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古希腊哲学的起源
【1】古希腊文明的多样性
西方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古老的希腊孕育了西方思想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古希腊哲学。
确实，古希腊文明中有许多成分并非古希腊人的创造。说到几何学，它来自埃及；说到天文学，它来自巴比伦……但是，说到哲学，我们确实不能为它找到别的什么来源，而只能说它是古希腊人的理智的产物。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愿意跟随着某些文化学者，将哲学说成古希腊人的独特创造，甚至像某些欧洲中心主义者或文化种族主义者那样，把它说成希腊精神的奇迹，是古希腊人的精神生活区别于并且优越于其他一切民族的精神生活的最独特、最纯洁、最神秘的禀赋之所在。
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哲学是人类理智沉思的结果，是人类理智成熟的表现，那么我们也就必须要承认，任何一个民族，当它的理智达到成熟，当它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对宇宙万物加以思索，它也就必然会孕育出哲学的果实。因此，在同一时期的华夏文明这里，当理智最初达到成熟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开始了以理性的方式来对宇宙万物加以思索，也孕育出了最初的哲学的果实。
《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这就是在春秋时期华夏文明理智成熟的一个典型例证。“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已经以极其简明的回答理性地揭示了陨石、鸟退飞这些异象背后真正的原因。而针对宋襄公从原始巫术思维出发对这些异象所发出的吉凶祸福的询问，周内史叔兴能够在给予了满足宋襄公的要求的回答之后，却尖锐地指出宋襄公根本不该有此一问，因为这类现象完全可以通过自然之理来解释，而不必诉诸神灵，这就更加鲜明地表明了在哲学层面上的理性的自觉。《左传》本身已经是华夏文明历史理性发育成熟的一个显著表现。而五经中的《尚书》则是华夏文明在政治理性上格外早熟的一个明证。至于《周易》中所体现出来的探究自然阴阳之理的思想，当然也是华夏文明在自然哲学方面理性开始发育的一个标志。
因此，古希腊人创造出哲学来，这丝毫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我们也完全不必到古希腊人乃至西方人的民族精神的独特性中去为它寻找什么神秘的根源。我们只需要将希腊文明放到整个地中海的文明圈中，把古希腊人理智的成熟看成这个文明圈的广泛而频繁的文化交流的结果就足够了。
因为，地中海文明是一个大的文明圈，正像东亚文明是一个大的文明圈一样。希腊文明只是地中海文明的一个分支，正像华夏文明也只是东亚文明的一个分支一样。但是，华夏文明在很长时期内所面对的只是北方游牧文明，当中原文化与南方的荆楚文化、百越文化完全融合后，它在很长时期内就再没有面对过更有挑战性的多种文明的交流。而希腊文明所处的地中海文明圈的情形却与此完全不同。地中海文明圈中存在着多种文明，希腊文明只是其中的一支，除此之外还有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亚述文明、赫梯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这些文明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既以贸易、文化交流的形式，也以战争、文化冲突的形式，从而造就了地中海文明圈特有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在这个文明圈中，文化多样性的成分更为突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更为频繁和剧烈。希腊文明正是地中海文明圈这一文化现象最集中的体现。
在这里，我们也就不能不谈到希腊文明在整个地中海文明圈中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它独特的地理、地貌。
如果我们观察一幅希腊地图，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整个希腊半岛以一个深长的楔形直插入地中海的东部。一方面，在它的东部海岸，不仅由于地形的蜿蜒曲折，极富优良的港湾，而且由于大陆架延伸至爱琴海中，星星点点露出海面，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岛屿，而这些岛屿一路逶迤，构成了一条直达东面小亚细亚陆地的岛链。这样，在古代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古希腊人仅凭木船就可以漂洋过海，抵达亚洲大陆，并且借助其内河航运，深入亚洲腹地。另一方面，在它的南部，虽然浩瀚的地中海将它与非洲大陆隔开，但是克里特岛却横陈于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跳板，将希腊与非洲联结在一起。相比于东部与南部的情况，希腊半岛西部的地理位置就不是十分理想。因为，半岛的西部多山，并且海岸线平直，港湾与岛屿稀少，在航海技术尚未发展的时期，要航行到西边的意大利半岛就较为困难。因此，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古希腊人向东方的殖民开展得较早，而向西方的殖民则开展得较晚。
如果我们现在心目中对于希腊半岛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了上述的印象，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希腊在地理上恰好呈现出一个向着东方和南方开放的姿态，它以它深长的楔形所楔入的恰好是地中海文明圈的腹地，它独特地置身于周围各大分支文明的包围之中，实际上成为各大分支文明彼此之间发生接触、交流、碰撞、融合的中心地带。
但我们还需要观察希腊半岛自身的地理、地貌。多山和地形破碎，这是希腊半岛在地理上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伯里在其《希腊史》中写道：“整体而言，可把希腊当作一个多山的海角，中部被一条巨大的裂谷一分为二，整个东部被撕裂成一块块残片。”[1]塞尔格叶夫的《古希腊史》则这样写道：“希腊大陆由一列小山脉组成，这是巴尔干中部主脉的支脉。除了帖撒利亚盆地之外，希腊简直没有重要的平原或草原。希腊居民之地是一片不大的领域，群山环拱，而有出海之路。最遥远的据点离海不及一百公里，平均是在五十至六十公里之间。”[2]多山和破碎的地形既妨碍了希腊半岛的整体性，使其居民点彼此分散甚至隔绝，但是又在客观上产生了联系的需要，因为每一个居民点物产的单一和贫乏迫使它们必须彼此交流、互通有无。
显然，地理上的这一特点对希腊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伯里这样写道：“希腊破碎的地貌非常适宜相互独立的共同体的存在，每一个共同体皆可通过群山形成的屏障保护自身免受邻邦侵略。希腊的历史就是若干独立小邦的历史，这种历史不可能在其他地貌环境下产生。”[3]塞尔格叶夫则这样说：“自然环境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着希腊最古住民地点的特点。希腊因山脉而分裂成为若干个小公社。……每个公社，每个城市，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单位。‘自治’与‘自给’是希腊国家（城邦）的基本特征。所以，希腊有史以来，统一问题是一个最繁难的政治问题。”[4]城邦彼此之间分离与独立，同时，又由于彼此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地方性的、暂时的政治联盟，这就构成了希腊政治的基本特点。而这一特点也可以延伸到国际政治上。伯里这样说：“希腊绝非丰产之地，没有面积开阔、水源良好的大片平原，精耕细作的溪谷未必能产出人们指望的作物。在这片土地上，大麦的收成远胜于小麦。因此，农夫不得不辛勤劳作。土地的性质必然促使人们发展航海事业。一方面，海外富庶的土地吸引着冒险者，特别是当人口增加、生存压力加大时，它的吸引力就更加强大。另一方面，希腊必须从海外大规模进口粮食以弥补本土产粮的不足。”[5]而塞尔格叶夫则这样写道：“希腊的土壤并不是特别肥沃。只有若干地区适宜于种植谷物。其他的地区，因为肥沃的土层不厚，虽然间或经过人工改造，居民总是很艰苦地为农产而奋斗。……大多数希腊地区缺乏土产的粮食，必须向其他产粮地区如地中海北部沿岸、西西里、埃及等地去采购。希腊有史以来，粮食问题便是希腊诸公社的对内及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希腊的许多次大战皆由于争夺黑海的及西西里的‘粮食道路’而起。”[6]所以，相比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流域丰沛的水源和膏腴的淤积层，巴比伦两河流域河道的密集和土壤的肥沃，希腊半岛上的住民却由于土地的贫瘠与物产的单一，格外地需要同外部世界的物质的联系与交流。这个时候，濒海的位置、方便的出海通道和优越的航海条件便为此提供了途径。因此，甚至是希腊半岛自身的地理、地貌也决定了希腊文明所特有的开放性。
这样，仅仅观察希腊的地理位置以及它的地理、地貌，希腊文明在地中海文明圈中的独特地位就已经凸显出来了。它实际上身处地中海文明圈的要冲，构成了地中海文明圈中各大分支文明的交汇地带，本身就是地中海文明圈各大分支文明相交、相融的产物。
因此，与许多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或种族主义倾向的文化学者更愿意谈论希腊文明的独特性不同，我们更愿意谈论希腊文明的多样性，谈论希腊文明中内含的由于文明的冲突与交流而来的各种异质的文化成分。
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已经提到了在操希腊语的北方民族进入希腊半岛之前，广泛存在于希腊大陆的非希腊的人种，所谓的佩拉斯吉人及其文化[7]，这个文化毫无疑问是受到南部爱琴海文明的起源——克里特文明影响的。而克里特文明自身又处于埃及文明和亚述文明影响之下，这也是被研究者们所认识的。这样，在希腊文明的最开始，文化的多样性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公元前2000年左右，第一批操希腊语的移民从北方蜂拥而下，他们和当地的土著结合，形成了古代希腊人的基础。这批人在历史上被称为亚该亚人（Achaeans），公元前1300年的赫梯文献中的Ahhiyawa一词应当就是对这批希腊人的指称。[8]正是亚该亚人摧毁了克里特的米诺斯王的宫殿文明，在希腊大陆上创造了称雄一时的迈锡尼文明。如今，我们在迈锡尼城的遗址上还能看到那雄伟的狮子门，那被称为“独眼巨人叠石法”垒成的巨大的岩石城墙，它和克里特文明遗迹所展现的纤细、柔美、富丽、优雅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我们也知道，荷马史诗所描写的特洛伊战争也正是他们打的，阿伽门农就是迈锡尼的国王。
但是，亚该亚人并不是希腊民族最终的构成。公元前12世纪左右，又一批同样操希腊语的北方移民南下，这次移民浪潮在神话传说中被称作所谓的“赫拉克勒斯后裔的回归”，他们摧毁了迈锡尼的宫殿文明，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最终的古希腊人的三个主要的民族分支，即多里亚人（Dorians）、伊奥尼亚人（Ionians）、爱奥利亚人（Aeolians）。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希腊人才取得
（Hellas）这个名称。
这样，仅从希腊民族的起源和构成来看，其文化的多样性就由此可见一斑了。而在希腊文明的内部，我们也同样可以观察到多种文明成分的存在。
首先，希腊文明受到腓尼基文明的影响，这已经从希腊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是对腓尼基字母的借鉴这一事实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更不用说，在希腊神话传说中，著名的忒拜城是由来自腓尼基的王子卡德摩斯所创建的。其次，在希腊的宗教中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多种文明的来源，例如，对地母神德墨忒耳的崇拜就明显与对天空神宙斯的崇拜不同，而人类学家一般认为，对地母神的崇拜主要是来自克里特和埃及。同样，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也明显与奥林匹斯宗教崇拜不同，后者是城邦公共祭祀的主题，而前者却始终具有宗教秘仪的特点。甚至在希腊人的建筑艺术中，多种艺术风格的存在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因为，如人们所熟知的，在希腊建筑中仅就作为建筑物骨干的柱石来看就有两种风格完全迥异的柱式，这就是多里亚柱式和伊奥尼亚柱式。多里亚柱式粗犷雄浑，宛如巨人拔地而起；而伊奥尼亚柱式则纤巧秀丽，宛如少女临风伫立。前者凸显了石质建筑所固有的厚重感，后者却仿佛使粗糙的岩石本身变得轻盈起来。这样两种风格迥然不同的建筑样式出现在古希腊的艺术长廊中，就再次说明了希腊文化的多元特质。自然，熟读柏拉图《理想国》的人也知道柏拉图在其中曾经就古希腊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做过讨论。[9]
因此，历史上频繁的移民浪潮，移民与当地住民的融合，各种文明来源的文化的融合，这已经造成了古希腊在城邦文明兴起之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并使得古希腊文化呈现出格外绚烂多姿的特色。而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兴起的希腊的海外殖民运动，则更进一步增强了希腊文明同其他多种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哲学，这一希腊文明理智成熟的标志，正是这一新的历史潮流的产物。正是殖民运动以及希腊的海外殖民城邦所不得不面对的同多种异质的文明相冲突、相交流、相融合的格局，使得希腊人的理智更进一步地成熟起来，而它最高阶段的产物就是能够对此加以理性地反思和概括的哲学。
注释
[1]伯里：《希腊史》I，陈思伟译，1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
[2]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4~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3]伯里：《希腊史》I，陈思伟译，4页。
[4]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9~10页。
[5]伯里：《希腊史》I，陈思伟译，4~5页。
[6]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9页。
[7]参见希罗多德：《历史》（上）I.56-58，II.50-52，王以铸译，25~26、133~1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8]参见Herbert Weir Smyth，GreeKGramma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eleventh printing，1980，p.1。
[9]参见柏拉图：《理想国》398E以下，郭斌和、张竹明译，103页以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