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论语》
（一）《论语》形成的时代、作者与版本
《论语》是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乃至于东亚流传最广的儒家经典，其内容是孔子讲课以及与弟子论学内容的记录。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明，《论语》中的“论”是论纂之意，“语”即夫子和弟子之话语。孔子去世后，弟子将平时各自所记录的孔子的话以及相关弟子的话汇集成书，便有了《论语》。战国时期流传的类似于《论语》的孔子讲学资料还有不少，比如《礼记》中的许多篇章，《易传》中的“子曰”部分，以及20世纪90年代发掘出土的郭店楚简中的部分篇章等。如此众多的孔子讲学记录，以《论语》流传最广，所载内容也最为可靠。
《论语》的内容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当然有的内容也出自孔门再传弟子之手。比如《泰伯》“曾子有疾”章，记录了曾子病重时说的话，应是曾子弟子的记录，《子张》第十二章应是子游和子夏门人的记录。“子”在春秋末期及战国时期是对有德或有位者的尊称，《论语》中的孔门弟子唯有曾子、有子、冉子、闵子称“子”，其他甚至如孔门高弟颜回、子夏、子贡等皆不称“子”。曾子、有子多次称“子”，冉子出现了两次，闵子出现了一次。其中曾子出现的场合均称“子”，且除孔子外，记录曾子话语最多，共十三章，所以唐柳宗元正式提出《论语》可能是由曾子弟子编成，是有所据的。另《文选·辨命论注》所引《傅子》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认为《论语》由仲弓之徒所编。
《论语》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两代人编辑而成，其成书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七十子以曾子为最小，小孔子四十六岁，书中载有曾子临死前对孟敬子所说的一段话，为记事之最晚者。另外，《礼记·坊记》云：“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是古籍中首次出现《论语》书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确将《礼记》断定为七十子后学的著作。班固去古未远，治史严谨，其说当不为无据。可是，学界对于《坊记》的著作时间向有争议，有人推测为汉代，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足够的依据。《隋书·音乐志》引南朝梁沈约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上述四篇文献的行文风格接近，出自《子思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近代以来，受疑古思潮影响，学界一般将上述四篇文献的形成时间推后，但郭店楚简收录有《缁衣》，而郭店楚简随葬于战国中期，成文时间肯定更早，则证明《缁衣》成文时间应该是战国早中期，与之风格近似的《中庸》、《表记》、《坊记》也很可能出自战国早中期，说明战国中期前已经有《礼记》在流传，可以进一步证实班固的上述结论。如此，则《论语》当成书于七十子弟子时期，这与《论语》一书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在时间上也大体一致。杨伯峻断定“《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1]，日本学者山下寅次在《论语编纂年代考》中将其编纂年代限定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到前400年（子思卒年）之间[2]。郭店楚简的出土，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新的佐证。
《论语》版本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曰：“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除了鲁论和齐论外，汉初尚有古论出现，是汉景帝时期鲁恭王刘馀在拆毁的孔府旧宅壁中发现的，由古文写成，故称《古论语》。上述三个版本的篇目不尽一致：鲁论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古论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而将《尧曰》的“子张”章单列一篇。汉成帝老师安昌侯张禹将鲁论、齐论合二为一，但篇目本于鲁论，号称“张侯论”，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本子。东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即是流传至今天的本子。对于鲁论、齐论、古论这三个本子哪个更为可靠，向有争论。高亨认为古论形成早，当更为可靠。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3]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亦持此见，认为郑玄是根据齐论和古论校正了鲁论中他认为错误的五十处异文而成。
（二）有影响的《论语》注本
古今较有影响的《论语》注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1）何晏《论语集解》，汇集了从两汉到三国的诸家注解，保留了几个古本的原貌，是《论语》最早的集注本。
（2）皇侃《论语义疏》，是对何晏《集解》所作的注，因皇侃本人是玄学家，故该注本玄学色彩较重。
（3）邢昺《论语注疏》，是宋人为何晏《集解》做的疏，训诂与义理并重，是《论语》研究从汉学到宋学转变的标志。
（4）朱熹《论语集注》，是理学家注解《论语》的代表作，重在阐发义理，兼及文字训诂，是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论语》注本之一。
（5）刘宝楠《论语正义》，由刘宝楠、刘恭冕父子两代通力完成。清人不满意唐宋诸家注疏，故该书综合了有清一代的训诂成果，征引广博，被认为大体客观平实。
（6）康有为《论语注》，从公羊家立场解读《论语》，并力图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与孔子思想相贯通，是中西思想结合以解读《论语》的最早著作。
（7）钱穆《论语新解》，参考诸家，综合汉宋，发明心得，持论公允，不失其史学家的严谨。
（8）李泽厚《论语今读》，训诂简化，议论宏阔，重在对孔子思想进行哲学的挖掘与解读，是哲学家式的注解。
（三）《论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按照中国的现代大学分科标准看，《论语》一书与许多学科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把《论语》视为历史书，它是研究春秋史最为可靠的史料文献之一，但《论语》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目前所谓的历史学科。我们也可以将它视为哲学书。《论语》中固然有哲学，不过仅仅将它视为哲学书，同样不能充分彰显其本来面目和影响，仅从哲学角度看，甚至会像黑格尔那样，得出对它颇不以为然的看法，因为《论语》好像并没有一套严密、抽象的逻辑思想体系。比如它对于仁的众多定义，如果以纯粹哲学标准来看，未免有些含混不清。我们还可以将《论语》视为一部古代政治学典籍，它系统论述的德治思想，对于传统中国政治发挥了巨大影响。此外，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论语》还是中国人的一部重要的管理学典籍，对于家政、国政和企业管理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且不说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和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于《论语》的推重，单看日本经济近代化之父涩泽荣一、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对于《论语》的高度重视和成功运用，就是其管理学意义的现代证明。但是，将《论语》视为历史书、哲学书、政治学著作和管理学典籍，依然不能穷尽其全部意义。
按照中国传统经史子集的划分标准看，《论语》应该属于经。“经”是常的意思，一个民族的经，就是它应当坚持的常道，《论语》中就包含着中国人做人的常道。《论语》本来属于子书，尽管汉初已将《论语》和《孝经》列为学者必读书，作为研习五经的预备，但直到宋代以前，其位置一直处于五经之下。朱熹《四书集注》完成，后被定为官方科举考试教材，表明《论语》实际上已经被提到与五经等同甚或更重要的地位，故而清人编纂十三经也将其列入。从中华文化史的角度看，《论语》的影响力自然不及五经；但是，从对于一般中国人人格的影响而言，《论语》反有超过五经之处。《论语》讲的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将德行修养和为政处世结合在一起，而以修身为本，用孔子自己的话讲，就是“修己以安人”。作为“经”的《论语》，确立了国人的人生理想和人格目标，指示了达到此种目标的修养方法，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人生指南。它在中国文化中发挥的作用，可与《圣经》在基督教文化中的作用相媲美。因此，在历史学、哲学、政治学和管理学之外，《论语》还有一个更为基础也更为重要的身份：它是中国人的“经”，其中包含着中国人修身做人的基本价值和准则，包含着礼义廉耻等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是非观念和道德底线。《论语》对于历史、政治、哲学和管理学的影响，都是建立在它的修身思想基础之上的。汉代以后，《论语》逐渐成为对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一部经书，正是通过它修身为本的思想实现的。
晚清学校改制后，为了接续儒家教学传统，学校一度设有经学科，占有三分之一课时；后来学校取消尊孔读经，不过有一段时间还设有修身课；再后来修身课也取消了，导致儒家文化彻底退出了国民教育；接下来是空前的全民大批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中学设有“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程，以儒家四书为主，属于必修和考试课。陈水扁实施“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曾经试图取消“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程，终因台湾地区各界的反对而失败。而在大陆地区，直至今日，儒学也没有成为国民教育的必修课程。
在中国大陆，《论语》在国民教育中的缺失已近一个世纪，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素养，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往往丢失了的东西才让人感觉珍贵，现在终于到了我们重新审视《论语》及其思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