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的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内容，而这些内容是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必须要研究并融入教学之中去的。
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探讨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邓小平在考察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于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提出来的。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根据新时期的实际情况，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大发展理念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1.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辛探索过程。从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行探索开始，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明确而完整的概括，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丰富和发展，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做出了理论上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原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随后，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努力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中，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把未来社会分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我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无论哪一方面都比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低得多，毛泽东因而称之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1]。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探讨为理论基础，以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为实践基础，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做了多方面的论述。
首先，毛泽东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开始之时，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开始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及时地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针对工农业发展中的具体情况，明确指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等[3]，并且把发展生产力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4]。
其次，毛泽东认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中于中央政府，企业的厂长、经理由上级国家机关任命，各尽所能，按劳付酬成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虽然认识到“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做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但却无可奈何，因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5]。在所有制变革的问题上，毛泽东非常强调它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在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的问题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6]。但是，党的八大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内“左”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中央的政策在有关所有制和分配制度问题上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人为地拔高了生产关系，因此出现了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局面。
再次，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社会主义的综合平衡则是通过计划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7]。其实，在毛泽东看来，计划是调节平衡与不平衡的手段，“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8]。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此外，毛泽东还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他认为，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有参与管理的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军队、各种企业和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9]可见，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人的发展”的命题，但已有了这一思想的内容。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进一步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论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本质做出了新的阐释。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探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到1980年4月，即酝酿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虽然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概念，但他在批判“穷社会主义”观点时，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越性，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他肯定了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一方面，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0]，“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2]。由此可见，邓小平紧紧抓住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即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从1980年5月到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探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第二阶段，即形成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两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本质”概念，一次是在1980年5月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提到的，这是他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本质”的提法。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3]另一次是在1985年8月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提到的，他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14]也就是在这次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中，邓小平在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时一再强调：“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15]次年，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类节目《六十分钟》的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邓小平又一次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16]这时，邓小平虽然还未能从理论高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做出科学概括，但他已明确有了“发展生产、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的思想，为形成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探讨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标志着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走向成熟。党的十三大以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如果要向小康迈进，“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7]。1990年底，他在同中央几位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8]因此，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在说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之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和科学的概括，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邓小平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探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所做的探讨，既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面对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新趋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以及巩固执政党地位和加强党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论断，并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角度，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做出了思考和探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夯实了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基础，提出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20]只有始终坚持发展先进生产力，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能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升了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目标，提出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说明了我们党必须始终站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前列，才能在经济和文化上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价值诉求，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只有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才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统一起来，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统一起来，既体现了党的性质和任务要求，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实现的要求；既反映了党的发展方向，也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探讨的与时俱进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以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内在统一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内容。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些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中心的怀疑，我们党适时地提出了“发展是第一要义”的理念；面对有些人虽意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否仅仅是为了消灭贫穷的困惑，我们党适时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面对我国发展中出现的种种不平衡和不和谐问题，我们党适时地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在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多方面差距问题时，我们党又适时地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内在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之中。科学发展强调“发展的要义”，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实现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反映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反映了发展既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也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既要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也要不断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良好的社会条件；科学发展强调“统筹兼顾”，意味着必须统筹兼顾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等。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走科学发展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必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过程。
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内在统一的基础上，我们党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提到既增强发展活力又保障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高度，不仅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可以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活力，没有制度建设就没有发展的好局面，同时也认识到了制度建设在保障各类建设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要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要坚持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争取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取得突破性发展，制度建设就是保障。在绘制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时，习近平同志明确地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21]。中央领导集体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新理念、治国理政的系列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是党的十七大的重大贡献之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可以不是“范畴”，而是“问题”。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构建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构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随着对商品分析的展开，转化为对货币的分析，再转化为对资本、剩余价值、资本循环、资本周转、个别资本、社会资本，一直到对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的分析，并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起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在构建理论体系上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以经济范畴为构建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理论体系就是在经济范畴的不断展开分析、不断发生辩证转化中构建起来的，而且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贯穿于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中，也就是说，马克思以这种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逻辑关系展现了商品的内在矛盾运动、商品的外在矛盾运动、资本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运动，乃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展开形式的矛盾运动，通过这种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显然，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点是“范畴”，这是服务于它的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也是和它要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奥秘相关的，因而构建理论体系就采取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可以不是“范畴”，而是“问题”，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特征、研究范围、研究趋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特征就是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把时代要求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强调要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时代课题，创新思想理论。民族特色，表现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重视从世界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善于吸收不同文明中的科学、进步和合理的成分，从而呈现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就在于重视研究解决重大实践问题，善于对最鲜活的实践经验做出理论概括。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必须是对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四大基本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毫无疑问，对这些重大基本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趋向，表明这一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着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理论也会相应地与时俱进，理论成果也就会越来越多。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创造性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特征、研究范围，都明确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生长点所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可以是“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本质。正确地把握、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前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以社会主义本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有着科学的、合理的选择原则。马克思构建《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时，是沿着“商品”这个起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论述的，商品包含了所有其他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的内在规定性。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所把握的原则就是范畴的辩证转化关系，即由简单的规定性转化为复杂的规定性，通过这一转化来展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运动。按照这个思路，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问题实质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问题应该包括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执政党的建设问题、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因为社会主义本质是依据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基本问题中形成的，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在科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基本问题中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提出，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体制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解答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是解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问题的关键所在；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解答，贯穿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所有问题的解答之中，成为理解和解答这些问题的核心问题，它丰富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要有问题意识。有问题意识才可以引发我们对更多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使我们深入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在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真正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本质”为逻辑起点。有这一逻辑起点，才可以引起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重要性、发展性的思考和研究，使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基础、手段、过程、目标四个方面展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凝结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宝贵的成果之一。
第一，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基础。公有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基础和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本质存在的前提性规定。
其一，公有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另一种社会制度，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为基础对这一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做出判断，而这一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又决定其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因此，讲社会主义本质，讲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否定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最终必将葬送社会主义。
其二，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依赖于公有制、按劳分配原则的确立。社会主义之所以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与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分不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与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分不开的。离开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没有社会主义本质可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依据，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保证。“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2]，只要我国经济中按劳分配占主体，就可以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的状况。
其三，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既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保证。只有准确而深入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明确指出：“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23]后来，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经过实践检验证实为正确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③，不能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最深刻的本质。
第二，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手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手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其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始终。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与发展，更是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从根本上来说，就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如果离开了生产力谈社会主义，就是空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它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建立之初，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封锁、颠覆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就是因其具有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要获得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必须发展生产力。“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24]，“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25]。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走过弯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仅要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6]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衡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违背了这一标准，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
其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27]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有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才能真正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从而才能真正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实现社会主义本质。
其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也必须是重点。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的增长始终是发展生产力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没有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其他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是很难实现的。当前，强化“五大发展”新理念就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社会发展中各种利益关系、比例关系、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保证社会的协调和稳定，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强化“五大发展”新理念就是要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必须一百年不动摇。正如邓小平所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8]
第三，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过程。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科学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其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与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区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存在与两极分化的产生具有必然的联系。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资本积累的增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出现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29]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中，贫困却在多数劳动群众中蔓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特征。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30]
其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标准、高要求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整体发展。创新是发展基点，具有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创新发展不仅表现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方面，还表现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不仅表现在宏观层面，即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还表现在微观层面，即激发企业的创业活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发展；不仅表现在产业布局上，形成三大产业创新的战略布局，还表现在拓展、发展新空间，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带，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不仅表现在制度建设上，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机制，还表现在社会运行上，即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等。协调发展强调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协调发展，涵盖了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绿色发展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开放发展强调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共享发展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五大发展是一个整体，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多个层面，体现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只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本质才能得到真正实现。
第四，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目标。人民的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目标。
其一，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31]，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关系，决定了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必然要求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给人民群众更多的实惠。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必然有一个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32]但是，在这种按劳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33]。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实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承认由于自然条件、人们体力和智力的差别而造成的收入差距的存在。收入有差距并不等于两极分化。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聪明才智、合法经营和生产要素的投入先富起来为前提的，是对具有不同劳动技能和贡献的人或地区的承认和报偿，是合理合法的。允许收入差距存在，目的在于使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或地区，通过示范、传帮带、激励等一系列积极的效应，促使人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34]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制度，保证合法收入，严厉打击和惩处各种违法经营以及以权谋私等攫取暴利的行为，也要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通过税收调节的方式避免少数人因收入过高而导致两极分化，更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低收入者的补助和增加社会福利投资，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和应享有的福利。
其二，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利益主体。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的是人的多种价值需求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的实现，人的潜质、潜能及自身价值的进一步拓展和显示，以及人的活动和关系的协调与优化。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反映了“两个历史过程”即“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向前发展的趋势。因此，社会生产力与经济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不断提高，都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
其三，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实现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略和机制。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基础，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石，诚信友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这三个方面的实现，可以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只有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真正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只有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五大发展，维护社会公正，保障社会稳定与团结，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就在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方面面，充分展示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方面面。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
1.对马克思关于所有权与占有相统一原理的发展
生产资料所有制最初是关于生产资料是归个人，还是归阶级、社会集团所有的问题，亦即关于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财产的法权关系。马克思指出，“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35]。生产资料的归属反映的是所有权问题。仅此并不能反映出所有制是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根本，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的意义。当马克思进一步从财产的法权关系中抽象出生产关系的本质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解，就有了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的认识角度。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在占有、使用和处理生产条件时所发生的排斥性的意志性支配，是人们把生产条件当作他的意志支配领域而发生的一系列关系行为。所以，马克思强调：所有制关系是“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36]。可见，对于所有制，马克思强调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占有”的统一性。
“所有权”与“占有”是所有制的两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构成要素。“所有权”强调的是使用价值的转让、价值的实现和权利的转化，“占有”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价值的形成和增殖。显然，“所有权”的运动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而“占有”则是存在于生产过程的，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前提，没有“所有权”也就无所谓“占有”了。因此，在任何有阶级的社会中，所有权都涉及个人、阶级、社会集团。
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思想。《共产党宣言》公开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37]。《资本论》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8]也就是说，“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39]。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未来社会概括为“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40]。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认为的未来社会，其社会所有制中的所有权已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中并未涉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所有权分类问题。
现实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并未按照马克思的预想发展。世界上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都未能踏上实践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所有制之途。我国在经过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突破了单一的公有制观念，树立了“一主多元”的思想，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我们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仅要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要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仅要明确财产的所有权，进行资产的保值增值，也要保护权利人的财产所有权。只有这样，才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真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所有权与占有相统一的原理。首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决定其性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柱和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根本体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关键作用。我国对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也是以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条件的。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在所有制中，所有权是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而是基础性权利。这一基础性权利并非是一种单纯的、脱离社会经济制度的物权，它必然要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使我们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理解所有制，既回避或神话了生产资料的归属，也回避或神话了财产的法权关系。因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41]。任何所有权的存在都是要以一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存在的生产方式，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来加以说明的。
其次，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中，必然存在这三种所有权。国家所有权是国家作为所有权人对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国家所有的财产包括专属财产（矿藏、水流、海域等）、法定财产和国家支配的财产。集体所有权是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权人对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集体所有的财产包括城镇集体所有的财产和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包括对土地、森林、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的法定财产）。私人所有权是自然人对其合法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私人所有权的提出，意味着保护私人财产法律意识的强化，也意味着对自然人成为独立社会主体的维护。可以看到，所有权的分类在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做出了新的发展。
2.对马克思关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理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的确定，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党的十三大对我国基本国情进行分析，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党的十五大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提出党的基本纲领，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清晰地定位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基本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基调来论述所有制理论的。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强调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党的十八大则将这一经济制度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系框架之中，突出了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要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42]，这实际上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做出了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所制约，受自己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适应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43]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44]，而且在所有制的管理方式上，也会发生变更，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在股份公司内部，“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45]。“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4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有制权利的占有上，突破了越集中越好的观念，确立了所有权、经营权可以分离而且应当分离的思想。“两权分离”作为所有制管理方式的特点，在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发展中得到了极大的显现。所有制的“两权分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同经济主体的所有权与不同经济主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地位和作用是两类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对不同经济主体所有权的“平等”“公平”“同等”的保护，是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财产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保护。在我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有制结构基础上，对不同经济主体所有权的平等保护，是不能回避甚至脱离这一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与非主体关系的。公有制经济是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不同经济主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而对不同经济主体在财产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保护，并不是针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领域中地位和作用而言的，并不是要说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时，不是不讲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确保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是不能含糊的，更不能颠倒主体与非主体的位置，这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发展的重要方面。
由于所有制是人们在生产中围绕生产资料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因而它在经济现实中所体现的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有制反映人与物的关系，说明了“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47]。马克思将之归结为“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所有制反映人与人的关系，重点说明的是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的，所有制构成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马克思将之归结为“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的总和”。人们只有在物质生产中，并以这种生产的社会形式为媒介，才能发生对生产条件的关系。所以，所有制对人与物关系的反映和对人与人关系的反映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中，分析人与物的关系实质上是为了分析人与人的关系。在分析所有制中，经济关系与自然关系是不可偏废的。对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正是对人与物关系的反映并强化，说明了对现阶段公有制性质和内涵的理解，必须把经济关系与自然关系结合起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中，公有制是不完全、不成熟的。因为从占有主体来说，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占有主体的劳动者，在劳动能力和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上存在极大的差别，达不到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更达不到马克思所预想的未来社会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要求。这实际上凸显了公有制的不成熟性。应当说，我国现阶段的公有制是建立在已经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之上的，我国的公有制是要消灭对人的发展的限制和障碍的。公有制的实行必然成为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一种手段。从占有对象方面来看，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发展不平衡，公有制占有对象的物质财富，还不可能极大涌流，精神财富即人的才能、人的创造力、人的消费力还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公有制还面临着通过把资本变为社会的和集体的财富来完善自身、达到最高形态的公有制的重要任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中公有制不完全、不成熟的理解，深刻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正确理解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的内涵，要求我们在认识到了公有制的占有主体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公有制的占有对象，在认识到了人的发展是公有制的重要内容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也是公有制的重要内容；当然，反之相同。二是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在充分肯定了私人所有权的同时不能忘记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在强化了私有财产保护意识的同时不能抛弃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保护意识；当然，反之相同。
3.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两种不同形态原理的发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所有制的两种不同形态做了论述，提出了所有制的经济形态和所有制的法律形态问题。这对我们理解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这种所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所有制两种不同形态的理论原理。
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认识到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要从财产的法权关系中抽象出生产关系的本质，抽象出所有制一般的概念，所以，马克思认为，研究所有制必须研究它的经济形态。所有制的法律形态是财产的归属关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所有权，所有制的经济形态主要是财产归属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形态是法律形态的基础和前提；所有制的法律形态是不能没有明确的经济界限和占有对象的，否则，无法给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所有制的法律形态也就没有意义了，它就变成了一种法律幻想。可见，所有制的法律形态只有在有了明确的经济形态以后才有实际意义。法律形态是经济形态的必要保障；经济上的占有关系产生以后，必然会要求法律上的所有制与它相适应，只有制定了所有制的法律制度以后，才能保障财产占有、财产收益的合法性，才能明确财产占有的性质。在所有制的两种形态中，所有制的经济形态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基于这一点，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48]。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内涵的阐述，实际上说明了所有制的经济形态是本质，所有制的法律形态是现象，说明了所有制在现象上就一定是法律关系，而在现实中就一定是占有形式。所有制是通过一定的意志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形式来表现生产方式的实质的。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处在一定的、特殊的社会形态中，所有制是对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而到了未来社会，生产关系变为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以后，所有制的法律形态也就失去了意义，这时的所有制剩下的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内涵。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所有制的两种形态以其统一性存在于现实中。我们既不能抛开所有制的经济形态只看到所有制的法律形态，也不能抛开所有制的法律形态只看到所有制的经济形态。必须从两种形态的统一上来认识所有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问题，实际上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从所有制两种形态的结合上来理解所有权保护、公有制内涵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归属，或是只看占有关系。
“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问题，是对不同经济主体的“所有权保护”的突出，说明了在讲法律保护时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公平竞争、平等保护、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内含在“法律保护”之中，成为支撑现代市场体系的一条规则。必须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没有这条规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难得到发展，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很难得到完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我们在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私人利益根本一致时，过分甚至极端强调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忽略轻视甚至否定保护私人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在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私人利益根本一致时，又不得不充分认可私人利益而舍弃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给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后果，不是侵犯了私人利益就是侵犯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不是造成了公民的不满就是造成了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损失，从而都激化了社会矛盾，带来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不协调状况。所以，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实质上就是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协调平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这是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一个重要的丰富和发展。
由于所有制的经济形态与所有制的法律形态是统一的，因而在“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中，保护的重点也是很明确的，它不单单是一个保护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的问题，还会涉及反映所有权的占有关系问题。因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中的保护重点，必须要从所有制上去认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决定了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决定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同时也对非公有制经济起着引导、帮助和制约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情况下，保护的重点应该是国家所有权，是国有资产，是国家的财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真正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才能真正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共产党依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这一新的科学定位，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而且也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性
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发展史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关乎经济能否迅速、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性，不仅从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反映出来，而且也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
首先，在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15世纪产生的重商主义开始至今，凸显了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这500多年经济思想发展的历程，在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论战上，始终是围绕着市场自由和国家干预而展开的。
从15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在欧洲起源的重商主义，无论是早期的货币差额论还是晚期的贸易差额论，都认为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经济，只有对进出口贸易做出限制，才能保证本国财富的积累，令国民走向富裕。虽然这种观点存在局限性，但是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状态而言，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观点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重要进步。继重商主义之后，18世纪下半叶形成的重农学派则主张自然经济秩序，反对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政策干预，首次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概念。后来，以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主张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认为以市场配置资源，就一定能实现经济的繁荣。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虽然带来了19世纪英美的经济繁荣，但也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在经济停滞和失业率高涨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正式开启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发展，政府必须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只“看得见的手”调控国民经济和刺激有效需求，促使经济良性发展。“罗斯福新政”从实践上证明了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干预政策的有效性，世界各国因此纷纷效仿，世界经济由此而进入了凯恩斯时代。可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引起的全球范围的滞胀，则使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困境。以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理论思想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因而重新崛起。新自由主义倡导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要求减少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干预，以刺激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此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摒弃了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自由化思想弥漫整个世界经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和处理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关系。如何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前提下坚持市场化，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新课题。
从经济思想演变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偏重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经济失衡，整个社会经济难以得到发展。寻求政府和市场之间相协调的平衡点尤为重要。
其次，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去监管化和自由化不断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美国在经济自由主义之下实行了“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发展政策。较少的监管和政府干预、对存款利率管制的废除和利率市场化，使美国金融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快速成长，美国金融市场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减少社会公共支出和减免税收的做法，刺激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遭受了巨大打击。企业倒闭、失业率增加、金融市场混乱和主权债务危机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使西方国家笼罩在恐慌的气氛中。这不得不使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进行反思，抵御经济衰退的一揽子救助计划和更广泛、更严格的金融市场监管办法呼之欲出。《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加强了金融监管；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使美国经济开始慢慢趋于复苏；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市场不是万能的，在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面前，政府必须站出来解决并促进经济发展。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唯有大萧条之后的那段时间没有发生频繁的金融危机，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政策。”[49]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斯蒂格利茨认为，监管者对监管作用的质疑和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过度坚信，导致了金融监管的失败和自由市场的失灵。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的关系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折射出市场过度自由化危害的不容忽视性。美国奥巴马政府停摆事件也说明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实行经济自由政策还是政府干预政策，都需要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摆到重要位置。
最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核心问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市场则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市场所具有的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是不容忽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则是在国家管理的框架下运行的市场经济，市场所固有的缺陷问题和失灵问题需要政府干预来矫正。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必然从“守夜人”转向管理者，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过度的政府干预和过分的市场自由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类型，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必然要求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是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只有充分协调这两个因素的关系，使市场能够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应有作用，使政府发挥其宏观调控和监管的积极作用，才能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持续而健康的发展。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政府和市场如何准确定位的问题。就市场而言，如何将它的职能定位在提高经济效率上，以价格决定机制、竞争机制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率；就政府而言，如何将它的职能定位在宏观经济引导上，从顶层设计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从宏观调控角度引导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等，既不缺位也不越位、错位。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2.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科学定位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发展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认识和实践，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科学认识。这一关于市场作用的科学定位，既是实践发展的要求，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了20多年的历史。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仅市场经营主体混乱，除了有“假集体”“假国有”“四无企业”“无证经营”等现象外，一些党政机关和权力机构也成为非正规的经营主体；而且市场客体、市场行为也较为混乱，一些违禁商品和服务进入市场，对市场客体的正常进入秩序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虚假广告的宣传和骗买骗卖行为的存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产生了极大冲击。又如，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商品的市场化进程，发展相对缓慢，资本市场功能不完善，土地市场不规范，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在生产要素市场中，对于资本和土地这类稀缺生产要素的配置，政府仍然是配置主体，从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生产要素市场发展的滞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再如，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下，以权力干预经济，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差别对待，通过采用各种手段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部门保护和地方保护形式多样，从而阻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公平性，损害了市场主体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腐败。还如，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在一些领域，由于没有引入充分竞争，导致垄断型市场的存在；由于一些市场主体的垄断地位，决定其不需要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就能坐收渔利，从而阻碍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必须要遵循这条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讲的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是“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50]。市场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手段。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资源都是稀缺的，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社会生产最需要的领域，即配置到资源最短缺、却能带来最大社会产出的领域，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就是资源配置的目的。然而，资源的稀缺程度是靠资源的市场价格来衡量的，供大于求时市场价格下降，供不应求时市场价格则上升。反过来，市场价格上升会增加供给，引起需求者成本的上升，市场价格下降会减少供给，引起需求者成本的下降。供求关系变化的过程是市场价格发现的过程，也是资源配置的过程。在价格调整供求的过程中，资源被配置到有需求的领域最有效地促进生产，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市场竞争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在动力。处于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必然要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最少的资源投入换取最大限度的经济产出。在产品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企业一般都是以提升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增加投入产出比来获得最大利润的。由于市场竞争，利润低下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局。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不仅保证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避免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还促进了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市场规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外在保证。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行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市场规则来规范和约束，否则便会出现垄断和不良竞争，从而影响资源价格的形成，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失效。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是建立在规则和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完善的市场规则才能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我们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效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51]。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还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都会存在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是没有外力干扰的自由市场，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外部负效应增强、收入分配不均、区域经济不协调等问题。一般而言，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如路灯、公园的健身设施、电视信号接收等都是公共产品，通常是无法有效地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和个人来提供的，因而它的生产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存在矛盾的。外部负效应如污水排放、环境污染等，是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在进行生产和消费决策时，往往不考虑对人、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为了减少企业的治理成本，加大社会的成本。外部负效应问题也是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收入分配不均是由市场经济运行导致的。市场经济遵循的是资本和效率的原则，即资本总是从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会产生“马太效应”，引起收入分配不均。区域经济不协调是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市场自身难以调节和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优质资源会不断地从发展落后的区域转移到发展较快的区域，造成区域间资源分配的不协调，从而加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又会主要表现为垄断、不良竞争等。垄断是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垄断行业通过自身的科技领先优势、规模经济效应和特许经营权，控制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份额，因此能够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来获得超额垄断利润。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和发展压力，垄断行业往往又难以提供令人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并且缺乏改进自身和提高技术水平的积极性。特别是那些由行政垄断而产生的垄断行业，经常会违背市场规则，阻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垄断的存在必然会破坏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不良竞争。
显然，在市场失灵时，政府需要运用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之手，弥补市场缺陷，矫正市场失灵的内容。
3.对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的科学认识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但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是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来保证的。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定位，绝不是对政府作用的弱化，相反则是要通过对政府作用范围、程度的正确界定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既防止政府作用的越位、错位，也避免政府作用的缺位、不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是不同的，它们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边界、职能和任务、优势和不足，我们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正确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既要看到政府作用的不可或缺性，也要看到政府作用存在失灵的一面。一方面，针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必须要发挥其公权力的优势和宏观引导的作用，引导市场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例如，我国面临的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靠市场已经难以在短期之内解决，就需要政府出面通过干预来解决。国务院出台《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多部委联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另一方面，为了保障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也必须发挥服务和监管的作用。例如，简化公司注册程序和行政审批程序，将证券发行制度由“核准制”转变成“注册制”，这些简化审批程序的措施，有助于提高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市场运行的效率。同时，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对那些违反市场规则和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予以行政约束和法律惩罚，也有助于市场健康安全稳定地运行。当然，我们还应看到，政府的权力利益的追求是要受到制约和限制的，否则，就会产生政府失灵，这不仅不利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还会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政府失灵主要是由于政府受能力和意愿的影响而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它表现在多方面：一是由于决策目标的多元性、信息不确定性、权责不匹配和监管机构散乱等问题，政府的公共决策不合理，导致资源浪费；二是由于缺乏竞争压力、激励机制，监督信息不完备等，政府机构效率低下，在提供公众服务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公众利益受损；三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权力制约手段，寻租和腐败行为泛滥，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四是由于官僚主义作风，政府机构膨胀，人员增加，导致资源浪费和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总之，政府作用的越位、错位、缺位、不到位都是政府失灵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和市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仅在于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还在于政府要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既不干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解决市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52]。显然，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集中在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方面，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就科学的宏观调控而言，它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保障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做好顶层设计，从宏观层面把握经济的发展方向，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在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方面，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保持经济发展、保护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协调一致，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环境、生态效益、产能、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就有效的政府治理而言，它可以有效地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53]政府必须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规范管理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对违反市场规则和破坏市场秩序的不法竞争者采取严厉的行政干预和法律处罚。政府治理的有效性，还表现在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上。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要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地实施大部门制；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准确定位。为了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就必须发挥好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的作用。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健康运行和高效发展。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一门科学，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它的理论发展过程，决定其研究范式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以马克思经济思想为本源的研究思路、以经济发展实践为导向的研究取向。
1.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
研究立场决定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价值取向。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有人提出了研究“去政治化”问题，认为应该淡化用“主义”或理论学说来推动整体性制度变迁和世界性革命。这实际上是个研究立场问题，即研究到底是“为了谁”，在“替谁说话”，是“谁的代言人”。研究如果放弃了应有的目标和价值，只是追求一种学理上和逻辑上的满足，那么，这种研究就会远离真正的实际，就会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也很清楚，任何社会的观念的上层建筑，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及由它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反映，“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5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是不可能“去政治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它的研究不仅反映着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反映着与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的作为社会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55]那种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意义，试图进行“纯学理”研究的做法，是有悖历史和现实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反映了时代变化、社会变迁的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人民”的理解是不同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就曾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56]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政治代名词，包含了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劳动群众。由此可见，“人民”具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是一个政治概念，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价值取向；其次，它并不特指社会某一阶层或某一人群，而是指以是否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准则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劳动群众。“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中心，就是以这些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体现在基本理论、结构体系、现实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中，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规定的结果，而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通过它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的作用，以及它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活动的检验而得到人们的认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强调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的根本宗旨和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通过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科学地解答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的过程。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科学性就在于它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性具体化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还应该看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规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离开人民，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习近平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时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57]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规定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人民的经济学。首先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人民始终至上。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中共七大的闭幕式上，毛泽东提醒全党：“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58]。他还特别强调：“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是“上帝”[59]。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主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其次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为民谋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人民性，就是基于人民，为了人民，向着人民，对人民负责，让人民获益。一方面，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态度，关注人民的呼声、人民的需求、人民的期待，研究涉及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人民的精神渗透在研究之中；另一方面，要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后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以人民满意为唯一标准。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之谋利益的主要对象，因此，把人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成效的最终评判者是必然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满意与否作为衡量发展成效的根本尺度。人民至上、为民谋利、人民衡量标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研究立场的具体表现。
2.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研究方法
有什么样的研究立场，就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决定了它必须具有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研究方法。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有人提出了研究“去唯物史观”的问题，认为可以离开唯物史观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提出者不是不懂马克思主义，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确立了唯物史观，并将其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之中，从而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准确，同时也使唯物史观本身的科学性得到了充分证明。马克思一生的最宏伟巨著《资本论》，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光辉典范。没有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就无法真正超越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视野，就无法真正进入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语境，从而也就不可能创立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经济运动过程的分析，更不可能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只有遵循唯物史观及其研究方法，才能科学地认识经济学的真谛，从而面对来自各方的误解和挑战也才能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
马克思经过十几年的研究，概括了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这就是唯物史观。他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0]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也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一切历史冲突和一切斗争的根源，是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2]。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法、结构的确定，以及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具体问题的分析等方面开辟了道路。
唯物史观运用于理论问题的研究，可以具体化为多种方法。第一，矛盾分析法，即从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过程出发，研究一种关系所包含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也就是矛盾的方面，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和内在联系。第二，系统分析法，即把要研究的对象放在它所属的整体中，说明整体离不开部分，整体是以部分为基础的，但整体大于部分，是部分的集合，从而反映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整体内部各部分、各要素的内在关联及运动变化。第三，抽象分析法，即运用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从大量的社会现象中，抽去外部的、偶然的、非本质的联系，找出内部的、必要的、本质的联系。第四，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在理论的逻辑结构中再现现实的经济运动。也就是说，在运用这一方法建立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在简单的经济范畴转化过程中展开复杂的经济范畴，反映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逻辑发展过程。第五，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法，即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法研究社会结构，就是对这个社会结构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体研究。总之，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运用，既反对片面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各种因素并行决定论，它强调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揭示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阐明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求真务实的分析思维。“求真”，就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务实”，就是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求真与务实的统一，就是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分析思维，在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基本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科学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二是矛盾分析思维。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程中，存在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趋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改革也逐渐步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勇于直面问题、全面分析问题、正面解决问题，始终是以更广的视角、更大的力度和更高的目标，在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结合中，运用矛盾分析思维来解决我国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尖锐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观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格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思路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是整体分析思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复杂系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必然需要有整体的高度和系统的角度。整体分析思维实际包含着“整体推进”和“多方协调”两个层面的内容。人类社会既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是“单打独斗”，就必须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整体统一”中发展。中国共产党关于“整体推进”、顶层设计和多个方面协同发展、统筹兼顾的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四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分析思维。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从理论逻辑的内涵来看，既包括了从横向角度探讨其构成的复杂的逻辑关系，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道路、经济理论观点、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统一，也包括了从纵向角度探讨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继承、逻辑脉络和逻辑发展，即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总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思维，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运用。
3.以马克思经济思想为本源的研究思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其本源是马克思的经济思想。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核心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中，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剖析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在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向做出总体概括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精辟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向未来社会经济关系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只有遵循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思路，才能真正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真正运用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研究方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复杂环境下，探索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并构建起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问题。这一研究主题是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主题的开拓性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首先表现为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的研究，这是对以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主题为本源的拓展。我们都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时期，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主题被明确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向西欧以外的落后国家伸展、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开始移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变化之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主题则由最初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拓展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经济关系并存的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的研究，无疑是对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关于经济学研究主题拓展的一种具体的研究实践。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其次表现为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这同样也是对以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主题为本源的一种拓展。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开创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20世纪中期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去思考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却有着比较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共处并竞争，必须在相对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社会，解决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实现的经济现代化、社会化和商品化问题，必须在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成就发展社会主义。尽管20世纪末，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得到了发展。能否发展好社会主义经济，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前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主题由此又进一步拓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并存的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围绕这一主题形成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开拓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的新境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所证实的发展了的理论。它包括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构成了“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内容的拓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观点。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展望了未来社会的发展，并粗线条、原则性地对未来社会做了描述。他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1）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2）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直接占有；（3）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按预定计划有组织地进行；（4）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采取从社会储存中直接供应的方法实行消费品的供应；（5）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将自行消亡；（6）人将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既有着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描述的一般特点，又有着一些特殊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强调公有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本质存在的前提性规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手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坚持新的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人民的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目标等。所有这些，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做出了既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又符合中国实际发展的重要创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所有制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强调：所有制关系是“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63]。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占有”具有统一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有制会不断发生变化。不仅“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64]，而且在所有制的管理方式上，也会发生变更，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分析中，马克思也明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学“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65]。所有制的经济形态是本质，所有制的法律形态是现象，所有制是通过一定的意志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形式来表现生产方式的实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66]，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所有权与占有相统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理论原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有制理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主要从四个层面对市场经济理论做了探索。第一，市场既是一个同商品、货币、价值、价格等一样的简单的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和商品价值相关、涉及供求关系、价格、竞争等关系的较为复杂的经济范畴，它与历史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第二，市场机制是由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构成的，它们在商品经济运行中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实际上是价值规律的外在作用形式。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67]。第三，市场是一个有系统或有体系的结构，“市场整个来说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68]。以市场上的交易对象为划分标准，市场可以划分为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以商品交易的范围为划分标准，市场又可以划分为地方市场、民族市场、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多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第四，市场关系在国际分工、国际交换中的经济过程及其内在规定性，表现为“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69]。一国内部的市场关系必然会扩展到世界市场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以及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都是对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4.以经济发展实践为导向的研究取向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理论的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构建，是以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学说的最显著的特点，离开了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无从提炼和总结出规律性成果，也无从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就失去了先导。只有不断地以发展变化着的实践为导向，才能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贯彻运用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也才能真正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基于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当前现实状况的正确判断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每一次重大经济理论形成的紧要关头，中国基本国情和当前现实都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在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时，就非常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强调要以中国国情和当前现实作为依据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并一再告诫大家，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制定政策和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所形成的“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四化”相互协调理论等，都是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清醒认识和对我国当前基本事实的概括总结出来，从而明确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重要意义。“变与不变”是正确分析国情和现实的辩证方法。一方面，高度清醒地看到不变的一面，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没有变；另一方面，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变的一面，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征，存在不同的问题；在“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不变中把握矛盾双方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变”中把握它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变中把握发展格局和发展要求的变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通过“变与不变”辩证方法的把握和运用，在正确判断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当前现实状况的基础上，形成经济发展理论，推动经济发展实践。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40年的变革，推动我国实现了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换、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发展状态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转折、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布局的“两位一体”向“五位一体”的拓展，等等。从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提炼和总结规律性的成果，从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创造中提升和概括系统性的理论，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毋庸置疑，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深刻变革是科学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和深刻变革过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立足发展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对新事物、新成就和新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科学概括的理论成果，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特点、新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70]我们看到，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和深刻变革过程中，先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本质、“五大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正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及其经验进行科学总结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内容丰富、学说精深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清晰而又深刻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历史实践和经济发展深刻变革所具有的开创性、丰富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实践特点。理论的源泉在于实践，实践也只有通过理论的指导才能得到深化。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受着实践的反复检验而使自己日臻完善，有力地指导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可见，只有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才能及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的指南。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基于对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长河中，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既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也产生过严重挫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问题日益突出、引人深思。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基于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成败的教训，不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和失误、挫折，在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基础上，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而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年的发展实践，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我国在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不少新的问题，如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要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科学定位，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可见，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进行正确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以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为先导，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并上升为理论，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
总之，基于对国情和当前现实的准确把握，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基于对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正是如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会有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清醒而自觉地依据经济发展实践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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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2]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8.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3，125.
[4] 同②302,340,341.
[5] 同②117,198.
[6] 同②135,130.
[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9.
[8] 同①121.
[9] 同①129.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1.
[1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3.
[12] 同②312.
[13] 同②313.
[14] 同①135.
[15] 同①134.
[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1-172,172.
[17] 同①264-265.
[18] 同①364.
[19] 同①370,373.
[20]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16.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2.
[22]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
[2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5.
[2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4.
[2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
[26] 同②370.
[27] 同②369.
[2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
[2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42.
[3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3.
[3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32] 同①255.
[33] 同①255.
[3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6.
[3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1.
[3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1.
[3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46.
[3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4.
[3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4.
[4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3.
[4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8.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6.
[4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6.
[4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
[4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5.
[4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5.
[4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4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
[49] STIGLITZ J E.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11，26（2）:230-236.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3-514.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00.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3,514.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2.
[5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
[55]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15-11-25.
[5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5.
[57]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10-15.
[5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01.
[59] 同②1102.
[6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61] 同①591-592.
[62] 同①592.
[6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1.
[6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
[6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
[6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5.
[6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
[6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38.
[69] 同②178.
[7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