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的精神与心态同社会的关系问题

第一项　古典社会理论的历史贡献

在古典理论中，关于人的精神和心态同社会的关系，也曾经有所讨论。涂尔干在论述社会结构的和谐、社会秩序、社会连带的时候，充分考虑到集体意识及个人意识，也考虑到了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在社会结构运作中所起的作用。

马克思也特别重视在实践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严厉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强调人在实践中的主动的创造精神，并更重视人的有意识、有计划和有目的的行为。此外，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探讨了在社会结构中，不同阶层的人之精神状态虚幻地折射、扭曲成为意识形态的过程，并深入地分析了不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不同作用、角色和功能。

韦伯在探讨个人行为时，重点地研究决定着个人行为意义的动机以及个人对其行为进行诠释的过程。在韦伯那里，对于人的精神因素在人的行为中的意义，始终给予高度的重视。如前所述，韦伯集中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地进行着的个人合理行动的理性基础及其社会条件。韦伯对于科学的社会理论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合理的社会结构产生的精神心理根源。众所周知，他试图从新教伦理及其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行动者的影响，深入说明资本主义合理制度以及行动者进行合理行为的精神基础。在这方面，韦伯批判马克思过分地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物质经济基础。韦伯显然很清楚地意识到，由高度复杂的劳动分工、社会科层制和符合人权原则的合理道德规范所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同社会中具有特定精神气质，又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行动者的合理性行动密切相关的。正如韦伯所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追求不断再生的利润（Weber，M.1958［1904—1905］：3）。韦伯在解释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基础的历史发展过程时，也试图从社会本身的演化，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过程，来说明新教伦理的形成根源。韦伯说：“无数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为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它们必然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新建立的教派得以幸存下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者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人所共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在宗教改革以前就已经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论点的有力驳斥。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考虑到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宗教改革时期流行的观念之间相互影响的极其混乱状态，我们只能从研究宗教信仰形式和实际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是否存在和在哪些方面存在相互关联开始。”（Ibid.：50）

为了进一步说明人的精神心态因素在社会结构中的意义和功能，韦伯还进一步研究宗教问题。严格地说，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并不单纯是为了分析宗教和社会的关系，而是透过宗教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说明人的精神心态同社会，同人的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有人批判韦伯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的说明原则时，韦伯认为，他所提出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些社会行动者，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生存过程？这些社会行动者的生活经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在韦伯的行动理论中，深入地研究了人的精神心态在行动动机、手段、目的和整个行动过程中的功能和意义，同时也研究了行动中的精神心态因素同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说明人的精神因素同行动的关系，韦伯深入研究了各种文化形式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对于人的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即使是在研究社会结构的运作过程的时候，韦伯也没有忘记深入细致分析行动者个人的精神心态特别是处于社会主管地位的那些首领人物的心态，诸如首领的具有克理斯玛风格的精神状态。韦伯将这些个人行动者的精神心态同社会文化及其各种规范制度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古典理论也提出了在病态的、不正常的、充满着危机的社会中，个人的心态与行动者的精神状态之变态、病态和不正常状态与社会脱序的关系。马克思甚至还提出了处在激烈变动的社会革命时代的革命者心态及其革命行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当一种社会结构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结构而产生一场革命变革时，革命者的心态、阶级意识和行为，直接关系到他所破坏的旧世界与所建构的新世界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第二项　当代社会理论对传统主体观的批判

根据古典社会理论对于人的精神心态在行动和社会中的意义的研究，面对着当代社会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人的精神因素对于社会运作的日益强烈的干预和参与，当代社会理论结合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最新成果，对于当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心态及其社会功能的运作过程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首先，当代社会理论把人的精神因素的活动和运作同行动的主体的不断建构、再生产和不断转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古典社会理论中，行动主体的意义就在于他能赋予行动以独特的意义。古典社会理论只强调主体赋予、决定和界定行动的意义，却避而不谈主体本身又是在何种社会历史条件和行动过程中形成的，也没有深入考察主体意识的形成对主体化建构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古典社会理论中，行动主体只顾着向行动赋予意义，却不反思主体本身之意义从何而来，也不反思构成主体同一性的真正精神心态基础是什么，又是如何建构的。当代社会理论并不迷信行动主体，也不把主体神秘化，而是把主体当做是在社会结构和行动互动运作的过程中建构和变化的。但重要的问题是行动主体的精神心态对于其主体地位的意义。

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对现代主体的意识的形成过程进行历史批判分析的思想家，是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的建构是同现代主体意识的建构紧密相连的。现代主体意识的建构又是同现代知识、现代道德意识和社会权力运作紧密相连（Foucault，M.1966）。福柯将其对于主体意识建构过程的历史分析，称为一种“关于主体的诠释学”，有时他又称之为“知识考古学”，而在晚期他又称之为“权力和道德系谱学”。不管福柯将他有关现代主体意识的批判性分析称为什么，福柯始终都把人的精神心态因素，同社会历史的整体结构，同社会的权力网络中处于各种关系的实际行动者，连接在一起加以分析。对于当代社会理论发生深刻影响的，正是福柯关于现代主体意识同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和现代道德的统一性理论。历史是随着我们作为行动主体的意识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福柯看来，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尤其是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其根源就是我们自己随着现代知识、现代权力网络和现代道德意识的建构和不断社会化而演变成现代性的主体。现代性主体的要害，就是丧失了人性本身。当然，福柯并不打算把现代主体意识建构过程简单化。他深入地探讨了自16世纪以来现代各种知识、社会制度、监察制度、督导训育制度以及以“性”观念为中心的道德意识的建构及其运作过程。

第三项　从二元对立的分析到双重化结构的探讨

为了深入分析人的精神心态因素同当代行动者的行动和社会结构的运作的关系，法国另一位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布尔迪厄提出了“生存心态”、“社会场域”和“社会制约条件”以及“象征性实践”的中心概念。在布尔迪厄的新型反思象征形式社会人类学中，对于人的精神心态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双重结构及其双向共时运作过程进行了集中的分析。布尔迪厄把人的精神心态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群体的象征性实践的互动性运作关系，用形象的“没有指挥的交响乐表演”加以形容。在这种情况下，布尔迪厄摒弃了传统的“主观/客观”、“内/外”和“物质/精神”的二元对立理论模式。这样一来，人的精神心态在不断的象征性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结构化”和“被结构化”的共时双向运作过程，同整个社会进行互动。

为了加强对人的精神心态的研究，为了深入说明人的精神心态对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意义，当代社会理论，除了从整体说明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互动逻辑以外，还更深入地结合当代社会复杂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特殊场域，特别是结合在当代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文化艺术领域，分析人的精神心态的不同表现及其同社会的复杂关系。当代社会理论的这种研究倾向，导致一系列新型的心态研究社会学，例如“品味社会学”、“艺术鉴赏社会学”、“博物馆鉴赏社会学”以及“艺术知觉社会学”等专门学科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