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诗”与“词”

这本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不是“诗”，而是“词”。“诗”与“词”在日文里的读音是一样的，但是在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则不同：前者读shī，后者读cí；在创作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作诗的人叫“诗人”，填词的人叫“词人”，这在文学史上是有明确区分的。因而，严格地讲，毛泽东应该叫“词人”。不过今天已不拘泥于此，似乎从文义的概念通称“诗人”，而且毛泽东也作“诗”。

“诗”与“词”怎样区分？一般来讲，确实存在着先入之见，即认为诗是正式的东西，而词是不完整的东西。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在日本，把词译成“短歌”或“小曲”。事实上，正如人们所说，“作为整个词作品的情调，十分类似于日本江户时代的短歌集《松叶》和《松落叶》等”^［11］，其在内容上文雅的东西（就总体而言）很多。毛泽东填词，作为文化修养，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作为一种创作爱好似乎让人觉得意外。

如果按照时代的顺序讲，“诗”的各种形式首先是在唐代（公元7—10世纪）固定下来的。稍晚一些，“词”在唐代中期出现，在宋代（公元10世纪50年代中—13世纪）盛行起来。如果包括诗和词，从广义的诗的体裁考虑的话，自然会想到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那是自周初到春秋（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世纪）时代，将今天陕西中部、河南和山西南部、山东一带流行的民歌汇集起来形成的，而且把收集到的作品的文体统称为“诗”。稍后，是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末—公元前3世纪）楚国的民歌，又出现了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利用这一民歌形式创作的《楚辞》，他的作品文体叫“赋”。毛泽东的词的高雅格调有与《楚辞》一脉相通的东西，如果想到《楚辞》的地域是湖北、湖南的话，那么热爱长沙、热爱湖南的毛泽东为屈原所吸引，爱读《楚辞》是并非不可思议的。屈原在洞庭湖和湖南北部流浪之后，在长沙北面的汨罗即湘江的支流汨水投江，恐怕是有地理上亲近感的缘故。据说毛泽东念书时的笔记足足装满一个柳条箱，但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时^［12］，故乡的亲戚担心有后患，在其故居的后山上给烧掉了。有一个人实在看不过去，于是从灰中拾出一些保存起来，现在还收藏有两册，其中一册写有《楚辞》中的《离骚》和《九歌》，共22页，是工整地用毛笔全文抄写的。^［13］

“诗”和“赋”都是在汉代（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兴盛起来的。五言（五字一句）的“诗”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是在这个时候，七言（七字一句）也是在汉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这种诗在唐代迎来了极盛时期，在一般所谓的唐诗中，各种诗体极为发达，其中律诗和绝句作为新的格律诗固定了下来。这两种诗体的长度都是固定的（律诗为八句，绝句为四句），韵律也固定（诗中不变韵），平仄（根据发音将字分成平与仄）同样固定（遵从两种固定的排列法）。进而，律诗又有第三、四两句和第五、六两句必须对仗的规则。所谓对仗，像“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味道《正月十五夜》）那样，两个句子中的“暗尘”与“明月”、“随”与“逐”、“马”与“人”、“去”与“来”，都明显地是由相互对应的词组成。律诗和绝句是后来形成的，所以叫近体诗，这以前的诗叫古体诗。

“词”是在近体诗确立之后逐渐出现的，我们可以从句子长度相同的定型诗（律诗、绝句）发展到句子长度不同的新定型诗来考证这一发展的轨迹和源流。关于词的起源，众说纷纭。从诗体来看，有人认为“词”是从“诗”演变过来的，也有人认为同音乐史上新乐器的流行和民歌的流行有关系。还有把“词”叫做“诗余”的，这是把它看做可以增减字数的诗，这一看法也就是将其看做是由诗派生的。不过，词要伴随音乐来歌咏，在不合拍的时候，需要加过门儿，增减字数，因此也同音乐有关系。当时，配合从外国传来的曲子，要使用乐器琵琶。琵琶有28个单调，音律富于变化，不能与句子长度相同的“诗”合拍。因此，据说长短句的歌词便成为一种需要而应运而生。^［14］这样，所谓的“词”便具有了“歌词”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叫做“曲子”的民间歌曲是词的起源，“曲子词”简称“词”。^［15］

与“唐诗”相对有“宋词”的说法。词是在宋代盛行起来的，当时有音乐伴奏。这种音乐现在已经失传了，但在当时相当多。与这些音乐相配合进行填“词”，即使是同一种音乐也有填不同形式“词”的情况。有人曾统计过，有820余种曲调，2300余种形式的词。另外，每种形式的词，即长短句，每句的字数、平仄排列、押韵和对仗的方法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在一句中只有一个字的地方，不可以排列两个字、三个字。于是便出现了表示这种固定规则的“词谱”，借助它，可如同镶嵌东西一样把文字填到里面去，故别名叫“填词”。

调或曲调的名称叫做“词牌”。词牌当初取自带有“词”曲调的开头的语句。但是，后来词逐渐脱离音乐独立了出来。为了进行“词”的创作，偶尔也选择曲调，而那只是一种符号。例如，这本诗集的开篇《沁园春》，过去是咏唱沁园的春天，即带有咏东汉明帝的沁水公主的庭园春天的歌词，故将此曲调称作“沁园春”，并固定了这种曲调的规则。不过，与这种故事来历无关，其他人可以只利用这一固定的文体咏唱别的事情。为了方便，便把《沁园春》这一词牌作为人们使用的文字符号保留了下来。这样，了解规则的读者（不了解时参照“词谱”等）很清楚字与句的段落、押韵等，所以能够较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因而，词牌并不是题名，在“词”中一般不加题名，如果加题名是作为注释放在词牌之下。词牌与“词”的内容一致而原封不动地成为题名时，把它叫做“本意”（这本诗集中《满江红》或许可以说是本意）。词牌虽然有各自的来历，但是与对词的内容的理解无关，在本书中这些说明全都省略了。

“词”的长短各色各样，短的只有14个字，长的有240个字。根据其长度的不同，又分小令、中调和长调。一首“词”有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之分，叫做前阕和后阕，或前片和后片。而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变化部分叫“过片”，有人说其中可以变换词的内容，但还是前后意思有联系为好。毛泽东大体采用有联系的方式。对偶、押韵、平仄都由词牌统一规定，这大体都是近体诗的延伸。而必须写做一个字的地方，被称作“豆”，或叫“一字豆”。如果用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这首词为例的话，前阕中的“看”、“问”就相当于“豆”。“怅寥廓”中的“怅”也是“豆”。然而，这里将三个字连读起来比较好，并不绝对要求把“怅”（一个字）与“寥廓”（两个字）分开来读。同样，后阕同一位置用“曾”（一个字）、“记”（一个字）和“否”（一个字）三字构成一句，另外的“恰”和“到”字则属于“豆”。

尽管词的形式如此烦琐，但人们还是选择它进行文学创作，大概是因为“词”属于与“诗”不同的领域，诗中无法吟咏的，它可以吟咏吧。另外，它是需要音乐伴奏的，即是在有歌妓娱乐的地方咏唱，可以表现在“诗”的固定范围里无法表现的男女爱情的心理和女性姿态等东西，因为当时如果假托女性的口气，即使吐露真心话也不会被人责备。今天，中国把文学史上的某些“词”当做不健康的作品予以排斥，然而所谓不健康之处，恰恰是其魅力所在。苏轼（四川眉山人，号东坡居士，1037—1101）的出现把“词”男性化了，“词”的形式似乎更吸引人。由于它的字数比近体诗多，因此可以加进更多的事实和感想。又由于一首词分为前阕和后阕（也有不是这种情况的），因此可以对照比较今昔，使内容有变化。毛泽东创作很多的词，恐怕也是为了便于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吧。

苏轼以前的“词”，作者即便是男人，内容也都像是女性写的。说“词”是代言体，恐怕就是从认为它是由异性代办这一性质来的吧。评价诗词的标准，像以杜甫和李白等为代表的诗以阳刚之气为好，词则相反，必须使用委婉、忧郁、幽深和倩丽之类常用的套话。对丈夫和恋人的爱情、嫉妒与怨恨，由于季节变化的伤感和悲哀，在外地的孤独感等，这类东西在词的题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词风发生大的变化，应归功于苏轼。“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这一评论很好地说明了他在“词”发展史上的地位。苏不受以往狭窄题材和用词的束缚，在诗和散文的天地注入了“词”，在思想性上开拓了更高的境界。于是，词从一定要有音乐伴奏才好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作为可以倾注文学创作热情的体裁被确立了起来。扼要地把苏以前的词的倾向当做婉约（斯文）派，而把他看做是与此对立的豪放派的开山祖师，是很有道理的。在“词”的体裁上，他不仅打开了奔放的幻想、细致的观察以及表现和开展诗性议论等新的领地，而且在押韵上，制定出要与友人的诗使用同样的韵（把它叫做和韵或次韵）的规则，还特意尝试过如何从这些束缚手脚的规则中解脱出来。在“词”中，他不仅谋求题材与反映面的扩大，而且试验过大量使用和韵与典故，从而把别人与自己的诗的技巧很好地纳入了“词”中。在他的作品里，特别有名的是《水调歌头》和《念奴娇》。

作为苏轼以前的词人，有专门赞美女性的容貌、服饰、姿态的晚唐温庭筠（山西人，812？—870？）。由于他被与受其影响的词人韦庄（陕西人，836？—910）一起编入词集《花间集》（后蜀赵崇祚编于940年），而被称作花间词派的鼻祖。在五代（公元10世纪），被称为南唐词人的群体抬头，其中地位最高的是李煜（937—978）。他是五代乱世的小国之一南唐的末代皇帝，所以也称李后主。丧失皇位后，其词已不再充满深刻的悲哀，采用像以前那样借用不幸女子的口气吐露自己心境的手法，而是直接宣泄自己的心情，给后来的豪放派手法以影响。进入北宋以后，柳永（福建人，987？—1053）出现了，接着是苏轼，在苏轼之后出现的是毛泽东也喜欢的李清照（山东济南人，1084—1151）这位女词人。她为避战祸，与丈夫来到江南，丈夫病死在南京后，她孤身一人在杭州一带苦度晚年。李清照身上没有封建社会女子常见的那种自卑感情，她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填了浅显易懂、带有独特风格的词。她在婉约派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在最近的文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她兼有豪放派的特色。南宋（公元12—13世纪）受金压迫，所以爱国感情很强烈，出现了很多反映这种情绪的词人，其中辛弃疾（与李清照同是山东济南人，1140—1207）很有名，与其齐名的著名爱国诗人则是陆游（与鲁迅同是浙江绍兴人，号放翁，1125—1210）。

毛泽东的词在气势宏伟与感情豪放方面，继承了豪放派的体系。但是，从各重要处的用词所表现的女性式感觉来看，其词在本质上与婉约派也有共同之处。即便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也有婉约派式的作品，所以毛的情况并非不可思议。可以说，毛泽东从这两派最显著的长处中吸取了营养，把自己的作品锤炼到更高层次的诗境。而且，他的个性本身具备那种复杂性，所以由个性喷涌出来的词自然具备那样的格调。他在用词上大胆采用现代汉语，而且加进现代的事件和人名，也表现出了一种超越两派的综合与扩展的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