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路易·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问题
路易·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两个马克思”问题是阿尔都塞研究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主题，在代表作《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他明确界定马克思思想发展存在一个认识论断裂，即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他的核心观点是：青年马克思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成年马克思才是成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阿尔都塞提出“保卫马克思”的口号，并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学说表述为一种科学的理论。
在“两个马克思”问题上，阿尔都塞的观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借用“认识论断裂”概念对马克思著作和思想进行了分水岭式的界定，凸显“两个马克思”问题意识；第二，从政治视角、理论视角和历史视角阐释了对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和思想的认识；第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成年马克思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一、“认识论断裂”与“两个马克思”的划分
阿尔都塞借用“认识论断裂”概念解说马克思在不同阶段思想和理论表述的变化，进而把马克思在不同阶段的表现简化为“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两种不同的身份。他明确指出，“这种区分的表现形式是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质的’中断，用巴士拉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断裂’”[1]。在阿尔都塞看来，一个思想家对另一个思想家的根本变革，如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革命变革，一个思想家对自己早期思想的彻底转向，如青年马克思“异化”思想转向成年马克思科学主义立场，都体现出一种深层次“总问题”结构的转化，即以一种新问题来取代旧问题的“认识论断裂”特征。马克思不仅在辩证法问题上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性革命，同时也对自己早期的认识框架进行了本质上的转向和改造，马克思在思想进程上实现了理论框架革命性转折，即马克思实现了从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向科学立场的转化，继而构建起科学理论体系。阿尔都塞解释道，“认识论断裂”必然牵涉理论“总问题”的转化。他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法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比喻，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黑格尔的对象是观念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真实世界），而是用辩证法本身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即辩证法的特殊结构[2]。
阿尔都塞借用“总问题”概念来说明结构变革的特点。“总问题”所要表达的是，每一种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各种特定理论性质，都由理论“总问题”这一根本性的结构统领和制约。“确定思想的特征和本质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是思想同它的对象所保持的真实关系，也就是作为这一真实关系的出发点的总问题……一切取决于总问题的性质，因为总问题是组成成分的前提，只有从总问题出发，组成成分才能在特定的文章里被思考。”[3]因而，“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要把所考察的思想总问题同属于意识形态环境的总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断定所考察思想有什么特殊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是否有新的意义产生”[4]。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真正变革体现在理论总问题的转换，即矛盾结构的转化（从黑格尔“一元决定矛盾”到马克思“多元决定矛盾”）上。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尤为看重马克思《资本论》的重要性，他认为《资本论》里隐藏着“以看不到的东西的形式存在的东西”，即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从而在“认识论断裂”上，发现马克思前后时期思想的不同，前后时期思想中的“总问题”之间的断裂。
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和科学是截然对立的，二者之间是一种显著的“认识论断裂”。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属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而成年马克思思想属于科学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思想的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这一断裂发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思想分成两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5]。其中“意识形态”阶段指的是，早期马克思处于人道主义时期；“科学”阶段指的是，晚年马克思转向了科学。“我们说人道主义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因为不是科学的概念），这是为了肯定，一方面它确指一系列存在着的现实，另一方面它不同于科学的概念，因而不提供认识这些现实的手段。它用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方式确指一些存在，但不说明这些存在的本质。”[6]他认为，马克思只是对他青年时代（1840—1845年）的理论基础——人的哲学——做了彻底的批判后，才达到科学的历史理论阶段[7]。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在无情地批判和摒弃人的哲学，把人道主义意识当作旧的哲学桎梏，并把这种桎梏抛弃后，马克思才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中挣脱出来，进入科学的殿堂。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提出的关于“两个马克思”的论断，引起了当时学界的热议，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等投入了这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中，所有的论战无非就是围绕两个争议性话题：“或者承认青年马克思不是马克思，或者断言青年马克思就是马克思。这两个论点在表述上可以千差万别，但各种表述都离不开这个精神。”[8]总体来讲，人们接受了马克思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但是有的重视青年马克思思想，有的重视晚年马克思思想。W.雅恩认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还包含“一些抽象的成分”，但已经显现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巴季特诺夫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实现转折的一个焦点，由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拉宾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文章里，只是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成分，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不同，它证明了马克思自觉地向唯物主义转变。沙夫在《青年马克思的真面目》中指出，如果从马克思撰写其早期著作时的观点出发，人们不可能真正弄懂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和行动。霍普纳在其《关于黑格尔向马克思过渡的几个错误观点》中指出，不要从马克思主义知识的高度而从过去的事情中寻找理想的萌芽。这些学者的观点表明，马克思思想确确实实存在“认识论断裂”，即有一个从早期意识形态人道主义立场转向成年时期科学主义立场的“认识论断裂”。阿尔都塞一直坚持这个立场，他强调，“认识论断裂”是一个历史事实，“‘断裂’并不是一种幻觉，也不如雅恩·莱维所说的那样是‘凭空捏造’。在这个问题上，很遗憾，我是寸步不让的”。
阿尔都塞把马克思思想变化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并以此突出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之间的区别。
第一阶段：青年时期及其著作。时间为1840—1844年，著作包括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和《神圣家族》（1844）等。
第二阶段：断裂时期及其著作。时间在1845年，著作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
第三阶段：成长时期及其著作。时间为1845—1857年，著作包括《哲学的贫困》（1847）、《共产党宣言》（1848）、《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等。
第四阶段：成熟时期及其著作。时间为1857—1883年，著作包括《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等。
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十分明确地对马克思思想和著作进行了严格的界定：1840—1844年是青年马克思；1845年是断裂时期的马克思；1845—1883年是成年马克思，把马克思思想性质截然划分为人道主义时期和科学时期。对此，他还解释道，“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区别开来的对立，非常准确地说的话，就是把正在自我建构中的新科学同前科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它占据着科学要在其上建立的‘场所’）区别开来的对立。下面这一点非常重要：科学/意识形态对立所探讨的东西涉及的是科学和理论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关系’”[9]。因而，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年时期著作有着截然不同的主题，前者是人道主义，后者是历史科学；人道主义是反科学的“意识形态”，而历史科学才是马克思独创的理论，理论性质上的不同让“两个马克思”在思想上互不相干，在论著上相互隔离，在立场上相互对立，在观点上相互敌对。阿尔都塞还指出，“这种‘认识论断裂’同时涉及两种不同的理论学科。在创造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同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相决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我特地用了约定俗成的术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出这一断裂的双重成果。”[10]。
二、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序言”中对马克思青年时期做了明确界定：我建议把马克思的第一个阶段的著作，即从他的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也包括在内，叫作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11]。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理性自由主义和理性共产主义，对应两个阶段，即“为《莱茵报》撰文的理性自由主义的阶段（1842年前），1842—1845年间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12]。1840—1842年，马克思处于离康德和费希特较近，离黑格尔较远的、理性的、自由的人道主义阶段。马克思同普鲁士书报检查令、莱茵省的封建法律、普鲁士的专制做尖锐斗争，所采用的政治斗争依据——历史理论——都建立在人的哲学这一理论基础上。这一历史理论原则强调依靠人的本质，即自由和理性，只要国家承认其本质，国家就会自动进行改变，并变得理性。根据当时马克思的想法，哲学要求国家是符合人性的。1842—1844年，“占主导地位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即费尔巴哈的‘共同体的’人道主义”[13]。马克思不再期待国家成为哲学本身，这是因为国家是异化的产物，为此，马克思要求哲学同无产阶级联盟，人重新占有在异化中产生的财产，真正获得类的本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阿尔都塞认为，只有对比阅读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才能更好地理解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为此，他详尽地回顾马克思与黑格尔学派、费尔巴哈之间的纠葛和决裂。1804年，青年黑格尔学派期待王位继承者能实现他们的愿望：结束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废除报刊检查制度，迫使教会就范，建立一个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制度。但是，所谓开明的继承人在登上王位，成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后立刻实施专政统治，普鲁士君主的专制暴政进一步强化。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学派理论危机的见证者和当事人，费尔巴哈体现着推翻黑格尔哲学和一些思辨哲学的努力：他指责一切异化和幻想，探究产生异化和幻想的缘由，指导人们以理性的名义去思考和批判历史的非理性。
关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问题，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渗透着浓厚的费尔巴哈思想，“1842年至1844年间，不仅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是费尔巴哈的术语（异化、类存在、整体存在、主谓‘颠倒’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显然是，他的哲学总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14]。阿尔都塞断定，青年马克思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意义上的思考者，他还指出，青年马克思的论著如《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有在费尔巴哈人道主义“总问题”框架下才能得到深刻理解。马克思使用的术语，如“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等，都直接受到人本主义费尔巴哈的启发或者直接从费尔巴哈那里借用过来。基于上述的阅读分析，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的理想‘人道主义’的各种提法是费尔巴哈的提法。当然，马克思并不仅仅引证、借用或重复费尔巴哈的提法；……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则经常谈到政治，谈到异化的人的具体生活（政治无非是这一生活的‘天窗’）。但是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甚至有时在《神圣家族》中，青年马克思只是一个用伦理总问题去理解人类历史的费尔巴哈派的先进分子。换句话说，马克思在当时只是把异化理论，即费尔巴哈的‘人性’论，运用于政治和人的具体活动”[15]。把异化理论运用到政治和人的具体活动分析主要集中在未完成的论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阿尔都塞借用马克思的原话，强调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情有独钟，“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16]。但是他仅仅把“手稿”视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痕迹浓厚的标志，“即把手稿当作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看待，它同思想发展的其他阶段一样，虽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但也确定了一个不可变更的、独特的现在”[17]。这个“不可变更的、独特的现在”就是，此时此刻马克思处于以异化哲学概念为特征的意识形态阶段，马克思的异化观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观是完全不同的。黑格尔的异化观是纯唯心主义的，在黑格尔那里，异化的主体是绝对的观念和绝对精神，用意识代替人。费尔巴哈的异化观是人本主义的，主张用人代替自我意识，他发现了自然界的主人——人，但是没有找到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马克思的异化观则找到了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现实人。
阿尔都塞认为，纵然马克思对异化问题有着重大理论突破，但是仍处于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时期，其学说思想残留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痕迹。这是因为马克思必然受到当时德国意识形态世界和生活的限制和规定，而支配德国意识形态世界的是唯心主义。因而马克思残留人本主义窠臼是必然的。此外，马克思出生、生活并工作在德国意识形态世界，“德意志意识的世界无可比拟地是最受意识形态压迫的世界，也就是离历史实际最远的世界，是欧洲各意识形态世界中受神秘主义和异化影响最深的世界。马克思就在这一世界中诞生，并开始思想。马克思的开端的偶然性在于，他诞生时就包裹在一块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我们往往容易以为，青年马克思的意识是现成得来的，却看不到这一意识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襁褓的奴役和影响”[18]。受到意识形态影响毕竟仅仅局限在马克思的青年时期，后来，马克思通过自己惊人的努力和艰苦探索，最终脱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桎梏，获得自由，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哲学，但是，“这不是随便什么哲学，而是马克思通过他的全部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所建立的哲学（开始是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比较接近康德和费希特，而不十分接近黑格尔；接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经过同政治经济学的这次接触而得到了修改的、纠正的和扩展的哲学”[19]。马克思努力用经济事实、理论实践来思考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并努力从科学角度解决政治经济学的矛盾，但是，马克思仍处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因为我们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看到的仍然是私有制、劳动者异化、劳动者解放、劳动者未来等人道主义概念。我们在《资本论》中可以依稀看到这些范畴，也有人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作《资本论》的先声、《资本论》的草稿或者《资本论》的草图，不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使用的许多概念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术语。阿尔都塞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不成熟的手稿，不具有重要价值，这部著作无非是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一种直观做了进一步阐释；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特别是其中异化、人道主义、人的社会本质等概念，则是这种直观的主要哲学表述[20]。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摒弃人道主义，“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它的确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正在同自己的过去决裂的思想，这个思想对自己以往的全部理论基础——首先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意识哲学和人本哲学的各种形式，一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21]。阿尔都塞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即人道主义化，他认为，那些热衷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人，无非是旧调重弹，仅仅是复活了“人”“人性”“异化”等陈旧的哲学话语。人道主义化的做法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即它会把马克思主义稚嫩化，迫使马克思主义面临严重的理论危机。
三、阿尔都塞论成年马克思：科学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把马克思思想进程的第二个阶段称为成年马克思时期，或科学马克思主义，“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22]。阿尔都塞认为，人道主义是前马克思主义和前科学的阶段，人道主义思想只存在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里。到了马克思成年时期，马克思已经抛弃人道主义论题，开始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阿尔都塞在《论青年马克思》《矛盾与多元决定》《论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等重要文章中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明确的阐释，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首先，成年马克思提出崭新概念并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断裂时期，马克思同一切哲学人本主义和哲学人道主义告别，逐步构建历史科学。这不是一个次要的细节，而是根本性的变革。《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所抛弃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问题所做的评论，由此逐步形成一整套属于他自己的科学术语和科学理论，马克思在这场彻底的理论革命中推翻了前期的旧概念和旧理论框架，“因为它用新的概念代替了旧的概念。马克思确立了一个新的总问题，一种系统地向世界提问的新方式，一些新原则和新方法。这项发现立即被包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之中”[23]。事实上，马克思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术语上都创建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这些新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因素等等”[24]。1845年以后，马克思把青年时期的认知诸如“主体、观念本质等”哲学范畴从由它们统治的人道主义领域驱逐出去，不再把人的本质作为研究社会的理论基础。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的认识论、历史观、政治经济学大都是建立在人性（人的本质）的基础上，是以唯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世界观为前提的。成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新概念代替在青年时期频繁使用的个体、人的本质等旧术语；提出新的“哲学”观，取消了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旧假设，取而代之的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用与这些术语关系甚远的术语代替了它们，打乱了这些术语之间的原有关系。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术语还是术语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和内涵上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阿尔都塞认为，《资本论》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体现在，马克思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形态、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等新概念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总问题”，为马克思的科学的哲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阿尔都塞强调，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著作思想，有些基于科学的理论实践，有些基于政治实践的思考，有些基于哲学实践的反思，《资本论》看似非哲学主义，但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在这些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以及革命行动的一切成果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而且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哲学理论。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深深地影响了这些著作，有时是不知不觉地影响着这些著作，以至于它们不可避免地、近似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的表述[25]。
其次，成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多元决定论”。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两者是“头足位置”的不同关系，或者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头足位置颠倒过来，把观念的辩证法置换为物质的辩证法。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是本质上的改变，是理论“总问题”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最大特质就是辩证法发生了结构性的重置。
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矛盾观与黑格尔矛盾观本质上的不同和差别表现在两大方面：其一，两种截然不同的矛盾观。黑格尔的矛盾观在本质上是简单的和单一的，而且是可还原的，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里就和盘托出了。换句话说，这个辩证法完全取决于一个根本的前提，即简单的原始统一体通过否定的作用在自身内部不断发展，而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在它的每次变为一个更加‘具体的’总体时，它所恢复的无非还是那个原始的统一性和简单性”[26]。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矛盾观从根本上完全不同于这种简单的、单一的和可还原的矛盾观。马克思的矛盾具有复杂的结构，且不可还原，“马克思主义否定了所谓原始哲学（及其所包含的各种概念）这个意识形态神话，而把承认一切具体‘对象’具有复杂结构的既与性上升为原则，并认为正是复杂结构决定着对象的发展，决定着产生其认识的理论实践的发展”[27]。其二，“一元决定”的发展和“多元”发展的矛盾运转模式。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强调矛盾的单一性、简单性和可还原性，这在理论上有一个预置前提，即一切整体都可以恢复为一个最原始的内在始发基点，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无非是这个始发基点内在本质的外化和表象。黑格尔的矛盾发展模式是还原主义模式。马克思的矛盾发展模式则是“多元”发展模式，马克思强调事物发展是矛盾的“多元决定”，事物过程的复杂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基本观点，矛盾的复杂性必然表现为矛盾的不平衡性。因而，任何事物的运动都不可能是简单的单一决定论，只能是多种矛盾结构性相互作用，多元共同作用而决定的结果。
阿尔都塞认为，“多元决定”既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也不是纯粹的思辨哲学，而是直接与社会历史活动相互作用的社会理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如果不指出马克思的矛盾的特有的结构同他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把多元决定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概念中确立下来，这个范畴仍然会‘落空’”[28]。为了阐释“多元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具体反映，阿尔都塞考察了黑格尔社会历史观与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不同之处，他指出，黑格尔的整个历史观都是由每个社会的内在本原辩证法，即由观念的、精神的不同阶段的辩证法所支配，而马克思的历史观则恰恰相反，马克思用人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来解释人的社会历史活动。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一切矛盾在历史实践中都以多元决定的矛盾出现；这种多元决定正是马克思的矛盾与黑格尔的矛盾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性”来源于黑格尔的“世界观”。他还强调，马克思充分肯定社会整体中的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和不同部分的相互独立性，这些不同阶段、层面和部分各自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其“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建立在整体的某种联系的基础之上，因而是建立在对整体的某种依存性的基础上的”[29]。阿尔都塞把这一思想认定为，马克思确立多元决定社会历史观的理论基础，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的特殊结构中得出结论：不能在同一历史时代思考整体的不同层次的发展过程。这些不同“层次”的历史存在不属于同一类型。我们应当说且可以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独立的、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特殊标志的时代和历史，都有自己固有的特殊的生产关系的时代和历史，都有自己固有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历史，都有自己固有的哲学的时代和历史，都有一个自己固有的科学形态的时代和历史，等等。这些特征都有自己的节拍。只有确定了每一个历史的特殊的历史时间性的概念以及它的节拍划分（连续发展、革命、断裂等），这种历史才能够被认识[30]。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强调成年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相互之间没有连续性和关联性。阿尔都塞反对把成年马克思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同青年马克思混为一谈，指出绝不能说“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31]。他强调，我在人道主义之前加上理论，是因为对费尔巴哈来说，人不仅仅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而且是他的全部“哲学”的理论基础，就像笛卡儿的“我思”、康德的“先验主体”和黑格尔的“理念”一样。我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清清楚楚看到的，正是这种理论人道主义[32]。随着马克思不断地成长和成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始对自己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信仰做了清算，不再把人道主义当作自己的理论原则和依据，而是当作意识形态给予抛弃，并建构自己的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就理论的严格意义而言，人们可以和应该公开地提出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问题”[33]。这就是所谓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观点。由此可以看出，1845年之后，马克思思想最突出的标志就是“马克思不再把人的本质当做理论基础，因而也就摒弃了两个假定的全部有机体系。他把主体、经验主义、观念本质等哲学范畴从它们统治的所有领域里驱逐出去。这些领域不仅有政治经济学（破除了关于经济的人的神话，就是说，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主体而具有特定功能和特定需求的个人），历史学（破除了社会原子说和政治伦理的唯心主义），伦理学（破除了康德的伦理观念），而且还有哲学本身，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排除主体的经验（以及它的反面：先验的主体）和概念的唯心主义（以及它的反面：概念的经验主义）”[34]。仔细分析上述论证，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与人道主义立场截然相反，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的反人道主义[35]，这也是马克思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客观要求和本质体现。阿尔都塞陈述道：“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政治立场——它可以在伦理和政治领域内对当代意识形态或者拒绝，或者批判，或者使用，或者支持，或者发展，或者恢复为人道主义——只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而否认人道主义是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离开这个绝对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政策就讲不通。”[36]
概而言之，“认识论断裂”“总问题”“症候阅读法”是阿尔都塞界定、解读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的理论工具，这种分析明显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虽然阿尔都塞借此提出了一些独具创见的观点和论断，但他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带有先天的不足。这主要体现在：结构主义分析过分倚重整体性和层次性，从而摒弃了人的主体性价值，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素；过分强调非历史性，侧重对事物的共时态的研究和分析，而忽略事物发展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的时间连续的历史性。上述弊端在解读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中都有所表现。
阿尔都塞把马克思思想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这种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马克思思想前后的联系。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一味地凸显对历史发展非连续性的关注，对传统线性渐进的发展观给予否定。在解读马克思思想发展、变化和转向时，阿尔都塞过分强调马克思思想变化和转向中的“间断”“停顿”，却不思考思想变化的内在逻辑性和关联性。事实上，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在关键点的转向出现绝对的“真空”式断裂是站不住脚的，任何新思想都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而降，新思想总是诞生在旧思想的合理基因中。但是，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却要在马克思身上硬生生地划出“楚汉河界”，把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完全割裂开来，这显然违背基本的科学认知规律。
注释
[1]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52.
[2]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
[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
[4]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8.
[5]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59.
[6]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71.
[7]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5.
[8]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7.
[9]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
[10]ALTHUSSER L.For Marx.London：NLB，1977：223.
[11]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18.
[12]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7.
[1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20.
[14]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8.
[15]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9.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17]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46.
[18]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2-63.
[19]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48.
[20]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46.
[21]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9.
[22]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
[2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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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96.
[29]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阅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11.
[30]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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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路易·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125.
[3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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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路易·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文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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