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左右翼的尖锐对立：卡利尼科斯与哈丁
虽然左翼和右翼可能会在马克思与列宁思想关系的一致性问题上达成共识，但由于根本立场的不同，右翼往往将这种一致性解读为“共同承担苏联模式失败的责任”，而左翼则力图将马列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作为左翼和右翼的两个典型代表人物，卡利尼科斯和哈丁在马克思与列宁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在比较的视野中更全面地把握西方学者对马列关系的认识。
一、卡利尼科斯：斯大林主义背叛了马列主义
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是津巴布韦裔的英国政治理论家和共产主义积极分子，英国伦敦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的教授，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委员和国际秘书长，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刊物《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的主编。在《历史的报复：马克思主义和东欧剧变》（1991）一书中，他试图撇清马克思主义与东欧剧变之间的关系。他的论证逻辑是：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马克思和列宁，而在于斯大林主义的背叛。
（一）对左右翼“错误共识”的批判
作为20世纪末最引人注目的一次事件，东欧剧变不管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之争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卡利尼科斯认为，在东欧剧变的寓意上，左翼和右翼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即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获胜，而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完全终结，也很可能处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中。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不仅标志着“西方的胜利”，而且也宣告了历史本身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普遍化为人类统治的最终形式。换句话说，人类社会不再有制度选择之争，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不再有将来。
在此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众多支持者。撒切尔夫人就宣称20世纪80年代是“社会主义失败”的十年，而她在知识界的一个支持者则幸灾乐祸地指出“马克思是一个死去了的预言者，他失败了”。另一个撒切尔夫人的狂热支持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更是言辞刻薄地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竟然在新闻出版、电视广播和学术界还具有影响力，这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重创，但它没有任何享有奢华的持续很久的弥留场景的理由[1]。换言之，在约翰逊看来，不应对马克思主义心慈手软，而应该将其赶尽杀绝。
在卡利尼科斯看来，如果说右翼借东欧剧变鼓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死亡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来自左翼，甚至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攻击言论，则令人不可接受，而斯大林主义的崩溃确实导致了这种恶劣的后果。以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为例，他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了一本以《衰落中的商业文明》为题的著作，预言转向经济计划是可以给资本主义制度带来新的生命的唯一制度变革。但是20年后，他的立场却发生了逆转。在1989年1月，甚至在东欧发生重大事件之前，海尔布隆纳就宣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在正式开始不到75年后结束了，资本主义赢得了胜利，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速度有多快，而不是相反。甚至比海尔布隆纳更具马克思主义资历的人——英国共产党及其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知识分子代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也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动摇。卡利尼科斯指出，霍布斯鲍姆对苏联的信仰经受住了诸如1956年镇压匈牙利革命等的考验，而那一年的镇压使得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约翰·沙维尔（John Saville）等历史学家离开了共产党。但是，在斯大林主义崩溃后，他立刻换了一番论调，指出苏联显然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在苏联，没有一个人相信它是一个工人的国家，而工人自己也知道它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他还认为，俄国革命可能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荒诞结果，苏东剧变是对灾难时代（霍布斯鲍姆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东剧变以前的时代称为灾难时代）的最终清算[2]。英国共产党的国际秘书克里斯·迈恩特（Chris Myant）走得比霍布斯鲍姆更远，他认为十月革命就是一个历史错误，并且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毒气室、斯大林的集中营、世界的审判秀、第三世界法西斯统治的维持、难以置信的军备竞赛浪费、越南战争的破坏等20世纪的许多巨大灾难都归咎于它。
（二）揭示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断裂
两个立场冲突的思想派别——左翼和右翼为什么在东欧剧变后得出了社会主义死亡的相同结论？这无疑与他们认同的理论逻辑密切相关，即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斯大林主义。卡利尼科斯对这种理论逻辑进行了批驳。
卡利尼科斯首先对斯大林主义的含义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一个人的统治或者一种信仰，而是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形成的一整套社会权力体制，它在40年代末被输出到东欧，一直存活至开始崩溃的80年代末，这一体制的特征是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等级森严的有组织的控制，在政党和国家机器的顶端实行当权阶层范围狭小的寡头政治。将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相等同也就是认为这一权力体制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化身，而这一等同也暗示着另一种等同，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尽管许多人尝试挑战这些等式，如指出列宁背叛了马克思本人的愿望，但自20世纪30年代后，不管是苏联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继承性方面达成了一致，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前者认为苏联最终会失败，而后者则认为苏联不会失败。“甚至在1956年以后，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倾向于将斯大林主义的肃反视为归因于‘个人崇拜’的‘过分行为’，并且因此将其视为玷污而不是否认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获得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3]对于认可上述等式的人们来说，以前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因为被非常成功地应用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而受到赞赏，现在它们则由于诱发了一场以非常悲惨的形式落幕的运动而饱受指责。
但是，卡利尼科斯认为，斯大林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存在一个质的断裂。这个断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30年代末布尔什维克党最终变成一个恐怖和使人恐惧的权力机构为止，此时斯大林主义就已经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决裂。对于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维埃民主政权为什么最终转变为独裁主义政权，卡利尼科斯认为，不应该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实践中寻找答案，而应该将关注点放在造成这种蜕化的历史条件上。在这些历史境况中，最根本的是经济的崩溃，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和敌视，苏维埃政权不得不诉诸强制和恐怖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存在。
卡利尼科斯的这种论证方式（证明苏联模式的非社会主义性）在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中比较普遍，亨利就指出过，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活着，他们必定会谴责在苏联和所有其他国家实践的共产主义类型。因为这些国家虽然宣称追随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建设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但最终走上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二、哈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继承关系
与卡利尼科斯的立场不同，威尔士斯旺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尼尔·哈丁（Neil Harding）在《列宁主义》一书中，将苏联模式的失败归咎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他也主张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存在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共同导致苏联模式的变形方面。
（一）列宁主义起源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
关于列宁主义的起源，哈丁认为，西方的许多解释都太过武断，《怎么办？》一书经常被认为暗含着列宁主义的“起源”，并认为这部著作更多地受俄国本土的密谋传统影响，而不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宁的雅各宾主义的证据通常会完善和加强这种关于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及其与人们所提出的那种‘正统马克思主义’日益远离的说法”[4]。雅各宾主义的政治总路线是通过权力走向大众（自上而下），而不是通过大众走向权力（自下而上），列宁主义似乎就沿着这样的路线前进。对此，哈丁反驳道：“列宁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对马克思的强烈兴趣。他在18岁那年阅读了《资本论》第一卷，从那以后就对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怀有极高的兴趣。我们看到，从20多岁起，列宁作为一名对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进行持续的、见识广博的批判家在当地很有些名气，包括对雅各宾主义的批判。”[5]他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论证。
首先，哈丁认为，列宁1899年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创造性贡献最大的一本书，它表明列宁很早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的程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程度。按照哈丁的观点，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找到了革命的可依靠力量，即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城市的无产阶级。在列宁的政治策略中，农村无产阶级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城市工人只有与农民（而非资产阶级）联盟才能实现民主革命。他批判孟什维克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对列宁而言，“马克思笔下的历史记录与他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分析相一致——资产阶级终将背叛。他们在客观上对推翻沙皇政府没有兴趣。他们既没有政治意愿也没有组织基础来建立一支真正的反对力量”[6]。在工农联盟中，城市工人虽然数量少，但居于领导地位。工人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阶级，主要有三点理由：“他们一起被吸引进巨大的车间，他们的信息联系被很好地建立起来，他们是流动的，他们能够相互借鉴彼此经验并开始总结他们的要求。他们早就从某个具体地主或高利贷者的人身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摆脱了村里长老或教会的权威，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并开始意识到他们集中起来的潜在力量。他们最终集中在最具有战略性的至关重要的乡镇和城市，尤其是两大首都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7]
其次，列宁主张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生成社会主义意识，它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和灌输，但这并非列宁独创，它来源于马克思的思想。在对列宁的诸多指责中，一些学者往往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列宁对工人阶级能动性的忽视，指责列宁在革命过程中以“先知”的身份向工人阶级灌输革命思想，从而使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革命性的工人阶级沦为被动的客体。但实际上，列宁的观点直接继承自马克思，哈丁指出：“在组织和阐明无产阶级的苦难并领导他们进行政治斗争方面，赋予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以独特的作用，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傲慢的核心，完全不是一种列宁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问题。”[8]他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坚信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自发地产生，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马克思一生的工作，因为马克思为建构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做了非凡的努力：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受过持久鼓动的熏陶，就可能被统治阶级所操纵，而且从实践上积极领导工人运动。现实经验也表明，有无先进政党的领导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例如，俄国工人阶级因为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最终战胜了资产阶级而成功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英国的工人因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永远沉迷于错误的意识之中并成为有产阶级政治谋划的‘玩偶’”[9]。
最后，修正主义的叫嚣导致列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建构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立场。哈丁指出，列宁对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具体表现在：它名义上是修正，实际上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具体和本质的东西，而拒绝一切激进资产阶级不能接受的东西。在列宁看来，修正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平淡无奇的信条，它鼓吹融合而不是阶级斗争，鼓吹通过现存制度的渐进的改变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动革命，成为改良主义的代表。为了彻底驳倒修正主义，列宁将目光投向了辩证法。哈丁说：“修正主义以其阴险的方法，不断侵蚀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灵魂，此时列宁认为，这一灵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辩证法结构中。”[10]所以，列宁转向探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黑格尔主义来源。
此外，列宁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及之后提出的政策方针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哈丁认为，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公社国家”思想就受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影响，所以，列宁援引其中的经典表述：“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1]再者，土地国有化作为1917年列宁土地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与马克思本人所坚持的观点相一致，即土地国有化的措施是促进而不是妨碍农村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发展”[12]。
（二）列宁与马克思在哲学问题上的一致性
尼尔·哈丁指出，列宁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存在一致性。他分析指出，列宁在早期并不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直到发现波格丹诺夫等人在哲学上表现出唯心主义倾向，他才在1908年重申了历经费尔巴哈到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传播过程的唯物主义，重申了物质的第一性。维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只是列宁在哲学上迈出的第一步，当死板的唯物主义面临着新的威胁时，列宁又进一步从黑格尔那里找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哈丁看来，列宁之所以将目光聚焦于辩证法，是因为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哲学，它蕴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这一发现对列宁主义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对于“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唯一真正代表”这种主张的最终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列宁主义与其他所有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对抗的基础，以前列宁从来不敢冒昧地向欧洲社会主义大师们讲授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很少大言不惭地说这些大师已经深深地违背和阉割了马克思的方法论。然而从1914年8月起，列宁就开始使之成为其新兴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石[13]。
但是，按照哈丁的观点，列宁在哲学上似乎并没有一直沿着马克思设定的轨道行使，在辩证法的适用范围上，他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将其限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同恩格斯一样认为“所有现象都是辩证地组织起来，因此都遵循着辩证法的规律”[14]。
在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上，哈丁认为，列宁打破了恩格斯更具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而接近于马克思的辩证立场，即认为意识不是单纯地反映现实，而是能够（经由群众）改造现实。对此，哈丁论证说，列宁接受“观念本身在现实的建构（并由此导致现实的改变）中发挥着作用”[15]这个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正在回到其早年的灵感之源——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辩证思维的作用下，列宁赋予意识自主性，从具体的革命实践来看，有利于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发起挑战。因为这意味着只要有一套先进的理论体系，再通过先进分子将其从外部灌输至人民群众，就会实现革命性的变革。
在哲学的派性问题上，哈丁指出，列宁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不存在中立的哲学。“列宁竭力让辩证法为无产阶级的（即革命的）政治服务，这绝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因为他直言不讳地表达所有哲学的党派性。正如马克思所敏锐发现的那样，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表现为是自然的、基本的和永恒的，正是人类、社会和国家的那些性质符合他们的政治目的，并且为那些被这些意识形态赋予特权的阶级的经济利益辩护。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复强调的那样，哲学没有独立性，它只是为阶级的目的服务。”[16]哈丁进一步指出，尽管按照列宁的观点，辩证法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但“唯有知识分子能够在一个必要的高度抽象的层面上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一般和个别的同一性、对立面的统一等等”[17]，广大无产阶级在辩证法问题上却没有话语权。
哈丁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列宁的共产党及其领导集团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增强了共产党人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理论和现实的自信。哈丁指出，列宁主义在哲学立场上反对折中主义和调和主义，而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确定性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意义在于让列宁主义的信奉者相信，列宁主义拥有比其敌对体系更加科学、更加严格和更加精确的知识与方法。另一方面，按照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程度可以将国家的权力结构划分为：党的领导人（列宁）、共产党员、无产阶级。这有利于维护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正如哈丁所说的：“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方式和普遍的列宁主义全体一致的风格的整个理由都来自于它的哲学出发点。”[18]
在尼尔·哈丁看来，列宁主义非常敌视民主政治，它认为，鉴于工人阶级被虚假意识所蒙蔽，所以“无论是运动的目标还是实现目标的恰当方式，都不能通过民意测验或者选举投票的结果而得出”，这样就将党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党无须外部监督就可以包办一切。虽然在哲学上、方法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列宁主义具有严密的内在一致性，就像“一整块钢铁制成的”，但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表明：“列宁主义既不能更新和复兴自身，也不能面对真正民主政治的挑战，它的所有主张最终都被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扫而空。”[19]
（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是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复兴
哈丁认为，写于1916年并于191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是列宁主义政治学的最基本文本，它不仅概述了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为布尔什维克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确立了理论上的正当性，而且代表着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因为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改良主义者反对革命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它仍然是进步的，还不应该推翻它；二是工人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变得越来越穷，也没有分裂成为两大敌对阵营，也就是说，被寄予厚望的工人无力承担革命重任。以此为依据，改良主义者不再将革命视为合理且必要的战略。哈丁指出，由于在工人及一些知识分子中改良主义思想占据主流，作为一种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到1914年实际上已经死亡了。“正是列宁，几乎独自复兴了一种作为革命性理论和革命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20]列宁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就是他的帝国主义理论。
与改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仍有进步和改进的空间不同，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中强调，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不再具有进步性，垄断资本主义会阻碍技术的创新，因为为了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垄断组织会严格控制技术的推广和传播。这个判断等于是给资本主义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表明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是合理且必要的。
哈丁继续指出，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工人阶级没有陷入贫困化状态，反而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持续的提高，甚至对某些工人来说，不仅在物质状况上，而且在安全、谈判权利、法律保护、福利和教育供给上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列宁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精辟的回答，他认为，资本家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策略，设法为他们的生产剥削方式购买了一些额外的时间。这些策略中，最重要的是产品出口，包括产品的输出和资本的输出，尤以后者为甚。根据列宁的分析，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投资获得“超额利润”，这一举措对于资本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遏制利润率下降，可以收买“工人贵族”，可以将世界上的工人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阵营（发达国家的工人与资产阶级在“民族利益”的维系下结成联盟），等等。
尽管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苟延残喘，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化措施，但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资本主义的自救方案最终变成了通往社会主义的中转站。正如哈丁所指出的：“正是在延缓其死亡的挣扎中，垂死的资本主义被迫创造出大规模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它们不仅促进了自身向社会控制的转变，而且使得向下一个阶段的转变成为自然的和必要的。至少对于列宁的追随者来说，帝国主义理论表明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目标值得向往，对于结束战争也有必要，而且社会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各种组织和管理机构的基础上也是立即可行的。”[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发生的地理空间的变化。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设想，最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域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随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些国家中，一切阶级（包括工人阶级）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殖民剥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机器和强权已经得到数代人的强化，发达国家因此成了资本主义全球链中防御最完善的链条。这样，革命最可能发生的地方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围，那里的资产阶级非常薄弱，对本国工人的剥削十分严重，各种矛盾尖锐。一些制造马克思与列宁思想对立的学者往往将列宁的“落后国家首先革命”的论断解释为对马克思的背叛。对此，哈丁说，并不像大多数评论家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这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背离。虽然马克思本人承认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有着最发达的工业和最广泛与成熟的工人阶级，但他从来不认为开创革命的任务因而就落在英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怀疑其真正的阶级存在）身上。相反，在1848年马克思认为法国，甚至完全处于外围的德国将开创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22]。可见，马克思并没有将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发地局限于发达国家。
（四）列宁与马克思在国家观和政党问题上的一致性
哈丁指出：“列宁一直是马克思的勤奋的学生，在1916年底和1917年初更是如此，他专心致志地研究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国家的理论。”[23]因此，在国家观问题上，列宁的观点有着深刻的马克思思想烙印。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冲突，国家象征着压迫和控制，而社会代表着自由。国家一直有控制和统治社会的倾向，但受财力和技术手段的制约，这一企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实现。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国家具备了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能力。例如，先进的军事技术使得国家军队在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性，以前的革命都致力于改善国家机器，而不是废除它。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开创了废除国家的先河，它用新型的公社代替国家行使职能，将社会从国家中解放出来。
在哈丁看来，马克思的国家观有两个核心要点：“第一，马克思明确地坚持认为现代国家与自由、正义毫无关联。相反，它是对一个特定阶段实施强迫管理和惩罚的工具，它不能作为真正人类解放的工具。第二，国家的发展是以社会为代价实现的。国家权力的增强必然会削弱个人和社会集团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根据这种分析，社会与国家受困于一种零和博弈。”[24]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及其对苏联国家体制的设计就继承自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基本观点。列宁借鉴学习巴黎公社的体制，以苏维埃的形式代替国家的职能。受马克思的影响，列宁将国家仅仅看成是一种压迫机器，认为没有必要在国家的范围内谈论政治学的相关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关于改善国家公共机构和程序、保证官员尽到责任、使国家行为与政策接受司法审查的讨论，关于如何指导选举的具体程序、媒体的使用、当选代表的豁免权等，关于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的讨论，都是虚假的自我辩护。但是，在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陷于内外困境并没有真正废除国家的压迫性职能，反而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走上了专政的道路。在国家观问题上，哈丁指出，列宁没有局限于表达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国家形式不过是资本主义阶级权力的现实本质纯粹外在的种种变化的观点，列宁把这个观点向前推进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从1920年起，列宁认为，适用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的东西同样适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它也能够被多数派或少数派加以运用。”[25]所以，无产阶级的使命是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并实现对它的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国家的职能被不断地强化。
哈丁指出，政治在列宁那里被终结了，社会主义被认为与行政分权和大众参与等政治问题无关，而是被赋予纯粹的经济意涵，即“最有效地分配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以确保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贯的。按照列宁的观点，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样都是非必需的，民主原则既不适用于车间，也不适用于国家。列宁对国家政治的阉割深受马克思的影响，“正是与马克思分析的基本含义完全一致，使列宁（以及随后的列宁主义者）把纯粹是工具性的国家看做是有利于阶级统治维护和再生的压迫机器和权力机关”。列宁紧紧追随马克思，对民主和多元主义政治都是零容忍。
除了国家观点，在哈丁看来，列宁与马克思在对政党的功能认识、排他性存在等问题上也存在相通之处。
第一，两人都将清楚地阐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并激励和动员工人去实现这些目标作为党的基本功能。哈丁指出，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最终在社会范围内消灭剥削和阶级分化。但是，工人阶级并非绝对同质化的群体，它的内部有各种各样的诉求目标，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目标呢？对此，哈丁指出，列宁紧跟马克思，也借助于模糊的历史固有（historical immanence）观念。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固有观念认为，对社会发展的精心研究将揭示某种一般趋势，一旦这些一般趋势被确立并居于统治地位，就会驱使人们按照既定的方式行动。当然，绝大部分群众是不能正确地掌握这些发展趋势或规律的，因此对于应该如何改变自己的处境所知甚少[26]。那么，这就需要将党引入历史的进程。在哈丁看来，就党的基本理论基础来说，列宁主义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一样要求建立在一种专门知识的基础上，以至于仅仅通过工人中的投票表决不能够揭示无产阶级事业。按照哈丁的观点，列宁主义对党的论述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就党的先进性曾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7]
第二，党是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在列宁对政党体制的设计中，党的重要功能在于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并推动工人由离散的群体形成阶级，它没有给其他政党留下生存空间。哈丁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单一政党的政治合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形态的必要组成部分，对列宁来说也是如此。正是党为工人提供了正确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全国性组织——如果缺少这些，工人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党将会消除工人的幻想，并且通过其宣传和实际行动，引导他们树立真正革命性的意识，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28]
注释
[1]CALLINICOS A.The revenge of history：marxism and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10.
[2]CALLINICOS A.The revenge of history：marxism and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12.
[3]CALLINICOS A.The revenge of history：marxism and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15.
[4]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7.
[5]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2.
[6]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51.
[7]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4.
[8]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37.
[9]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38.
[10]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86.
[11]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
[12]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3.
[13]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3-14.
[14]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56.
[15]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64.
[16]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66.
[17]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67.
[18]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70.
[19]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311.
[20]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8.
[21]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52.
[22]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55.
[23]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61.
[24]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65.
[25]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74.
[26]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91.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
[28]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