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智者运动
【1】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社会
早期希腊宇宙生成论传统和巴门尼德所开创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传统奠定了古希腊哲学基本的思想格局，古希腊哲学以后的发展可以说都是在这两个传统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综合、改造的结果。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期的智者运动并不构成早期希腊哲学的第三种传统，但是却构成了从早期希腊哲学向古典希腊哲学也就是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转变的关键环节，从而也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它也是历来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但是，在对智者运动所涉及的主要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对智者运动所处的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的生活及其特殊的思想氛围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由此我们才能够深入地领会这场运动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其中所产生的哲学问题的真正内涵。
智者运动是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公元前4世纪初期的一场希腊理智变革运动，而这个时期也是希腊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如果我们予以简单的概括，就是繁荣与危机并存，兴盛与衰败交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是在这一时期，在公元前449年，希腊人和波斯人签订了《卡利阿斯和约》，从而，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延续了50年的希波战争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希腊取得在爱琴海地区的霸权。这一胜利给希腊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从而希腊城邦生活步入它的全盛时期。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的角逐，希腊逐渐分成了以斯巴达为代表的传统的陆上势力集团和以雅典为代表的新兴的海上势力集团，这两个集团明争暗斗，最终在公元前431年引发了希腊民族全面的内战，即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规模空前的内战持续了27年，于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战败和投降而告终。这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标志着希腊城邦社会的衰落。由此，我们就清楚地看到，正是希波战争的胜利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这两个标志性事件，深刻地揭示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公元前4世纪初期希腊社会生活的特殊性。
希波战争的胜利给希腊带来的利益是空前的，不仅原先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得到了恢复，而且，由于在亚洲方面失去了主要的竞争者以及对整个地中海、黑海航路的控制，希腊在海外的殖民利益得到了空前的扩张，从而也就促发了希腊大陆本土城邦工商业的迅速繁荣和发展。雅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崛起的，并且由于自己在整个希波战争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和获得的实际权力而成为希腊新兴城邦集团当然的、无可争辩的盟主与领袖。
工商业的发展带来的是希腊整个城邦生活的空前繁盛和活跃，同时也对旧的城邦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旧的、以门阀世家为主的贵族政治体制瓦解了，而以工商业阶层为主的民主政治体制纷纷建立起来。随着工商业生活的繁盛，享乐的、私人的生活也得到了发展，原先那种宗族的、宗法的生活被活跃的个人生活所取代，或者说暂时退到了幕后。显然，随着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这种种变化，道德的、习俗的、宗教的、文化的、思想的、观念的种种变化也就随之发生。这样，我们看到，在民主的理念、个人价值的理念被广泛传播的同时，享乐主义的观念、利己主义的观念、强权政治的观念、霸权主义的观念也迅速发展起来。总之，这是一个旧的生活体制瓦解、新的生活体制涌现的时代，但是由此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工商业的繁盛首先引起的是希腊城邦内部由于海外利益的争夺而频频爆发的战争，这样，我们看到了雅典以提洛同盟为手段对其他同盟城邦在经济上的掠夺和控制，也看到了雅典对其他竞争的城邦例如埃癸那[1]所进行的毁灭性的战争。但是，更重要的是，以雅典为代表的新兴的城邦集团直接损害了在政治上传统保守的城邦的利益，这首先就是斯巴达在希腊大陆本土的传统利益。这样，斯巴达就和其他传统城邦联合在一起，并且也和新兴的城邦集团中固有的保守政治力量联合在一起，同以雅典为首的城邦联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以传统的政治势力战胜了新兴的政治势力，在各个城邦建立起了寡头制的政权而告终，而之后希腊这个曾经称雄于地中海的、城邦文明的中心也就黯然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因此，以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为标志的希腊社会所经历的就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而构成这场变革的关键就是在海外利益刺激下城邦工商业的发展。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个人开始从依附于某个整体的、旧的宗法制的社会关系中慢慢解放了出来，新兴的私人生活逐渐取代了古老的宗族生活。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象，它造成了古代世界的动荡，不仅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而且由此也对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文学家是怎样表现这一时期希腊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从中我们便可以一窥高高在上的哲学思想的世俗起源。
我们所选择的就是古希腊著名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云》。撇开其略嫌老套的情节安排和难登大雅之堂的搞笑手法，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作者以拟人方式虚构的一场发生在传统习俗和当代时尚之间的辩论。作者的立场和好恶是明显的，他把代表传统习俗的逻辑叫作“正直的逻辑”，把代表当代时尚的逻辑叫作“歪曲的逻辑”。他让“正直的逻辑”这样来描述昔日风俗淳厚的生活：
如果我们不计较文学家的言辞缺乏深度，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段极富表现力的描述，它用具体的细节将古代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出来。稍一分析我们就能发现，这个社会强调服从，崇尚权威，越是古老的东西越具有崇高的价值。个人是不重要的，整体和这种整体价值的抽象人格代表——祖先——才是重要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很明显，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一个一切价值只诉求过往的社会。但这样的社会现在却遇到了挑战，它必须面对来自当代时尚的反驳。
也许是由于作者立场的缘故（阿里斯托芬明显是保守派），作为反方的“歪曲的逻辑”的辩论是苍白无力的，但就是这样，作者也不得不安排那典雅庄重的“正直的逻辑”败下阵来，起到瓦解作用的不是别的，就是享乐。我们知道，个人主义不等于享乐主义，但是享乐却无疑是最具个人性的。作为保守派，阿里斯托芬不可能理解个人生活的兴起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因此，他只能从享乐的水平上来理解这种新兴的、瓦解传统权威的个人生活。他让“歪曲的逻辑”这样说：“年轻人，你想节欲有什么意义，你不能享受一切的快乐；没有娈童、女人，没有酒，没有食，没有笑，缺少了这些乐趣，你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3]也许这样的辩驳确实是苍白的，但它直接诉诸个体生命的价值以及个体生命的体验——这是传统习俗向来所忽略的，因而在这样的辩驳之下，那古老的、高尚的习俗便瓦解了，作者让它这样说道：“我失败了！你们这些淫邪的人啊！快接受我的外衣，我要来加入你们！”[4]这无疑是讽刺性的一笔，作者对时代的全部愤懑与不满溢于言表。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可以说是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的生动写照。对于整个希腊世界来说，这种变化是具有代表性的，其他的希腊城邦多多少少也正在发生着同样的变化。如果我们深究其原因，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正是工商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商业阶层社会地位的迅速上升造成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进而使建立在宗法家族联合基础上的古代希腊城邦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开始逐渐走向没落。社会生活、道德风尚的种种变化即根源于此。因此，和通常所认为的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而民主制带来了雅典的繁盛这一观点相反，我们的观点是，伯里克利时代是古代希腊城邦制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民主制从根本上瓦解了城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