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形势下须有新技巧
改革要想成功，方法策略是必不可少的。凝聚社会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固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然而，还必须根据当前改革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方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并且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方法，如“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必须将这些方法落实到具体的改革措施中去。
规划非常重要
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由于面临的任务繁重艰辛，需要考虑的情况纷乱复杂，在制定整体方案时必须有一个通盘的战略规划，在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政策中，也必须要有正确的规划。
一定要有一个计划
改革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必须提前制定计划。人的成长首先是从学会做计划开始的。对改革来说，这种计划应当包括：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战略目标是什么？
——为了实现改革目标，需要何种条件，需要哪些资源支撑？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如果当下不具备，何时可以具备？如何具备？
——在实现改革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是不能触碰的“高压线”？
——为实现改革目标，需要哪些配套措施？在诸多配套中，哪些是可以省略的，哪些是可以适当从简的，哪些是必不可少的？
——和以前的政策如何衔接？前后有矛盾该如何处理？
——在实现改革目标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情况？遇到每种情况该如何应对？遇到抵制该怎么办？为解决这些问题是否留有后手？
——一定要学会适当妥协。妥协并不是彻底放弃改革目标，而是在不改变大方向、能把问题解决掉的前提下做出退让。在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科涅夫抑扬顿挫地辩解道：“退却，您知道的，是一种最复杂的战斗形式，需要指战员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伏罗希洛夫粗暴地打断：“你这种复杂的战斗形式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红军需要去战斗！”而实际上，科涅夫说的才是对的，要想撤退不变成溃逃、撤退中少受损失、后撤后能组成新防线，确实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苏军付出300万官兵生命的代价才学会这一点。政府层级间需要妥协，社会阶层之间也需要妥协。如何妥协、妥协到哪里，是最微妙、最难以把握的改革艺术。
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
从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空间上的，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这意味着战略纵深大这也正是当年我们能击败日本入侵的重要原因，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是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回旋余地大，对我们实现发展目标、解决困难和问题是有利的。改革须以国家整体作为单位，国家确立一个目标，只要各地协同实现这一目标即可，而没有必要各地均独立实现这一目标。比如说，中国必须考虑粮食基本自给的问题，但不用每个省区、每个县都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如果严格这样要求，则北京、上海和沿海一些工业城镇都没法发展了。然而，在现实中，“××省粮食安全”这样的政策目标并不少见。非但如此，很多地方都希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要发展高科技、物流、文化创意等产业，都提出自己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都要在自己的狭小空间内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等等。这种情况是有害的，它导致空间资源的低效利用，在长期还造成难以持续、引发财政金融风险等问题。2011年公布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力图打破传统行政区划的界限，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现在来看，这一规划亟待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的另一个层面是政策的组合效应。实现某一发展目标，往往需要一组政策，如果仅从其中的某个政策来说，它很可能是不完美的，甚至在操作中很可能会带来问题，但一组政策的整体效果可以确保实现目标和避免问题出现。如城镇化，需要从农村到城市的一系列政策。如果仅仅放开农村的土地流转，可能会产生土地兼并问题；如果仅仅放开户籍让农民都进到城镇，可能会产生贫民窟问题。从单独的每项政策来说，它们都不是完美的，但这些政策组合在一起，能够产生平稳的流出、流入、定居、保障等城镇化效果。如果非要机械地强求每一项政策都单独实现圆满目标，那政策就极可能会陷入无法实施的境地。
有时次序也能决定成败
在戊戌变法中，比较持重的荣禄和陈宝箴的建议中都出现“次第”一词。有的时候，改革中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的次序可能并不重要，颠倒一下或者同时施行都可以；但另外一些时候，先后次序是不能变的，甚至变了会直接造成失败。[1]这就如同生活中必须先穿袜子后穿鞋一样。
在城镇化改革中也有这样的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民不但进入城镇打工，也成为城镇的正式居民。农民进城以后，就面临一个与农村“切断脐带”的过程，在经济上这一“脐带”主要表现为“三权”：耕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其中尤以宅基地使用权最为重要。“脐带”肯定是要切的，这是资源配置的需要[2]，也为国外的客观规律所印证，但顺序千万不能搞错。必须让农民进城得到稳定，有了户口、社会保障和稳定的居住条件，才能去“切断脐带”，农民也会欢天喜地，趋之若鹜。但如果搞反了，在农民还没有尝到真正甜头的情况下就贸然去“切断脐带”，“赶农民进城”、逼农民放弃土地，那就有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危害社会稳定。在这一点上，国家一直考虑得比较周到，如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今后应予坚持。
整合梳理政策方向
在自然界，动物们都喜欢梳理毛发，使身上的毛发趋于一个方向，或者说更顺一点。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有的经济政策却往往与之相反，被大家称为“一脚刹车一脚油门”或“同时踩着刹车和油门”。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多，有的是在政策制定时“天生”的，考虑到各地发展不平衡，或担心事态演变得难以控制，特意留下自己可以控制操作的余地；有的是由于我们正处在改革期，各种法规、政策不断出台，但新政策出来以后，旧政策并未宣布废除，二者之间出现矛盾；有的是在执法层面，法规、政策是明确的，但行政层面仍有很强的惯性，往往是按老办法处理。“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固然可以进退有据、左右逢源，但降低了政策运行的效率，有时候还会由于其作用相互抵消而使政策无法发挥作用，甚至动弹不得，因此整合梳理现有政策使之导向一致十分必要。
目前“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仍然大量存在。比如城镇化中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既然我们已经提出加快城镇化，就应当将土地指标投向最能促进城镇化的方向，即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地区，而政策的现状是，这一方向却是受到最严格控制的[3]。比如法治上的平等化和保护弱者，建设市场经济要求建立一个契约社会，法律必须保护守法者，而在确立这些法规的同时，还存在“保护弱者”[4]的执法导向，为了“社会稳定”而“各打五十大板”，使法治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比如农民承包经营权转让与保障农民生活稳定，农民承包经营权已经转让，合同期内农民想毁约收回承包经营权，基层政府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往往“加大调解力度”，侵犯土地实际承包经营者合法权利，也破坏了城镇化过程。对“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情况，并不需要对所有的法规、政策全部清理一遍，那样劳时费力，效果还不一定好。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在明确了核心改革任务及其方向后，对这些领域中存在的政策方向不一致情况进行重点梳理，即“刹车松开，油门适度踩下”。
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这一方法存在较大空间。为什么深圳能成为特区，开展试验？因为它的对面是香港，长期以来与香港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深圳居民不断往香港偷渡，大规模的“逃港潮”出现过4次，总数高达56万人次，有的村庄除了老弱病残等跑不动的全跑光了。宝安县不得不把“制止逃港”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然而，光靠严防死守根本遏制不住愈演愈烈的偷渡现象，甚至反偷渡的“红旗村”青壮年都逃了大半。[5]巨大的物质生活水平差距，以及靠近港澳的便利条件，直接催生了办特区的内在动力。这也正合了邓小平同志的思路：“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一块试验场，在这里放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6]经中央批准，1980年成立了4个特区，开始了经济特区的试验。深圳特区的试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80年代深圳经济一度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1979年深圳GDP不足2亿元，2013年已达到145万亿元，“北上广深”并称，深圳成为中国城市中的“高富帅”。以前需要严防死守“逃港”，现在深圳居民赴香港实现了“自由行”，还有大量香港居民来深圳工作。经济特区的成功，促进了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和完善，今天人们说“特区不特”，不是因为特区不开放了，而是因为国家政策根据特区经验都调整了，整体都开放了。
经验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今天我们的改革已经出现了新的特点，当初是穷得一无所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坛坛罐罐，必须要考虑成本的问题。而且，经过30多年的改革，面上看得见的可以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牵涉广、难度大的，单一领域、单一地方的改革已经很难推进。再像过去那样“试”已经很难获得显著效果。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因为水太深，如果单纯靠人蹚水去试，不仅难以试出成果，而且很容易送命。因此，高层审时度势，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现在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就是要从统揽全局的视角、在深入研究历史规律的基础上，预先做一个高屋建瓴的整体上的判断，然后再去试水。
因此，虽然都是“试”，都是为了在全国推广，但在方向上却是不一样的。过去的“试”是自下而上，现在的试，是在已经有了整体判断并设计了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就具体的政策、在特定的地方进行的尝试，其主要目的是测试政策的可行性、操作性，使通盘的解决方案更加完善。因此，就本质来说，现在的“试”是自上而下的。在国家的城镇化方案中，运用这一方法具有非常大的空间。该不该城镇化、如何城镇化，对这些国家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判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这一问题开出了一剂良药。然而，对于这一剂药具体如何去熬，以及药效大小、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迫切需要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通过选取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城镇进行城镇化试点，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性、操作性路径。通过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法，可以使城镇化方案更加稳妥顺畅地进行。
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
“重点”再重，也只是一个局部，为什么要从局部出发来入手解决整体问题呢？很简单，这是因为对手过于强大[7]，或者“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只能从局部下手。要想实现这一战略目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这个“重点”确实是可以突破的；第二，这个“重点”足够重、有足够的带动能力，突破之后能扩大战果，实现整体的推进。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作为突破口，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在旧体制下，农村生产队制度是机制设计最不合理、农民积极性受压抑最深的部分。每天早晨生产队队长一敲钟，农民们一窝蜂点卯上工，但普遍是出工不出力。很简单，这是个大锅饭，出力干好了成果是大家的，反正每年年底都只能分到一些玉米和红薯干之类，还不够吃饱肚子。出力省下力气却是自己的。大家普遍觉得自己比别人出力多、拿得比别人少，别人出力少、比自己拿得多。干活时一个人抬起头看天，其他人都会直起腰来。“拿”、“占”、“偷”等揩油现象比比皆是[8]，“颗粒归公”基本只是个宣传口号。制度设计如此不合理，严重压抑了生产力，使它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
与此同时，在生产队制度的内部也产生和积累了巨大的变革动力。不是别人要它变，而是它自己要变，压都压不住，因为再这样下去，农民就没有活路。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签下生死状，秘密实行包产到户。这一举动是超现实主义的结果，完全是农民为了吃饱肚子、为了活命，是对不合理的生产队制度的自发反抗。小岗村的“大包干”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顶住压力，肯定和支持了小岗村的做法，并且在安徽全省推广。1982年以后，随着中央1号文件的肯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重点突破具有极强的带动能力。第一，在1978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是中国的主要面貌所在，农村安则天下安，农村面貌变则天下面貌变。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一直挣扎在饥饿边缘，吃饭成为一个最大的难题。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只有3亿吨，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4年达到4亿吨，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第二，农村改革鼓励了人的积极性，放宽了对人身权利的过度管制[9]，乡镇企业开始快速发展，私营经济开始萌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三，最重要的是，城市改革从农村改革获得重要启示，旧的思想禁锢被打破了，新的思路不断涌现。人们不再“斗私批修”，“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尊重、运用。国企改革从最早的“给厂长一块钱奖金的权力”，到引进农村的承包制，步子越走越大。“一大二公”的僵化体制从此被打破，国家整体改革出现了阔步向前、全面开花的局面 。[10]
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剩下的改革任务都是“硬骨头”，其中任何一个都够令人头疼。如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已经改了30年，想尽了种种办法仍未能克复全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适度集中精力，选择对整体改革阻碍力突出、带动力强的领域，采取“高射炮打蚊子”的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相对优势，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实现重点突破。在突破之后，再发挥这一领域的带动能力，促进和推动整体的改革，最终实现改革的全面推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的思路对当前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价值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要想实现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的战略构想，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选准突破口。这里有两个窍门：第一，选择具体有形的对象。“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体制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直接瞄准体制开刀，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这个分歧会很大，甚至改什么、怎么改大家都会莫衷一是。不如将枪口掉转一下，直接瞄向具体的经济问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触及体制问题，但只是小部分，而非全部。经济问题解决了，人的思想意识跟着转变了，体制的改变和完善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解决经济问题具有“做大蛋糕”的作用，还会为改革自身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从体制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入手。不合理的体制都在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并给群众带来不满，但它们不合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引发矛盾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其中总有某些矛盾是最突出的。矛盾越突出，表明制度改进的空间越大，通过制度改进获取的体制势能越大，激发的经济活力也越多。不仅如此，选择这样的领域总的来说还会更省力，“只要凿开一个口，水自然流下来”。就这一意义来说，看似最难的任务，很多时候反倒是最容易的。
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
某些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是因为它们纠结在一起，彼此构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根绳上拴着的俩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它”，在问题的解决上造成互为前提条件的困难。这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是房价和地价的争论。卖房子的说，我建房子必须先买地，“面粉涨价，我面包能不跟着涨吗？”否则我就亏损破产了；卖地的说，我的地都是拍卖的，不是我自己定的价，房价涨了，我的地价自然也会涨，就算是限制地价，我以低价卖出去，由于低于市价会造成倒买倒卖，到最后国家收到的钱少了，买房的人也得不到丝毫便宜。政府部门加入争论，住建部门力挺前者，国土部门力挺后者，双方针锋相对争执不休。好一个热闹的“罗生门”。
那么，问题真相到底如何呢？其实，这只是一个逻辑游戏，双方说的都没有错，但说的又都文不对题，有推卸责任之嫌。仍以他们所说的面粉和面包的关系为例。面粉涨价，面包肯定会涨价。如果因某种原因面包先涨了价，面粉很可能也会跟着涨。这都是实情。可是，如果遇到面包大涨价使老百姓吃不起的情况，政府应该怎么办？当然是调运大批面粉进入市场平抑面粉价格，同时控制面包店的垄断，促进充分竞争，这样面包价格就降下来，老百姓就吃得起了。这说明，“鸡生蛋蛋生鸡”固然构成一个因果循环关系，但在某一时点、某一具体问题上，答案有且只能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有且只能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在特定前提和目的下，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
这样的问题在改革中非常多见。从泛义上讲，改革改到今天，很多问题都纠结在一起，呈现胶着状态，几乎所有问题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些互为因果的属性。就像是线疙瘩，彼此缠绕在一起，如果耐心不足，很可能会“越挣越紧，越紧越挣”。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选择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入手点。先在更直接、更短期、作用力更强的制约条件上想办法、动手脚，让这边松动一些，为另一边的松动创造条件；另一边松动之后，又为这一边的松动提供更多的空间。如此一来，难解的问题就解开了。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的办法，将在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得到较多应用。
遵从和利用经济内生力量
人们常说要尊重客观规律，这是我们吃过很多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然而，这一说法有时也容易被滥用。“客观”本身是依赖人的主观来判断的。当年我们搞“大干快上”、“人定胜天”的时候，也说自己在“尊重客观规律”，甚至有科学家通过计算论证“亩产万斤完全可能”。今天这一情况依然未能得到根除，个别地方领导上任后指导和扶持地方发展某些产业，都说自己在尊重客观规律，可是，当他离任的时候，这些产业却纷纷垮掉了。
在经济领域，如果将尊重客观规律再细化一些，可以认为是遵从和利用经济内生力量。它包括三个要点：第一，市场问题市场解决。比如住房问题，房价飙升使有些人将矛头对准土地“招拍挂”，希望回到土地划拨、单位建房的老路上去。这是不对的。满足大多数群体的住房需求，当然只能主要靠市场。途径是通过扩大土地一级市场供应量，将住房市场从高均衡价格、低均衡产出变为低均衡价格、高均衡产出。不能指望政府给大家发房子，政府也发不起。第二，承认人的选择权利。目前我们对经济主体自主经营权的尊重比较充分，但对社会发展中人的自主选择权尊重仍然不够。比如对生活地的选择，一个人选择在哪里工作、生活，他想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或是回家务农，都是他自己的权利，但我们现在有些地方限制或试图限制的还比较多。必须尊重人用脚投票的权利。第三，多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中国搞市场经济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虽然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但毕竟底子薄，还要多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然而这种学习也并不容易，考虑到我们的发展阶段，具有更大借鉴意义的不是他们的现在，而是他们过去的类似阶段。由于国情、时代不同，我们的具体做法和国外肯定有差异，但在基本模式和内在机制上却是大同小异的。
遵从和利用市场内生力量，是否说明政府的作用变小，或者说不需要政府参与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越是要遵从和利用市场内生力量，就越意味着改革和变化更大，政府的作用反倒越突出。这是因为：第一，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残余仍不少，如在户籍控制、土地等要素市场、教育等公共资源分配上都有体现，如果要更多遵从和利用市场的力量，就必须进一步减少原有的不当控制。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消除和改进原有的一些不合理体制来促进改革，这样任务当然会更重。第二，政府需要对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作出预判和准备。在消除了不当控制之后，社会在人口、资源等方面会出现重新配置，而且和原来相比可能变化幅度很大。比如敞开城镇大门，人口可能会大量涌向城镇。这就必须要政府提前作出预判，根据可能发生的情况配置好公共服务，“人来了必须有锅灶”，不然有可能会造成拥堵和乱套。
正确看待公平问题
改革需要解决好公平问题，否则很难得到所需的多数支持。大家普遍非常关注公平问题，然而，这也是个众口难调的问题，人们甚至对什么是公平都没有统一的定义。既然连统一定义都没有，是不是说明它不重要？当然不是，最容易招致人们不满，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改革进程的，恰恰也是公平问题。比如现在的征地拆迁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每年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达400万件左右，因土地纠纷上访占到社会上访总量的40%[11]，甚至2014年云南晋宁因征地拆迁问题出现9死18伤的严重暴力冲突。这里面的核心矛盾就是公平问题。
就公平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战略层级的公平。高考制度绝对公平吗？当然不是，每隔几年全国都会出现一两起影响比较大的舞弊案件，如2014年河南杞县、通许县出现替考事件[12]，小范围的、个别的抄袭现象更是屡禁不绝，而且还存在各省录取比例不同、英语听力测试对农村考生不利等问题。然而，绝大多数人仍然认可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原因就在于：高考至少为所有的考生提供了一个大体上一视同仁、平等竞技、不用拼爹的生存竞争平台，这种战略层级的公平安排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仍采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送上大学”的模式，而只靠加强监督、宣传教育的办法，恐怕费尽了力气也难以实现公平，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改革的大局。
改革中会有大量的新制度设计，在设计这些制度时必须保障战略层级的公平，至于战术层级的公平，只能是尽量争取实现，并在稍后逐步改进和完善。这就像是分配家产，田地、房屋等大东西的分配必须是公平的，小东西如盆盆罐罐之类不可能分得那么精细，强势不让的多拿点，大度一些的少拿点，如此分家就容易。如果大东西分配不公平，势必造成争执不休。在改革中，如果我们对这一原则再具体一些，那就是：政策的基本模式必须是合理的，如果模式本身设计得不合理，只靠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比如征地拆迁，各家的协议必须自己来签，固然需要村干部的带领、组织，但不能由村干部代签，如果设计成代签，再寄希望于加强监督来“找补”回公平，基本不大可能。再比如城镇化，必须承认农民进入城市参与平等竞争的权利，才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如果将农民圈在农村不许出来或对他们的进城进行歧视，仅靠给他们扶持、补助，那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实现公平的。
[1]明朝建文帝在削藩上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先削周王，周王是燕王胞弟，先除其羽翼；另一种是先削燕王，因为大家都认为燕王是削藩成功与否的关键。建文帝采取了前一种方案，结果打草惊蛇，给燕王以宝贵的准备时间，还使他获得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直接导致了削藩的失败。
[2]由于土地总量有限，农村宅基地不退出，城镇里就没有盖房子的土地。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8号。
[4]其实这样的做法在长远将损害弱者的权利，判了一个彭宇，很多人都不敢再去扶摔倒的老人，以致出现这样令人心酸的场面：某位老人摔倒后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众人方敢上前去扶。
[5]朱绍杰：《逃港——30年说不完的故事》，载《羊城晚报》，20120908，B8。
[6]吴志菲、余玮：《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6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7]如西方战史上非常著名的“高加米拉会战”，亚历山大对阵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大流士三世占据绝对优势，兵力超过对方5倍，拥有精锐的重装骑兵部队，战前经过严格训练和精心准备，战场地势平坦，采取的是正面对决方式。亚历山大在劣势局面下，以左右两翼吸引对方重兵，又通过战场移动调动对方的机动兵力，甚至置后方大营被端掉于不顾，在中央部位形成兵力的相对优势，乘机率军在中路猛扑，使得大流士三世被迫落荒而逃，于是全局逆转，亚历山大完胜。
[8]如宋丹丹小品里所说“薅社会主义羊毛”。因为当时这种情况实在太普遍，才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9]生产队体制下，社员基本没有人身自由权利可言，离开半天都必须得到生产队的批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得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1984年的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务工经商。
[10]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苏联改革很难开展。苏联改革是在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大获全胜之后开展的，按说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它并非不愿意学，而是学不了。因为苏联农村长期实行的集体农庄制度，类似于国有企业，不具备这样的改革潜力和空间。
[11]刘守英：“群体上访60%与土地有关”，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14/c70731—23190341.html。
[12]“河南省严肃查处杞县、通许县高考替考舞弊案”，见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tt gg/2014-07/09/c_111151889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