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党的三条总路线的宣传
1954年，我参加哲学教员培训班的学习后就投入了哲学教学工作中。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国教育科研部门掀起了“向副博士进军”的热潮。我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找到了一份哲学专业向副博士进军的必读书目，学习了中外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著作，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以及马恩列斯毛的哲学著作。虽然当时对有些内容只是一知半解，但毕竟扎实了哲学的基本功，而且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从此，读书与思考就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很重视宣传工作，宣传的内容也是多样的。宣传毛主席著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宣传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等。在这当中，党的路线的宣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党的路线是一定时期党的纲领的具体体现，是根据特定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而做出的战略性决策。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路线的决定性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每当历史发展到重要转折关头，毛泽东都要就形势问题发表讲话，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延续了这种做法。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们曾大张旗鼓地宣传三条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指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总路线，概括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奔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焕发起亿万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情，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精力集中到“一化三改”上来。在我们部队院校，由于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总路线的内容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干部战士纷纷向家人、亲属写信宣传合作化，推动农业向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迅速发展。学校还派遣政策水平高的干部深入农村、工矿企业宣传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和政策，做民族工商业者的思想工作。各种报刊大量报导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先进人物、事迹和成功经验。可以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工作是相当成功的，声势浩大，工作扎实，主观性、片面性的东西较少。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随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号召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这些思想观点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所以，从总体上说，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应当加以充分肯定。
第二条路线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路线提出之前，1957年我们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本来是发动群众给党提意见，以便在新的形势下改进党的工作、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这一年的7月发表了题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政治运动。反右的扩大化，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党和国家还是决定大力发展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于是在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全会上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对这条总路线的宣传力度，不亚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当时，我们在宣传工作中正是这样来认识这条总路线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多快好省这四个方面是统一的，其中的核心是“好”和“快” ，即高质量和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农业和其他一切事业。至今我也认为这条总路线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
然而，在实践中这条总路线的贯彻却出现了问题。本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和愚公移山的气概向自然界开战，使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施，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背离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这条路线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例如，宣传“大兵团作战”“大炼钢铁” “大搞人民公社” “大干快上”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十五年超英赶美” “向共产主义迈进”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等，似乎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指日可待。神州处处炼钢铁，处处办公社，天天“放卫星” 。我们通信兵学院也把课停了下来，不搞教学，不抓军事训练，搞起了十来座小高炉，到处去捡废钢铁来炼，可是，十天半个月也没有炼出一炉钢。为了奔向共产主义，苦干，苦干，再苦干，大家没有一句牢骚话。在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时，不少农村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实行供给制，吃公共食堂，男女老少都走几里路到公社去吃大锅饭，家里的铁锅砸了用来炼钢铁，农民盘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灶都被掀掉了，灶里的土用来做肥料。对于这种情况，广大群众也没有怨言。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当时称作“大跃进”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究竟是什么精神，现在我也说不清。
对这条路线的宣传，我认为工作中的失误是比较多的。一是对“三面红旗”尤其是对“大跃进” “人民公社”的宣传在理论上有不少错误的东西，把实践中的许多错误做法都当作先进的、正确的东西来宣传。那时全国性的党报党刊天天都在宣传先进典型，宣传“放卫星” 。今天这里亩产2000斤，明天那里亩产5000斤，到处都是粮食大丰收。今天这里一个乡成立一个公社，明天那里一个县成立一个公社，“一大二公”就是共产主义。当时，河北的徐水县（今徐水区）全县成立一个公社，是全国的先进典型，前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去的人都受到热情接待，吃饭住宿不要钱。这一类宣传的推波助澜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二是文过饰非，不仅在宣传中夸大成绩，而且讳言缺点，回避问题，造成“三面红旗”真是“红”的印象。当然，那些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取得很大成绩的，不能全盘否定。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和创造精神是史无前例的，国家对工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农田水利和现代化基础工业的建设，那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没有那时的基础也不会有今天的发展。
第三条路线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即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8]
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没有明确地将上述内容表述为“基本路线” ，但在事实上是将其作为“基本路线”来宣传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讲阶级斗争，工作中风声鹤唳地大抓阶级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发布后，我所在部队的政治理论教育进行了新的部署和调整。通信兵学院的“哲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共党史”“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的教材都进行了修改，以充分体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我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内容突出了阶级、矛盾、斗争的观点，从哲学的高度为“党的基本路线”做论证。也就是那个时候，有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斗争的哲学” 。我们在讲授对立统一规律时，也强调矛盾斗争性特别重要，而忽视斗争形式的多样性，并把斗争性完全归结到政治斗争上。这种倾向一直延续了近20年。一些人为了给“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就把毛泽东关于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同一性是相对的这一理论抬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 。甚至今天还有人从《矛盾论》中去找我们党屡犯“左”的错误的理论根源，认为《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矛盾“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的论点，正是“斗争哲学”的表现，是“左”的思想的哲学基础。我以为，这个观点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已有论述。毛泽东的发挥恰好是在明确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这个观点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问题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随心所欲的曲解，把一些错误的东西附加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上。为此我曾在80年代初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我对矛盾同一性与矛盾斗争性关系的认识。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应当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观点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别开来，把对毛泽东的理论观点的宣传同毛泽东的理论本身区别开来。事实上，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路线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不能归咎于《矛盾论》 。
从主观原因讲，是对阶级、形势、矛盾的错误估量，导致毛泽东“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陷入了人为地制造所谓“路线斗争”的泥沼。这里面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不能归结为权力斗争，实质上是以自身的错误路线对正确路线的斗争。从客观原因讲，国际形势的紧张、中苏关系的恶化、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不死，以及党内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力量对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威胁和挑战、广大群众中潜在的对错误路线的不满情绪等等，都对突出阶级斗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条路线的实践表现在许多方面，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国际上突出表现为加强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的斗争，扩军备战，准备打世界大战，把两个超级大国捆在一起作为敌人来反对，要在政治上把它们批倒批臭。在国内，从文学艺术战线开刀，进而延伸至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等领域。文艺战线被说得一团漆黑，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 ，是“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几次批示在文艺界掀起了阶级斗争的滚滚浪潮，这一浪潮至少在客观上全盘否定了17年文艺战线的成绩。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在这条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步入了歧途，大批基层干部遭到打击，被定为“四不清”干部，被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运动也为几年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实践基础。至于在哲学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则为把阶级斗争逐步推向高潮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舆论准备。在军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大讲突出政治，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从“一论突出政治”到“十论突出政治” ，各级宣传部门闻风而动，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清理对阶级斗争的麻痹思想和各种不突出政治的问题，从严进行批判。与此相适应，大力宣传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这“四个第一”的核心仍然是突出政治。以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我是赞成“四个第一”的提法的，并且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认为“活的思想第一”是一个创造，生动地体现了宣传工作的“有的放矢” ，是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突破口。在这段时间，我们被派到各部门去了解情况，就是把重点放在抓活的思想上，而抓活的思想中又是特别注意那些同党的路线政策以及阶级斗争相关的东西。这“四个第一”给部队的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压力，我们这些具体做宣传工作的，思想上也有很大的压力，部队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阶级斗争，而且在组织上纯洁队伍，千方百计地挖掘“深藏在部队的阶级敌人” “反革命分子”以及一切“帝修反的代理人” 。这既不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党的政策，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也损害了部队的团结统一。
这三条路线实践的时期早已过去，但它们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长的。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符合实际、出现错误的时候，要不要原原本本地宣传，能不能提出批判性、修正性的意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297．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
[5]陈云．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5．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