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特点
当前，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事实。针对中国的崛起，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的政策宣示。这将是新的历史时期大国崛起的又一次全新探索。因此，无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下美、英、德、日的大国争霸式崛起，还是霸权稳定论视角下日本和西欧对和平发展道路的早期尝试，都不足以为新时期中国的崛起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和完整的实践启示。中国试图在和平与和谐理念指引下，通过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构建与国际体系的新型互动关系，实现自身和平发展，并以此促进世界的和谐和稳定。
1.和平与和谐：中国“尚和”的外交思想与政策传承
中国和平与和谐理念的提出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深厚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基础，深刻体现出中国“尚和”的外交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具有深刻的含义。儒家文化推崇“和而不同”，以此作为协调自我和他人关系的重要准则，体现出在承认事物差异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状态的追求。同为儒家思想精髓的“致中和”思想，突出适度、恰当、平衡与协调，旨在以道德为基础形成社会和谐的理想状态。而“和为贵”、“和而解”的文化思想则更直接地表达出中国文化对和平与和谐的关注，强调化解冲突、消除对抗和避免战争。（注：参见《“礼之用和为贵”儒家的“和”文化》，载http://art.people.com.cn/GB/14759/21867/7732192.html。）与此相对应，道家思想亦宣扬“兼爱”、“非攻”，反对争斗与矛盾，主张和平与互利。无疑，这些思想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的和平主义内容，反映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追求和谐与共赢的民族性格。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核心思想构筑了中国外交思想传统的基础。一直以来，无论是盛极一时的唐代，还是国运垂危的清末，都一直固守“天下观”的地缘政治观念，强调中国本土的中心性和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因此在国防上重防御、轻扩张的意识强烈，并通过朝贡体制维持着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秩序。周边国家进行朝贡，但具有独立的主权。中国给予其恩惠，但并不干涉其内政，更不对其进行殖民统治。即使中国人走出国门，开始早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远洋航行，也没有进行侵略扩张与殖民，而是仍然秉持“和为贵”、“非攻”和“德化”的观念与所到国家和平交往，因此中国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念以及据此进行的对外政策实践都体现出明显的和平与和谐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平与和谐仍然是中国外交思想与政策实践的核心内容。早在《共同纲领》中，中国政府就提出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以及“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条、第五十四条，载http://cz.nankai.edu.cn/History/wxzl/31070034.pdf。），以此作为中国和平外交的总目标。也正是在该目标原则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选择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以此来维护国际与自身的安全与和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基本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则进一步突出了新中国和平外交的本质，其内容既明确反映了中国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一贯立场，又体现出新中国寻求国家间平等合作的良好意愿，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重要原则，更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为化解分歧，并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即在承认各国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作为合作的基础。这个方针既体现了中国愿与其他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又从根本上反映出了中国“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内核，并成为此后“维护世界多样性”以及“和谐世界”理念提出的重要基础。在以上重要原则方针的指导下，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成绩。中美大使级谈判的开始、中日民间外交的开展，以及同一些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国较大范围地争取国际支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凸显了中国外交的和平性质。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仔细审度当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600~60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而处于两者之间的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是第二世界。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鲜明地亮出了中国的反霸旗帜，表明了中国珍视国家的平等独立和主权完整、反对超级大国实施霸权主义破坏世界和平的正义立场。同时，不称霸的明确宣示也突出表明了中国的和平意图，成为此后中国崛起过程中一直秉持的重要外交理念。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确立，中国外交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96页。）“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同上书，105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判断，中国政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宣布实施不结盟政策，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并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既体现出外交政策对和平与发展的关注，又蕴涵了中国对和谐世界秩序的追求。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导下，中国开展了具有创新性的外交实践。比如，中国政府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作为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政策框架；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中国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争端解决思路。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外交中寻求和平的诚意。
冷战结束初期，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复杂国际形势以及西方国家对华制裁的沉重压力，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注：同上书，321页。），“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注：同上书，162页。）。同时，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主动规避与美国的矛盾和对抗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此实现和平与和谐的目的。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影响的扩大，并针对“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中国政府摒弃旧的冷战思维，从全新的视角提出了“新安全观”和“世界多样性”理念。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完整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内容与意义，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注：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 维护国际安全》，载《人民日报》，1999-03-27。）。新安全观是中国顺应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提出的创新性国际关系理念，明确表达了中国避免冲突与对抗、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良好意图。
如果说新安全观传达了中国的和平意愿，那么“世界多样性”理念则表达了中国对世界和谐的追求。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时谈道：“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110页。）在此基础上，胡锦涛主席进一步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注：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06-04-23。）世界多样性理念与中国一贯秉持的“和而不同”及“求同存异”思想一脉相承，更体现了“和谐世界”构想的精髓，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外交核心理念之一。
“做负责任大国”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又一重要外交理念。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呼吁建立并完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做法为中国赢得了“负责任大国”的声誉。此后，“做负责任大国”就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理念。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其为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作的题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演讲中指出：“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士都会看到，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正以实际行动在世界上发挥着负责任的作用。”（注：温家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在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06-04-04。）可以说，“做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传递出中国维持现状、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明确信息，明确体现在中国全面参与国际机制、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积极参加国际反恐、切实履行入世承诺等各个方面，成为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有益补充。
综上所述，在中国发展的各阶段中，尤其是中国国力强大之时，中国在一贯的文化思想与外交哲学指导下实行的都是追求和平与和谐的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战略，并未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实行扩张和争霸政策。相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再表明自身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并承诺永不称霸，提出以协作、互利和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全新外交理念，宣示做负责任大国，这正说明，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崛起道路，中国的崛起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和谐。
2.认同与建构：中国与国际体系的新型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在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实力的迅速增强。但是，物质实力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中国带有和平性质的国际行为模式，中国仍然在和平与和谐观念的指导下谨慎而克制地处理着对外关系，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国际体系的稳定。这表明，物质因素必然要在观念的作用下才具有社会意义，中国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寻求扩张争霸，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的观念选择。和平与和谐观念指导下的国家实力增长只能是国际体系的维护力量，而非破坏性力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一些国家仍然将中国视为敌人，但我们也应看到，已经有一些周边国家逐渐与中国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并对中国朋友性质的角色身份产生认同，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志。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由于诸多国际和国内原因一直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则是通过学习体系规范，迅速认同并融入当前国际体系最快的国家。尤其是当前国际体系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裨益，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国之一，因此，中国进一步增强了学习的动力，并加深了对体系的认同程度。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泛加入了各领域的多边国际合作机制，这为中国学习国际规范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国际机制的参与和认同程度进一步提高，如果说此前中国的参与还主要是基于对实际利益得失的考虑的话，那么此后中国对裁军、环保和人权等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则更明显体现出对多边国际机制及其所倡导的价值的认同。
作为崛起大国，中国的和平与和谐观念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建构国际体系，推动其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倡导摒弃武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国家间相互信任、互不侵犯、互利合作，在承认和尊重差别的基础上实现和谐相处，这在本质上符合当前国际体系的价值取向。该理念的传播不但不代表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或颠覆，反而更体现了对当前国际体系的支持和维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国际影响正迅速扩大，其所持有的和平与和谐观念也会通过崛起大国这一特殊而有效的传导机制而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有利于其通过国家之间的互动逐渐发展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广泛接纳的共有观念。而中国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对和谐世界的建构及对国际体系发展进程的推进也将成为中国崛起对国际社会的重大创新性贡献。
3.竞争与共赢：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全新关系模式
中国对和平与和谐的关注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回归与维护并不意味着其对当前国际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诸多竞争和无序现象的忽视和否认。一方面，中东和平的曙光尚未显现，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恐怖主义仍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挑战；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各国尚未就这些重大问题形成有效的合作，相反，相关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趋势有所增强，既表现在诸大国围绕全球和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所进行的地缘政治竞争，也表现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各大国为争夺经济权益和争取经济复苏而产生的经济竞争。
毫无疑问，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竞争关系将长期存在，各种无序现象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这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国际条件。同时，竞争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社会、进行和平发展实践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改革开放战略，还是新近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抑或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都强调中国在参与有序的国际竞争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从根本上推动自身经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提倡的竞争并非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零和博弈，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揭示了通过良性竞争实现各方共赢的内在逻辑。“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48页。）；同时“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注：同上书，46页。）。尤其是针对周边邻国，中国政府一贯秉持“合作共赢”（注：胡锦涛：《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合作共赢——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08-04-13。）的原则，宣称“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48页。）。可以说，竞争与共赢是中国和平发展与建构和谐世界的必然途径。
4.共同发展与共同利益：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如上所述，中国正通过对现有国际体系的认同和融入努力建构体系维护者的新身份，这是促使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崛起的重要因素。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身份决定利益。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作为体系维护者，中国的利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利益，与国际体系其他行为体的共同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利益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这是因为，国际社会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的扩大既是确保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所追求的构建和谐世界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在多个重要场合都阐释过“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的理念。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中国外交的宗旨和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566页。）。关于“共同利益”，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注：同上书，566页。）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中进一步将“共同发展”明确纳入“和谐世界”的丰富内涵中。此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再次提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载《人民日报》，2005-12-23。），“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坚持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努力扩大利益的交汇点，在沟通中增强了解，在了解中加强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载《人民日报》，2005-12-23。）。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48页。）。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提出“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具有深刻的意义。首先，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导致了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各国的利益因而具有巨大的关联性，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间共同利益的扩大才有利于个体利益的获得。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同时，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促进其“共同利益”的扩大，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然路径。“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载《人民日报》，2005-12-23。）可见，各国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各国共同利益不断扩大才能推动和谐世界的形成。同时，通过倡导“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忧惧，表明中国的发展能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具有一致性而非冲突性，这无疑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推进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理念成为中国处理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关系的重要指针。对于周边国家和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突出强调“共同发展”，致力于以中国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他国的发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等问题，并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3”机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合作机制，并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形式多样的经济援助，都是中国为实现共同发展、增进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外交实践。对于世界霸主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中国则突出强调彼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并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合作来寻求共同利益新的增长点，突出彼此间利益目标的一致性，以此向对方传递中国不会挑战现有秩序的信息，更从根本上有效减少因自身崛起而与其他大国形成对抗或冲突的概率。近年来，中国已与诸多西方大国建立了伙伴关系，如中俄之间“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等，而中国也的确在反恐、防止核扩散、环境保护、消除世界贫困等方面扩大了与西方大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综上所述，中国近年提出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和平发展的诉求，突出了中国的责任意识，指明了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方式，更明确了避免大国政治悲剧的基本途径。一个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一起寻求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的中国，必然是一个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推动世界进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