲学转折”和总体性原则的重建。
最后，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双重内涵。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重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关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双重特性：一是意识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二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意识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黑格尔哲学中已经得到充分的阐释，黑格尔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还对自己的理论阐释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内在关系进行了阐发。同样，马克思不仅看到了意识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联，而且也意识到无产阶级理论与整个革命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种双重特性，柯尔施才不断强调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传统，以解决当前遇到的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难题。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呈现形式和内容上，与黑格尔哲学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直接指向现实社会运动，脱离纯粹的思辨性质，“如果它们（指各种意识——笔者注）也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之间的第一明显的区别。黑格尔说，个人的理论不能‘跳过’他自己的时代、他那时的世界。然而，他不是把哲学嵌入世界之中，更多的是把世界嵌入哲学之中”[12]。可见，黑格尔认为，我们只有在哲学中才能达到对总体的把握，并且哲学是在历史之后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截然不同，他认为哲学不是处于历史之后的纯粹的哲学，人们唯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把握历史的进程。马克思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社会之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概念上的把握和分析，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运动，在实践中把握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柯尔施认为，唯有通过此种辩证法变革才能完成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任务，才能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上消灭纯粹的哲学。
三、布洛赫：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吸收
恩斯特·布洛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研究的最显著特点是，系统而全面地继承了德国思辨哲学的学术传统，采用独特的语言挖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代表作有《希望的原理》和《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以及研究马克思的论著《论马克思》。布洛赫在《马克思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一文中重点论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根深蒂固，“青年马克思在给他的父亲的信中写道，他本人已经被越来越紧地拴到黑格尔的身上了，尽管后者有着‘非常怪异和不流畅的旋律’”[13]。
布洛赫认为，黑格尔并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定的那样——是一个“反动的思想家”，黑格尔思想与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有着重要关联，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变革社会现实的革命理论，其中哲学是指导革命理论的基础，“全部哲学靠这种持续不断的亲缘存在、惊异而生活，这方面，答案同样是不充分的、不成熟的。某物在世代中一再跳动，这不正常，并且一再呼唤重新整理就绪；于是，人们称之为社会变革。但是，社会变革的理论却是马克思主义”[14]。布洛赫认为，马克思积极吸取黑格尔思想，他举例论证道，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两本论著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影响巨大，物质的逻辑就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那个时代的哲学术语（如“异化”“对象化”“量到质的转换”等），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日常表述上[15]。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吸取了市民社会、国家等概念，从黑格尔的《美学》中吸取社会关系的概念，当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工作延伸到文化领域时，他都会提到黑格尔关于艺术的思想。可见，没有黑格尔作为思想营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没有光芒的，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吸取和采纳是全方位的、多领域的，“因此，黑格尔著作的延伸的部分——在这方面，至少在宗教哲学方面（黑格尔左派、费尔巴哈）——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中介历史——这当然不是全部。即使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继续，它不仅对黑格尔来说，而且对于所有以往哲学来说，都是而且仍然是一种创新。……然而，这一创新也不是一个突然的奇迹；相反，没有德国古典哲学，没有这个中介，它就不会存在”[16]。这也正如布洛赫的感言，“这就是黑格尔在马克思中的生命。一种新型的社会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而不是那个在后黑格尔时代在精神上已经衰退了的社会”[17]。
布洛赫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影响最大。黑格尔辩证法实质上是一种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思想，其主要内涵是，“绝对理念”是主客体辩证运动的主体，主体外化出客体，然后主体扬弃客体的外在规定性，从而达到主客体的辩证统一，这样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才能真正确立起主体的主体性。布洛赫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改造和创新。但是，布洛赫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做了“颠倒式”的改造，同时也强调这种“颠倒”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黑格尔思想。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体现在，“精神的过程被纠正为世俗的过程，记忆的固定的内容被转变为辩证物质的不可穷尽的存在”。布洛赫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单纯的理智沉思的承担者的主体是历史的真正主体，黑格尔把思想主体定位为历史的主体。“对于马克思来说，根本的主体绝对不是精神，而是人，是经济的和社会的人。像在费尔巴哈那里那样，人是一个单纯的类存在，而且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他通过历史而变化着——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尚未被发现，尚未被解放的存在。”[18]这样的主体，在马克思看来是历史的生产者，拥有独特强大的力量，能够对生产和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它属于创造历史的主体。因此，“在辩证的互动中，理解着的主体依赖历史的成熟性或依赖客体的成熟到能被理解的程度，在这里作为单纯的理智沉思的承担者的主体绝非真正的历史的主体”[19]。
布洛赫看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责问，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论述道，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就像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儿子产生母亲，精神产生自然，基督宗教产生异教，结果产生开端。不过，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转换和颠倒，精神的过程现在被纠正为世俗的过程，记忆的固定的内容被转变为辩证物质的不可穷尽的存在。在马克思那里，人是从外部把一个观念或一系列意识带入事物的认知当中，知识并不是来源于人的头脑深化，不是来自意识的自发，知识和观念仅仅是作为对真实的、现实事物相对稳定的在意识中的反映。布洛赫指出，虽然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认识你自己”（德尔菲庙上的铭文）的人看作历史的主体，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认识自己的心灵是件费劲的事”，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仅仅存在于终点——它尚未到来”。不过，马克思绝没有把自我知识定位为“自我意识的哲学”。自我知识，在马克思看来，它既把自己看作商品，也通过异化成为商品，同时也是创造价值的主体，自我知识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能超越强加在身上的商品性质。“在马克思这里，这是对德尔菲神谕的实践贯彻——通过走向实践而超越异化。正是这异化使得生产的过程以及由它所决定的对人关系的知识都被尽可能地转化为天命，转化为物化的、不可认识的命运。”[20]布洛赫还指出，马克思从特定的立场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反对黑格尔把“绝对理念”、客观规律法则普遍化，反对任何意义上的绝对决定论；强调历史主体是现实的人，历史主体参与社会历史改革、社会历史活动的重要性，强调要以历史的眼光理解辩证法，在历史的进程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布洛赫总结道，“主体，在黑格尔那里是非常抽象的，但作为一种物质力量不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仅仅存在于决定性的社会关系中，但他同时也告诉我们，人，由于它的劳动，也是这些关系的生产者和变革者”[21]。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8.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2-43.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80.
[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9.
[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0.
[9]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5.
[10]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3.
[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5.
[12]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93.
[13]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8.
[14]E.布洛赫.体系的时代终止了：与A.赖夫的谈话.世界哲学，2007（4）.
[15]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0.
[16]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1.
[17]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4.
[18]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2.
[19]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1.
[20]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2.
[21]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