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神圣家族》的诞生
这一节我们专门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关系的建立过程。他们之间从互不相识到冷淡会晤再到成为彼此欣赏的良朋、并肩作战的战友，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前面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先后都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但彼此并没有碰过面。马克思1841年4月大学毕业离开柏林，而恩格斯是在同年的9月底才到柏林服兵役、11月才踏进柏林大学的“第六教室”聆听谢林讲授的哲学课程，因此他们不可能在那里结识。
虽然没有在柏林“博士俱乐部”共处的经历，但当时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当中已经是“引人注目的巨人”了，后来加入的恩格斯不仅知道马克思，甚至对他充满倾慕之意。在那时写作的《信仰的凯旋》一文中，恩格斯把这位自己从未谋面的“面色黝黑的特里尔之子”描写成“不知疲倦的大力士”，“鹰隼般的眸子，大胆无畏地闪烁”，“不是在走，不是在跑，而是在风驰电掣般地飞奔”[1]，崇拜之情溢于言表。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仰慕与崇拜，恩格斯在1842年10月初服完兵役离开柏林返回家乡的时候，特意在科伦做了停留，想拜访在《莱茵报》编辑部主持编务的马克思，但这一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见到。
在家乡短暂休憩之后，恩格斯于1842年11中旬赴英国的曼彻斯特，拟在父亲创办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实习经商。这次他又专程在科伦停留，并且幸运地和马克思见面了。但当时的马克思已与青年黑格尔派“断交”，把21岁的恩格斯看作“来自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或者同盟者，所以当时见面的气氛颇为冷淡。但值得欣慰的是，两天之后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人已经有了些微深入的了解，马克思还约恩格斯为《莱茵报》撰写英国方面的通讯，恩格斯也答应了。
我们可以推断，从此以后，或许是过了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马克思就开始关注恩格斯了。因为在1843年3月之前，《莱茵报》就刊发了恩格斯的多篇稿件；3月31日，《莱茵报》被迫停刊后，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创办了《德法年鉴》，恩格斯成为《德法年鉴》的重要撰稿人，1844年2月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被隆重推出。
支持上述推断的还有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在“巴黎笔记”的一个笔记本上，关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一著作的简短摘要显示的时间虽然是1844年夏天，理应是他在读完之后才将这篇文章推荐给《德法年鉴》发表的。马克思可能是由于在刚读此文时对恩格斯与之争论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不甚了解，所以不能马上对其做出恰当的评价，所以才在读过半年以后写了关于此文的笔记。由此看来，马克思是受恩格斯理论的启发才去真正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就不是空穴来风了。如果此说法成立，那么可以确定的是，恩格斯刚刚完成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就立马将之送给马克思阅读，并且得到了马克思正面肯定的评价，而其被聘为《德法年鉴》撰稿人或许就是在筹备《德法年鉴》时的1843年10月敲定的。
从人之常情来讲，应该说，有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相互熟悉和了解做铺垫，1844年8月底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巴黎的见面才可能有异乎于两年前的热切与融洽。
当然，两人此后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合作，除了性格上的匹配、赏识等外，最重要的还有理论观点和哲学方法论上的一致、知识和能力的互补与促进等必不可少的因素。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问题的切入点和途径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洞察到了经济因素在社会、政治发展当中的决定性作用，都意识到了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使命，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2]。
两人一致的地方还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方法论。他们都由青年黑格尔运动一路走来，对青年黑格尔派远离社会实际、空谈理论的特质，对这样的理论于现实问题无补的症结心生厌腻。所以，他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研究现实的、生动的事物，研究现实的历史的发展，这才是理论真正有作为的地方；他们又都各自接触过工人运动，并与工人运动组织保持有联系。因此，都十分清楚具有充分论据的理论支持是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可或缺的。对两方面问题共同的实际感受与深刻领悟，使他们意识到：一是要改变理论无涉现实的作风，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出理论应有的意义与价值；二是要加深和扩充已经制定的理论观点，使工人阶级能够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地位，能够让德国人明白，“究竟怎样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这便是他们区别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做了明确的表述，他说：“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3]。
如果说理论观点上的基本一致与哲学方法论上的认同为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合作的基础，那么他们在天性、知识、能力方面的互补又使这种合作达到了完美与极致。作为“欧门恩格斯”纺纱厂的厂主，恩格斯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并且与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保持经常的联系，加之他深入进行社会调查和注重对各个领域进行具体研究的习惯，他对英国状况的分析大大地丰富并启发了通过不同的道路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马克思，因此可以说，恩格斯是马克思研究经济现实和社会现象时的理想伙伴；反过来，马克思具有更为敏锐、更善于洞察事物的头脑，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往往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并对基本原理做出更为深入而细密的分析，特别是他在哲学和历史领域独特的理论造诣，巩固并扩大了恩格斯的理论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独特的关系不折不扣是奇妙的天作之合。
这对逐渐相互熟悉和了解的良朋益友，由于共同的理论取向和哲学观以及相得益彰的天性、知识和才能而成为一辈子的战友。当恩格斯于1844年8月底为了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而离开英国返回德国的巴门市中途路过巴黎时，他和马克思又一次见面了。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了彼此的冷淡与隔阂，恩格斯在巴黎逗留了10天，马克思把自己在巴黎的朋友介绍给他，和他一起参加工人们的集会和聚会。最后，两人协商完成了他们合作的第一部作品——《神圣家族》。
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的直接原因是对《文学总汇报》观点的批判，而溯其本源还在于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在宗教、政治、哲学观点上分歧的不断扩大和加深。这其中，马克思与他的思想先贤、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主将的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争是一条导火索。
1816年以来的普鲁士，犹太人享有的权利一直远远低于基督徒，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马克思有一段时间也总是思考这个问题。1840—1843年，德国思想界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诸多论者言说纷纭而又莫衷一是。如W: B: 法兰克尔撰写了《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不可能获得解放》，J: A: 法兰克尔发表了《普鲁士犹太人的祭祀仪式》，色尔出版了《宗教研究》，布朗格发表了《被揭露的基督教》，还有萨洛蒙等人的《致Z.弗兰克尔先生的公开信》，同时，《科隆日报》《莱茵报》《辩论报》也以专题报道、评论和辩论的形式参与了这场论争。
躬逢其盛者还有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思。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根据各自对犹太人解放的态度，当时参与这场论争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即“拥护派”“反对派”“批判派”。“拥护派”把犹太人的解放单纯看作社会认可他们的生活方式、戒律和扩大其权限的问题，他们认为，所谓“犹太人的解放”仅是对犹太人之外的社会及其他阶层、成员的呼吁、诉求，而不是针对犹太人自身而言的；“反对派”站在与犹太教对立的基督教国家的立场，把自己假设为唯一真正的、体现人性的国家，站在这样的“制高点”反观生活在同一国度的犹太人，认定犹太人本质上背叛了人性，与主流观念始终处于龃龉乃至对抗状态，而在一个与其对抗的世界里，犹太人永远也不会有愉悦和在家的感觉，还奢谈什么自由和解放呢？
显然，“拥护派”与“反对派”之间是对立的。布鲁诺·鲍威尔认为，这彼此相互对立的两派都没有抓住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因此只有与它们双方都对立即超越以上两派，才能找到解决对立的办法。所以，他接连写了《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被发现的基督教》《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等著作和论文，表明了自己作为“批判派”的态度。他确认犹太人的现代处境与其自身特殊的民族韧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同时也坚信，虽然现代犹太人获得自由的能力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命运会堵死其出路。“在人面前，一切皆有可能。”[4]因此，他提出，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必须提高到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和地位来看待，他说：“解放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问题。不仅犹太人，而且连我们都想要得到解放。”[5]
马克思不仅对鲍威尔“大胆、尖锐、机智、透彻，而且文笔贴切、洗练和雄健有力”的论证技巧给予肯定赞赏，而且充分注意到了布鲁诺·鲍威尔把宗教解放上升到全人类解放的高度的见解。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却不赞同其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解的“片面”性与其观点的“抽象”性，于是决定写一篇详细评论予以回应。《论犹太人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的一部小册子《犹太人问题》和一篇重要论文《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的较为详尽的评论。
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成了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之间论战的现实起点，在对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论中，两人显现出了理解世界之思想方式的差异。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同时也是政治解放的问题，而在对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不同理解中，他们之间在哲学观点与方法上的分歧充分地显示出来。
原则上的分歧必然导致立场上的对立。布鲁诺·鲍威尔和他的弟弟埃德加·鲍威尔等创办的《文学总汇报》大张旗鼓地同马克思和卢格创办的《德法年鉴》唱对台戏，他们在刊物上大肆发表进攻“群众”、批判政治激进主义、谴责共产主义等的言论，这为正处于同青年黑格尔派发生歧见、意欲反叛出来与其进行思想的彻底剥离的马克思提供了公开集中而又明确决绝地阐发自己见解的契机。通过对鲍威尔兄弟、对《文学总汇报》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清算他们自己过去的理论和德国思想界的基本流派，特别是对进步知识成员产生着某种程度的影响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的任务，同时也实现了他们为仍在暗中摸索的德国的工人运动贡献理论和原则的参照的夙愿。
在恩格斯到达巴黎之前，马克思就已经有了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进行批判的计划，并且就此计划和一些朋友进行过沟通。在科隆的赫斯1844年7月3日写信给马克思，劝说他最近不要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因为布鲁诺·鲍威尔已经不再像以往一样具有很大的影响了。不过，赫斯很快便改变了主意。而格奥尔格·荣克则始终支持马克思的想法，并经常把杂志寄给马克思，7月31日，他在寄第5、6、7期的《文学总汇报》时给马克思附了一封信，谈了他自己对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意见。他在肯定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建议马克思采取集中“评论某一德国刊物的形式”，把布鲁诺·鲍威尔“从他的秘密埋伏中引诱出来”，并且和马克思商量，如果马克思打算反驳布鲁诺·鲍威尔但却没有为此所需要的时间的话，他和赫斯愿意代劳，把马克思的信改写成一篇可以在报上发表的文章。
或许是在8月上旬接到了荣克的信而听了其劝说，更有可能是马克思自己的考量，他决心要启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计划。在接下来于1844年8月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后部分即马克思标明的“序言”部分，原始手稿中有两处表述与这一计划有关。一处有“不学无术的评论家”的提法，指的即是布鲁诺·鲍威尔，而另一处“乌托邦的词句”和“密集的大批群众”[6]等用语基本都出自其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的文章。之前马克思提及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著作《符类福音作者考证》《基督教真相》《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时，认为布鲁诺·鲍威尔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缺乏了解；与之相较，这里的分析显然更加具体和细致。此外，在表明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剖析的必要性的时候，马克思还称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7]，认为他们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方面具有不彻底性。这里已经显示出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哲学特质的深刻把握了。
曾担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秘书长的文献专家尤尔根·罗扬曾经撰文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即将写完这部手稿时才写成的，所以其中提到的大部分计划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实际内容并不相符，甚至也算不上这部书稿粗略的草稿。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原因，上述两处表述中显然是批评布鲁诺·鲍威尔的近千字的两段话在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被删掉了。
我们不妨这样来看，马克思既然把这部分文字冠以“序言”的名称，但它又不像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真正的“序言”，那么，它就很可能是马克思其他更为庞大的研究计划的“序言”。马克思之所以在写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后写下这些大段文字，除了德国当时的现实使得马克思感到必须要站出来对布鲁诺·鲍威尔蔑视广大工人阶级、抹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予以回击，以有助于德国民主进程这一具体的原因以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曾经的成员，对于在青年黑格尔运动初期高扬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却在后来固守于神学般的超验性、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歪曲为“神学漫画”的布鲁诺·鲍威尔等所谓的“神学的批判”，他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觉得这种批判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亵渎，是哲学的倒退。因此，要继承与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不仅要直面黑格尔的理论，从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本质的发现等正面着手进行剖析，而且要揭露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所谓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对于发展黑格尔哲学的负面意义。前一件事情马克思已然做过，后一件事情，即证明布鲁诺·鲍威尔的哲学是“历史的涅墨西斯”，马克思在“序言”的最后点出来了：“我将在另一个场合加以详细的介绍”[8]。这里的“另一个场合”，就是不久后他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
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写信给费尔巴哈，表达了他对费尔巴哈的“崇高的敬意和爱戴”，称其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同时指出，法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接受了人自己并不是宗教的产物的观点，相反，德国人却坚守着人“为了思维而思维”的教条，“柏林人认为自己不是从事批判的人，而是由于偶尔的不幸才成为人的批判家”。布鲁诺·鲍威尔《文学总汇报》的基本特征就是：“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人只有“一个现实的需要——进行理论批判的需要”，“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成是唯一的人的本质”[9]。马克思说：“我将出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谬误。”[10]
之后两个星期左右，恩格斯来到巴黎。在会见恩格斯之前不久，马克思收到第8期《文学总汇报》，上面刊登了布鲁诺·鲍威尔“思辨哲学”的纲领性文章——《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还载有反对共产主义的《1842年》一文，此文斥责自由主义倾向和激进倾向，特别是斥责《莱茵报》，并且含沙射影地攻击马克思。共同的理论取向与立场，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很快就达成一致，商定要合写一部著作，彻底地对“思辨哲学”进行严厉的批判。
恩格斯在逗留巴黎的10天内按原定计划以讽刺的笔调写完了他在这部著作中所负责的章节。在恩格斯动身回巴门后，马克思改变了原定计划，并部分地利用了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大地充盈和深化了内容，直到1844年11月才写完这部著作。11月下半月马克思把它寄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公司的出版人列文塔尔。几经修改后，这本书于1845年2月出版。书名最初定为《对思辨哲学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后来列文塔尔提议，把这个标题改为副题，而给它加上一个比较响亮的标题——《神圣家族》，以期引起一场大的轰动。“神圣家族”本来是15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的一幅名画的题目，画中的人物有抱着圣婴耶稣的圣母马利亚，旁边有马利亚的丈夫圣约瑟，有圣以利沙伯、圣约翰、圣亚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父。马克思采纳了这样的建议，以这幅名画的名称来讽喻布鲁诺·鲍威尔及纠集在《文学总汇报》周围的他的追随者，指称他们由于把所谓“自我意识”神圣化、把对现实的“批判”变成“超验的”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神圣家族”。
这样，从《莱茵报》时与“自由人”发生龃龉、《论犹太人问题》掀起论战，到《神圣家族》的全面剥离，再加上后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因缘便终结了。
[1]［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1.
[2]［德］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2.
[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
[4]［德］布鲁诺·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34.
[5]［德］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79.
[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80.
[7]［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2.
[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3 114.
[9]［德］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
[10]［德］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