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外戚的籍贯和出身
一、外戚的籍贯
明代外戚的籍贯分布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性特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由明朝各个时期选纳后妃政策的不同造成的。
明初太祖朱元璋起兵于元统失驭、群雄并起之时，一切制度均处于从无到有的草创阶段，后妃的选纳制度也不例外。尤其在朱元璋起兵伊始至明朝建立之前，婚姻关系还没有被纳入其政治方略，其本人所纳妻妾的来源也较为复杂。其中多有早期与之共同作战的同乡“义军”将士之女或姊妹，如皇后马氏即起义军首领定远人郭子兴义女（亲生父为宿州人），惠妃郭氏则为郭子兴亲女，宁妃郭氏、充妃胡氏分别为朱元璋麾下将领郭英、胡泉之妹，都是凤阳府人士；也有其征战途中所经地区的军民良家女子，如祖籍河南陈州的孙贵妃即在元末为避战乱逃至江都，被青军元帅马世熊收为义女，后于至正二十年（1360）归于朱元璋。此外还有其征战所得的“战利品”，如定妃达氏（一说即阇氏），就是陈友谅兵败逃亡时留下的后宫妃妾。而原籍高丽的韩妃、周妃，则是明军俘获的故元宫人。因此，洪武一朝外戚籍贯的分布呈现出地域广泛，但以“龙兴”之地即凤阳府附近地域为主的特点。至朱明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政权，朱元璋开始将皇室的婚姻演化为政治的手段，选择朝中文武勋贵之家的子女同其年渐长成的皇子、皇女、皇孙们联姻。由于明初“城中高髻半淮人”[1]，故当时皇家外戚多为淮西人士，如懿文太子妃常氏父常遇春、吕氏父吕本，建文帝皇后马氏父马全，以及燕王妃（即日后成祖仁孝皇后徐氏）父徐达，均为凤阳府人士。永乐年间，朱棣继承了其父以皇室婚姻为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做法，不仅与以北方将士为主体的靖难功臣联姻，还派人到邻国朝鲜选妃，并由此“制造”了一批原籍朝鲜的外戚（详见后文）。
除了目的明确的政治联姻外，从洪武中后期开始，明廷对于皇室成员婚姻对象的选取在地域上也从洪武初年的“不拘处所”[2]转而进行一定的限制。这类规定最早见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据查继佐《罪惟录》载，“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春正月，选江以北良家女备诸皇孙妃”[3]。《明太祖实录》则载，洪武二十七年正月丙寅，以皇孙及诸王世子郡王年渐长未婚，“敕礼部于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为之选妃[4]，次年，又“以各王及世子有未婚者”，命礼部遣人往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诸处选妃[5]，所限区域恰恰都是“江以北”的地区。关于朱元璋为何限定以江北诸处为皇室选婚之地，并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予以说明，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缘于朱元璋自己是江北人，故对江北人有着特殊的好感；或因张士诚曾据吴争雄，朱元璋尚未能释憾；此外也由于朱元璋一贯认为北人质朴、不尚奢华，宫闱易于整肃。[6]事实上，除了以上因素外，这些地区也正是当时诸王集中分封之处，朱元璋下令在这些地区为诸王选妃，既透露出以北方为重地的信息，应当也具有尽量少扰民的用意。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着手迁都北京，更促使这一制度固定下来。在其多次为诸王、世子、诸王孙及皇太孙选妃所下敕命中，北平（北京）及其附近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处都在选妃所限地域当中。[7]
洪武、永乐以来对皇室成员选婚地域的限定对后世列朝后妃的选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处成为明代历朝为皇帝、皇太子选婚的传统区域。例如正统六年（1441），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敕谕中，即命礼部榜谕北京、直隶、南京、凤阳、淮安、徐州、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为皇帝（英宗）选婚。[8]又如天顺六年（1462）、七年（1463）间，英宗为时为皇太子的宪宗选婚，也先后命礼部榜谕北京、南北直隶、南京、凤阳、淮安、扬州、徐州、河南、山东等处选求堪为皇太子妃者。[9]至世宗即位之初，也以慈寿皇太后名义诰谕礼部榜谕北京、直隶、南京、凤阳、淮安、徐州、河南、山东等处为皇帝选婚，嘉靖九年（1530）又钦命礼部官员分往南北直隶、河南、山东遴选九嫔。[10]至万历九年（1581），明神宗为选册九嫔，也命礼部于京城内外、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处慎加选择。[11]因此，我们从附表1中可以看到，有明一代后妃、外戚中，多有河南、山东等地人士，与此同时，朝廷所在的京师及南北直隶地区也是选妃的主要地区。不过在正统以前，两京并重，故外戚中仍有不少来自南直隶地区者。及至正统六年（1441）正式定都北京之后，朝廷历次挑选后妃虽然仍涉及南直隶及河南、山东等处，但显然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已经成为选取后妃最主要的地区，故在后妃中出生于北京及附近地区者占据了绝大多数。此外以正统以后诸朝皇后为例。英宗钱皇后为南直隶海州人，但其父钱贵于宣德十年（1435）因功升为金吾右卫都指挥佥事，长期居于京师。景泰帝汪皇后为顺天府人。宪宗吴皇后为顺天府人，王皇后为应天府上元县人。孝宗张皇后为北直隶河间府兴济县人。武宗夏皇后祖籍应天府上元县，但其祖上早在永乐年间即已徙居顺天府大兴县。世宗三后中，陈皇后为北直隶大名府元城县人，张皇后籍贯不详，方皇后世为江宁人，但自其高祖时即已占籍锦衣卫，家住京师。穆宗李皇后为昌平人，陈皇后则为通州人。神宗王皇后为余姚人，却生长于京师。光宗郭皇后也是顺天府人。熹宗张皇后为河南祥符人。崇祯帝皇后周氏系苏州人，但其父周奎早年就为谋生计举家徙居大兴。在以上15位皇后（包括废后）中，已知其祖籍为京师所在的北直隶地区或长期居住于此者就有12位，所占比例高达80%。
明中期以后皇帝选婚多在京师附近之处，主要是因“地近则易采选”[12]，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减少由于选妃对民间造成的骚扰。但与此同时，却也造成外戚家族聚居于京师八府之地，他们中的不少人仗势欺民、侵夺民产，使这些地区成为明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最为集中和尖锐的地区之一。而有明一代不同时期外戚籍贯分布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政权从无到有，从建都南京到两京并重，再到确定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发展过程。
二、外戚的出身
关于明代外戚的出身，明代史家王世贞称：“国朝自成祖而后，后妃不选公侯家。”[13]清朝官修《明史》则称：“（明代）自文皇后而外，率由儒族单门，入俪宸极。”[14]清代史家赵翼对此也有评论：“《明史》载：明祖之制，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国初惟成祖仁孝皇后为徐中山女，其时法制未定也……嗣后则多出民间，故每新君登极有选秀女之谣。”[15]郑天挺先生则在论清代后妃选阅之严时指出，其“与明代委之宦寺，求之市井，而勋臣家禁不入选者迥异”[16]。
以上史家的评论虽然表述不同，却共同反映了明代特有的一个历史现象，即明代后妃大多出自民间，而少有出身公侯勋贵之家者，因此有明一代外戚的出身具有以社会中下阶层为主的特点。然而，如前文所述，明朝选取后妃并非一开始就“求之市井”，而是有一个过程。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朝廷诏令中也从来没有过“勋臣家禁不入选”的明确规定。相反，在明初，特别是洪武、永乐年间，皇室与勋臣家族联姻还曾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自太祖以至仁宗诸帝的后妃中，出自公侯之家的也并不仅仅只有成祖仁孝文皇后一人，后妃外家率为“儒族单门”的局面自宣宗以后才逐渐形成。
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非常注重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为自己治国之借鉴。他认为元末后宫制度的混乱是造成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建国之初就命人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后宫制度，并对皇家选婚的对象做出规定：“天子及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进，恐其夤缘为奸，不利于国也。”[17]此后这一规定又被写入作为万世家法的《皇明祖训》当中：“凡天子及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但是倡妓，不许狎近。”[18]由此可见，朱元璋的确有从民间选取后妃之意，但也并没有将勋贵大臣之家排除在外，因为大臣之家当然也应属于“良家”之列，只是他强调出自大臣之家的后妃、宫嫔必须是由朝廷“慎选”得之而不得由大臣进送。
事实上，朱元璋在位期间，确曾广泛“慎选”大臣之家特别是元勋宿将子女作为皇室成员的婚配对象。在其本人的后妃中，除马皇后和郭惠妃分别是义军首领、追封滁阳王郭子兴的义女和亲女，郭宁妃是巩昌侯郭兴和武定侯郭英之妹外，胡顺妃是豫章侯（后改封临川侯）胡美之女，胡充妃是都督佥事胡泉之妹（胡泉之子胡显后封梁国公），李淑妃则是广武卫指挥李杰之女。这些后妃虽然大都是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以前所纳的妻妾，但其册封却都在洪武年间。其中李淑妃的册文称：“朕自后崩之后，欲得贤淑之女助朕奉祀宗庙，乃卜诸功臣之家，惟尔李氏最贞，特册尔为淑妃。”[19]朱元璋册封李淑妃正为接替马皇后掌管后宫之事，而册文对李氏出身于“功臣之家”的强调，则恰恰反映了当时皇家与功臣结姻的偏好。
洪武年间皇家偏好与功臣之家结姻的特点在朱元璋为其子女择定的婚姻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洪武四年（1371），册开平忠武王常遇春女常氏为皇太子妃，其册文曰：“昔君天下者必重后嗣，为烝民主，皆选勋德之家贞良女子以媲之。朕子标年已长，以尔常氏实朕功臣开平忠武王长女，相结为亲。今吉日在期，所宜先正其名，特以册宝命尔为皇太子妃，尚其思尔父勋，敬慎内仪，相以正道，用永于家邦。”[20]洪武九年（1376），又命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子李祺为驸马都尉，尚皇长女临安公主，诰文称：“帝女下嫁，必择勋旧为婚，此古今通义也。”[21]强调的正是皇家子女以“勋德”“勋旧”之家为婚的原则。除此之外，太子朱标又以太常寺卿吕本女为次妃，秦王朱樉次妃则为卫国公邓愈女，晋王朱妃为永平侯谢成女，燕王朱棣妃为魏国公徐达长女，庶妃为左都督刘贞长女，周王朱橚妃为宋国公冯胜女，楚王朱桢妃为定远侯王弼女，齐王朱榑妃为安陆侯吴复女，潭王朱梓妃为都督佥事于显女，鲁王朱檀妃、继妃均为信国公汤和女，蜀王朱椿妃为凉国公蓝玉女，湘王朱柏妃为靖海侯吴祯女，代王朱桂妃为徐达次女，安王朱楹妃亦为徐达之女，辽王朱植妃为武定侯郭英女。而宁国公主则下嫁汝南侯梅思祖兄子梅殷，汝宁公主下嫁吉安侯陆仲亨子陆贤，福清公主下嫁凤翔侯张龙子张麟，寿春公主下嫁颍国公傅友德子傅忠，南康公主下嫁东川侯胡海子胡观，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郭镇，也都是功勋大臣子弟。[22]因此，嘉靖年间霍韬说：“太祖时，亲王纳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未有疏忌之嫌。”[23]
由此也可见，洪武年间朱元璋不但没有让“勋臣之家”在后妃选取中“禁不入选”，还通过婚姻关系，把朝中众多的文臣武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的姻娅集团。朱元璋与文武大臣的频繁联姻，反映了他利用姻亲关系维护帝权的思想，而从其联姻对象多为武臣之家来看，朱元璋的政治联姻主要是从军事上着眼，反映了明初仍以扫清北元残余势力以及抚定西南各地为当务之急的政治局势。同时，“亲王纳功臣之女”的做法也寄托了朱元璋“假干城之寄，重维城之固”[24]的深刻用意，即通过让亲王与功臣武将结姻的途径来巩固诸王的崇高地位，并借以保证诸王“屏藩”中朝的作用。
朱元璋与功臣之家广泛联姻的做法造就了洪武朝一大批勋而兼戚的异姓贵族，也在客观上拓展了明初外戚群体的外延，并从整体上提高了明初外戚群体的社会地位。然而政治联姻终究只是维护皇权的一种政治手段，因此当朱元璋意识到昔日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元勋宿将们已经成为皇权的潜在威胁时，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使用血腥的手段肃清后者的势力，而“胡蓝党狱”正是其清除功臣政策的集中爆发。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血腥清洗，至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二人”[25]，明初勋而兼戚者的势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朱元璋为皇室选婚的原则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洪武二十七年（1394），也即蓝玉党狱爆发的第二年正月，“上以皇孙及诸王世子、郡王年渐长未婚，敕礼部于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凡职官及军民家，或前朝故官家女，年十四以上十七以下，有容德无疾而家法良者，令有司礼遣之，俾其父母亲送至京，选立为妃，其不中选者赐道里费遣还，有司用是扰民者罪之”[26]。次年八月，朱元璋又“以各王及世子有未婚者，命礼部遣人往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诸处，选官民家女年十四五、容德端厚及父母俱存、家法严整者，官给舟车，令其父母亲送至京选用之，有司毋得扰民”[27]。这两次皇室选婚对于应选者的要求为“职官及军民家，或前朝故官家女”以及家法严整等，而不再像此前一样强调其“勋德”“勋旧”之家的出身背景。而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纳妃的亲王中，除辽王朱植纳武定侯郭英女为妃外，其余宁王朱权妃为兵马指挥张泰女，肃王朱楧、庆王朱
妃均为指挥孙继达女，岷王朱楩妃为都督袁洪女，谷王朱橞妃为兵马指挥周铎女，沈王朱模妃为指挥张杰女，韩王朱松妃为右都督冯诚女，嗣秦王朱尚炳妃为陕西都指挥刘遂女，联姻者虽然仍多是骁勇善战的武将，但已鲜有爵封五等的元勋功臣。
继太祖朱元璋之后，通过武力途径夺取皇位的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同样也将与勋臣联姻作为其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永乐年间，朱棣主动联姻的勋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曾经效忠建文帝的先朝故勋，可以武定侯郭英和西平侯沐晟为代表。
武定侯郭英是最早追随朱元璋“南略定远”的元勋旧将之一，曾为明朝的建立和明初的统一立下过汗马功劳，深受太祖的喜爱和信任，是洪武朝勋戚贵族的代表人物，在明军中也有很高的威信。然而据史料记载，郭英卒于永乐元年（1403）二月，但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一月其孙郭玹才以仁宗贵妃兄袭封武定侯爵。[28]对于郭英死后爵位二十余年无人承袭的原因，史未明言。但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十五年（1479）郭英曾孙郭良为与从兄郭聪争爵而上疏，内称郭英爵位“永乐间以事停袭”[29]。另据《明史》郭英本传记载，郭英“建文时，从耿炳文、李景隆伐燕，无功。靖难后，罢归第”[30]。由此看来，郭英爵位之所以在永乐间停袭，很可能正是由于他在靖难之役中忠于建文帝，参与伐燕，因而朱棣对他心存怨恨。但由于在胡蓝党狱的大规模清洗之后，郭英同耿炳文二人成了硕果仅存的元勋故将，而耿炳文又在与燕军的对阵中战死沙场[31]，因此郭英实际上成了活至永乐朝的唯一一位洪武勋爵。为了显示永乐新朝对于洪武旧勋的尊崇，从而达到笼络人心、巩固政权的目的，朱棣在郭英死后一面迟迟不允其子孙袭爵，一面却做足表面文章，不仅“辍视朝三日，赐祭赙恤甚厚”[32]，且追封其为营国公，谥威襄，并封赠其三代，给授诰命[33]，还通过继续命皇室成员与郭英家族联姻的方式以示皇恩不辍。他先是于永乐三年（1405）册郭英女为郢王朱栋妃[34]，继而又于永乐九年（1411）选取郭英二孙女分别为皇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庶妃[35]，其中前者即日后被仁宗册为贵妃者。
西平侯沐晟是沐英次子，洪武三十一年（1398）九月袭爵。沐英是深受朱元璋宠信的养子，也是其手下得力的干将，且沐氏家族自洪武十六年（1383）起就已成为镇守云南、拱卫朝廷的西南屏藩。而沐英与懿文太子朱标感情极深，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标病逝的消息传到云南后，沐英竟因伤心过度而发病身亡。加之沐英的继配即沐晟的生母耿氏乃是长兴侯耿炳文之妹，而后者正是建文初期伐燕的主帅。因此，靖难之役中，沐晟虽然由于镇守云南并没有直接参与对燕兵的作战，但始终站在支持建文帝的立场上。有鉴于此，朱棣即位之初曾对沐晟倍加防范，并试图用武力迫其就范，但最终因为考虑到沐氏家族对西南的影响以及削藩的需要，改而对之进行笼络，而与之结姻就是其采用的笼络手段之一。[36]永乐元年（1403）六月，朱棣将自己的女儿常宁公主嫁给了沐晟的幼弟沐昕，永乐九年（1411）十二月，又将沐晟之女册为赵王高燧妃。[37]这样，原先与燕王对立的沐晟就成了永乐皇帝的儿女亲家，沐氏家族也因而成了新朝的勋戚贵族。
除郭英、沐晟外，宁远侯何福也是朱棣曾以联姻笼络的前朝故将。据《明史》记载，何福建文年间官至左都督，“与盛庸、平安会兵伐燕，战淮北不利，奔还”。成祖即位后，“以福宿将知兵，推诚用之，聘其甥女徐氏为赵王妃”。成为皇家姻亲的何福对朱棣忠心耿耿、小心翼翼，并出生入死，在对蒙古的作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封为宁远侯。然而最后却以从帝北征时“数违节度”为都御史陈瑛等所劾，落得“自缢死，爵除”的下场，而“赵王妃亦寻废”[38]。显然，何福只是又一位先被笼络利用再遭打击报复的先朝降臣。对于徐氏被黜事，《明实录》也有记载：“永乐九年三月乙亥，敕赵王高燧曰：‘徐妃既无子，又数诳诞不悛，可令闲居，善养之终其身。将别选名家女为尔之妃。’徐本何福之甥，其初有过也，以福故优容之。福死，徐不悛改，遂有是命。”[39]朱棣为高燧“别选”的“名家女”就是三个月后被册为赵王妃的沐晟之女。在此，政治婚姻的本质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明成祖朱棣与之联姻的另一类勋臣是永乐朝的新进勋贵，其中既有助其篡位的靖难功臣，也有为其征虏戍边的勋阀重将。如永乐七年（1409）册为贵妃的张氏，就是靖难元勋、追封河间忠武王张玉之女。[40]张玉此时虽已亡故，但他在靖难将士中享有崇高声望，且其长子张辅也已成为军中干将，因此朱棣纳张氏为贵妃之举，表面上是为“报功”，实质上仍为借此笼络人心。永乐二十年（1422），朱棣又册宁阳侯陈懋之女为丽妃。陈懋父陈亨在靖难之役中弃守大宁，叛降燕军，并转而与南军作战，立下大功，也算是靖难功臣。永乐元年（1403），陈懋以父功及本人战功封宁阳伯，此后他西镇宁夏、北征鞑靼，屡建奇功，并于永乐六年（1408）进封宁阳侯。[41]其女册为丽妃后，陈懋也成为朝廷的勋戚重臣。不仅如此，为笼络降附的“达官”即蒙古部众，以达到巩固北部边防的目的，朱棣还将恭顺伯吴允诚之女纳为己妃（详见下文）。[42]另外，据说朱棣还曾欲纳另一位靖难功臣隆平侯张信之女为妃，但终因“信坚拒之，以为不可”而罢。[43]
出于政治的需要，朱棣不仅本人纳新进勋臣之女为妃，还主动与重要的边将结成儿女姻亲。例如，他刚刚即位不久，就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安成公主、咸宁公主分别嫁给了后军左都督宋晟之子宋琥、宋瑛兄弟二人。[44]宋晟其人，著功于太祖朝，是镇守西北边疆的大将。洪武三十一年（1398）出镇开平，从燕王出塞，为朱棣赏识，建文改元后仍镇甘肃。成祖即位后，进后军左都督，永乐三年（1405）以功封西宁侯。史载：“晟凡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朱棣曾对其说：“西北边务，一以委卿。”[45]可见对其军事才能的重视。永乐初年，西北边患是明王朝的主要威胁，宋晟作为常驻西北的镇边之将，朱棣选其二子尚主，显见用意之深。另据记载，当时宋琥已有妻室，朱棣却“令琥出其妻而尚主”；而宋瑛“貌寝”，咸宁公主不愿嫁他，朱棣却称：“才足矣，何貌为！”迫其下嫁。[46]可见，对于朱棣来说，巩固皇权的政治利益高于一切，而其本人及儿女的婚姻只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段而已。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才造就了永乐朝乃至洪熙朝一批新的勋而兼戚的异姓贵族。
朱棣去世后，继之为帝的是在位仅十月余的明仁宗朱高炽。仁宗皇后张氏出身平民，其父张麒洪武二十八年（1395）以女为世子妃才授官兵马副指挥。但在仁宗的众妃中却有几位出身勋臣之家者。其中除永乐年间朱棣做主为其选定为妃子的武定侯郭英孙女（即位后封为贵妃）外，还有仁宗本人选册为敬妃的英国公张辅之女。张氏册文极尽褒崇之辞，内称：“朕恭绍鸿图，致隆化理，稽昔妃嫔之淑，率由贵德之门。咨尔张氏，乃祖荣国忠显公，勋行之崇，表时硕望。乃父太师英国公，文武之佐，为今元功。肆尔毓秀闺闱，禀德柔惠，步履中珩璜之节，言动谨图史之规，锡之褕翟之荣，俾参轩龙之副。今特封尔为敬妃。”[47]张辅在永乐、洪熙年间的军功之高和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故朱高炽册封其女为妃之举可谓是继承了乃父、乃祖用联姻笼络功臣的遗志。
然而，此后不久仁宗即暴病身亡，册为敬妃的张氏几乎也就成了明朝以勋臣之女入选后妃的终结。自宣德以后，除了完全不见于官方记载的吴妃[48]之外，被选为后妃的女子中，出身最为高贵的当属英宗钱皇后，其册文中亦有“咨尔钱氏，生于勋门”[49]之语。但其父钱贵在正统七年（1442）钱氏册为皇后之前，仅“累功至”金吾右卫都指挥佥事。其余见于记载者，宣宗朝胡皇后父胡荣原是平民，洪武间以长女入宫为女官得授锦衣卫百户职；孙皇后父孙忠，以监生起家，后迁鸿胪寺序班；吴贤妃（景帝生母）父吴彦名出身平民。英宗朝钱皇后而外，只有魏德妃父魏忠原为大宁都司指挥佥事、杨安妃为金吾右卫指挥同知杨广侄女，出身尚不算太低，其余诸妃外家都是普通军民出身。景帝朝汪皇后祖父汪泉原为金吾左卫指挥使，其父汪瑛则在正统十年（1445）汪氏封郕王妃前并无官职，杭皇后父杭昱、唐贵妃父唐兴等人也出身低微，只因姻联皇家才暴致富贵。宪宗朝吴皇后父吴俊原是羽林前卫指挥使，王皇后父王镇原为义勇卫千户，柏贤妃父柏珍原为锦衣卫指挥佥事，王顺妃父王信原为南京留守前卫小旗，大都是世袭的中下层军官。此外邵贵妃父邵林、张德妃父张敬出身贫苦军人，万贵妃父万贵原为获罪谪戍的吏员，纪淑妃（孝宗生母）父纪福斌（一说李福斌）是莫须有的土官[50]，其余诸妃父兄都出身平民。孝宗朝张皇后父张峦“起诸生”，原本只是“以乡贡入太学”的国子监生。武宗朝夏皇后父夏儒出身布衣，沈贤妃父沈传、吴德妃父吴让也都是普通的军户和平民出身。世宗一朝后妃众多，除了陈皇后父陈万言原是元城县儒学生员、赵懿妃父赵汝诚原为监生，以及少数几位妃嫔父兄原是低级军官外，其余后妃全都出自普通军民之家。穆宗朝李皇后父李铭原是锦衣卫百户，陈皇后父陈景行原是国子监生，李贵妃（神宗生母）父李伟则原是泥瓦匠人，其余诸妃外家也都是一般的平民。神宗朝王皇后父王伟原是文思院副使，王贵妃（光宗生母）父王朝采家原是贫苦军户，其余郑贵妃以下诸妃也全都出身平民之家。光宗朝除郭皇后父郭维城出身低级军官外，其余诸妃全都出身平民。熹宗朝张皇后父张国纪原是国子监生，其余诸妃全都出自平民之家。崇祯帝周皇后父周奎出身平民，并曾为了养家糊口四处奔波，田贵妃祖上是世居扬州的陕西商人，其父田弘遇在女册封礼妃前官都指挥佥事（很可能是纳捐所得）。由此看来，宣宗以后诸帝后妃的外家父兄，除少部分中下级文武官吏及数名儒学生员外，余者都只是一般的军民，基本没有出身勋贵大臣之家者。正因如此，才给后人留下了明代后妃“勋臣家禁不入选”的印象。
明人于慎行针对明代后妃的出身曾有一段评论，他认为：“本朝后妃多出民间，勋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势使然，顾于国家有益。观汉宣帝许后起微时，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甚俭。及霍后立，舆驾侍从日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与许后时悬绝。女子若生长富贵，不知民间苦乐，起而居天下之上，纵志奢华，无所吝惜，人主又从而悦之，奇技淫巧必从此作，天下敝矣。闾阎子女，平生所见，固少奢丽之观，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骇惧若不敢当，其于服食器用，必有爱惜，不至暴殄。且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间所见朝夕陈说，使九重之上知闾阎情苦，胜于箴诵训谏当万万也。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51]
于慎行的这段评论显然高估了明朝皇帝们的道德水准。事实上，无论是宣宗以后的后妃多选自民间，还是明初洪武、永乐、洪熙年间皇室与勋臣的普遍联姻，从本质上说都是最高统治者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做出的政治抉择。明初国内外军事形势紧张之时，统治者为了笼络军心、巩固边防，就选择了与勋臣联姻的手段，至宣德年间国内外局势基本稳定，与勋臣联姻也就失去了其最初的政治意义，相比之下，防止后妃、勋戚交结擅权对于维护皇权来说却显得更为重要，而从民间选取出身低微的后妃就是统治者采取的重要的防范措施。数朝之后，这种做法就成为“祖宗之制”固定下来。历史事实证明，明朝后妃多选自民间的制度也的确起到了扼制后妃、外戚势力，防范后妃、外戚干政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称其“于国家有益”倒也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