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布尔迪厄关于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论述

布尔迪厄把整个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当做是一种象征性的交换活动，一种通过语言作为中介而进行的社会互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社会也就是一种通过语言进行象征性交换的市场。更简单地说，社会就是一种“语言交换市场”（linguistic exchange market）。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次活动，不管在其准备过程中还是在其贯彻过程中，也不管是正在实现的、已经实现的还是无法实现的，都离不开语言的使用。但是，布尔迪厄进一步指出：“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最好的沟通关系，也就是语言交换活动，其本身同样也是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跟他们相关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在这种语言交换活动中实现的。”（Bourdieu，P.1991：37）因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的语言交换，并不只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关系，并不仅仅是某种沟通和交换意见的活动，而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相互比较、调整和竞争；不同人之间的对话和语言运用，就是不同说话者的社会地位、权能、力量、才能、资本和知识等各种显示权力的因素的语言表露和语言游戏。

第一项　社会是一个语言交换市场

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语言运用，是说话者的不同权力通过对话和语言交换而进行的权力较量。说话者通过说话时所使用的语句内容以及与之相配的语气、句型、修辞、表情、各种肢体动作和各种说话策略等，实际上就是同时表达意义，显示权力和施展其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力量。因此，语言本身虽然仅仅是各种经由共识而建构的沟通符号体系，语言作为语言是对所有社会成员客观而公平的沟通工具，但是，语言一旦被使用，一旦同特定的目的、社会情势、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对比、各种具有特定背景的历史事件和各种处于特定脉络的社会活动相结合，不同的语言运用者依据上述语言使用的背景和条件所发出的语言讯号和进行的实际对话，就变成了这些语言使用者及其背后的整个社会势力和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和权力竞争过程。

近几十年来，语言学迅速发展，受到整个学术界的注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更把语言学家所提出的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类各种习俗和行为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两种情况下，语言学都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语言同时是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文化现象和实现并维持一切社会生活形式的现象的基本原则。”（Lévi-Strauss，C.1963：358）因此，语言既是文化现象的原型，又是产生一切社会生活形式现象的原型。列维-斯特劳斯结合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观点，为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画了这样一个图：

法国人类学在这样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将语言研究置于人类学研究中一关键地位，一个重要的参考要项。

布尔迪厄在理论的形塑上，便深深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但布尔迪厄一方面从结构主义出发，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结构主义的内在化原则，极力地推行一种客观化的结构主义研究程序——将社会世界当做是先验的客观关系的总和，既是一种先验、客观于社会行动者，又不可简单化约为个体间的互动关系网。

布尔迪厄批判以往的“结构/行动者”、“宏观/微观”的二分法，企图将现象学的与结构化的两个取向加以结合，形成一种整合的统一的实践政治经济学（Bourdieu，P.1992：3-4）。他既不把社会学推向客观的物理实体主义，也不将其化约于主观的认知领域中（Ibid.：5）。他所建构的社会学理论基础，是一种超越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二元相悖论的一种新视野。也就是说，布尔迪厄所建立的社会学新视野，是以整合两者而进行双面性阅读（double reading），甚至是一种双重焦点（double-focus）分析的一种理解方式（Ibid.：7）。布尔迪厄企图打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关系，所以在探讨象征性体系时，他也同时整合两个传统的原则，并在社会生活的实际活动中进行具体的分析。

第二项　语言交换市场的象征性

如前所述，布尔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由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两者相适应而组成的复杂综合体。社会结构与心态结构两者相互交错、相互适应；两者又是同质、同步、交错地双向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力与人们的实践贯穿其中，促使这个架构更为复杂。正因为其复杂性及其难以一次言尽的多面性，所以布尔迪厄自称其理论为一种“象征性理论”，其描绘出来的架构，无论如何都不是最完全的，唯有靠不断地反思（reflexive），才有可能更切近现实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状况。

在布尔迪厄看来，要正确理解社会的语言交换市场性质，必须同时理解社会世界的象征性结构。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的象征性结构是由社会场域（champ social）、生存心态（habitus）和社会制约性条件（conditionnement social）三者的相互交错构成的，又是贯穿于三者之中的人类实际活动的产物和基本条件。本书第五篇第三章将详评布尔迪厄的“社会场域”、“生存心态”和“社会制约性条件”三个基本概念，在这里，只是为了说明“象征性权力”和“象征性实践”的关系，不得不简述“社会场域”、“生存心态”和“社会制约性条件”三概念的基本内容。

社会总是呈现为各种具体的“场域”。社会场域意指具有创造实践和文化才干的互动者、社会行动者进行竞争较量的“力的较量”的场所。社会就像市场，是凭着意愿进行“力的较量”的场域。不同阶级的人隐含并掌握着不同的“力”，进行一场竞赛游戏，而社会的各个领域便是这场竞赛的场域。

但是，任何场域总是历史性实践构成的。因此，任何场域中的交换和斗争，都是以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作为前提。所以，作为历史实践和以往一切竞争的产物，社会制约条件是种客观的事实（objective fact），是社会结构、心态结构及实践的外在客观因素。它是一个产物，然而它可以在现实的斗争中变动、转化、内化为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外化产物。因此，它同时是前段历史和现实，对特定的社会活动起着客观的限制的作用；就整体而言，它又是在历史中变动的创造性的力量。

“生存心态”是种相对稳定下来的情态、心态、禀性系统，与人的生活习惯、行为相关联的一种被结构化的结构，即被具有此种生存心态的人之生活实践、社会场域、社会制约条件所结构化的。生存心态一直不断地与社会制约条件相互关联，而在被结构的同时，亦主动地产生结构化，特别是在实际活动中外化为人的实际行动过程。

场域、社会制约性条件和生存心态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互相依存的。在社会场域中，进行着一场场权力的较劲与斗争、宰制与控制。三者的交错和互动，既构成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又成为社会活动的基础；既是行动者进行实践的基本因素，又是他们的现实的和历史性的活动的产物。

第三项　语言交换活动是行动者资本的客观竞争过程

布尔迪厄在谈场域的时候，认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会进行各种转换，而资本宰制的适切变化原则，是在于资本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个人资本的生产、再生产与复制，就是透过这些客观的制度化的中介机构来完成的（Bourdieu，P.1990：183-184）。各种制度化的社会机构，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不同等级的权力机关、交换机构和文化教育机构等。所以，布尔迪厄说：“制度内的客观化，保证着物质和象征的获得物，其维持和累积，是不需要社会成员费尽心思地不断行动；并且这些制度的利益是不同占有（appropriation）的客体，从它各种形式的客观化，确定了资本分配结构的再生产，且为了这些占有结构的先行条件，再生产出宰制和依赖的生产关系。”（Ibid.：184）

同时布尔迪厄也认为在资本市场中，语言会成为一种交换性的经济资本，这种经济资本是由整个国家所塑造成的市场机构所制定的市场规律所决定。如果一种官方语言进行统治性的政策的话，那么这种语言的市场性将会更明显。一方面，由语言组成的场域运作逻辑又会与个人的生存心态作计算，决定自己在语言市场中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和策略（Bourdieu，P.1991：52-57）。语言能力不仅是在语言交换中养成和造就，也靠学校教育培训出来。掌握不同经济资本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也产生不同的语言能力。以成本的观点看来，语言能力可以在语言交换市场中创造出客观的能力。不过这与文化资本又有一些区别，就是说，我们在语言的交换市场中，语言的交换会产生出利益。当然，这跟训练成本并不一样，因为训练成本指的是整个社会能力的培养成本，除了指学习语言所需花费的个人能力成本以外，我们在市场中交换的还有文化资本及其他资本——这些资本作为一种力量和能力也需要成本。因此，语言交换活动中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其本身就是语言运用者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过一定数量的资本投资所累积的。它是依据投资过程中不同成本的代价而获得并累积起来的。显然，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优越社会地位，实际上已经客观地为语言能力的形成和累积提供了最好的资本和成本基础。所以，在语言交换中的各种能力的高低，不仅决定于语言使用者在交换中所呈现的具体灵活的能力和技巧，而且也决定于此前语言运用者所占据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各种资本上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交换中的语言能力的呈现及其较量，表现了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历史实践对于语言运用者的实际影响，也表现了语言运用者历史和现实的资本积累状况和投资状况。

循着这样的思路脉络，不难理解布尔迪厄批评语言学大师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之缘由。索绪尔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区分开来。语言是一种社会资源，是由在不同层次上结合起来的单位和规则所组成的可继承性稳定系统；言语是在特定场合被人采用的具体化的语言。布尔迪厄认为，索绪尔在分析语言的时候，忽略了社会历史条件对语言的影响，也忽视了在历史过程中言语的运用能改变语言体系本身这一事实；对语言结构之不变性、固定性，布尔迪厄存有相当大的质疑。同样，乔姆斯基也在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操用（performance）上做二元区分。乔姆斯基的焦点集中在人天生的语言行为与能力，他将这些内在法则论述合法化，变为一种语言行为的普遍法则。乔姆斯基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到，社会位置、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能力就有所不同，但回避讨论合法能力的获得以及合法性市场的社会、经济组成条件（Bourdieu，P.1991：44）。布尔迪厄并不认同这两位语言学家所采用的二分法区分。他认为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语言结构之外的冲突、控制与权力关系，正是语言之所以可能成为官方标准语言的决定要素，也是语言运用之所以成为资本较量和取得不同社会地位的基本条件的重要原因。况且这样的截然二分法，阻断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影响之双向运作。行动者在“说话”的过程中，根本上并不是如同以往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所认定的那般，只是“规则”的遵循。事实上，“说话”就是一种策略的运用，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规则。这种策略上的运用就是在确保说话者的权力贯彻与听话者的服从上，说话实际上只是个中介环节，透过说话，或是其他文字上的表达，将说的词句深埋在策略之下，以符合说与听两者的权力关系。这样透过隐晦不明的方式，辗转表达了资源拥有者之权力及行动成员间的阶级关系。

第四项　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

语言的象征性权力（le pouvoir symbolique du langage）概念，是布尔迪厄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努力创建的“象征形式的反思社会学”（la sociologie refléxive des formes symboliques）中的重要核心部分。通过语言的象征性权力概念，布尔迪厄试图把语言同社会以及在社会中复杂地建构和运作的权力网络，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前所述，在布尔迪厄看来，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一种单纯手段，也是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再建构和再生产的一个中介，同时又是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和具有不同行动能力的个人和群体，为了寻求他们的利益发挥他们实际活动能力的中介。语言和社会之间的紧密血肉般的关系，使布尔迪厄始终都是从语言观点去研究社会，也从社会观点研究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就是社会，社会便是语言。但是，语言和社会的同一关系，只有通过“象征”和“权力”的连贯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和语言，都同时贯穿着“象征”和“权力”。因此，语言、社会、象征和权力，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四项孤立存在的因素，他们之间相互关联，缺一不可。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概念正是将四者连贯在一起。

理解和把握布尔迪厄的语言象征性权力概念及其社会运作逻辑的中心点，就是始终把语言同社会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加以考察，并把语言和社会，一方面同具有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双重结构的各种社会场域不断再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不断地同时结构化和被结构化的施动者（agent）在社会场域权力网络中的各种行动相关联。换句话说，布尔迪厄的语言象征性权力概念，同他全新的“社会”、“施动者”、“实践”和“生存结构”等基本范畴密切相关。

实践是一种极复杂的运动过程。实践不只是一般的运动。它是各种“力”交错互动的向量总和及总倾向；同时，实践又掺入了复杂的世界外在（包括社会和自然的客观）关系网和人之自由本质及其高度创造性的精神的生命因素。因此，实践具有主动的被动性和被动的主动性，表现出同时双向性的内化和外化倾向和动力。

再者，就实践的实施运作的范围而言，它通过各种象征结构，把个人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连在一起，并在串连的过程中，将施为、自然、社会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各种主动和被动力量，全部卷入到实践本身的象征性结构及其不断再生产活动之中。因此，最后又导致那些被卷入进去的各因素的再生和相互转化。

布尔迪厄把象征性实践的“中介性因素”看做是连接主客观、社会与个人、产品与历史过程、过去与未来、目的与手段等对立项的中介转换机制，也是使实践本身成为内与外、静与动相互交错转型的场所。所以，实践不仅造就了一个新世界，也使旧世界在新世界内部获得复制。实践不仅开启新的过程，也是从原有制约条件出发，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为一个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双重结构，成为连锁的原因和结果的历史系列。

象征性实践的创造性生命及其“中介性因素”所起的“战略性相互关联作用”，同人类象征性实践所创造的“象征性双重意义结构”及其游戏性的运作模式有密切关联。当然，象征性实践的这种“象征性双重意义结构”及其游戏运作模式，又集中地在人类语言及其使用中表现出来，同时也在语言的使用中千变万化。因为人类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特有象征体系，而语言的应用则是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的最基本的象征性实践，是最复杂的社会日常生活、经济、政治、宗教及文化艺术活动的必不可少的“中介性因素”，因此，贯穿着语言运用的一切人类实践都成为象征性的活动。从这种日常生活的实践所产生出来的符号性事物，会再回过头来成为外在的制约物或是条件，而语言正是这种转化的中介与基本单位。

第五项　权力斗争在语言交换中之渗透

如果说布尔迪厄的社会观和社会理论始终都是把权力当做最重要的概念的话，那么，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中的任何一种权力运作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语言象征性交换活动，离不开以语言使用为中介的象征性实践。换句话说，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任何权力较量和竞争，不管是发生在社会上层或下层，也不管是发生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管是进行在政治活动领域还是在文化生活场域或在日常生活世界中，都是通过实际的语言交换活动，通过语言交换所带动和贯穿的象征性实践而实现的。因此，社会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交换活动，不仅实现了语言交换者之间的意义沟通、情感表达和思想意愿的交流，而且实际上也是建构、调整和协调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同时，也是进行和实现他们之间的权力较量、协调和权力再分配。

在语言交换活动中所实现的权力较量、协调和权力再分配，表现了语言使用和交换同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建构、协调和不断重建过程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表现了内在于和贯穿于语言使用中的象征性权力的实际效果。社会中的权力运作本来是到处存在的。但是，不管是权力的施动者还是接受权力的对象，往往意识不到或甚至不愿看到权力的实际运作及其效果。权力运作的这种“不可见的性质”，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有意识地加强权力本身原有的不可见性质，另一方面是因为被统治者已经习惯于反复出现和复杂地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权力现象，以至于习惯地以“不承认”取代对于权力的“承认”。人们这种对权力极端矛盾的态度，更主要的，还是根源于权力本身运作的象征性特征，根源于社会权力运作的自我吊诡的逻辑。布尔迪厄指出：“象征性权力就是那种不可见的权力。而这种不可见的权力，只有当那些不愿意知道他们自己隶属于它，或不愿意知道他们自己正在操作它的人们，心甘情愿地充当共犯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实行。”（Bourdieu，P.1991：164）

所以，社会、权力和语言的三角关系，构成了社会的象征性结构以及权力的象征性实践的基础和基本动力。在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中，对社会、权力和语言的正确理解和分析，构成了对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反思性研究的基础。

导致权力象征化，也就是导致权力“不可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如前所述，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和文化本身在客观方面的复杂性，也包括权力操纵者在主观方面的复杂因素。但是，语言的象征性交换活动的复杂性，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同权力运作的相互渗透，却把本来就已经复杂的上述主客观因素进一步变得更加复杂化，加强了权力运作的象征性和不可见性。

布尔迪厄对语言象征性权力的研究，就是要揭露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语言交换的深刻社会意义，揭示社会中语言交换所隐含和表现的象征性权力的性质，揭示社会权力和社会活动通过语言交换所采取的各种极其复杂、曲折和隐蔽的策略。同时，由于近代社会已进入到高度发达的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消费的新阶段，上述权力运作同语言交换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就变成了分析和揭露近代社会运作逻辑的关键。

如果说语言运用和语言交换同社会权力运作的密切关系在任何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那么，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把这种密切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不断地随着近代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深化而加倍地象征化。所以，在布尔迪厄看来，如果要深入揭露近代社会的运作逻辑的话，就不能不集中地分析当代社会语言交换的象征性权力性质及其各种表现。

第六项　当代社会象征性权力运作的特征

为了正确理解布尔迪厄关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有必要从他的社会理论对于近代社会的总观点以及他关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具体内容两个层次去进行分析。

首先，布尔迪厄关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是同他对于近代社会的总观点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他所要分析和批判的近代社会，是实现了高度文化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主要靠文化再生产作为基本动力的经济交换市场体系。资本主义经济交换不同于古代经济交换活动的地方，就是靠不断理性化的文化再生产作为调整经济交换活动和整个社会运作的基本杠杆。从16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自封建社会脱胎以来，文化再生产的理性化过程不断地渗透和指导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活动，不断地巩固和重建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也不断地造就和培训在经济交换活动中的每个行动者的心态，使整个近代社会的整体结构和社会成员的心态结构在互动中同质地发展并不断地复杂化。近三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靠稳定的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实践而使同质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不断地和重复地再生产出来。布尔迪厄在《国家显贵》（La Noblesse d’Etat，1989）一书中，以法国社会为例，生动地分析了作为文化再生产核心的教育制度，如何保障文化再生产过程对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再生产过程的控制（Bourdieu，P.1989）。文化再生产过程，作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再生产过程的灵魂，就是靠以语言为基本中介符号体系的象征性交换而实现对整个社会权力的再分配。这种以文化再生产为基础，又与文化再生产的过程相伴随的近代社会权力再分配过程，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政治和经济在内的整个体系不断稳定发展的真正动力。

通过文化再生产和权力再分配过程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中，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成功而有效地建构和维持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之间相互协调的同质关系。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在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区分之间，特别是在不同场域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之间，以及在观察的原则和社会行动者所运用的区分原则之间，存在着一种相适应性。”（Ibid.：7）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之间的上述同质关系，随着当代社会中以语言象征性交换为中心的文化再生产在整个社会运作中的渗透而变得更加稳定。如前所述，问题的奥秘，就是当代语言象征性交换本身已经隐藏着和包含着整个社会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基本原则，也同时实现了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

总之，由文化再生产中的语言象征性交换所实现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同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同质双向互动有密切关联。具体地说，整体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及其上述同质双向互动关系，既可以成为语言象征性交换中的权力争斗和再分配的客观外在社会条件，成为特定时期内发生在语言象征性交换中的权力斗争的“社会制约性条件”（le conditionnement social），又可以构成语言象征性权力斗争过程的内在决定性因素，因而也内在地参与到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整个斗争过程中去。在这场斗争中，上述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逐渐渗透和转化成语言象征性权力的组成因素，最后在特定的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实现结果中呈现出来。

第七项　语言象征性交换使权力正当化进一步中介化

因此，在近代社会中，作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互动运作和再生产的重要动力的权力系统，其结构和运作的逻辑同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象征性结构和运作逻辑是相对应的。所以，为了分析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运作中权力的性质及其再分配过程，必须集中地解剖权力的象征性结构，特别是集中分析权力同语言中介因素所构成的整个文化活动的密切关系，集中分析语言象征性权力的特殊形成、转化和实现的过程。近代社会的权力再分配及其运作过程，随着文化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不同于古典的中世纪社会的权力运作形式。如果说，中世纪的权力分配和运作程序，完全依靠于直接的“神化”和“圣化”，完全依靠于王权赤裸裸的强制性任命和指定，依靠某种特殊的神秘魔术力量在统治者身上的象征性表现威力，那么，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再分配，依靠的则是越来越象征化和理性化的文化形式，采取则是越来越曲折和越来越中介化的“正当性”手段。为此，在布尔迪厄看来，要彻底揭示近代社会权力运作的奥秘，必须集中揭示文化再生产中象征性权力的运作逻辑。

再者，近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交换活动，靠文化再生产的不断深入的干预和渗透，也典型地表现在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往来中的语言象征性交换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象征性交换活动，典型地表现了当代社会各种关系网络，同时又不断地决定着这些网络的权力关系的象征性本质特征。在近代社会中，社会再生产就是在文化再生产中实现的，而文化再生产又是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在所有这些过程中，由于近现代知识体系的优先社会地位及其正当化的功能，语言论述的建构和运用、语言论述之间的竞争及其在社会中的扩展，就显得非常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方面，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离不开象征性权力的再分配以及在象征性权力中渗透的语言论述的竞争性交换；另一方面，象征性权力的再分配及其中渗透着的语言论述过程，又反过来影响着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影响着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运作和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社会再生产、权力再分配、语言论述的象征性交换以及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运作和再生产，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越来越紧密地相互交错和相互渗透，也构成了贯穿于社会运动中的象征性实践的动力来源和实现基础。

如此一来，近代社会的象征性结构及其运作、社会中权力的象征性交换和再分配、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运作对整个社会和权力结构的渗透、社会结构和个人心态结构的双向共时同质互动的象征性结构、语言和文化的象征性中介功能对于人的实际活动的渗透，所有这一切，不但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而且决定了语言象征性权力的运作过程对于社会分析的重要意义。在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中，上述各个方面都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联结的。正因为这样，布尔迪厄把他的社会理论归结为“一种相关性的科学哲学（une philosophie de la science relationnelle），因为它把各种关系列为首要地位”（Bourdieu，P.1994：9）。但同时，由于这样一种相关性的科学哲学特别重视隐含于行动者的肉体结构中和有形的客观社会结构中的心态结构，所以，布尔迪厄又把他的社会理论的指导原则称为“一种禀性位势的行动哲学”（une philosophie de l’aetion dispositionnelle）（Ibid.）。布尔迪厄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理论指导原则是环绕着一系列具有双重意义，也就是其本身具有象征性结构的基本概念而建构的。这些基本概念，包括生存心态、场域、资本和象征性实践等等。这些基本概念靠着它们本身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象征性结构，同客观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场域结构）和同内化在行动者精神内部的心态结构（特别是生存心态），具有双重意义的关系（la relationàdouble sens）。这也就是说，由于语言的象征性结构贯穿于整个象征性实践活动的始终，也隐含于象征性实践的前后，所以，由象征性实践所联结和不断更新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以及权力运作过程，都带上了象征性双重结构的烙印。对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分析，将有助于彻底弄清象征性实践本身的运作逻辑，也有助于弄清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象征性运作逻辑。

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把“相关性”放在首位。也就是说，不论是社会整体，还是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是在相关性中存在，都是必须在相关性中加以分析。没有关系，就没有社会。但是，在社会中，任何事物之间或任何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靠某种力的因素来维持和运作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力的关系决定了各种社会关系及其运作。在现实的社会中，这些力的关系就是权力关系。在近代社会中，各种权力关系，由于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逻辑的渗透，采取越来越象征化的复杂结构。作为文化再生产的基本中介环节，语言的象征性运作过程，又使权力关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展开和运作，同样变得更加象征化。因此，近代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更直接和更紧密地决定于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运作过程。

综上所述，社会的象征化，文化再生产的象征化，权力运作的象征化，实践的象征化，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同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运作密切相关。

第八项　研究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复杂性

在深入而具体地分析布尔迪厄关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以前，无论如何必须先弄清楚布尔迪厄关于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象征性的论述。把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概念同对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象征性论述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这不只是认识语言象征性权力概念的逻辑程序所要求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近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以及在这双重结构中活动的人类象征性实践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

所以，分析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是充满着吊诡的理论考察。一方面，从事实上看，社会中的任何一种语言象征性权力的运作过程，始终都是离不开整个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复杂运作过程。另一方面，从认识过程和逻辑分析程序来看，又不得不把语言象征性权力运作过程中相互紧密联结的各个环节，加以暂时地分隔，加以逐一地具体分析，造成认知和逻辑分析过程中的各种对象同在社会中现实运作的事物相脱节，甚至造成局部的和暂时的扭曲，然后又不得不针对这些被暂时扭曲的因素进行必要的反思，以便尽可能从总体上把握其真相和实际的运作逻辑。

由此可见，研究布尔迪厄的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概念，同时又是掌握布尔迪厄的方法论的过程。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分析，对社会分析中的方法论的运用，之所以双双都紧密地同对语言的分析批判相联系，是因为社会整体的运作和研究社会的活动都离不开语言的运用，离不开语言运用中的象征性权力的实际运作。布尔迪厄的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不只是克服和超越传统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也是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者本人和被研究的社会文化的语言结构的不断分析和批判。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展开和实施过程，既表现在社会理论所要研究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以及客观的象征性实践活动中，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理论家在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方法论的实现过程。所以，在布尔迪厄的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中，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目标，同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批判被运用的语言的象征性结构，始终都是同时进行的。

第九项　实践的象征性和语言的象征性

在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中，象征性实践是一个关键概念。如前所述，布尔迪厄把整个社会和心态结构看做是一种象征性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以语言的象征性交换活动作为中介和基本动力的。人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这些意义可能是行动者所赋予的，也可能是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赋予的，因而行动者或行动参与者并不一定主观地意识到。而实践的各种意义，不管是实践过程中当场所要表现出来的，还是实践过程之前或之后所潜在地包含着的，总是靠语言的象征性结构负载着和加以表达，加以保存，加以积累，加以发展，甚至有时根据需要加以掩饰和适当地歪曲。这一切，决定了人的实际活动和实践的象征性。但是，另一方面，语言的象征性交换总是在人的实际活动中实现，也就是说，语言的象征性交换一刻也离不开实践。语言象征性交换与实践和实际活动的既共时又连续的密切关联，决定了社会实际活动和实践的象征性。所以，布尔迪厄的“象征性实践”的概念，表达了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人类社会实际活动的性质。

具体地说，第一，象征性实践表明人类的任何社会实际活动都离不开语言的象征性结构和运作逻辑，离不开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影响和运作。第二，人类的任何社会实际活动都是在同语言象征性权力紧密结合的条件下发动和开启的。第三，语言的象征性权力，随着实际活动的展开而在语言象征性交换活动中显示出来，并影响着实际活动的实现过程。第四，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经过实际活动的实现过程，经过实际活动中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和重构，有可能在实际活动的各种具体成果中沉淀下来，因而隐蔽地或潜在地包含着实际活动的结果。第五，语言的象征性权力，或者成为新的实际活动展开的一种新的启动能量，或者成为以往各种已经实现了的实际活动成果的形式而为新实际活动的展开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语言象征性权力又变成了不同阶段的实际活动和不同性质的实践活动之间的中介性环节，成为联结社会整体各种实践活动的力量枢纽，也成为社会整体各种实践活动的组织性和制度性的社会联结力量。第六，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及其中的权力运作，不但构成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二元同质双向互动的关系，也保障了此二元互动关系的不断象征化以及它们在象征性实践中的不断再生产。第七，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及其权力运作，同时也促使本来已经象征化的象征性实践不断地自我分化和自我二重化，不但向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双向共时外在化和内在化，也使上述在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不同层面上的外在化和内在化过程，再度地二重化，并沿着这种自我二重化的逻辑，而实现象征性实践的继续自我分化，导致象征性实践的不断层次化、区分化、中介化和自律化。由此可见，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及其中的权力运作，是当代社会象征性实践的不断区分化和自我区分化的重要基础。第八，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及其权力运作，不但使语言中所隐含的极其丰富的意义结构得以在实践活动中发挥出来，成为象征性实践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的能力基础，同时，也使象征性实践同行动者的内在心态结构及其精神内涵相互联结和相互转化，使行动同思想以及各种意识、情感、习惯、品位、风格和禀性等因素形成双向互动关系，导致象征性实践本身变成为心态结构的一种客观化和外在化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心态结构的向外结构化的过程。但同时，这种心态结构在象征性实践中的向外结构化，实际上又是同一实践过程中的客观外在因素的内在化过程，也就是心态结构在新的社会条件中的“被结构化的过程”。第九，借助于语言象征性交换及其权力运作过程，象征性实践一方面遵循着被语言文字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各种权力关系规定以及各种行动规则，另一方面又把实践过程中所遭遇和累积的新的社会经验和新的权力关系用语言文字加以规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并同时实现某种正当化的程序。在这个意义上讲，语言的象征性交换及其权力运作，又成为社会中的象征性实践的限制性的规定力量和条件，又是象征性实践为其本身的不断更新和不断创造的创造性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成为象征性实践必须遵守的各种社会制度和规范的源泉。

由此可见，布尔迪厄在研究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时候，正如他研究人、社会及文化的象征性结构时一样，最重要的，并不是象征及其结构本身，而是语言、社会和文化象征性结构的实际运作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与象征有关的复杂问题，也就是“象征性”（la symbolique）。正如布尔迪厄自己所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研究“象征”的性质及其结构，而是深入研究“象征性实践”（symbolic practice），尤其是研究象征性实践的“进入与出发、充实与虚空化、关闭与开启、联结与解脱等等”（Bourdieu，P.1990：21）。

任何象征性结构都与人的实践有密切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象征结构及其体系都是人的实践所创造的，而且其运作也完全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所以，象征符号及其体系的生命力来自于人的实践。脱离了人的实践，任何象征性结构及其体系就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符号，是没有生命也没有动力的纯粹符号的堆积。象征性结构包含了二元的对立关系，其中的一方总是同另一方发生互动，并通过这种互动而引起二元对立背后的新的二元对立关系。但是，象征性结构中的二元对立关系，不管是哪一个层次，都必须同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关联，才有可能存在和运作起来。所以，象征性结构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创造力的一种存在形式和运作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象征性结构的运作就是象征性实践的基本形式。

第十项　语言双重意义结构的象征性和中介化

在象征性实际活动中，具有象征结构的语言，集中地透过语言本身的运作，把语言中所包含的一切双重意义结构渗透和扩展到社会结构中去，一方面使社会和文化中原有的象征性结构极其复杂关系，进一步透过语言的象征性而再次双重化和复杂化；另一方面，又同时带动语言和社会象征性结构的不断再生产。上述两方面的不断复杂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象征性实践的中介化过程及其不断分化和不断更新。在这意义上说，“中介化”成为语言象征性权力运作的主要过程，也是整个社会在象征性实践中不断复杂化和不断区分化的主要途径。当然，中介化过程是以语言和社会的象征性双重结构为基础，以权力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及其在语言中的象征化作为基本动力。

语言的双重意义结构，表面看来是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共识的结果，但实际上是社会中权力斗争的产物和基本条件。意义系统的建构，一方面，是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力量较量的记录和结果；另一方面，又被社会中取得正当化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所利用，为他们的利益和权力再分配服务的象征性体系。

语言中的双重意义结构的重要性，正是在于它以自身的中介性环节为基础，为与其相关的一切因素的不断再中介化提供可能性。所以，象征性运作，也就是象征性实践，归根结底，就是中介化不断分化和再中介化的过程。而且，由于象征性运作中的中介化过程，为中介性因素的策略性运用提供了种种可能性，所以，中介化的象征性实践，就隐含着使用中介性因素的各种策略游戏。

象征性和中介性因素在策略游戏方面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在权力和语言的社会运用中。后期维特根斯坦曾经在《哲学的探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1953）一书中，总结语言象征性运作中各种中介因素的策略游戏的社会意义，尤其强调语言的社会运用在语言研究中的中心地位（Wittgenstein，L.1968［1953］：4；8；137）。布尔迪厄正是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上述重要观点出发，进一步说明语言象征性运作及其与权力象征性运作的密切关联。布尔迪厄尤其集中地论述了语言象征性运作中意义双重结构的中介化过程，并把它同权力运作中的中介化过程关联在一起。正如他所说，语言象征性运作的重要性，就在于语言运用中的中介性因素的策略意义，以及由此建构出的社会各事物的相互关联性（Bourdieu，P.1990：59-75）。所以，从根本上说，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实施过程，就是透过语言象征性运作而使社会中的权力网络演变成越来越复杂的中介性因素的策略游戏活动。

第十一项　语言运用技巧与权力运用策略的一致性

语言运用的技巧和权力运用的策略是紧密相连的。语言运用的技巧，就是如何说得好一点，使话语更有说服力，使话语的听众和文字的读者不但听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且能照说话者和写作者的意图去行动，使说话者、听话者和读者所处的社会世界能感受到最大限度的语言效果，并使这个社会世界能朝着说话者所期望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语言运用的技巧已经包含了权力的运用及其效果。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运用的技巧就是权力运作的策略。但是，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权力的运作，都离不开语言的使用和技巧的运用。要使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语言、文字的威力，其中包括权力本身借由语言进行清楚的表达及其正当化论证，以及借由语言文字使权力的性质、地位、功能及运作程序而制度化。当权者甚至可以借助其优越的社会地位用语言发号施令，进行各种判决，强制听话者服从，实行某种“语言暴力”。

语言运用的技巧方面包括语词的选用、语句的委婉表达，以及依据不同时空条件和不同对象灵活地运用语言的能力等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上述语言运用的技巧有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不仅要求具备运用语言的才能和智能，实际上也要求说话者本身的权力、地位、威望、组织能力和社会协调的能力等等。

自古以来，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一向重视语言使用的技巧。在古希腊，随着诡辩术和对话术的发展，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奠定西方理性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则时，就已经发展了一套修辞学和逻辑学的体系，以确保语言表达和运用能达到最大效果。不论是修辞学还是逻辑学，都是教导人们以最大效力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和意义，同时也运用语言巧妙地和强有力地组织人的各种行为，协调整个社会的秩序，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理性化和逻辑化的程度进一步空前提高，对语言论述和话语的修辞学和逻辑学的要求也进一步提升了。近代各门学科的专业化发展，各种科学技术和知识理论的进一步分化，也使修辞学和逻辑学在各个专门领域中取得了特殊成果。这样一来，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在一般的社会对话和语言运用方面，而且也在各个专门领域的语言论述方面，都要求越来越高的专门化的话语运用的技巧。这些语言运用技巧的一般化和专门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扩大和巩固一般社会领域和专门领域的权力分配和运作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典型地表现出修辞学和逻辑学原则的语言运用的重要性。“委婉表达法”（euphémism）就是语言交换中尽可能使语词的含意婉转地表达出来，避免直接地和赤裸地表达意义。在“委婉表达法”中，表现了现代社会语言运用技巧的巨大的，甚至是无限的灵活伸缩的可能性。“委婉表达法”实际上表现了处于激烈的权力斗争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如何借由语言运用进行相互竞争，同时也总结了社会权力斗争和复杂生活过程的基本经验。为了达到权力竞争的目的，人与人之间总是千方百计地运用“委婉表达法”等语言技巧，克制、说服、控制、诱惑、挑逗、欺骗、蒙蔽别人，同时又尽可能地表现自己的威力和影响。为此目的，在使用“委婉表达法”时，既可以把一句话说成千百句不同的话，又可以把千言万语压缩成一句话来表达。总之，“委婉表达法”要求人们在社会权力斗争中，善于使用语言，善于进行各种语言游戏。

第十二项　“委婉表达法”的策略意义

布尔迪厄在谈及“论谈”（the discourse）在语言交换市场（the exchange market of linguistic）的交换价值及其有效运作的逻辑时，强调“论谈”所采取的“委婉表达”（euphémisme）的重要意义。在语言交换市场中，各种“论谈”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也同样为了在语言交换中得胜，而不断地设法“说得更好一点”，“表达得更好”，或“讲得委婉动听”。所以，“委婉表达”成为社会生活中必须通过语言沟通时普遍采用的实际规则。谁在语言交换中懂得语言交换市场的规则，懂得每个特定的市场中供应各方的张力关系所呈现的比率，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此种张力关系的论述或讲话策略，将自己说出的“论谈”尽可能适当地委婉表达，谁就在语言交换市场中获胜，其论谈便会成功地传播开来，因而这种论谈胜利的机会也会增多和增强，其象征性权力也不断加强。

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换就像商品交换市场一样，有一种类似商品供求关系的语言交换市场游戏规则，形成一种语言运用的场域。根据这类语言交换市场的游戏规则，说话者所说出来的“话”，如果要使听话者接受，并使之依说出来的“话”去行事，就必须使这些“话”具有一定的“分量”或“价格”，如同商品必须具有一定的价值一样。而且，还要考虑到“说出来的话”必须足以说服对话者，使对话者明白和理解“说出来的话”的意思，而且又能当他面对同时出现的多种“话”时，计算出唯有某句话是最有分量的和最有价值的，因而使对话者最后在语言交换市场中选用那句对他来说是一句“最有价值的话”，照这句话去办事或做出各种必要的反应。“委婉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一种在长期的语言交换中培训和总结出来的本领。这种本领必须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不知不觉地培养，同时又是同语言运用者的心态结构及其在语言使用中的具体变化相联系。因此，“委婉表达”除了表现语言运用者使用语词和语句的具体语言本领以外，还包含着它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实践的经验，也包含着随着实践而逐渐培养出来的语言使用的特殊心态。所有这一切，一方面同长期进行的语言交换活动的主客观因素相联系，特别是同各种社会文化脉络相联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委婉表达”同语言交换中的权力斗争的密切关系。

布尔迪厄在“委婉表达”中发现“象征”具普遍性的“双重意义”结构（la srructure de double sens）。什么是“象征”具普遍性的双重意义结构呢？这就是说，一切“象征”，都包含着双重意义的结构，或者换句话说，一切象征都包含双重的意义——第一层的意义和第二层的意义，而每个层面的意义本身，又包含隶属于其自身的新双重意义。也就是说，象征的双重意义中又包含多层次的双重意义。象征的多层次双重意义结构，不仅使象征的意义结构具有无限模拟、转化的可能维度和领域，而且使象征的意义结构本身赋有永不僵化的运动动力和生命，具有可被想象的无限可能性，也具有潜在的再生和更新能力。

象征本身的本质特性，在于它不仅指示某物，也因为它替代某物而表现了某物。象征之替代及再现某物之功能，使“不在场”的事物直接地成为“在场”的。任何语言体系的双重意义结构都表现为语言表达和应用的双重性——它们的意义及其应用永远都是二元的：单义性和歧义性、准确性和模糊性、连贯性和中断性、一线单向性和共时多向性。所以，语言的象征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在“指示”和“取代”两种功能中同时完成双重意义及其相互转化。由于上述“双重意义”本身又包含着更多层次的新双重意义结构，包含着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双重意义”，所以，“双重意义结构”成为有无限可能性的新意义结构群，一旦与人的自我超越创造力相结合，就转变成产生和推进新实践的动力。这一种例子可以在许多的访谈中发现，许多单一的话语在事后的分析将产生对当时指涉情境的社会结构的意义。同时，由于象征性实践都具有中介性的双重意义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中相互转化，所以，象征性实践都有同质的双重意义结构，而且，一切象征性实践的产物也像象征性实践那样采取双重意义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同一场域中，而且在不同场域中的各种象征性实践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一切象征性实践和其产物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在实践过程中，象征性实践的产物之间，例如政治经济制度及教育制度之间，同样可以相互转化。

第十三项　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正当化特征

各场域的各种不同实践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在人类社会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社会阶级间的较量游戏和赌注性的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必须通过社会范围内的正当化程序。前面的观点类似于马克思的社会先存观点，但是后者却是马克思所没想到的。布尔迪厄深入地剖析了社会阶级的较量游戏和赌注性争斗规则，并特别重视社会统治力量控制正当化程序的特殊过程，从中分析作为“市场”而运作的上述游戏和正当化程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把自己的象征社会学归结为政权社会学，其目的就是凸显对权力象征性运作的分析的关键地位（Bourdieu，P.1992：35-36）。

布尔迪厄有关象征体系双重意义结构及其同构型关系的理论，就是研究象征性实践的语言游戏运作模式的基础。布尔迪厄的研究发现，不会说官方语言的少数民族，仍然确认官方语言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这种确认，布尔迪厄说，“不是出于胁迫，而是出于鼓励”，人民既非被动地顺从，也没有选择不接受的自由。这正是符号宰制的精妙所在（Bourdieu，P.1991：14-16）。一切真正的政权，都是作为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而起作用的——它们很矛盾地在否认中找到自己的缘由。布尔迪厄对政权的上述矛盾性的分析是很深刻的。在他看来，政权并不是简单地和任意地发出强制性规定，而是通过一个独立的政权发出的。布尔迪厄特别强调，政权的被承认和合法化过程，在表面看来是很少带有外力强制的性质，也尽量不带有物体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情感性的性质；与此相反，政权的合法化往往借助于合法竞选活动中各种特殊化的理性，显示出其合法性的“真实的”、“诚实的”和“不偏不倚的”等性质。在政权的合法化过程中，统治者总是玩弄一种布尔迪厄称之为“循环因果性”（la causalitécirculaire）的逻辑，使合法化的确立始终都与一种客观的“自律性”（autonomie）相联系。

在布尔迪厄看来，为了确立政权的合法性，掌权者往往借助于已被承认的、作为法定的“祝圣者”（consécrateur），使掌权者之“被祝圣”获得象征性的合法有效性。因此，权力的正当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圣化”或“祝圣”（consécration）过程（Bourdieu，P.1989：549-550）。“祝圣者”越是显示出其相对于“被祝圣者”的独立性，“被祝圣者”的合法性越有成效（Ibid.：550）。因此，当被祝圣的制度、机构或个人，与祝圣者的物质关系、利害关系或象征性关系达到看不见的程度，当祝圣者本身的地位达到被广泛承认的时候，被祝圣的制度、机构和个人的权力就可以达到合法性的顶峰，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力。也就是说，当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越运用委婉的形式，越让被宰制者感觉不到权力的运作，或者是让被宰制者感受到当权者的恩泽广被，则这样的一个政权运作会更具有合法性与有效性。所以，一切政权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设法使其自身合法化，必须设法让别人看不到其自身的任意性——即使这任意性本来就是其自身真正的基础。透过各种多元的、相互竞争的政权之间的斗争，进行着正当化和合法化的合法原则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同时也为统治基础的合法再生产确定最好的方式。从这里可以看出，布尔迪厄是特别重视“象征化的功效性”（symbolic efficiency），并把它看做是正当化和合法化颁布者的某种自律性的重要条件。这种象征化功效性的作用，就在于使政权的行使权加以“合理化”，给政权掩盖它“自己替自己祝圣”的面目，掩饰其自己的任意性，披上“得到承认”的外衣。如果说随社会的发展，政权的合法化过程变得越“公正”的话，那只是意味着掌权者采取了越来越复杂曲折的“合法化循环”罢了。

布尔迪厄指出：“统治必须使自身得到承认，也就是说，它要使自身被承认和被认识成为它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统治要成为统治，必须首先被看做是非统治。所谓‘统治者是统治的人’这句同语反复不过起着宣告作用。统治者如果自我招认，就接近自我毁灭。因此，统治要通过非统治的被确认，才能真正得到巩固。这就是说，一切真正的政权，都是作为象征性权力而起作用的，他们很矛盾地在否认中确立自己的原则。”（Ibid.：549）

布尔迪厄对政权正当化的上述矛盾性作了很深刻的分析。如前所述，政权的正当化势必导致政权对于它的被确认过程的封闭化。具体说来，为了确立政权的正当性，掌权者往往借助于已被承认的、作为法定的“祝圣者”，使掌权者之“被祝圣”获得正当化的象征的有效性。“祝圣者”越显出其对于“被祝圣者”的独立性，越表现同“被祝圣者”的无关联性，也就是说，“祝圣者”和“被祝圣者”之间的关系越远，那么“被祝圣者”的正当性就越有成效。然而，不管“祝圣者”和“被祝圣者”之间的关系有多远，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循环性的相互祝圣。这就使一切正当化过程免不了呈现出“循环因果性逻辑”。聪明的统治者，总是要把这种“祝圣”和“被祝圣”之间的循环过程变得更远一些和更隐蔽一些。布尔迪厄以拿破仑称帝的正当化为例，指出拿破仑在欧洲国家的范围内，选择了教皇这位占据圣位的统治者作为“祝圣者”，以达到使自己的“被祝圣”的地位正当化的目的。表面看来，教皇是在法国领土之外最具权威的祝圣者，因此给人印象似乎拿破仑与教皇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教皇具有客观的权威性，但实际上，当时的教皇仍然是在拿破仑的威胁之下维持其地位。因此，拿破仑称帝的正当化过程正好体现了上述循环因果性逻辑。

“有权威者”越是显示出其相对于与“被赋予权威者”的独立性，“被赋予权威者”的合法性越有效。因此，当“被赋予权威”的制度、机构或个人，与“权威者”的物质关系、利害关系或象征性关系达到看不见的程度，当“权威者”本身的地位达到被广泛承认权威者的时候，“被赋予权威”的制度、机构和个人的权力，同时也就达到合法的顶峰，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力。也就是说，当当权者在行使权力时，越运用委婉的形式，越让被宰制者感觉不到权力的运作，相反地，或者是让被宰制者感受到当权者的恩泽广被，则这样的一个政权运作会更具合法性。所以，一切的政权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设法使其自身合法化，必须设法让别人看不到其自身的意图性——即使它本来就是有其本身真正的意图。透过种种禁止与允许，限制与核准种种双重意义的原则，进行被统治者的合法性管理，同时也为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合法性确立。从这里可以看出，布尔迪厄是特别重视“象征化的有效性”，这种象征化的有效性的作用，就在于使政权行使者加以“合理化”，给政权掩盖那种“自己为自己赋予权威”的真实面目，掩盖自己的意图性，披上“被承认”的外衣。如果说随社会的发展，政权的合法化过程变得越“公正”的话，那只是意味着掌权者采取了越来越复杂、越曲折的“合法化循环”罢了。

第十四项　语言象征性交换的双重结构

为了分析语言象征性交换中的权力运作，为了分析语言象征性权力在人的象征性实际活动中的中介作用，布尔迪厄在《语言与象征性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1991）一书中，分别论述了语言交换的经济学原则、象征性权力的社会制度和象征性权力在政治领域中的各种表现（Bourdieu，P.1991）。

语言象征性权力的问题，实际上同人本身具有双重生命的象征性结构以及象征性生存心态有密切关系。由于人具有双重生命，人的社会生存的基本需求决定了人要创造、运用和不断再生产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象征性符号体系。伴随着人的社会生存和文化活动而出现的权力网络及其运作，也就因此从一开始具有了象征性结构，并同语言交结在一起采取象征性社会运作模式。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人的双重生命的社会生存方式，又伴随着语言和权力象征性结构及其社会运作，而同时产生了人的思想、行为和各种社会关系的象征性结构。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代阶段，人的双重生命透过语言和权力的不断象征化，通过这些象征化中介性因素的复杂化，又造成了人的双重生命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创造活动以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化，也造成了这些复杂的象征化过程本身的进一步自律化。象征化结构，由于其本身具有内在的双重结构和矛盾性，实际上已经包含着其本身运作和转化的动力。所有这些问题，在分析当代社会语言象征性权力问题的时候，都必须全盘地加以考虑，同时又必须逐层地加以具体研究。当代社会发展的结果，使上述高度复杂化的语言象征性权力运作过程，其多维度性、多层次性、多中介化、多变性以及不稳定性，同具有高度自律的现代人的生存欲望、生存能力，以及生存活动的多样性、多变性、超越性和不断创造性又相互发生影响。这一切造成了语言象征性权力运作的许多假象，造成理论分析过程中语言论述同各种复杂象征性实际运作的分离，也造成各种语言论述同实际的象征性运作之间越来越大的区别性和矛盾性。

在这方面，布尔迪厄通过对西方人的生存心态的双重结构及其象征性运作分析，通过对当代社会中各种最新文学艺术及各种文化活动的象征性结构的分析，集中地说明了语言象征性权力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各种具体表现，尤其是分析了现代西方人的各种心态，各种最新的文化创造活动同语言象征性权力运作的内在关系。

在分析语言交换的经济学原则的时候，布尔迪厄以正当化语言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主题，深入揭示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性质和社会功能。

社会的语言交换活动，既不能单纯从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观点出发加以分析，也不能将两者加以对立去分析。在布尔迪厄看来，任何语言论述和语言运用的活动，都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多种多样的独立的因果系列。语言交换活动的这些复杂因素，使语言交换活动及其同权力运作的复杂关系表现为有形的和无形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可表达的和不可表达的、精确的和模糊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实际的和潜在的两面性或矛盾性。布尔迪厄指出：“任何言语行为，或者更一般地说，任何行动，都是各种独立的因果系列之间的某种联结和遭遇。一方面，存在着语言使用的生存心态，它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某种禀性。这种使用语言的社会禀性使人隐含着某种引发说话的倾向和某种说话的能力，导致一系列‘说’在语法上正确论述的言语能力，也导致在特定环境下恰当地运用上述能力的社会本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言语交换市场的结构，这种结构自身带强制性地作为某种特殊的审核和监察系统在社会中发生作用。”（Bourdieu，P.1991：37）正因为语言象征性交换活动具有上述复杂的两面结构，也就是说，始终都是存在着语言使用的生存心态和语言交换市场之间的二元关系，才使得语言象征性交换活动，连同渗透于其中或卷入其中的权力运作，表现为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性质。布尔迪厄对语言象征性权力的运作结构的分析的重点，就是要深刻揭示在语言象征性交换的可见和不可见的矛盾性中所隐藏的权力运作的本质。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然要超越语言及语言论述过程的范围，要把任何语言和语言论述的实际运用过程，同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同说话者和与说话者相关的一切个人或群体的精神心理因素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但是，与此同时，有必要对语言本身及其相关的说话造句的具体语言的语法规则等进行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分析。然而，总的来讲，上述两个层面分析的综合进行，并不排除将重点放在第一个层面上。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任何语言运用的意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法规则和语言因素，但归根结底，又是语言使用的客观语言交换市场决定着整个意义系统。

如果说日常生活语言的运用已经包含了非常复杂的象征性权力的运作过程的话，那么在宗教、哲学和政治领域中的专门性论述及其运用，就包含了更加复杂的象征性因素，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殊领域的论述的两面性，考虑到表面的两面性背后的层层两面性，尤其要考虑到两面性中的可见部分所掩盖的不可见部分。布尔迪厄指出：“对于政治和宗教语言，如果简单地把它们化约成被误解的实际效果，那就不可能全面地理解这些政治和宗教语言的象征性功效……那些专门化的论述所产生的全部功效，来自于社会空间的结构同社会阶级场域的结构之间隐蔽的适应性。上面所说的社会空间，指的是产生这些特殊论述的政治场域、宗教场域、艺术场域和哲学场域等等。而上述社会阶级的场域指的是接受这些论述的人们所处的阶级结构，或者是他们诠释这些论述的讯息所采用的相关立场。”（Bourdieu，P.1991：41）在布尔迪厄看来，上述更为复杂的专门论述的产生和散播过程，使语言象征性交换的权力运作的性质更加模糊，更加“中立化”和“客观化”。这也就使得对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性质的分析更加困难。

第十五项　官方语言正当化与统治权正当化

为了说明语言的象征性权力性质，布尔迪厄首先从正当化语言和法制的论述开始分析。这是因为在正当化语言和法制的论述中，典型地表现了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功能。布尔迪厄指出：“人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由于语言的源生性的（generative）和本原性的（originative）无限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产生语言本身集体地被承认的观念，另一方面也产生使其本身得以存在的能力，因此毫无疑问，语言也就成为绝对权力的一切梦想的主要支柱。”（Ibid.：42）

布尔迪厄认为，一种宰制性语言的统一化有其漫长的时间历程。首先出现的是宰制语言的建构，即一个官方语言的建构（constructuration），也就是一个成熟的文字化的语言的确立，并赋予其一定合法性地位，使其成为一个国家的合法的强制性语言。在经过合法化之后，经过市场性的运作及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后，这样的一个官方语言会成为一个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语言，也就是成为日常生活中一般沟通的普遍性符号体系。在经过这样的一般化之后，这样的官方语言就完成了统一化（unification）的过程。他说：“一般化是市场通过象征性物品统一化过程的一个面向。它总是伴随着经济上和文化生产及流通的统一化过程。”（Bourdieu，P.1991：50）他同时认为，在这种一般化的过程中，经济与符号的物质的流通过程，将会不断地淘汰已经过时的生存心态和社会制约条件（Ibid.）。

以这样的观点看来，只有当官方语言成为日常生活的“不经意”的“无意识”的实际使用语言，并且人们又不会察觉这样的语言是否为其母语时，宰制语言的一般化才算完成。

对宰制阶级而言，语言的合法化并不是目的。宰制的目的在于，借助这样的过程，让语言的市场和语言生存心态烙印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让自己的资本通过正当化语言的运用而成为市场中的宰制者，让每个人的语言生存心态符合自己的生存心态，继续维持自己的宰制地位。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宰制是通过物质和文化的产品，通过其控制资本继续统治，以便在优势的环境中继续区分自己又区分别人，使自己成为高阶者。

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统一其领土和管辖区，为了加强其统治权，往往制定和实行统一的官方语言政策。官方语言，不同于任何方言和地方土语的地方，就是它从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和法制中，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密码体系和规范的依靠力量。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他们很清楚，为了加强统治，并贯彻执行他们的政治权力，必须在他们统治的领地内统一语言。为此，由官方所认定的“专家”制定统一的语言规范，靠行政管理系统和其他国家权力机构的优势，特别是靠由国家控制的教育机构，强制性地向全国推广“标准化的”官方语言。“官方语言是一种密码（code）——它一方面用来解开声音同意义之间的同一关系，另一方面又是协调语言实践的规范体系。这样的官方语言是由具备写作权威的作家们和知识分子生产出来的，也是由负责反复灌输其熟练性的合法教师和语法学家们所确定并密码化的。”（Ibid.：45）

因此，从一开始制定到其贯彻过程，官方语言始终是掌握在政治权力的垄断者手中。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官方语言，不论是它的形成或者是它的社会运用，都是同国家连接在一起的。”（Ibid.）官方语言的建构完全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语言市场的目的，它是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统一程序。在国家统治的范围内，所有的官方机构和官方活动场所，例如学校、公共行政部门、政府机构等等，都通行着这一种官方语言，并成为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的各种专门性语言的典范，一方面为这一些地方性和专门性语言提供语言方面的统一规范，另一方面又便于统治者直接和统一地发布其政策和法令，也为执行这些政策和法令提供正当的和方便的语言手段。同时，官方语言的建立也为统治者惩罚一切违反官方语言规范的言语行为提供了语言学方面和法制方面的根据。同这样的官方语言政策相伴随的，是一系列以官方语言为标准来衡量的官僚升迁制度、法制执行和监察制度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制度等等。显然，在官方语言的标准和运用中，就已经渗透和隐含着象征性的权力。

官方语言的象征性权力表现在，第一，以语言密码和规范所建构的官方语言本身，就是官方权力自我正当化在语言系统中的浓缩和沉淀物。如前所述，官方语言的建立和执行，本来就是在官方统治者掌握权力的前提下，支配那些有学问的“专家”和教师们，强制性地靠官方统治机构向全国各地进行的。官方语言体系实际上就是这些强制性的过程的产物和浓缩品，因此在建构起来的官方语言体系中，其表现出来的权威性力量就是借用语言这种象征性的符号体系所表现出来的权力。第二，掌握和使用官方语言，就意味着潜在具有发挥统治权力的可能性。如前所述，由于政府鼓励和推广官方语言，同时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法令及其统治程序无不是借助于官方语言这个统一的手段，所以，官方语言的掌握和运用，借助于它同官方正当化的法律、道德和其他制度的相互渗透关系，已经包含着享用这些法律、道德和其他制度的权力的可能性。凡是掌握官方语言的人，在该官方语言通行的范围内，就具有某种潜在的权力优势。官方语言掌握得越熟练越精致，掌握潜在的权力优势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官方语言作为记录、概括和诠释一切官方经验及其政策的正当化语言手段，连同政府制定的法令和法制以及规范，构成了国家统治领域内一切言行的正当化的衡量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讲，官方语言同法令等各种强制性的规范制度连接在一起，又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第三，官方语言成为一切知识论述和科学技术专门词汇体系的正当化表达手段，进一步使那些掌握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具有特殊的和占优势的象征性权力。加上国家和政府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采用以官方语言为基础的教育制度和人才评判制度，使官方语言的使用也隐含着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象征性权力。采用官方语言的各种学术性和理论性词汇，是经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们精心加工和分类，变成只有越来越少的特种知识的特权分子所垄断的专门化语言。这些专门性的学术理论词汇，其制造或使用范围，都是由不同领域内的少数掌握正当化权力的权威分子所垄断。因此，词汇越是专门化，越为极少数特权专家所掌握。至于社会科学的各种专门词汇，更是同统治集团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相联系，同时又是同现实和未来的社会空间的分隔和统治方向相联系。在布尔迪厄看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各个学科的专家们之间的斗争，表面上是某种学术性和理论性的争论，但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持和改造社会世界，同样也为了维持和改造关于这个社会世界的观点及其区分原则。更确切地说，任何社会世界的区分状况及其区分原则，始终都是某种经过社会科学家精心制作的区分原则及其正当化的社会复制和结果。这些原则在现实的社会区分和阶级差别的运动中，又经国家的干预而逐渐内化成各阶层的心态结构，并在社会制度中外化。上述社会科学领域中各种专家之间的理论和学术斗争，不过是维持和改造社会世界的区分及其区分原则的象征性斗争。布尔迪厄指出：“有关社会世界的观念的生产，事实上始终是从属于征服政权的逻辑。”（Bourdieu，P.1991：181）因此，用官方语言所表达的各种专门性学术和理论词汇，尤其是社会科学的专门词汇，表达和浓缩了以国家权力为背景，以社会区分和权力分配为脉络，为少数专家们所垄断的各种知识领域中的象征性权力。第四，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采用统一的官方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官方语言中也隐藏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象征性权力。第五，官方语言的训练和掌握过程，同正当化的政治、道德和文化规范的教育紧密地平行进行着。这就使一个国家范围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心态结构的建构和巩固过程，同官方语言的培训和教育过程紧密相联系。官方语言同心态结构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官方语言的象征性权力在不同阶层的不同心态结构中表现出来。这一现象，也导致整个社会语言运用方面的心态结构的区别及其相互争斗和较量，造成了整个社会语言交换市场中的象征性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六，由官方语言所统一建构的语言交换市场为语言资本的竞争创造客观条件，而语言资本的竞争，在社会的语言交换市场中，往往是维持或扩大其他各种资本的重要条件。在文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表现声誉地位的象征性资本，都紧密地同语言资本相联系。各类资本都要靠语言资本作为中介而同整个社会和文化生活发生联系，各类资本之间也要靠语言资本进行交换。布尔迪厄指出：“语言的社会运用具有它们特有的社会价值，是因为它们试图在复制的区分体系中，在带有偏向性的区分的象征性秩序中，组织和建构社会区分的体系。”（Ibid.：54）第七，官方语言的建构和推广同文学场域的权力斗争有密切关系。布尔迪厄指出，文学场域，不仅关系到官方语言的各种语法建构规范，而且关系到一系列标准文风的建构。两者都同语言使用者的生存心态密切相关。因此，文学场域中的极其复杂的象征性权力斗争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官方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结构中。文学领域中的权力斗争关系到不同作家们使用词汇和句型的能力，同时更重要的，关系到这些作家们调整日常语言和官方语言的关系、概括官方意识形态词汇的内容以及用语言完成正当化程序的能力。所以，布尔迪厄指出：“作家之间有关写作的正当化方式的斗争，通过它们的存在和表现，一方面用于生产正当化语言、界定正当化语言同日常语言的间距，另一方面，用于生产官方语言本身的正当性。”（Bourdieu，P.1991：58）第八，要充分估计到语言场域的动力学意义。在布尔迪厄看来，隶属于语言场域斗争的官方语言正当化过程，对于整个社会和心态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语言有助于在时间上持续维持和巩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体系，而且也有助于在空间上不断扩大它们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语言资本的积累和传递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教育制度和机构的中介化，因此，也有可能通过世代相传的历史过程不断加强语言场域的权力斗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语言交换活动，作为语言应用者之间的沟通关系，是对沟通符号的密码化和译码，因而也是关于产生和运用这些密码系统的能力的一场力量斗争，同时也是以一种特殊的象征关系而进行的权力斗争。这场象征性的权力斗争，类似于经济领域的市场斗争，同样取决于斗争相关各方所掌握的资本及其支配资本的能力。如果说在经济市场领域中，交换的过程和结果取决于市场中所流通的资本总量及其走向，取决于各个交换者个人所握有的具体资本的内容和使用这些资本的能力，包括运用这些资本在流通关系中的特征而采取的策略原则，那么，在语言市场交换中，交换者的语言资本，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关系总和，作为赋有转换能力的二元结构体系，在交换过程中，就显示出各个语言资本的掌握者使用象征性符号的特殊能力和各种复杂的无形策略力量的智慧。如同经济市场会导致利润的增殖和减少一样，语言交换市场也会产生各种象征性的利润的争夺，在语言交换市场中，发出语言符号不只是对符号的理解和译码能力的考验，同时是掌握符号财富和符号权威的标志。所以，在沟通过程中，符号的交流不只是讯息的交换，更重要的是语言使用者的财富和权威的象征性比较。

第十六项　语言市场的价值交换规则

在语言交换市场中，遵循着价值交换的特殊规则。布尔迪厄指出：“说话的价值取决于权力的关系，这个关系在说话者的语言能力的比较中具体地建立起来的。而这种说话能力，一方面是他们生产语言符号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是他们把握和评估这些符号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一切决定于被卷入到语言交换中的各种行动者，究竟有没有能力向整个市场强制性地发布有利于其推销之产品的评判标准。这样的能力并不是单靠语言方面就可以决定的。毫无疑问，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区分的生产能力，标志着由社会决定的语言单位的生产的区分状况，而作为把握和评估的能力，它又决定着客观的市场状况。所以，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就有助于决定在一种特殊的语言交换中所取得的价格形成规律。但是权力的语言关系并不完全决定于占优势的语言力量。实际上，通过被说出来的语言，通过使用这些语言的说话者，以及通过掌握相应的语言能力的群体，在权力的语言关系中，整个社会结构就在每一个互动中在场出席而表现出来。”（Bourdieu，P.1991：67）

由此可见，语言交换市场的价格规律以及竞争的结果，决定于交换者的语言能力及其运用这些能力的程度和策略，又决定于这些交换者所处的整个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特别是决定于这些交换者本身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本的种类和数量，以及它们应用这些权力和这些资本的本领。

语言交换市场的价格规律是不断变动的，这决定于不同的语言交换市场的结构和力量关系，决定于交换过程中各种力量的协调过程及其结果。在语言交换市场结构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官方语言及其国家力量对整个交换市场的干预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具有特殊功能和意义结构的“后设论述”对各种论述的绝对统治关系。

当官方的政权和组织力量通过官方语言的使用干预交换市场的时候，上述客观存在于交换市场中的结构和力量关系以及各因素间的协调过程，都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影响，因而它们也就减少或失去了其本身原有的影响力。这时候，就好像掌握国家金融财政和经济力量的中央银行直接干预日常自我调整的金融经济市场一样，官方机构通过官方语言对语言交换市场的干预，就带有强制性地改变着市场本身斗争的结构和走向。所以，决定着语言交换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价格评判标准，是社会和市场中的象征性权力关系的评比结果。但是，这样一种评比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所使用的语言和论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社会公权力的权威和社会语言能力。在一般情况下，语言交换市场越具有官方的性质，越具有法制和正当化的性质，官方象征性权力的干预就越大，而交换活动中价格交换和权力比较的程度，就越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权力。

第十七项　象征性权力同社会文化的关系

在《语言与象征性权力》一书的第三部分，布尔迪厄深入分析了象征性权力的特征及其同社会文化的关系。

在布尔迪厄看来，象征性体系是一种“产生结构的结构”和“被结构化的结构”的过程。象征性体系的这种典型的二元结构，不能仅仅从符号和意义的双重关系去解读，而是要进一步同上述双重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联系起来，因而也同创造和不断推动其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人、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性实践联系在一起。

人的生存心态及其运作中的同时内外化，就是人的双重生命在社会生存和文化活动中进行象征性运作的集中表现。但人的生存心态的象征性实践又紧密地同语言和权力的象征性运作相关联，以至可以说，人的生存心态的象征性运作就是语言象征性权力的不断实现过程。显然，生存心态本身就是人的生存权力的一种表现。生存心态既不是纯粹的精神生命表现，又不是一种消极的和被动的心态结构，而是人的双重生命在社会生存和文化创作中的伴随物，又是人的双重生命实际运作的真正动力。同时，生存心态既然作为人的双重生命的中心环节，也就同社会和文化中必不可少的语言和权力等中介性因素密切相关。布尔迪厄在《论区分》（La distinction，1979）一书中，生动地说明了生存心态象征性运作的“交响乐式的演奏”模式。这种交响乐式演奏，实际上不断地重演和更新上述“产生结构的结构”和“被结构化的结构”的过程。就是在生存心态的这种交响乐式的演奏模式中，表现了生存心态以一种积极的和创造性的生存权力的方式，通过语言的中介性象征结构而外化和客观化，也表现了生存心态的活动作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到权力结构和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Bourdieu，P.1979）。因此，生存心态的交响乐演奏，就是个人和群体的生存权力和社会权力同整个社会的权力网络在语言和文化象征性结构的中介化过程中的互动和相互转化。

语言的象征性权力的运作对整个社会的权力斗争影响极大。布尔迪厄充分意识到当代社会权力斗争的象征性。在他看来，在权力斗争中，生活在各个场域的个人和群体之间，通过他们所掌握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拥有量展开了竞争。在不同场域中，不同的资本类型，其拥有量及其使用策略，各有不同的特殊性。但是，整个说来，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高度发达的文化阶段，权力斗争的结果，最终无非是转化为象征资本的各种资本的总量的比较和竞争。这意味着，一方面，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必须转化为象征着社会地位和声誉的象征资本，另一方面，各种资本的社会功能及其在社会中的影响都必须通过象征化结构的正当化程序而被社会所承认。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的正当化，不论是其过程还是其标准，不但要采取象征性的文化形式，而且要使得这些文化形式按照特定的法定程序制度化。只有经过文化形式的象征化和法律所承认的制度化，一切资本才被认为是正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采取合理化的形式和过程，上述权力正当化的文化形式象征化和法律程序的制度化就越采取客观中立的中介化过程，越试图脱离任何个人因素和主观意志的干预，越具有社会公正和自由平等的特征。

关于各种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的过程及其意义，在中世纪社会中就已经显示出来。如前所述，当时，以君王为中心的各级贵族显贵，将他们的身份赤裸裸地用一系列“称号”标示出来。“称号”，成为封建社会各阶层的个人和群体的身份的标志，也是他们权力的标志。但是，在封建社会中，这些称号，作为标示身份、声誉以及权力的标志和象征，都是靠君主，靠所谓神圣的神权在世俗社会中的代表，做出决定和进行分配的。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些声誉、地位和权力的正当化过程，采取了由君王和神权直接任命和核准的方式，并以继承制不断巩固下来。这种正当化程序的过程的中介化和象征化的程度是相当简化的。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资本都要转化为象征资本，首先是指各种资本的获得、竞争、保存和继承以及转让等等，都必须遵守合理化的程序，通过各种知识和真理的象征性体系的检验，通过社会各种法定的规范和制度的核准。所有这些从各种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的合理化程序，其本身就是以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为中心的象征化过程。教育制度成为资本主义文化象征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主要支柱。一切知识和一切制度的合理性，都要依据社会所公认的教育制度的标准去衡量。这不仅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合理化和象征化过程必须通过教育过程和学习过程来实现，还因为掌握和执行这些合理化和象征化的正当标准的人才也都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和造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不但培养了进行象征资本竞争的策略和人才，也颁布和分配了为社会公众所承认，同时又为政府所核准的象征资本制度。布尔迪厄在前述《国家显贵》一书中，深刻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如何成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他把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的分类和区分化过程，当做是社会的区分化和资本分配、再分配过程的重要基础。由明星学校或名牌学校所发布的毕业文凭成为社会中权力斗争的象征资本比较的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就权力斗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正当化程序而言，上述经教育机构标准化的资本衡量标准，导致整个社会权力正当化的普遍客观化和中立化倾向。资本主义越发展，这种权力正当化的普遍客观化和中立化的倾向就越明显。布尔迪厄说：“毫无疑问，正当化的循环圈变得越长和越复杂，统治方式的象征性效果就越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对身体的强制和压抑越来越让位于象征性暴力的温柔而掩饰的限制。警察和监狱等暴力机构，越来越让位于各种知识的有智能的论述的教诲，而学校和文化生产的机构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在这里存在着弗洛伊德，而不是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的话，那么，促使社会实际活动和社会制度合理化的过程，在以不断进步的正当化取代任意性的正当化的过程中，取得了越来越高的效率。”（Bourdieu，P.1989：555-556）

布尔迪厄指出：“象征性有效性的不断进步，作为正当化循环复杂化的提升过程和学校制度越来越隐蔽地干预正当化过程的一种相关结果，进一步使各种特殊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化采取复杂形式。”（Ibid.：556）

这种透过智慧和才能的过滤而正当化的权力领导者及其权力分配网，是现代社会中政权斗争的重要特点。正是在这里，又显示了学校教育对于政权掌握的重要性。学校不仅以智慧和才能装备着未来的掌权者，而且，那些被承认和被正当化的明星学校，又以其颁发的学衔和证书的象征性威力，加强了掌权者的正当地位。

因此，象征性权力是只有透过被承认的过程才能实行的一种权力。这种承认过程是借由人们看到和相信并视为理所当然的过程建立起来的。但更重要的，是透过权力执行者与服从者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一种象征性体系所建构出来的权力关系。而语言象征性权力，更是借由语言论述的正当性，合法性的界定过程，而在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呈现出来的一种权力关系。此外，除了论述本身之外，论述所涉及的相关社会条件、社会因素与其他和论述相关的因素，如经济资本、社会地位等，也会纷纷转化成为象征实践中的条件。所以，语言象征性权力的权力关系，并不仅仅限于政权的概念上，更显现在行动者各种各样的场域斗争与竞赛之中。

布尔迪厄运用其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不但进一步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语言学的转折”，而且深入研究了当代社会极其复杂的权力结构。因此，布尔迪厄关于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基本概念，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重大变化。

然而，布尔迪厄的上述概念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权力运作逻辑的分析，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他试图以“相关性”理论说明西方当代社会权力运作中的复杂问题，但是，“相关性”理论又使西方社会中各个重大问题联结在一起，甚至纠缠在一起，不但没有能够得到理清，反而进一步使问题复杂化。他试图批判和克服传统理论对西方社会的权力分析中的片面性，但他所提出的新理论并未如其所愿地克服上述片面性，毋宁说以一种新的片面性取代旧的片面性；或者，布尔迪厄只是以一种新的相对论取代旧的传统理论。

关于语言和权力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布尔迪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加以重点研究，这对于研究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化，对于处在世纪末激烈转变中探索新出路的人类文化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语言和权力的关系问题，并不一定构成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化重建的唯一关键问题。为了真正地全面分析当代社会的问题，为了探索人类文化的重建问题，仍然需要在布尔迪厄所提出的问题之外，以开放的态度进行多方面的试探和多元的探讨。在这方面，布尔迪厄的研究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然而有限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