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掀开北京历史序幕的先民们
（一）周口店的古人类
1.“北京人”
目前考古发掘显示，至少在50多万年前北京地区就出现了原始人类劳动、生息、繁衍的身影，其活动区域就在距北京城区西南约50公里的房山区周口店镇一带。这里有一些低平小山，海拔一般为150~160米，地质成分主要为石灰岩，由于石灰岩易被水溶解，经过千百万年的溶蚀，这些小山中逐渐发育出许多溶洞和裂隙，其中一座叫龙骨山的小丘上就有五个大小不一的洞穴。20世纪20年代，在龙骨山东北坡最大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原始人类的牙齿和骸骨化石，这种原始人类就是著名的“北京猿人”，在人类学上的正式名称叫“北京直立人”，俗称“北京人”，这个洞穴后来被称为“猿人洞”。
1929年12月2日，这是周口店遗址发掘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的傍晚，在我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的主持下，在猿人洞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掀开北京历史第一页的先民终于露出了神秘的面容。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复制品
在“北京人”遗址的整个发掘过程中，共发现了40多个不同年龄、性别的猿人化石。1989年，科学家采用先进的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北京人”化石年代距今有57.8万年。根据研究，“北京人”身材比现代人矮小，男性约为156厘米，女性约为144厘米。“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头骨较厚，脑容量为1 088毫升，约为现代人的80%，是猿的两倍多。从复原后的面貌看，“北京人”还保留着近似猿的特征，如眉骨粗壮，而且向前极为突出，鼻骨较宽，鼻梁较为扁平，上颌骨明显向前突出，下颌骨比现代人粗大而且后缩。但是“北京人”的肢骨显示，其手足已经分工，股骨特征证明“北京人”已能直立行走，但股骨较短，略微向前弯曲，仍显示原始特性。“北京人”上肢进化较快，已和现代人的上肢差不多，这无疑与长期劳动有紧密关系。
“北京人”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使用的是经过简单打制的石器。从“北京人”遗址出土了约10万件石器材料，其中有一些是经过人工打制的石器，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等。可以制作工具，从事劳动，具有同自然界作斗争的能力，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北京人”生活的时代，从人类发展史上讲，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北京人”的出现揭开了北京地区人类历史的序幕，使北京成为世界上最早进入人类社会的地区之一，对于人类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新洞人”
周口店地区的洞穴中还居住过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类，被称为“新洞人”。之所以被称为“新洞人”，是因为这种原始人类是在距“北京人”居住的洞穴约70米的另一个新的洞穴内发现的。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颗男性臼齿化石。经过测定，该牙齿形态比“北京人”进步，生活年代距今约10万～20万年，是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的原始人类。 “新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类，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讲，这个时期已属于原始群的晚期，正处于原始群向母系氏族过渡的时期。
3.“山顶洞人”
周口店的古代人类还有著名的“山顶洞人”。之所以称为“山顶洞人”，是因为其遗址位于龙骨山的山顶，正处于“北京人”居住的“猿人洞”的顶部之上。这个遗址是在1930年发现的，1933—1934年间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重要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
经过测定，“山顶洞人”的生活年代距今约2.7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类。他们前额突起，脑容量达1 300~1 500毫升，鼻梁和下颌突出，牙齿细小，股骨与现代人一致。“山顶洞人”的骨骼形态与现代人类已没有太大差别。
山顶洞人使用的骨针
“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很少，只有25件，但洞中发现的各类骨角器和装饰品却颇为丰富。骨角器中有一根骨针，长82毫米，针身微弯，刮磨光滑，针尖圆锐，另一端挖有针孔，直径为3.1毫米，可惜已残缺。这件骨器不但显示出“山顶洞人”制造工具的技术水平，而且也证明他们已经开始用兽皮缝制衣服，御寒遮体，告别了赤身露体的时代。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山顶洞人”墓地遗骨化石的周围散布着赤铁矿粉，表明当时人们在埋葬死者时，可能实行撒赤铁矿粉的原始宗教仪式。这意味着“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甚至可能存在着“灵魂不死”的观念。“山顶洞人” 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类，从社会发展进程上看，此时人类的社会组织已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4.“田园洞人”
与“山顶洞人”处于同一时期的还有最近发现的“田园洞人”。田园洞位于房山区周口店田园林场内。2001年春季，林场人员在寻找水源的过程中发现此洞并挖出一些骨头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这些破碎的化石中有鹿、豪猪、猕猴等动物化石，年代比较久远。2003年6月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不但又出土了一批古动物化石，而且还在地层中发现了人类的遗骸，包括：下颌骨（附多枚牙齿）、锁骨、脊椎骨、股骨等。这一发现为北京地区的古人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极具科研和学术价值。
（二）永定河畔的“东胡林人”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是门头沟区清水河畔的“东胡林人”墓葬。清水河是永定河的支流，相对于永定河流经高高的山峡而言，清水河沿岸是一条较宽的河谷，被称为“斋堂川”，斋堂镇东胡林村就位于清水河北岸一片低矮的黄土台地上。1966年，在东胡林村西侧发现了一座古人类墓葬遗址。这是一座三人合葬墓，包括两名成年男子和一名年约16岁的少女，他们被命名为“东胡林人”。据测定，“东胡林人”生活的时代距今约1万年左右，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他们的体质形态已与现代人基本一致。从合葬情况看，家庭组织有可能已经出现了。
“东胡林人”骨镯
“东胡林人”的文化遗物主要是装饰品。在少女遗骨的颈部周围，发现有50多枚已穿过孔的蜒螺壳，大小均匀，显然是少女佩戴的一副项链。另外，在少女腕部周围，还发现7枚用牛肋骨截断磨制而成的骨管，长短接近，相间排列，这应该是戴在少女手腕上的一副骨镯。少女身上的这些饰物，不仅起着美化和装饰作用，还应该是当时尊重女性的一种表现，而以女性为中心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典型特征。这些比较精美的装饰品的出土，说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东胡林人”已不需要整天为维持生命而奔波，可以有时间和精力制作这些装饰品来美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这时的人类离开山洞来到河谷黄土台地居住，劳动生活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也是密切相关的。
2003年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东胡林人”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10月19日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古人类骨骼化石，高约160厘米。除了这具保存完好的人骨外，还挖掘出包括石器、玉石、陶器、残存人骨、动物骨骼等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和多处“东胡林人”烧火的火塘遗迹。根据初步推断，在约1万年前，这里可能是“东胡林人”的季节性营地，但不一定是他们长期居住的地方。
“东胡林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自“山顶洞人”以来北京地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段空白，为研究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三）平谷盆地的上宅文化
由于更新世初期的地质构造运动，北京山区的边缘地带形成了一系列的山前断陷盆地，位于北京东北的平谷盆地就是其中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平谷盆地发现了主要代表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上宅遗址和北埝头遗址，统称“上宅文化”。
上宅遗址位于平谷盆地东部韩庄乡上宅村西北的一块台地上，北靠燕山，南临泃河。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布在一条天然冲沟里，共分为八层，下面四层构成了上宅文化的主体。遗址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十分丰富，包括石器、陶器共3 000多件，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艺术品三大类。
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多数是打制或磨制石器，有斧、凿、铲、磨棒、磨盘、砧石、石球、石镞、网坠等。细石器有柳叶形石刀、复合刃器等，但数量很少。从这些工具的用途分析，当时上宅居民主要从事的是农业生产，兼有狩猎和捕鱼。生活用具则多为陶器，可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器形主要有罐、碗、钵、杯、勺等，用于炊煮食物或放置物品。这些器物外表多数有纹饰，有抹压条纹、压“之”字纹、叶脉纹、篦点纹等20多种。陶器用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制成，由于在露天烧制，火候难以把握，造成器物表面颜色不匀，以红褐色为主。装饰艺术品有石质品和陶质品，包括石龟形饰件、石猴形饰件、石鴞形饰件、陶猪头、陶羊头、空心响球等。这些物品可以说件件精美生动，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表明上宅居民的技艺和创造力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另外，在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陶质鸟首形镂孔器，该器物圆形平顶，前出一鸟喙，鸟喙两侧各有一眼，下部逐渐变粗呈圆筒形，开有四道竖长条镂孔，顶部和下部有羽状交叉画线纹饰。有专家推测其功能是用于图腾崇拜或祭祀。
据测定，上宅遗址距今6 000～7 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此之前，北京地区缺少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分期序列，上宅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个空白，并为研究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从出土器物的形制、纹饰和制作方法上看，上宅文化与东北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以及中原的磁山文化既有相近之处，又有差别。因此，有学者认为，上宅文化是处于中原与北方两大原始文化之间接触带上的一种地方文化。它的发现表明，在距今7 000年左右，北京小平原就已显现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开始出现不同文化的融合。
（四）军都山旁的雪山文化
军都山位于北京城的西北方向，属燕山山脉的西段，闻名中外的八达岭和居庸关都坐落在这里。1961年，考古工作者首次在军都山旁的雪山村发现了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被命名为“雪山文化”。1981年，考古人员再次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和钻探工作，确认雪山遗址的文化堆积从上至下包含战国、西周、夏家店下层和新石器时代四个文化时期，其中新石器文化遗存又分为一、二两期。
雪山一期文化距今5 000～6 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出土的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还有掺贝粉的泥质红陶。器形以双耳罐最多，另有钵、壶、盆、豆等，还发现了用于纺织的陶质纺轮。石器有磨制的石斧、石刀、石镞、磨棒等。从文化因素考察，雪山一期文化和东北的红山文化比较接近，与中原的仰韶文化也有相似之处，这表明中原与北方文化继续对北京地区文化产生着影响，其中北方文化的影响要大些。
雪山二期黑陶罐
雪山二期文化距今4 000多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的文化遗存包括三座半地穴式房址以及数量较多的陶器和石器。发掘显示，房址地基为椭圆形，东南向开有斜坡门道。室内地面上保留着柱洞、红烧土圈、木炭渣等遗迹。陶器中第一次出现了泥质黑陶，有罐、鼎、浅腹盆等。这些黑陶制作工艺采用较先进的轮制法，使得器壁很薄，和蛋壳厚度相差无几，故有“蛋壳陶”之称。石器以磨制为主，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石斧，也有镞、刮削器一类的细石器。
从出土陶器的制作、纹饰、器形以及石器种类分析，雪山二期文化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有一定关系，因为黑陶和磨制石器是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这表明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的原始文化越来越受到中原原始文化的影响。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文化，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已经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农业的发达，提高了男人的社会地位，并最终导致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原始社会的末期。
（五）与黄帝有关的传说
黄帝是华夏儿女的人文初祖，有关黄帝与炎帝、蚩尤的大战是古史传说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北京及周边地区历史上的著名战争。
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据传其首领黄帝和炎帝皆为少典氏后裔。黄帝和炎帝部族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黄帝长于姬水（也称岐水，在今陕西境内，也有其他说法），以姬为姓，东进中原后，居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西部），称轩辕氏（又称缙云氏、帝鸿氏、有熊氏）。黄帝一族形成了包括姬姓在内的12个部落的部落联盟。而炎帝长于姜水（渭水支流，今陕西岐山东），以姜为姓。炎帝一族沿黄河流域向东发展进入中原，成为黄河中游地区强大的部落联盟。在那乱世中，凡有不顺从者，黄帝就出兵讨伐，以战争手段制止了各部落间的长期混战，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成为中国大地上部落联盟的首领，后世称“诸侯咸归轩辕”，并“尊轩辕为天子”。与此同时，炎帝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两大联盟终于爆发冲突。黄帝率领以熊、罴、貔、貅、貙、虎等为图腾的各部落，与炎帝部落联盟在阪泉之野（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另一说为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附近）交战。经三次激烈战斗，黄帝部落联盟终于获胜，初步建立了黄帝对中原地区的领导地位。此后，炎、黄两族部落开始联合并融合为华夏民族，占据了中原地区，在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广阔土地上逐渐创造发展起伟大的华夏文明。
同一时期，在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距今约4 600年前，黄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一带进行了一场大战，称为“涿鹿之战”，战争的目的是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很适合来自东部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战争初期，擅长于晴朗天气作战的黄帝族处境不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气——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今河北地区）擒杀了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服众的名叫少皞清的氏族首长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的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描述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涿鹿之战”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逐步被神化。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是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