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献给莫妮卡·麦考尔
一九六〇年的夏末，詹妮丝·怀尔德的生活开始变得一团糟。其中最糟糕的部分，之后她常常这么说，最恶劣的部分，就是在它发生前几乎没有任何预兆。
她当时三十四岁，有一个十岁大的儿子。她对青春的消逝并不在意——反正她的青春也不算无忧无虑的或精彩刺激的——即便她的婚姻与其说是出于浪漫，还不如说是出于人为的安排，那也没什么关系。完美的人生根本不存在。她享受着有规律的生活；她喜欢看书，也有很多藏书；她喜欢她那套明亮的高层公寓，那里可以俯瞰曼哈顿中城的高楼大厦。这套公寓既不奢华也不优雅，但是舒适——而“舒适”恰恰是詹妮丝·怀尔德偏爱的词语之一。她喜欢的词还有“文明”、“合理”、“调节”及“关系”。几乎没有什么会使她烦恼，会教她恐惧：唯一能达到该种效果的——有时甚至会达到令她毛骨悚然的地步——就是那些她不理解的事物。
“我不明白。”她在电话里对老公说，“你说‘不能’回家，你什么意思？”她一边打电话一边不安地看着儿子，他坐在地毯上啃苹果，同时全神贯注地看着CBS晚间新闻。
“什么？”她说，“我听不清楚。你说啥？……等一下，我到卧室里去接。”
现在她一个人对着子机，在两道关闭的门后。她说：“可以了，约翰。我们从头说起。你在哪儿？在拉瓜迪亚吗？”
“不是，感谢上帝，我终于离开了那个狗娘养的地方。我在那边兜兜转转了至少两个小时，才终于搞明白如何叫出租。然后呢，我碰到了一个该死的啰嗦鬼司机，他——”
“你喝醉了，对吗？”
“你听我讲完好吗？不，我没喝醉。我刚才是在喝酒，但我没喝醉。听我说，你知道我在芝加哥有多少睡眠时间吗？整整一个礼拜，几乎没有睡过觉。每晚睡一到两个小时，昨晚我根本没睡。你不相信，对吧？我对你说的是实话，可你从不相信。”
“你快告诉我你在哪里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个竖起来的电话亭，我正打算去——中央车站。我在比尔莫饭店。不对，等等，是科莫多尔饭店。我在科莫多尔饭店里喝酒。”
“噢，亲爱的，那不就在家门口吗？你只要——”
“见鬼，你没听见我说的吗？我刚告诉你我不能回家。”
她在双人床的床沿上拱身向前，双肘搁在宽松裤上，两只手紧紧地握住电话机。“为什么？”她问。
“天哪。有上千条理由。比我可以……比我可以一一列举的理由还要多。比如，我忘记给汤米买礼物了。”
“哦，约翰，别说疯话了。他已经十岁了，不会你每次出门他都期待礼物的——”
“好吧，还有别的理由呢。我在芝加哥认识了一个姑娘，她是一家酒厂的公关小姐。我在帕尔默旅馆里干了她五次。你觉得这条理由怎么样？”
她不是第一次听见这种新闻——他有过不少风流韵事——但他这样当面对她甩出这句话还是第一次，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为了使母亲感到震惊而大吹牛皮。她想说“你想让我怎么想呢？”但她对自己的语气没有信心：听上去也许会有点伤心，那会造成误解；抑或会显得干巴巴的，似乎在竭力克制自己，那样的话就更糟了。好在他没有长时间等待她的回答。
“在回来的飞机上我一直盯着我那张小小的、可爱的航空信用卡看。对此你做何感想？你知道只要我想，我就能随时用这张卡做什么吗？我可以说句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然后就骑上一只银色的大鸟，飞到某个像里约那样的地方；躺在海滩上，晒晒太阳，喝喝老酒，啥也不干，彻底地啥也不干，直到——”
“约翰，我不要再听你这种疯话。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能回家。”
“你真的想知道吗，甜心？因为我担心我也许会杀了你，这就是理由。杀了你们两个。”
保尔·博格在看CBS新闻，就像怀尔德家的小子。电话铃响时他骂了句“该死”，因为埃里克·塞瓦赖德正在总结肯尼迪议员击败尼克松副总统的概率有多大。
“我来接，”他老婆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喊道。
“不用，不用，没事。我来接好了。”有时，他的法律事务委托人会把电话打到他家里来，他们想立即听到他的声音，不想被人忽悠。但这通电话并不是他的客户打来的。“哦，”他说，“嗨，詹妮丝。”
“保尔，我很抱歉在晚饭时间打搅你，但我真的为约翰担心死了……”
他听着，不时用一些问题打断她，他的问题令他老婆慢吞吞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关掉了电视，尽可能挨近在电话机旁的他，她好奇地瞪大了眼睛。当他说“……担心他会杀了你吗？”，她脸红了，一只手哆嗦了起来，手指在不经意间溜进了她的嘴巴。
“……好吧，我当然会竭尽所能地帮你，詹妮丝。我现在就去那里——你知道——和他谈一谈，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你别急，别担心，好吗？我一完事就回你电话……好的，詹妮丝。”
“我的天！”他挂掉电话时，他老婆惊叹道。
“我的领带在哪里？”
她找到了他的领带，又急匆匆地把他的大衣从客厅壁橱里抽出来，结果把金属衣架都摔在了地上。“他真的威胁说要杀了她吗？”她看上去容光焕发。
“哦，看在老天的分上，娜塔莉。没有，他当然没有‘威胁’她；他这么说显然是出于紧张或激动——我回来后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的。”
他反手甩上了门，但她又把门打开，跟在他后面，向电梯间走去。“保尔，晚饭怎么办呢？”
“你一个人吃好了，我会在上城随便吃点的。还有，你不要给詹妮丝打电话。我希望她的电话保持畅通，这样我随时都能给她电话。好吗？”
他们住在西北村里一幢新建的高楼里。博格估摸着顶多十分钟他就可以赶到科莫多尔，他轻轻松松地把车开出了停车场，开在哈德逊路上，向着上城而去。他为有车带来的便捷及自己熟练的驾驶技术感到高兴。他也为詹妮丝的声音从开始的绝望变成恢复了勇气和信心而感到高兴，还为她首先给自己打电话而感到高兴。在等一个闹市区的红绿灯时，他俯身向前，匆匆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自己，确认一下自己的头发和领带是否整齐，同时也欣赏一下自己那张清醒的、男子汉的脸。直到后面的一辆车朝他按喇叭，他才发现已经转绿灯了。
他一走进底层的酒吧，就看见了那个他要找的人。约翰·怀尔德独自坐在远处靠墙边的一张桌子前，凝视着面前的一杯酒，一只手撑住前额。不过，要让这次会面看上去像是一场偶遇，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做起来也不难：因为他们俩都在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他们下班回家的路上会到这里来喝一杯，常在这里见面。为了不引起任何不必要的怀疑，他的半瓣屁股坐到了吧台凳上，点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酒调得淡一点”——在心里默默地数到一百，然后再次把目光扫向了怀尔德。没有任何变化。因为紧张，他的头发被撩得乱蓬蓬的（就这一点显得不同寻常，因为他平时对头发的在意甚至都达到了爱慕虚荣的地步），他的脸藏在暗处，看不出他是喝醉了酒还是疲惫不堪，或者是——算了，不说也罢。不过，从头到脚，他还是和平时一样：一个矮小的、冷静的、身材匀称的人，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商务西服，里面是一件新衬衫，打着黑色的领带，在他腿边的地上放着一只高级的手提箱。
博格转头看着吧台，希望怀尔德能先看见他；他再次数到一百，然后拿起酒杯向着酒吧那头走去，他希望自己的步态显得轻松自然。他说道：“嘿，约翰。我还以为你在芝加哥呢。”
怀尔德抬起头来，他看上去惨不忍睹：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眼神显得有些涣散。
“刚回来吗？”博格问道，一边拉出一把椅子坐在他旁边。
“刚到不久。你这么晚出来干吗呀？”看来他至少知道现在的时间。
“一直忙到七点钟才离开办公室的。七荤八素的一天。开会，接电话；有时候各种事情会集中一起来。你知道的。”
但怀尔德没有在听。他大口喝完了杯中酒，说道：“你今年几岁了，保尔？四十？”
“马上就四十一了。”
“狗娘养的。我还不到三十六，感觉却像上帝一样老了。服务员！那个该死的服务员跑哪儿去了？”他的眼睛转了回来，目光清澈而热切。“说点别的吧。我们俩都娶了一个相貌平平的老婆，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博格感觉到一股怒气从头颈涌上了头皮。“得了，”他说，“你知道自己在说蠢话。”
“但这是实话。见鬼，我这边的情况还可以理解，因为我本来就是个侏儒。小时候，人人都说我长得像米基·鲁尼[1]，我的意思是像我这样先天不足的人要找个漂亮老婆可不是桩容易的事。我估计，我看上了詹妮丝是因为她年轻时有一对又大又好看的奶子；我觉得为此可以忽略掉其余的一切，短腿，粗脖子，丑脸：我想让自己一辈子都埋在那对奶子里，把其余的一切都抛在脑后。上帝啊。不过，那是我的情况；你的情况呢？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高大的男人。你怎么会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拴在一个像娜塔莉这样的鳄鱼身上呢？”
“得了，你住嘴吧，约翰。你喝高了。”
“放屁。你咋知道我喝了多少老酒？我需要睡觉，仅此而已。我这一个礼拜在芝加哥，几乎没睡过什么觉。在帕尔默旅馆的床上辗转反侧，头痛得想要喊救命，脑子里不停地打转，像个发疯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有几天我还找了个漂亮的小妞陪我一起辗转反侧，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睡不着。不过，你知道吗，我对自己有了不少认识。有时候，在你睡不着的时候，你会想明白一些事；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反正我是这样的。我他妈的想明白了很多事。然后在机场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一个该死的废话连篇的出租车司机，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哦，天哪，你在生我的气，对吗，保尔？你在生气，因为我管娜塔莉叫鳄鱼。”
“我没生气，我在为你担心。你看上去脸色很差，话也说得语无伦次的。老实说，我觉得你今晚无论如何还是不要回家为好。”
怀尔德用力地舒了一口气。“我也这么觉得，老朋友。你说得太对了。我想把这个意思告诉詹妮丝，但她就是不理解。听我说，你给她打个电话，好吗？你向她解释一下。”
“没问题，约翰。我过会给她打。”
“因为我觉得，只要是你对她解释的她都会理解。她觉得你就是他妈的亚伯拉罕·林肯。”
“行了，约翰。”
“你是个幸运的混蛋，你知道吗，保尔？我的意思是律师是专业人士，就像医生和神甫：不管你们说什么，大家都会听。不像我，是一块被人人踩在脚下的烂泥。出租车司机，服务员，我这一辈子都是这些混账东西的牺牲品。这些王八蛋都欺负我。”
“出租车司机说什么了，约翰？”
“哼，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他开车像疯子，我一直在叫他开慢点，你知道，我坐在后座上前仰后颠的，而他说‘老兄，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你太神经过敏了’。
“还有一点你也很幸运：你没有小孩。我对天发誓，如果不是为了汤米，我就会带上那张小小的、可爱的航空信用卡，骑上一只银色的大鸟，飞到某个像里约那样的地方；躺在海滩上，晒着大太阳，直到把钱全部用光，然后就开枪打碎自己的脑壳。我是说真的。”
“不，你不是认真的。我们理智一点好吗，约翰。一个礼拜不睡觉，任谁都受不了。我觉得你需要去看医生；你需要镇静剂，然后好好休息。我开车送你去圣文森特医院吧。”
“听着，博格。你是个好人，你在办公室里辛苦了一天，我很抱歉我管你老婆叫鳄鱼，因为她也是个好人，她多半已经煮好了一大锅美味的鸡汤面在家里等着你呢，但是如果你打算把我关进某家医院的话，我会翻脸不认人的。”
“没人要把你关起来。你疲劳过度了，应该去圣文森特医院检查一下。他们会设法让你入睡，等到你明天或者后天从那里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焕然一新的。或者说是回到了以前的你。这是现在唯一该做的事。”
短暂的停顿。“让我考虑一下。”这个考虑一下意味着再点一杯酒，然后他一口吞下了半杯。“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接着他说，“送我去瓦里克街吧。”
博格做了个苦脸，因为他一开始就担心怀尔德会提出这个建议。几年前，他们俩在瓦里克街合租了一间又脏又便宜的地下室公寓（真的是一间地下室公寓，就是市政府主张取缔的那种），目的是为了有一个可以从婚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藏身之地。他们把那间公寓打扫干净，刷上白漆，放置了一张双人床和一个酒柜，柜子里摆满了老酒，一台二手的电炉和冰箱，以及别的零零碎碎，这些东西足以使这间公寓变得“舒适”，再加一台未登记在册的电话：在他们俩碰到怀尔德所谓的“飞来横财”时——一个单身的风骚姑娘——他们可以躲在那里享受一个下午或者甚至是几个晚上，对家里人就说是去外地出差，然后做回一个快乐的、即便还有点紧张的单身汉。不过，这个主意实际上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美好：因为他们俩从来没有截获多少真正的“飞来横财”。
“你不是真的想去瓦里克街，约翰。”
“谁说我不想的？怎么回事，你想一个人去那里吗？”
“不是，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去那里了。而且，如果芝加哥的那个姑娘不能帮助你入睡，那你凭什么觉得别的姑娘能帮到你呢？”
“也许值得一试。你认识丽塔吗？在《时间与生命》杂志做市场调查的那位？当然，现在给她打电话可能太晚了点。或者找那个人高马大的？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嫁给了医生的那位？不，等等，她搬去了波士顿。”
“得了，约翰，现实一点吧。”
怀尔德终于认输了。“现实一点，是啊，那就是我的问题。我这一辈子都活在不切实际中。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多么想拍电影吗？老天爷啊。”他喝掉了杯中酒。“好吧，博格，我听你的。再让我喝一杯，我就会变得无比现实。服务员！”他尽量伸长手臂，把酒杯举到了过道里，要不是他用另一只手抓住台子，他可能会从椅子上摔下来。
“你不需要这么大喊大叫，先生。”服务员说。
“你也不需要这么摆架子。”
“听着，先生，我不是必须为你服务的。”
“是吗？那好，你愿意舔我的屁股吗，老油条？”
“好了，”博格说着把几张钞票放在了桌子上。“好了，我们这就走。来吧，约翰，我帮你提手提箱。”
“你啥意思，我自己的箱子我不能拿吗？你以为我是个瘸子吗？”
但那只箱子确实给他造成了麻烦：它夹在了一扇玻璃门中间，他骂了句“狗娘养的”，人们纷纷扭头看着他；他们走在通往列克星敦大街的路上时，他好几次停下脚步，把箱子放下来，有一次还险些撞倒一位女士，因为他说他提得手疼死了，他的腿都他妈的要断了。
博格在穿越市区的车流中闪转腾挪，怀尔德默默地坐在车上。但是，当他们开上了第七大道那条长长的车道时，他开始在后座的门边扭来扭去，一只手在空中乱舞，像是要遮住自己的脸。“看在上帝的分上，保尔，你开车小心一点好吗？你开得慢一点好吗？”
“你放松一点，约翰。我开得足够慢了。”
这是个繁忙的夜晚，在圣文森特医院急诊入口处——一副副担架抬进来，值班护士或见习医生蹲下身围在担架旁，一个脸上流血的中年妇女在检查台上呻吟——不过，博格看见了一个用屏风隔开的隔间，里面有一个穿白大褂的青年坐在桌子前，显然这是个管事的。
“医生，我们的情况并不是很紧急，但我这个朋友真的疲劳过度了。他已经整整一个礼拜没睡觉了，他需要镇静剂。老实说，我觉得他也许是得了某种神经衰弱或——”
事后，博格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把这句话说完的：他只记得医生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忽闪忽闪的，一会看看怀尔德，一会又瞅瞅博格。怀尔德早就把他的衣领和领带都松开了，可他此时仍在把领子拽得更开，他的动作非常狂暴，把一粒衬衫纽扣都扯掉了，在地上打转。医生让他坐下来，他把箱子重重地往地上一放，坐进了这里唯一空着的一把椅子——一把老式的大轮椅，用上了清漆的黄桑木做的。坐进了轮椅的怀尔德显得十分矮小、可怜兮兮的，尤其是在它向后倒去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位护工赶紧撑住了轮椅。
“您出去一下好吗，先生？”医生说，博格立即服从了。他的两条腿隐隐作痛。他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只想快点回家。这一切马上就能结束了。“哦，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保尔。”詹妮丝会这么说。“我无法想象要是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
屏风很薄。他听不见医生的问话和怀尔德的回答，但他估计肯定是常规的登记手续——姓名，年龄，职业，家属，病史，以前的失眠情况——然后，突然间一切都乱了套。
“……你他妈的说对了，我经常喝酒。睡不着觉的时候你他妈的会做什么呢，小崽子？嚼奶糖？看‘午夜剧场’？打飞机？听着！听着，你这个受教育过度的自大狂，你这个娘娘腔的小——听着：这个礼拜我弄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许多事。这些事再过一百年你也理解不了……”
在博格回到隔间那里时，只听见一声木头断裂的声音，那是怀尔德用一只脚猛踩轮椅前面的搁脚，把它给踩断了。护工急忙说道：“别激动，先生，别激动。”
医生从他那杂乱的文件堆里站起身来，怀尔德还在说着：“我这辈子一直是一块被人人踩在脚下的烂泥，但我现在琢磨出来了，在我身上也有伟大之处。我身上也有伟大之处。还有，如果你不马上停止用那种眼神看我，如果你不让我住进这家该死的医院，我就要摘掉你的眼镜，把它塞到你那该死的喉咙里去。你听懂了吗？”
接着，那位护工把他的轮椅转了个方向，推着他沿着大厅走了出去，而医生则在向博格解释他们这里没有治疗怀尔德的设施，因此他建议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立即把他转送贝尔维尤医院，而且可以立即为他叫一辆救护车。“我现在先给那边打个电话，”他说，“他们会为他做好准备的。”
紧接着，博格就挤坐在一辆救护车的狭窄长凳上，那只手提箱就夹在他的两腿间。博格一直以为躺在担架上的病人都是脸朝上的，但怀尔德却是俯卧的，车上的三四个随车人员还七手八脚地按住了他，而他仍在自说自话地嚷嚷，他喊得语无伦次，只能听出“他妈的”、“畜生”和“伟大”这么几个词。在昏暗的粉灰色灯光下，博格看见怀尔德的大衣和衬衫在肩膀那里都起皱了，他把衣服拉拉整齐，然后揉了揉怀尔德汗涔涔的、哆嗦的后背，他希望这样能够让怀尔德定下心来。“约翰，”他说道，不管怀尔德是否能听见他的话。“你需要好好休息，接下来你就能好好休息了。现在你只要放松下来，你会没事的。”正说着，救护车突然提速，警笛也拉响了，开始是低沉的哼哼，在车子拐出市区的时候变成了刺耳的嘶鸣。
“嗷！”怀尔德不停地叫唤，就好像平稳的行驶途中满是让人浑身淤青的颠簸和坑洞。“嗷！……嗷！……嗷！……”
贝尔维尤医院——或者说他们来到的贝尔维尤医院里那个像迷宫一般的部分——让人完全找不到北，就连博格的脑子也在一时间糊涂起来。他站在一边，像个傻瓜一般张着嘴，提着怀尔德的手提箱，直到某人塞给他一张打印表格，抬头是纽约市卫生局，告诉他把名字签在哪里，把家庭电话和办公电话填在哪里，告诉他在“关系”一栏里填上“朋友”二字。他飞快地填好了表格，因为在他填完前他们不让他看怀尔德。然后，他发现自己其实已经看不见怀尔德了，因为他的两条胳膊被牢牢地吊在两个高大的护工的脖子上，他们拽着他往前走，他仍在对着一个关上的电梯间大喊大叫，第三个护工在电梯口推着一辆轮椅等着他。他们不仅硬生生地把他按进了轮椅，而且把他绑在了轮椅上。电梯门开了，他们把他推进去，博格看见轮椅背后刻着钢印的字样“精神病”。
“喂，”博格对着一个离他最近的穿白大褂的男子说道，“请问你们这儿的流程是怎样的？”
那男子笑着耸了耸肩，然后用不知是西班牙语还是意大利语飞快地说了起来。
“你是医生吗？”
“我？不是。医生在那边。”
“这是您的箱子吗，先生？”另一个人问道。
“不是，我的意思是是的——在这里——等一下，我这就拿走。”
然后他说：“医生，不好意思，但我有点——您能告诉我这里确切的流程是怎样的吗？”
这人也很年轻，就像圣文森特的那位，不过非常英俊，要在一部描写大都市医院的电影里扮演个风流倜傥的男主角也绰绰有余。“您说流程？谢谢你，亲爱的。”一个护士或助理护士把一个汉堡包和一杯咖啡递给了他，他说道。
“不用谢。”
“我的意思是，”博格说，“您能告诉我他们会对怀尔德先生做些什么吗？”
“怀尔德。”他放下咖啡，拿起了一个纸板夹，眯起眼睛看着。“哦，有了。你就是那个把他送进来的人，对吗？贝格先生？”
“博格。我是一名律师。”他整了整大衣，以此进一步证明自己是个上等人。汉堡包温热的香味让他更加觉得饥肠辘辘。
“嗯，他会像所有的病人一样得到治疗，博格先生。”医生嘴巴里塞满食物说道，“首先，他们会让他睡上一觉。”
“你估计他要过多久才能出院呢？”
“难说。现在是礼拜五晚上，而且是劳动节的周末。心理医生要到下周二才会回来上班。多数要等到礼拜三或礼拜四，他们才会来评估他的病情。评估好后，就完全由他们说了算了。”
“我的天。我忘记劳动节这茬儿了。这真是——如果我没忘，我就说什么也不会签那张纸了——我的意思是这实在是——太倒霉了。”
“我觉得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医生边嚼边说，肉屑和面包屑不断从他的嘴角飞出来。“我认为您做的没错。您瞧，您是位律师，就是说您是个和警察打交道的人啰？”
“不是，我的客户是——不是，我不和警察打交道。”
“哦，好吧；就算这样，您也看到了他的那副样子。”他用白色的袖管擦了擦嘴，袖管上留下了一抹番茄酱。“您觉得哪样更好呢？是让他安安全全地在这里住一阵子好呢，还是让他在大街上瞎晃悠，然后警察把他抓起来，以扰乱治安罪把他关起来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