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篇学习心得，引我走上马列路
1950年7月，经过十二军军政大学半年的培训，我被分配至十二军三十四师一〇一团团部任文化教员，后又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通信学校直属队担任主任文化教员。第二次的调动是由我写的一篇学习《实践论》的心得引起的，也正是这篇心得使我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道路，决定了我毕生的奋斗方向和目标，虽然后来又有多次单位和部门的调动，但始终没有改变工作的性质和任务。转业到地方后，我也一直耕耘在马列主义教育园地上。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陆续发行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通信学校党委号召和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先后阅读了《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反对自由主义》 ，还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我在阅读中感到毛泽东的文章有一种吸引人的逻辑力量，使人越读越想读。新中国成立前我曾读过一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书，对王阳明、王船山等人的思想有些许了解，比较起来，似乎毛泽东的观点更容易使人接受，读后确实有一些心得感受。所以我在学习每篇毛泽东著作时都撰写了学习心得。其中，《实践论》的心得写得比较长，内容也相对比较丰富。
《实践论》是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著作之一，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必读理论著作之一。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一部分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经验，不了解理论对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错误思想曾在1931-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使许多革命同志受到迷惑。为此，毛泽东于1937年发表了《实践论》 ，对这两类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从理论上肃清了党内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
《实践论》阐述的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即知和行的关系。《实践论》生动完整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发挥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作用的基本原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毛泽东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实践论》和《矛盾论》并称为“两论” ，这两篇哲学文章在革命时期切实起到了武装全党的作用，为延安整风运动做了理论准备。同时，这两篇文章在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掀起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学习毛泽东这两篇文章。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写的《实践论》学习心得有5000字左右，第一部分是理解性的，如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要从实践中来，经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回到实践中去。在这部分内容中我用实例做了大量的证明，对毛泽东在文中讲到的历史上的典故、成语，根据我的理解做了阐释。另外，结合我参军后的实践，说明一年多来我如何从获得的大量感性材料中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从而不断加深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步懂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种认识使我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军队。这样的观点，现在看来很是一般，但在当时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第二部分是探索性的，有些问题不知如何理解，试着提了自己的看法。例如， 《实践论》开头那一段话：“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4]这一论述理论性很强，又较为抽象，我过去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了解，就去找一些资料看，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毛泽东讲的旧唯物主义就是英国的培根到德国的费尔巴哈等的唯物主义思想，它的特点是直观性、非历史性；他们所说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脱离社会实践的人，因此，他们缺乏实践的观点，不了解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又如，为什么人的正确认识需要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才能得到，为什么真理的发展是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无限转化的过程？这些问题都是我第一次接触，一时理解不了就努力去揣摩，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学习心得的第三部分是联系自己的实际谈改造思想的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的最后谈到人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对我们从旧社会来的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现实意义。我们出生在旧社会，那时的社会实践，那时的学校教育和家庭环境，都给我们打上了旧思想的烙印，如缺乏生产劳动的观念，缺乏劳动人民的感情，个人名利思想、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较重。所以，必须加强思想改造，清除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如何加强思想改造？一是要听党的话；二是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三是要在人民解放军这座大熔炉中锻炼自己；四是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缺点和错误。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篇学习心得，对《实践论》的理解是很粗浅的。但在当时，在我们同时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写这样的心得笔记的不多。所以，在评定分数时，我这篇心得得了88分，是干部中得分最高的。学校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当时政治处需要宣传干部，就把我从机务系调到了政治处。
通过这一时期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我还养成了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写心得、做笔记。我认为其好处是：可以使你读得专心些；有助于启发思维和加深理解；不懂的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能从中悟出新的道理来。此外，学习的过程也是联系自己实际改造自己思想的过程，我们这代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心信仰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当时的学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真正做到了联系自身的思想实际改造世界观。正是这样，我现在还经常说：“一篇学习心得，引我走上马列路！ ”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举国上下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学习风气是很浓厚的，广大干部和学员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虔诚地相信马列主义是科学真理，自觉地对照所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改造主观世界。其认真钻研的精神、改造思想的愿望，也是值得今天的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
1953年7月，我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干事，负责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教育，除了做一些学习计划、检查管理等具体工作，还要讲一点课。我虽然喜欢政治理论教育，也有志于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懂的东西不多。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十二军军政大学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既不系统，理解也不深刻。凭我当时的基础和水平，显然是难以胜任政治理论教学工作的。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干中学、边学边干。好在我已经确定了把学马列、宣传马列作为自己的理想，也就有了为之而努力的热情和信心。
当时，我主要承担的是中共党史课和政治常识课的教学，授课对象是部队连、排以上干部。张家口高级通信学校干部初级班的中共党史课由我和另一位同志讲授。为了配合广大干部的党史学习，中央有关部门在北京组织系统的党史专题讲座，由著名专家如凯丰等讲授，每周星期一上午在怀仁堂、中山公园等地举行。张家口离北京只有七个小时的火车路程，学校派我和另一同志去听课，星期日晚上坐车，星期一早晨抵京，听完课后，星期一晚上又乘火车回张家口。听课时，认真做好笔记，回来再认真复习，参阅一些资料，照本宣科地给初级班的干部讲一遍。这种讲课的效果可想而知。我既未学过党史，又无实际体验，历史事实不熟，理论分析也缺乏功底。干部们听课后有意见。我尚有自知之明，虚心接受意见，不断改进教学。
与此同时，上级还安排我讲一个学员班的政治常识课。这是教学计划中规定了的，由于政治教员少，我只好勉为其难。那时招收的学员不是应届初中或高中毕业生，而是从部队选拔来的通信干部，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政治常识课的内容又比较广泛，就我当时的理论水平要讲好这门课，确实很困难。我在思想上总想着一句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把备课作为一个决定性环节，狠下功夫。每一堂课，我都写出详细的教案，然后关起门来或跑到东山坡上面对蓝天绿树反复试讲，思考如何突出重点、如何掌握节奏、如何表达感情、如何把握好时间，直到自己比较满意为止。几堂课下来，自我感觉比中共党史课讲得好一些，征求学员意见也认为基本可以。但毕竟由于理论功底浅，讲课中难以有生动的发挥和深入浅出的论述。尤其是当学员提出一些问题时，实在难以招架。不过，我不惧怕学员提出问题，尽管有些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我感到那些不断涌来的问题，就好像是兴奋剂，使我的大脑处于紧张状态，开启着我思维的闸门，催我奋进，催我去探索新的知识。若干年后，当我看到西方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的一个公式——从问题出发，探索新知识，向科学研究的高峰挺进时，似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