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人类对自身及生活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一如人类的存在那样久远。这样的认识和理解要达到更高和更深的层次，只能通过一个个阶段、一个个环节逐渐丰富和明晰：从来没有人提出的问题被提出来，从来没有人质疑的事物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一些被人有意无意建构起来的概念体系被推翻了，被颠倒的事物被重新颠倒过来了。女性问题和社会性别问题的提出以及由此开辟的思想途径，就深刻反映了人类认识史的这样一个特点。

东方文化中的男阳女阴、男动女静、男外女内、男尊女卑，西方文化中的关于男子气与女人气、男人的理性和女人的感性、男人的公共领域与女人的家庭世界的二元划分，曾经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我们无法摆脱的两性世界的认知图式。这样的图式，以其简明而决断的形式提供了关于两性世界和两性关系的概念前提和逻辑预判，以致在人类文明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令现代人难以逾越。历史的困境就是认识的困境：作为人自身，我们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不是被认为是男人，就是被认为是女人。男人或女人的角色和身份——世界最初就是从这里开始界定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中的我们。

但是，历史毕竟已经到达了这样的拐点，人类认识毕竟也到达了这样的拐点：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世界和政治世界面貌的改观，使得人们从最初产生的对于长期建构起来的两性世界和两性关系的“神话”的怀疑开始，从“天赋人权”到“男女平等”，逐渐演变成一股越来越大、越来越汹涌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然而，这样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果真能冲破由文化积淀、制度维系的代代相因的概念大厦和逻辑“铁闸”吗？生活世界和政治世界果然已经改观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女人和男人可以有着同等的权力，并同等程度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吗？

作为一本学术专著，本书是无力对上述问题给出最终回答的。本书写作的最初起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笔者的女性身份，二是笔者的政治学、行政学研究者身份。作为一名女性，长期的实践、感受和思考使得笔者在选择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时，无论曾受过其他研究领域多么大的诱惑，还是想从某一角度深入探寻社会性别问题，这最终驱使笔者回到了社会性别问题领域。作为一名政治学、行政学研究者，视野的局限和学术的偏好，又使得最初的学术幻想和学术探险找到了研究的突破口，成就了现在的社会性别与中国女性参政的研究论题。当然，导师的支持和方方面面的帮助与鼓励也是笔者下定决心的主要动力之一。对社会性别问题做哲学或者政治哲学的思考，虽然不是我的强项，也不是做论文的初衷，但是，这倒正好可以说明，即使是一项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果深入下去，就不免要触及它的底线，而这个底线往往就是理论研究的开始。而要把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并把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带向更深远的地方的时候，历史的研究与路径就成为自然的选择。

因此，本书的研究是从对社会性别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发端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和社会性别理论的系统梳理开始的。

作为一种既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同时又含义广泛而多歧义的范畴，社会性别理论的产生是近代以来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运动与实践的必然产物。同时，这个理论一经产生，不但使世界女性主义运动获得强大的理论指导和巨大的推动力，还日益成为强有力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分析范式，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由于社会性别理论关注男性与女性的社会性别差异，关注男性与女性的和谐发展，其独特分析方法又为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和研究视角。作为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其深刻之处在于，在考察认识女性的问题时，不是将女性孤立地提取出来，而是放在男女两性被指派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中来分析。它不是将男性作为对立面，而是指向性别文化、性别制度和性别结构。这种分析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两性受到的不同的限制和制约。这不仅有助于女性，而且有助于男性反思传统性别规范对自身的束缚，从而形成颠覆传统性别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合力。因此，将这样一种理论引入到对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中来，特别是引入到对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的分析中，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富有意义的，在方法上是富于启迪的。这样的研究提示人们，在对人类社会的认知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可以穷尽一切，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自认为是唯一的探索途径，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新的方法、理论和观点的不断借鉴和引入，或许能够使得人们从别处看到问题解决的希望，从而增强人们向着理想状态迈进的信心。

基于社会性别理论，女性的社会参与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女性参政是女性社会参与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内容，是实现男性与女性和谐发展的难点和重点，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对中国女性参政问题，以往人们尝试过种种研究路径，或许都能得出自己的结论，那样的结论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虽不能说是不正确的，但至少是不完善的。社会性别理论更有可能从性别公正的角度，对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制度进行新的阐释——即使对我们一直以来引为自豪的男女平等国策的认知与实践，在社会性别理论的观照下，也有可以商榷和改进的地方。这样一来，对社会性别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就不仅具有学理上的意义，更获得了政策上的价值。因此，在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理解、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加以运用，以该理论独特的解读方法对中国女性参政问题进行一番切实的研究，就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兴趣，而且是对实际问题解决思路的一种探寻，其意义不言而喻。

二、本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一是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政治参与在政治科学的概念体系中是一个出现时间不久但又受到充分重视的概念。对政治参与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西方学术界对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民主政治的稳定和不稳定状态的关注。从阿尔蒙德·沃巴对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政治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到亨廷顿对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研究的视角和重点都放在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变量对政治稳定、政治民主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何种政治文化会导致政治参与和政治冷漠的产生。国内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时至今日，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已经呈现出蓬勃之势。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各不相同，有的学者着重于对政治参与的一般理论和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主体因素分析，有的研究侧重于政治参与中的公民参与。如复旦大学陶东明和陈明明的《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主要研究代议制和政府范围内的政治参与；中国人民大学李图强的《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研究》主要研究行政参与，即政府(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大批学者还主要从规范的角度对中国政治参与问题进行研究，如研究公民的选举参与、立法参与等，少数学者侧重于研究中国社会变革中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如分析公民政治参与中的时代性特征，分析影响政治参与模式变化的主要因素。然而，这些研究都是在一种泛性别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进行社会性别的研究，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性别中立的态度，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社会性别理论对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更不可能以社会性别的视角、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对中国女性参政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由于研究者尚未自觉地意识到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而是将男女两性假定为无差别的群体，因此，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就意味着男女两性在政治参与上可以无差别地对待，即不需要采取任何纠正性别偏见的措施，也不需要有意强化性别差异。对政治参与问题，包括对女性参政问题的研究上的这种方法论可以称为“性别中立主义”，它与自觉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和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着惊人的不同。

二是关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社会性别理论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因此他们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也极为丰富，所得出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由于在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其他相关章节大量涉及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的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不同政策取向，为了避免重复，就不在这里加以列举和综述。但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一种发展主义视角下，社会性别理论获得了一种融合的可能性。因为社会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可以归结为发展，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政治议题的种种不同、政策取向的种种差异，如果放在发展的框架和路径上来看，存在着明显的方向上的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姑且称其为“社会性别发展理论”或“性别发展主义”，并力图把发展理论融入社会性别的研究视角和框架之中。该思路首先关注的内容是女性参与发展研究，这种研究强调两性分工和发展以及现代化战略对两性造成的不同影响。

现代化发展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会平等受益，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国家和本地区的政治生活，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在客观上将会有力地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因此女性发展的核心是使女性融入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与变革的进程之中，以推动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许多政府和国际机构都认识到女性是极为重要和有利的资源。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许多主流政策认为，只要把女性纳入现有的发展中，只要她们对发展作出贡献，女性的地位自然会提高，女性自身也会得到发展。依此观点所开出的政策处方就是加大对现有教育体系的投资力度以及培养一大批劳动与管理人员的中坚分子。具体地说，就是主张女性在教育、就业、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领域中更平等地参与；通过开展法律与行政方面的改革，以保证女性更好地融入经济系统中；特别强调要以平等的原则来制定旨在缩小女性在生产技术领域中的明显劣势差距，以结束对女性歧视的发展战略及行动计划；同时也重视实施女性发展的项目，如向发展环境不利的女性传授一些具体的技术、手艺以及卫生、识字、育儿等方面的知识，以帮助她们改变落后的面貌等。但是，在社会性别理论的审视下可以发现，这种所谓女性参与发展就会使女性群体自然受益的发展观在实际结果上并不尽如人意，女性群体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大的发展，贫困女性群体的数量反而在增加。

因此，社会性别发展理论或性别发展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则是社会性别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它关注发展进程中的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关系，以满足两性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这一理论不再仅仅把改变女性的状况当作女性的问题，而是强调把女性问题的视角从女性角度扩张到社会生活中的两性以及影响两性关系的各种社会属性方面，从权力结构和体制的多层次来探讨社会性别与发展问题。社会性别与发展关系范畴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发展过程中男性与女性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和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社会性别作用，而且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在实践上探索获得男女平等的发展手段。

这样一来，社会性别发展理论或性别发展主义也就抓住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实质和核心，使得社会性别理论能够在揭示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和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同时，去分析哪些政策和项目能真正使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有所改善，哪些反而强化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加剧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社会性别发展理论还使得社会性别理论突出了女性的主体地位，而不是作为被动的发展援助的受援者而存在的。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政策强调的是通过赋予女性权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性别问题，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赋予女性权力方案在第三世界及女性组织中出现后，就立即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其基本思路是要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分别考虑政策对男女两性将产生的不同影响，征询女性的意见，特别是在有关女性发展的政策和项目中，要求应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担当政策计划者和项目管理者。在整个计划的实施中强调始终要让女性发出声音，让她们参与项目和计划的评审与考核，观察评估其是否充分考虑了女性的需求即社会性别利益。

三、研究框架与视角

社会运动总是包含着观念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西方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运动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运动以及后来的社会性别理论和实践的兴起，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特别是当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取得社会政治思潮的主流地位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如果说哪怕是字面上的自由民主平等是人们普遍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那么，这种理想和追求就不应该将人类的任何一个阶层或群体排除在外。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能够得到不断传播和实践以致逐渐扩大到社会内部所有成员的原因，尽管有时只是表面的、不完全的、不彻底的。对于女性来说，如果自由民主平等指的是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的价值，以致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一种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作为人类的一半的女性，她们到底能否享有这种价值、得到这种权利？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最初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并比照资本主义所提供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坐标，展开对现实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思考。毫无疑问，无须凭借多么高深的理论和多么严密的思考，一些切身的感受、一些生活的常识，就足以令他们得出并不乐观的结论：当自由民主平等之光似乎可以照亮整个文明世界的时候，这个“文明”世界中的一半的“人”，却生活在它的光辉的背面。在这个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世界里，女人却只能接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怀疑开始后，反抗就开始了；观念改变后，运动就开始了。而且反抗的继续和运动的发展必然促使批判和反思向更加隐秘、更加复杂的地域挺进。因此，无论本书中所涉及的哪一种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它们都是从怀疑、批判和反抗开始的。这种怀疑、批判和反抗，一开始触及的只是女性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或者是对女性不自由不平等现象的揭露，但逐渐地，也就撬开了一块块隐蔽而又坚固的基石——女性不自由不平等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权力的根源。应该指出的是，当各个流派的女性主义从上述种种方面将整个男性的话语优势和叙述霸权进行了一番批判和解构后，另一种话语和叙述就被提出并建构起来了。而这样的话语和叙述正是社会性别理论——全书所有章节中分析问题的工具和视角。

运用这种工具和视角，本书第一章首先对社会性别的含义进行了探讨，指出社会性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是一个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和动态性的概念，并强调社会性别的基本特性，包括社会性别的历史阶段性特征、社会性别的社会性特征、社会性别角色的共塑性特征以及社会性别的可更改性特征等。为了进一步分析和论证的需要，在该章中，本书还进一步揭示了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关于社会性别理论的基本主张，分析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流派的主张，系统梳理了社会性别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由于本书的主旨是有关中国女性参政问题研究的，因此第一章还初步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分析与社会性别理论联系起来，试图将社会性别理论的工具和方法引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

当然，由于本书是关于中国女性参政问题的研究，因此，所有的理论梳理和观点的概括还要回到经验现实中去加以理解、运用和发展。故而，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本研究开始了对社会性别与女性参政的研究和论述。笔者同意众多研究者的观点，认为女性参政问题是与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女性平等参与政治生活，在提高女性地位的整个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女性平等地参与决策，不仅是要求单纯的公平或民主，也是使整个女性群体的利益得到考虑的关键。如果决策进程没有女性的积极参与并且没有吸纳女性的观点，就不可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发展目标。同时，在这一章中，本研究还从社会性别的角度阐述了女性参政的基本内涵和作用，诠释社会性别所提供的观点和方法论意义；阐述了女性参政的途径和基本诉求，并结合个人对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的研究和思考，讨论了女性参政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明确了社会性别理论对于女性参政的指导性意义。

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还是作为一种运动形态，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理论都是从西方开始的，因此，在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本研究运用历史叙述和回顾研究的方法，从对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发祥地之一的英国女性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分析了西方女性参政运动发生的背景、经历的曲折历程以及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同时，如果要对当代中国女性参政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不运用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不去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女性的政治参与进程做历史的回顾与观照，这样的研究就会失去源头，既不会完整，也不会深入。因此，本研究还回溯了中国女性的参政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女性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本研究还着力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具体表现，认为，虽然“社会性别”是在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出现的一个分析范畴，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女性/性别学研究中的主要话语，但是它所揭示的社会性别制度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上却是一直存在的。因此，在社会性别视角下，我们重新思索中国女性参政的历史进程，便会发现，中国女性参政的发展是与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女性实现了从封建制度走向解放、再走向法律上平等的历程，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既洋溢着革命激情，也存在着困惑与思索。通过分析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主要影响，特别是借助丰富的历史事实，本研究分析了近代中国历史中女性参政的过程，叙述了中国女性参政的表现及其社会性别意识的觉醒。同时，作为中国近代出现的一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和支配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女性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是本研究路径中的必需部分。中国共产党关于女性问题的系统认识和主张，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领导中国女性运动的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妇女解放”和女性参政问题的方针、政策及其在实际中的表现和效果，都是本研究的着重点之一。

关于这部分内容，笔者想在这里做一下引申和强调。考虑到本书写作中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借鉴，以及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性质，笔者认为这样的引申和强调是很有必要的。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特殊性，社会性别问题在中国的演变是独特的。从理论上说，它和西方社会性别理论和社会性别实践鲜有联系，即使勉强说有所关联，那也只是概念上的简单移植和比附。而就连这样的简单移植和比附，由于现实情形的需要，也变得面目全非了。与其说近代中国的女性运动是整个“世界”思想文化界和社会运动界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毋宁说它是游离于西方主流女性主义思潮和运动之外的一种有着独特形态的中国式的女性主义运动。这样的独特形态和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又显示出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价值之所在。因为，作为发生在一个古老的、占世界人口总数1/4的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其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就是20世纪发生的世界性变革——包括社会性别变革在内——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近代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之所以独特，原因在于：

首先，从理论渊源上说，发端于西方世界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与中国之间有一个时间上的落差，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导致任何西方的理论都必须经过一番实用性的选择。一种西方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在其本土表现出合理性和现实性，但在中国也许就表现得恰恰相反，或者表现出的是一种非合理性的需要与非现实性的目标。发端于西方的理论和运动往往在中国的现实中会发生时空上的错位，当西方需要一种理论和运动的时候，也许中国更为迫切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理论和运动；当一种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时候，在中国也许至多只能是昙花一现。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始终面临着外在和内在的巨大压力。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人民要民主，这样艰巨的任务是中国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和各个派别的代表集团都必须面对的。任何其他社会政治要求与这样的任务相比，都只能处于服从和次要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任何境外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输入，都必须和中国的需要密切结合，否则就必然会遭到排斥。因此，近代中国女性主义最初的一缕曙光也许并不是来自于西方世界的女性主义思潮和实践——在这方面我们找不到足够的文献用以肯定性地说明中国近代的女性主义思潮和运动是受到外来者的启发。近代中国历史文献的原著者也没有指明过这种联系，甚至连那些国际女性主义运动中的赫赫有名的人物和事件在中国近代历史文献中也鲜有出现。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近代中国的女性主义的理论渊源在西方，或者说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和运动的启发与影响，毋宁说，中国的女性主义是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部分，或者被近代中国人当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被接受的。因而其价值和功能也就是要在中国传播和伸张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民主，在实际运动中就是要通过包括革命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达成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

其次，从现实的逻辑和发展状况来看，近代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缺乏一条如它的西方前辈和同伴一样清晰的发展脉络或线索。它说不清自己的政治社会诉求到底是自为的还是他为的，是自我的还是异己的，也就是说，它缺少独立的品格和自主的精神。中国近代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说到底，不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不是一场独立的政治社会运动。它的价值和内容被包含在几种特定的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关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它要么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方案中的女性觉醒，要么是旧三民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中的女性革命，要么是新三民主义中的革命先锋，要么是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方案中的觉悟者。甚至，在五四运动后被迅速边缘化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这种中间主义的路线，也能吸取女性主义的一小部分思想，使其主张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倾向化的烙印。譬如，近代的中国女权团体主张女性参政，但其首先就必须回答到底是参加哪个党派。因此，伴随着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衰亡和覆灭，中国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或者中间路线的女性主义就销声匿迹了——它迅速发生了分化，要么向左要么向右，或者完全退出公共领域。这就是近代中国女性主义的命运，也是中国女性主义的独特性所在。

但是，近代中国女性主义的命运和独特性的存在是否会妨碍我们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之进行分析和研究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一种理论和运动是否受到另一种理论和运动的影响，或者受到的影响有多大多深，这是一回事；而是否运用一种理论去对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又是另外一回事。况且，我们强调中国近代女性主义运动极少可能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直接影响，并不意味着它不受其间接的影响。譬如，作为中国近代政治运动重要理论资源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其中就不可能不包含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解放女性问题的思考或女性主义思想家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样，当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运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理论资源的时候，实际上就受到了女性主义思想间接的影响。

当然，问题的意义和观察的角度不可能一直是固定的，当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大规模的民族民主革命及建立政权后，中国女性主义运动就有了新的意义，从而也需要新的观察角度了。女性参政问题就是随着新政权在中国局部范围内的建立和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和巩固，而显示出其重要性的。因为，只有在人民政权下，中国女性参政问题才获得了根本的意义。

在性别公平的核心理念引导下，笔者对女性参政的几个本质问题进行分析，对政治学中关于女性参政的几个观点进行了社会性别的解读，明确了本研究的观点。因此，在本书的第四章中，笔者侧重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女性参政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制度的和政策的条件与环境，探讨了女性参政的基本内容和问题，从社会性别的视角讨论了中国女性参政取得的成就与经验。笔者认为，机会缺乏与社会性别政策盲视是影响当代中国女性参政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分析我国现有制度环境下，女性参政的内容和过程。最后，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从文化观念、权力结构和政策过程方面重点研究并揭示了当代中国女性参政所遇到的主要困难与困惑，并着力从促进社会性别公平与女性参政发展出发，主张用社会性别公平的诉求代替社会性别平等的诉求，作为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笔者认为，提升中国女性参政水平应该从参政理念重塑、国家的作用以及女性参政能力与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

本研究认为，在实践过程中，性别平等容易给人以误导，容易产生无差别地对待具有生理差别的男女，有悖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与现实，而性别公平的实质却是依据一定的价值理念，公正、平等、合理地对待男性与女性，是在承认两性先天生理差异、后天社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认识两性之间的关系，实践在现实社会中使男女两性受到“不相同”却“公正”的公共政策，实现结果上的平等。因此，在本书的最后，本研究试图引入“社会性别主流化”这样一个分析概念，为整个研究给出方向性和政策性的结论。本研究认为，关于社会性别主流化尽管现在还存在不同的定义，还是一个在不断实践与丰富的有关社会性别的发展主张，但其核心原则是促使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现象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得到承认。社会性别主流化就是主张通过行动者经常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将社会性别公平的视角纳入各个层次、各个阶段的所有政策当中。其目的是要通过把社会性别视角渗透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使男女两性获得真正的性别公平和有效的发展。具体的政策主张就是，要求决策者在政策制定前进行社会性别分析，要有清晰的社会性别计划方案，并分别研究该项政策可能对男性和女性各自带来的影响。同时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要评价该政策对男性和女性在实践发展中产生的不同影响是否公平，以保证男女双方都是平等的受益者。虽然男女平等已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也是社会性别主流化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在理论政策和战略上的体现，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社会性别主流化如何在社会的各项政策中来具体体现出来，中国女性参政问题如何逐渐得到重视和加强，确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加强对社会性别主流化内涵的理解和本土化，如何深化对女性参政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如何提供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技术手段，以及如何提升女性组织的力量，增强女性的自我赋权能力等，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本研究试图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和逻辑思路，本研究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

第一，通过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中国女性参政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试图把社会性别这一分析工具引入我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研究领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本研究不是简单地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介绍和移植，而是试图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学科背景下进行辨析与借鉴，并将其运用到对中国女性参政问题的具体研究上，力求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对这一理论的运用和发展进行开拓性的尝试。

第二，试图形成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分析领域中女性参政研究的新视角。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女性参政的研究或者是集中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强调公众参与对于民主所具有的重要促进意义；或者是集中在女性/性别学的研究领域中，着重分析女性参政的特点和女性社会运动本身。本研究着重探讨了作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分析研究领域中强调的政治参与及女性的政治参与所具有的特征和行为机制，并力图把女性/性别学中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和政治学中的政治参与结合起来，剖析女性参政活动中所面临的文化性原因和制度性障碍，以获得一个新的认识角度。

第三，本研究运用社会性别理论系统审视了当代中国女性参政障碍的根本原因。本研究认为，所谓女性参政意识薄弱，实质上是父权制下的性别意识塑造和性别刻板意识所造成的；女性参政中的权力尖端缺损并非是女性能力不足，而是社会性别所造成的性别职业隔离和“玻璃天花板”导致的；女性参政机会缺乏是由于现实中的许多性别盲视甚至是性别歧视的政策所造成的。值得关注的是，本研究所涉猎的这三个方面，比较深刻地把握了问题的根本，避免了泛泛而论的不足，从而为研究的结论奠定了前提和支撑，呈现出一种必然的逻辑。

第四，超越单纯的男女平等，明确强调了性别公正的性别发展理念。本研究将社会性别理论落实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女性运动与女性参政的分析认识上，描述了未来中国女性参政和女性运动的可能轨迹与前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女性参政中的问题，本研究认为不应仅仅着眼于提高某一性别的社会地位，而应寻求两性之间的公正对待，保障女性和男性平等地行使其权利、实现自我，同时又包容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从而带来两性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的文明进步，在性别公正的基础上实现和谐的两性共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