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买来的胜利
摇摆的军事与外交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辽国发生高永昌内乱，金国乘机将辽国东京一带收入囊中。辽国为了报仇，成立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号称“怨军”。怨军的士兵来自辽东地区，名称是向金国报仇的意思。郭药师是怨军的一名统帅。
在与女真的战斗中，怨军并没有展示出作战素质，反而在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发动了叛乱。在这场叛乱中，郭药师和辽国朝廷站在了一起，将同伴镇压。
在辽国君臣讨论中，到底如何处理怨军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的两位大臣耶律余睹和萧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主张。耶律余睹担心怨军以后还会闹事，提议将怨军解散，乘机杀光，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萧干建议保留怨军，只是将它拆为四个营，分别由四人统领，郭药师是其中之一。
天锡帝耶律淳即位时，怨军改名为常胜军，郭药师部也调到了与宋军对垒的涿州。随着萧太后掌权，对汉人和非契丹人越来越不信任，作为汉人的郭药师决定投降宋朝。[1]
九月，萧干从燕京来到了涿州，郭药师害怕他是来处理自己的。于是和同伴们商量投诚。他们在宴会上甚至劝说萧干也投诚。萧干知道了他们的意图，连忙逃走了。郭药师觉得事不宜迟，率领精兵八千、铁骑五百，与易州（易州有五千人马）守将高凤[2]一起投降了宋朝。
经过屡次败仗之后，北宋不费一兵一卒，突然获得了涿州和易州，这对宋徽宗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讯。
大喜的同时，皇帝立刻宣布发兵燕京，依靠北宋自己的力量消灭残辽。郭药师这支生力军也被编入了刘延庆的部队，他们从雄州出发，前往新城。
鉴于宋军实力增强，皇帝确信不靠金军也一样可以获胜。到底要不要金国出兵，又成了问题。
恰好在这时，有消息传来，阿骨打已经不在东北地区，而是到了北方的奉圣州（即新州，现河北省涿鹿县涿鹿镇，距离北京已经不远），出使的人就不用渡过渤海去找他了。宋徽宗连忙下命令，让使者改道。
赵良嗣和马扩已经到了距离渤海湾不远的青州，得到新的指示，重新折回去，从济南渡过黄河，经过河北地区的邢州、洺州，通过井陉进入山西，抵达代州的朝谷寨。
除了命令使者改道之外，宋徽宗还留了个心眼，请赵良嗣注意战争形势的变化，如果宋军已经占领了燕京，就不要让金兵入关；如果还没有占领，说明仅仅靠宋军对付不了辽国，就请金兵入关夹击。
十月二十一，使者过了宋金边界。十月二十二，在应州之南见到了元帅粘罕。十月二十三，粘罕只准两人各带一个从人，骑马赶往奉圣州，路上经过蔚州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人烟。由于战争爆发，加上金国时常在边境掳掠人口，当地人基本都已经逃走了。
十月二十六，宋朝使者见到了阿骨打，将国书交给了金国皇帝。
十月二十七，金国派出皇叔蒲结奴和二太子斡离不（他的汉语名字是完颜宗望，但当时宋人的记载往往称他的金文名字斡离不，或者直呼二太子），与宋朝使者展开谈判。谈判的场地在一个毡帐之中，气氛显得剑拔弩张。金国首先谴责宋徽宗几次三番抵赖，拖延和约，最后亮出了底牌。这次，他们同意将已经拿下的西京交割给北宋，但同时，金国决定出兵燕京，亲自将燕京拿下，至于是否将燕京交给北宋，还要看情况再说。
赵良嗣听了顿时错愕不已，他据理力争痛斥金国反悔协约，并表示，如果不给燕京，北宋是不会接受西京的。与燕京比起来，西京由于地处雁门关外，已经比较偏僻，地位自然要差很多。
谈判不欢而散。根据马扩的猜测，金国之所以提出归还西京却不归还燕京，是因为他们听说北宋大军已经到达了燕京城下，准备进攻了。金国不想让北宋得到燕京，于是利用西京转移北宋的视线，好出兵迅速占领燕京。
到底金国的计策能不能得逞，就要看北宋能不能迅速占领燕京了。
十月二十八，宋金继续谈判。令人惊讶的是，金国突然又撤回了前一天的提议，改为：西京和山后诸州不再归还，只归还燕京和山前六州二十四县。所谓燕京六州，指的是蓟州、景州、檀州、顺州、涿州、易州。其中涿州、易州已经在北宋手里，所以，金人实际上只给燕京和其他四州。
为什么一天之内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原因是：郭药师和他的常胜军已经打进了燕京城。消息传来，金国知道燕京已经到了北宋之手，他们已经没有了进军理由，只好决定将附近六州割给北宋，但西京却不会再给了。
同时，金国提出要求，即便得到六州，北宋也必须交足岁币，并把所有的难民都遣返回金国界内，所有的物资都必须归属金国。
虽然谈判仍然很艰难，但知道宋军打进燕京城，赵良嗣还是兴奋不已，他作诗一首：
朔风吹雪下鸡山，烛暗穹庐夜色寒。闻道燕然好消息，晓来驿骑报平安。
马扩则劝他冷静一下，毕竟使命还没有完成。
事实证明，郭药师的常胜军战斗力比起宋军来强了很多。这个刚投诚的人一心想要立功表现，从来没有意识到，也不参与宋军的钩心斗角，一切只从战争的逻辑去考虑问题，也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夺取燕京。
就在两位使者与金人周旋时，刘延庆、郭药师部队已经从新城出发前往涿州，另一支部队由刘光世（刘延庆之子）、杨可世率领，从安肃军出易州，与前军在涿州会合。
宋军一共动用了五十万兵力，他们来到了燕京南面的卢沟河畔。辽军统帅萧干在距离燕京城十里外扎营，与宋军对峙。[3]
刘延庆并不愿意打仗，一心指望从金军手中赎买。他的军纪很差，在良乡遭到了萧干的袭击，躲入军营避战。
这时，郭药师看到了辽军的问题：辽军一共不过万人，倾巢而出与宋军对垒，这说明燕京城必然已经空了。他大胆提议亲率五千精兵，奇袭燕京城，同时请刘延庆的儿子刘光世作为后继。
刘延庆同意了这个作战方案，派郭药师和大将高世宣、杨可世一同率领六千兵马，趁半夜渡过了卢沟河。到了天明，军马已经赶到了燕京城外，常胜军统帅甄五臣率领五千骑兵从迎春门夺门而入，郭药师也跟着进入燕京。他一边指挥巷战，一边派人找萧太后，让她投降。到这时，燕京城已经成了宋军的囊中之物。
探马把消息带到了北方的奉圣州，让阿骨打和他的大臣们感到沮丧的同时，也让宋使高兴。
但宋使不知道的是，也是在同一天，由于刘光世的后继部队没有赶到，郭药师等人差点在燕京全军覆没。萧太后并没有投降，而是赶快找人通知良乡的萧干，萧干立刻派三千精兵赶回增援。高世宣死难，郭药师在损失了一大半人马后，与杨可世从城墙上吊绳逃走。第二天，萧干又故意泄露消息给俘获的宋军士兵，说辽军有数倍于宋军的援军赶到，举火为号进攻。
萧干故意让这个宋军俘虏逃走，把消息传给刘延庆。这位宋军的最高统帅相信了。当看到火起，立刻烧营逃走，在百余里的逃亡之路上布满了宋军的尸体和盔甲。辽军追到涿水才退回，宋军一直退到了雄州。从宋神宗以来，北宋就在边境上储存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以为战备之需，这一次丢失殆尽，即便宋军想再组织一次进攻，都没有能力了。[4]
在这次战争中，唯一问心无愧的是郭药师，他的一腔热情被宋军内部复杂的关系牵制，最终变成了泡影。就算是输了，他还是在尽心尽力地保卫北宋江山。萧干击败了宋军后，再接再厉，于十一月二十七攻陷了属于涿州的安次、固安两个县。十二月初三，郭药师击败了萧干，收复了两个县。[5]如果没有郭药师，宋军将崩溃得更加彻底。
攻克燕京，漫天要价
宋军吃败仗的消息并没有马上传到金军大营。他们还在写国书并送回北宋使者。按照金军规划，由于之前宋朝屡屡违约，西京和山后诸州都不准备还给宋朝。营平滦三州是更早的刘仁恭父子交给契丹的，也不会交还。北宋为了山前六州，必须每年付给金国岁币五十万。金军从山西回北方时，北宋必须提供方便，借给金军道路。山前六州的汉人归属于北宋，其余各族人以及所有物资都属于金国。
这些条件被写在国书里，交给金国使者撒卢母、李靖、王度剌，与北宋使节一同送回。
但就在北宋使节准备离境时，金军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北宋使节只能回去一个，另一个必须留在金军大营作为人质，以防止宋军占领燕京之后，守住各个关口将金军拒之门外。
马扩请求留下做人质，赵良嗣与金国使者一同回去。马扩成了金军进入燕京城的最佳见证人。
事实上，偷偷请金军进攻燕京的，还是宋朝的童贯和蔡攸。由于知道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夺回燕京，他们秘密派遣一个叫王环的人从太行山的飞狐陉去往金军营地，请求阿骨打出兵攻燕京。
阿骨打即将出兵时，也恰是金国使臣到达宋廷的时刻。于是，在军事和外交两条线上，宋金都在做着激烈的争夺。
在外交上，赵良嗣与金国使者于十一月初三从金军营地出发，十一月二十一到了汴京。十一月二十五，宋徽宗接见了金使。之所以推迟接见，很可能是因为金国的要求让北宋难堪，皇帝在商量对策。
金使已经和宰相王黼吵了起来，王黼还想争取一下，将西京和营平滦三州拿回，但金使说这样简直没法谈，双方分歧太大，只是白白地往返。
王黼认为，当初宋朝认定要获得燕云十六州所有土地，才答应给金国那么多岁币。如果无法获得全部州县，岁币也应当相应减少。
到后来，宋徽宗比王黼开通一些，决定将西京问题搁置，也不减少岁币，但希望金国也能退让一步，把营平滦三州还给北宋。西京至少还有个雁门关可以对峙，营平滦三州就在华北腹地、燕山之南，显然更加危险。
但金使强调，这三个州金国要用来做关口，不可能让出来。
到最后，金国没有再做出任何退让，宋徽宗却在国书中做了如下让步：第一，西京和山后诸州别做讨论，意味着已经无法收回了；第二，燕京的非汉人、各种物资，金军可以取用，北宋只要土地，但具体怎么执行，还需要讨论；第三，岁币不减，照常支付。但宋徽宗仍然希望获得营平滦三州，既然这超出了使者的许诺范围，就请送给金国皇帝定夺。
在国书上，宋徽宗又耍了小花样，声称辽国再次派人来投降，但北宋为了与金国的信誉没有应允。但这样的花样恐怕只能增加讽刺色彩而已。事实上，辽国的确到金国去递降书了，九月二十七，萧太后就曾派人去金国投降，被拒绝了。赵良嗣上一次出使，在金国的营地还碰到了辽国的使者，国相蒲结奴当着赵良嗣的面对辽国使者说：我们已经把你们的南京许给了北宋，回去告诉你们的太后，不要再和北宋打仗了，免得百姓涂炭。[6]
十二月初三，宋徽宗叫赵良嗣、周武仲担任使者，与金使一并离开。出发前，他还念念不忘营平滦三州，告诉赵良嗣要跟金国算经济账，这三个州物产不丰富，但防御开支大，就算拿在手里也是入不敷出。三州的产出无非是一些桑麻之类，如果金国看重，不妨在岁币上再加五万匹绢、五万两银，算是给金国的补偿。[7]
使者离开汴京三天后，即十二月初六，金国占领燕京。留在金国军营的马扩做下了最生动的记载。[8]
金军是在十二月初一经过妫州和儒州的，初五到达居庸关时，辽军已经弃关逃走，留下了空空如也的关口。
马扩与阿骨打一起行军，阿骨打在路上还不忘调侃宋人。他对马扩说：“契丹国土我已经取走了十分之九，剩下燕京的一分土地，我已经让兵马从三面都围困住了，只留下一面让宋军进攻。可北宋怎么就拿不下来？一开始听说你们已经过了卢沟河，进了燕京，我还挺高兴。燕京是南国故地，你们拿回去，分界完毕，我们就回去享受太平。不想都统刘延庆一夜之间就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扩只能回答，由于留在金军营地，他对后来的事并不清楚。不过兵家进退是常事，就算一时失败，后面还有胜算。
阿骨打很好奇北宋皇帝对刘延庆会怎么处理。马扩认为如果刘延庆真的失败，就算官再大，也要军法处置。
但可惜的是，马扩说错了。刘延庆虽然暂时贬官，但随后仍然担任镇海军节度使，并没有受到什么军法处置。
十二月初六，金军进入居庸关，摆好军阵。阿骨打与完颜宗干的兵马面向南方，其余军马在其他三面竖起大旗。粘罕以下将官穿着盔甲分列两行，东西向相对而立。阿骨打把马扩找到跟前，问他：“燕京是许给北宋的，城内的汉人归北宋，其余的归金国。我现在差人入城招降，你敢一起去劝降汉人吗？”
马扩跃跃欲试。但到了晚上，萧太后在萧干的护送下逃走了。与此同时，有消息传来，宋军听说萧太后逃走，又开始行动起来想攻城。阿骨打大怒，马扩反而劝他，这座城反正是要还给北宋的，谁先谁后并不影响。阿骨打才又消了气。事后，宋军也没有进一步行动。
第二天金军进兵时，辽国还想抵抗，但阿骨打宣谕城内，只要投降，不杀一人。城内抵抗的决心就随风而散了。
辽国大臣们集体走出丹凤门，来到城外的一座足球场（球场）内，阿骨打穿着军服接受了朝拜，众人高呼万岁。[9]辽臣等待着他的降罪，但他却说：“我看到城头上大炮的遮盖都没有解开，这表明辽国无意抵抗。”于是赦免了所有的辽国官员。[10]
从马扩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虽然宋金双方由于沟通不畅，误解不断，加上各自防范之心很强，但阿骨打基本上遵守了宋金的海上之盟，一心想将燕京还给北宋。同时，阿骨打也不是嗜杀之人，对辽国的降将懂得宽大处理。
就在进入燕京的当天，阿骨打把马扩放回，派了五百骑兵护送，还把辽国抓获的北宋将官胡德章送还。在临出发时，粘罕元帅还派人捎来口信，请马扩转达，童贯曾许诺给他数头水牛，现在是时候找十头水牛送过来了。马扩是在友好的气氛中与金国人分手的。
金人对马扩的友好，源自他们对一个勇士的尊重，但对赵良嗣他们就没有那么客气了。马扩虽然表现得像个勇士，但与金人谈判时却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反而是赵良嗣每一次都兢兢业业据理力争，试图为北宋多争取一些利益。
赵良嗣十二月初三离开汴京，由于路途已经大幅缩短，他十二月十五就到达了金军的营帐。这一次，他的任务是争取营平滦三州。另外，既然是金人打下了燕京，如何移交，如何保证金人得到燕京的物资和非汉族居民，都是需要具体商讨的。
赵良嗣还没有到达，就注定要扮演恶人的角色，只是这个恶人毫无权力，不仅要受到金人的指责，还会受到北宋皇帝的埋怨。
在会见时，赵良嗣刚刚提到希望金国将营平滦三州交给北宋，阿骨打就愀然作色表示：“如果你们非要谈营平滦三州，那就连燕京都不给你们了！”
谈判不欢而散，赵良嗣想谈其余问题，都找不到人了。四天后，阿骨打叫人把已经写好的国书交给赵良嗣，派人和他一同回去。赵良嗣这才看到金人已经做了安排，对于取燕京的补偿是这样的：既然北宋无力靠自己的力量夺回燕京，那么土地可以收回，但燕京土地产生的租税却必须留给金国。
至此，北宋想依靠金人收复燕京，所付出的代价已经显而易见了。最初双方约定的是夹攻，但是金人不过燕山界，由宋军收复；后来宋军吃了败仗，金人收复了燕京，这已经不是夹攻了，金军已经不需要遵守协定。在这种局势下，金国仍然愿意交还燕京，这已经占据了道德优势。但力气不是白出的，自然需要犒劳一下。
只是这个犒劳太大了，所谓燕京的租税，类似于金人收取赎城费。不过赎城费是一次性支付的，但租税却要一直支付，直到宋朝灭亡。
由于无法与金人谈判，赵良嗣与金国使者李靖、王度剌等回到北宋。这次出使显得极其屈辱，不仅西京丢了，营平滦三州也无法拿回，还多了一项燕京的租税。
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正月初一，赵良嗣和金使回到了国门。与赵良嗣一起来的，还有被金人释放的马扩。马扩在童贯处做了停留，等赵良嗣回来后，被童贯一并送回了首都汴京。
赵良嗣带回的消息让宋徽宗君臣感到意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宋金和议的流变，最初，宋徽宗指望金人归还燕云十六州（包括营平滦三州），北宋支付的代价是把辽国的岁币转给金国，这的确是好事。但随后发现金国只愿意交还燕京六州，不包括西京，更不包括营平滦三州。宋徽宗经过思想斗争，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但金国突然之间又加码了，要求燕京六州的财产、非汉族人口都必须交给金国。宋徽宗试图接受这个条件，但请求金国将营平滦三州作为补偿赐给北宋。金人不仅不给营平滦三州，又提出新要求，要北宋把燕京的租税都给金国。
这层层加码，让宋徽宗感到不舒服。
但如果站在金国的立场上看，这也不是不可理解。金国始终没有答应将营平滦三州交给北宋，金国到底有没有答应交还西京，也是值得怀疑的。可能只是双方信息沟通的误会，让宋徽宗误以为包括了西京。按照约定，燕京应该由北宋自己拿回，可实际上北宋没有能力，只好由金国代劳。如果当初金国不与北宋结盟，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毫无争议地属于金国。既然结盟给金国带来了这么多麻烦，那么多收一点酬劳费也是无可厚非的。
赵良嗣原本指望立大功，却把北宋拖入了越来越深的泥潭。不过，与赵良嗣一同出使的马扩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在与宰相王黼谈话时，将这种不断退让答应金国要求的做法称为“无策”，连“下策”都算不上。这样下去会让金国越来越看不起，层层加码，即便求来了土地也守不住。更好的做法是，哪怕少拿回一些土地，也要厉兵秣马，把土地守住。因为未来金国一定会进攻北宋的，现在已经不是获得土地的问题，而是守住国家的危急时刻。[11]
宋徽宗与大臣谈过之后，仍然决定答应金人的要求，把燕京的租税交给金国。但是，他提议，把每年的租税变成固定金额的岁币，也就是在原来议定的五十万之外，再增加一定的比例。到底增加多少合适？宋徽宗心目中合适的数字是每年十万，最多二十万。[12]加上原来的五十万，北宋向金国的进贡每年将为六十万到七十万。
金国使臣李靖一看宋徽宗这么好说话，立刻要求北宋先把去年的岁币付掉。王黼认为去年北宋还没有获得土地，不应该付岁币。但皇帝禁不住使臣的请求，松口同意了。[13]于是，北宋又增加了一笔五十万的支出。
金国使臣大获全胜后，宋徽宗派遣赵良嗣、周武仲、马扩三人再次前往金国，这一次要商议的是具体的租税额度。
正月初五，使者们离开汴京。正月二十五[14]，赵良嗣、马扩等人来到了燕京西南一处废寺中。金国的将领们在城南纷纷占据了最好的馆舍，却把宋使放在了废寺里，架个帐篷给他们住。[15]
与赵良嗣谈判的主要是兀室。兀室告诉赵良嗣等人，宋徽宗提议以每年十万作为燕京租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连一个大县都赎不回去。
兀室拿出准备好的两张纸，一张上写着两百年前的租税总额，每年四十万贯铜钱，但两百年后，燕京的租税已经增加到了四百万贯。另一张上写着除了正规税赋之外的其他杂税，为六百万贯。就算只按照六百万贯计算，宋徽宗许诺的十万银绢也过于渺小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辽国的岁币是以银和绢来支付的，每年二十万两银和三十万匹绢，而老百姓的税是以铜钱支付，合六百万贯铜钱。在宋代，一两银大约相当于一贯铜钱，因此，六百万贯大约相当于六百万两。
兀室的说法让赵良嗣和马扩大吃一惊，他们据理力争。第二天，兀室传来阿骨打最后的定夺：每年增加岁币一百万贯铜钱（西京问题不谈）。这一百万贯可以折纳成其他物资支付，但价值上不应低于一百万贯。同时，金国虽然将燕京归还，但是从关外到关内的两个关口榆关（今山海关）和松亭关（燕京通往辽中京的要道）必须保留在金国手中。这意味着宋徽宗原来以为只需要每年二十万两银加三十万匹绢就可以买回燕京，现在要多花一百万贯铜钱，相当于增加了一百万两白银！让金人帮助攻打燕京的代价太大了！
赵良嗣不敢决定，只能再次要求请示宋徽宗。第二天，阿骨打送别宋使时，强调一百万贯不可更改，哪怕想变一点，就不要再派使臣来了。
从赵良嗣和马扩的经历，似乎可以判断，索要租税上最积极的是急于表现的兀室。阿骨打最初可能并没有想到能够从北宋要到这么多钱，但宋徽宗的一次次软弱，让他意识到，只要继续强硬，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兀室的算计、宋使的配合，让阿骨打也变得越来越强硬，也让北宋变得越来越尴尬。
由于阿骨打要在二月初十离开燕京，北宋使节只有十几天时间回去与宋徽宗商量。赵良嗣和马扩决定留在雄州，派快马将金国的国书送给宋徽宗。他们就在雄州等待回信。
二月初六，皇帝的回信到了：听从金国的要求。
但皇帝在给赵良嗣的信中，仍然想争取一下山后诸州和西京，如果争取不到，就别做一段商议（即让步）。
峰回路转的西京问题
二月十一[16]，见到了兀室后，马扩提醒赵良嗣，是时候提对山后诸州的要求了。赵良嗣怪马扩多事，认为现在不应该提山后诸州的事，而是应该把燕京和山前诸州的事情敲定。至于如何应对皇帝，可以在汇报上写已经力争过了，但没有结果即可。[17]
马扩不赞同赵良嗣的说法，还是对兀室提出了西京问题。兀室消失了三天，让宋使们战战兢兢。但随后他带来了好消息：阿骨打同意将山后诸州还给北宋。并告诉宋使，需要再增加一些答谢，但只限于当年，不是每年都要。
这是北宋收复疆土最接近成功的时刻。如果能够顺利交接，意味着北宋将燕云十六州（除了营平滦三州）都收复了。由于阿骨打答应得太痛快，甚至有人感觉这是不真实的。
比如，《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里就说，所谓金人想归还西京，只不过是赵良嗣说谎。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金人不归还西京，赵良嗣历次出使换来的结果是：只得到了燕京六州，丢失了西京、山后诸州和营平滦三州，甚至得不到榆关和松亭关（这意味着金人可以随时打回来），阿骨打还要带走燕京大部分的人口，只留下空城，支付的岁币却翻了三倍。如果是这样，赵良嗣简直可以称为北宋的罪人。
可是如果加上西京就不同了，虽然代价高昂，能够收复大部分土地，他仍然不失为一个英雄。
从这个思路出发，赵良嗣有造假的动机。
另一个证据是，金国皇帝给大宋皇帝的国书中并没有提到西京。如果他的确应允了，应该会在国书中有所提及；如果没有提，就意味着金国皇帝并没有许诺。
但另一方面的证据又表明赵良嗣并没有撒谎。不仅他本人所写的回忆录（《燕云奉使录》）上记载了这件事，就连马扩的回忆录（《茅斋自叙》）中也谈到了金人要还回西京，并认为是由于西京距离金人起家的东北地区太远，无法远程控制，还不如做个人情送给北宋。
另外，在另一本书《大金吊伐录》中，也收录了金人的国书。虽然在正式的国书中，并没有写明归还西京，但国书往往还有附件，当时人称为“白劄子”，皇帝在国书中没有言明的话，往往会在白劄子中写明。
在一个白劄子中，阿骨打明确提到了西京问题，将西京、武州、应州、朔州、蔚州、奉圣州、归化、儒州、妫州，以及诸州的人民，都归还北宋。[18]由于这本书是金人整理的，宋人造假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可以视为赵良嗣和马扩果真争取到金人承诺的证据。
金人之所以愿意归还西京和山后诸州，除了地远不易控制之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阿骨打可能最初并没有想到能够从北宋得到如此多的岁币，既然北宋答应得很爽快，他也决定做出更大方的举动。他是一个单纯的人，如果对方慷慨，他也会投桃报李，如果对方斤斤计较，他也会锱铢必较。第二，作为第一代领袖，阿骨打在骨子里还有一种乡愁，他不愿意离开东北地界。消灭了辽国，已经使他心理上得到满足的极限，由于西京太远，他也不知道西京有什么用处，与其留一块不知做什么的土地，不如做个人情送给盟友。
阿骨打既然答应了归还燕京和山后地区，接下来就是所谓的交割与誓书问题了。由于辽帝还没有抓到，山后诸州的问题暂时搁置，燕京是首先要交付的。
在接收燕京之前，宋徽宗就已经任命了宋朝管理燕京的官员。他将燕京改名为燕山府，最初想任命蔡攸担任燕山府长官，但蔡攸知道燕京比汴京危险得多，宁肯待在首都，并向宋徽宗举荐了另一位官员尚书左丞王安中，让其担任燕山府路宣抚使。同时，宋徽宗任命资政殿学士詹度为燕山府安抚使，作为王安中的副手。燕京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拥有兵权的郭药师手中。
燕京行政权力的实际分工是：王安中担任文职长官，郭药师和詹度作为副手，但由于郭药师掌握了兵权，地位在詹度之上。
在送王安中前往燕山府时，宋徽宗从大内拿出了大量的珍宝古玩金玉，交给詹度，要他在官府中布置，用奢华装饰来震慑女真人的嚣张气焰。[19]
所谓誓书，就是和约文本。古代的和约上有一个条款，签约的双方必须发毒誓，即必须说出如果己方破坏合约，将遭受何等天谴。对于誓书中诅咒部分，女真的要求是：由于誓书是万年遵守的条约，双方在发誓时一定要拣重要的说。[20]
二月二十八，为了展现对交割燕京的重视，阿骨打派出了最亲密的大臣宁术割去汴京安排最后的流程。宁术割在当时正受重用，知军国之事，又是西路都统使。在金国进攻辽国过程中，辽国曾经向西夏求助，西夏派兵支援辽国，被金国打败，指挥战役的就是宁术割。
与宁术割同行的除了宋朝使者，还有前几次出使宋朝的王度剌和撒卢母。金人对北宋的礼仪已经很熟悉，高庆裔对赵良嗣千叮万嘱，一定要让宋廷照顾好宁术割。宁术割对宋朝的皇帝宴会很感兴趣，希望宋廷能用最高礼仪的春宴招待他。[21]
三月初五，宁术割来到汴京。他不仅享受了皇帝的春宴，还以归还西京为借口继续请求赏赐。于是，宋朝又许诺了两千栲栳绿矾，并给他二十万的赏金。宁术割还嫌少，继续请求，但被宋徽宗拒绝了。
在背后，宋徽宗埋怨说：金人这样不断地索要赏赐，还要强起人户，要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啊！
三位北宋使臣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赵良嗣表示女真人就是有些唯利是图，其他的还好，请皇帝暂时忍耐；马扩表示这是因为本朝的军事太弱，兵不立威，只能任人宰割，暗示皇帝需要加强武备；周武仲则认为，只有靠宋徽宗的宽大仁慈，让阿骨打心服，才能以德服人，减少边患。
不管怎么说，金人对宋徽宗的勒索已经到了后者所能忍受的极限。
三月初六，宋徽宗派特使吏部侍郎卢益，与常使马扩、赵良嗣，随宁术割等人回访金国，完成最后的手续。他们带着宋徽宗的国书、誓书等，等待金国的批准。
在誓书的最后，宋徽宗对于违约责任进行了三方面的界定，分为自身、子孙和社稷：苟违此约，天地鉴察，神明速殃，子孙不绍，社稷倾危。[22]这已经是对于一个皇帝而言最恶毒的诅咒。
在国书中宋徽宗对金国皇帝也已经改了称呼，以前的国书都写“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这次改为“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大圣皇帝阙下”[23]，“大圣”两个字是金国皇帝给自己加的尊号，宋徽宗这样写，表示对这个尊号的承认。但为了挽回面子，宋徽宗还在国书中夹了个白劄子，表示这是为了两国交欢，等宋朝皇帝也自上尊号时，金国也应该这么办。但对方是否会遵守，宋方能否得到同等对待，显然都是尚不可知的。
三月十八[24]，卢益、赵良嗣、马扩等人到达涿州。但金人只允许宁术割等金国使节回去，却把北宋使节阻挡在涿州。
金国另派兀室、高庆裔等人在这里等待，要求先看北宋的誓书。他们不断地挑拣誓书上的小毛病，又指出誓书写得不工整。[25]卢益等人只好说，这是宋徽宗皇帝亲手所写的，就是为了对女真表达尊重。但他们仍被要求将誓书送回重写。这样折腾了三四次，金人才放行，进入下一关。
三月二十六[26]，北宋使节到达燕京，金国派遣李靖、刘嗣卿负责接待。这一次最大的改变，则是金国对于礼仪的重视。
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没有消灭辽国时，阿骨打仍然是一个游牧民族的首领，连固定的居所都没有，居住在帐篷中，对使者的接待也非常粗放。但自从进了燕京，他们在辽国投降官员的帮助下，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备的礼仪系统，从游牧王朝迅速转变为带有汉文化色彩的礼仪王朝。
宋使到达后，首先持着笏板跪下，捧着国书，进入寨门。[27]到了阿骨打帐前，朝北站立。
门官传旨，首先请的是国书，将手持国书的使者引入帐内。使者跪下奏事，向大金皇帝请安。奏毕，先拜谢，再站起来，听大金皇帝向大宋皇帝问好，接着又是跪谢，站起来之后，由
门官带出大帐，到帐南面朝西站立。
接着请的才是大宋的使者。门官将卢益和赵良嗣等引入。使者们向北站立，先持着笏板跪拜五下，对皇帝祝福，再拜两下。由首席使者卢益发表讲话，讲完后又拜五下。大金皇帝慰问使者，慰问完后继续拜五下。
然后是礼物展示阶段，使者将北宋的礼物自西向东一一拿进来请大金皇帝过目，再将礼物拿出到第二重门外，北向站立。
门官接着让使者再拜两下，然后宣布皇帝对使者的赏赐。使者跪谢完毕，又被带回到大金皇帝面前，北向站立。
门官发出指示，又是五拜谢恩。皇帝赐茶酒，使者再五拜，然后由
门官引到帐西等待。
接着进入了酒宴阶段，金国国内的官员分别礼拜，请大金皇帝饮酒。皇帝一共饮五杯酒，每饮一杯，所有的人（包括宋使）都必须拜谢。
饮酒完毕，又是各五拜谢恩。
这套复杂的礼仪背后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北宋皇帝和官员总是期待着金人灭辽之后，会回到东北地区继续游猎生活，但随着汉化的影响，金人已经迷恋上了汉人的礼仪和生活，他们可能永远回不去了。
礼仪完毕，接下来仍然是复杂的外交活动。北宋已经将当年的犒军钱都交给了金人，也按照阿骨打的意思修改了誓书，这两方面再也找不出毛病。但还有一条：誓书中规定，双方不得将对方的叛将叛民留下。
金人拿出了一个名单，上面列着的是出身于燕京地界逃往北宋的辽国官员，金人认为这些人都应该属于金国所有，请北宋归还之后，才肯交还燕京。这份名单上，列着辽国名臣赵温信、李处能、王硕儒、韩昉等人。
这个要求让宋使非常为难，按道理，北宋有责任保护这些投降官员的人身安全，如果将他们交出去，会失了人心。但如果不交，金人就拖着不肯交割。
马扩等人的意思是不交。金人回师的日子已经临近，归心似箭的金人也在燕京留不长了，不如拖延等待。但一心想立功的赵良嗣却主张将这些人交还。
在赵良嗣的坚持下，北宋将赵温信抓住交给了金国。四月初五，赵温信被移送金国，在移送之前，他在北宋使臣面前长跪不起。赵良嗣只能去安慰他：大丈夫生死皆有道，生亦为民，死亦为民，借你一身熄两国的兵灾，你是做了大好事。[28]金国并没有将赵温信治罪，而是授他官职为金国服务。但其他人由于没有被掌握在北宋朝廷手中，暂时无法抓获。
另外，由于双方约定，除了燕京等地的原住民之外，其余在战乱时期从北方逃来的人，都必须移交给金国。因此北宋必须制订一个户口册，将所有移交人员列入。但由于甄别困难，这个户口册迟迟无法编好，也引起了金人的不满。[29]金人表示，如果无法按时移交逃亡者，可以让宋朝将郭药师和他的常胜军交给金国，以代替逃亡者。
这个方案更不可能，因为郭药师已经成了北宋最重要的防御力量，如果没有他的常胜军，宋军根本不可能守住疆土。北宋官员典检文字李宗振[30]提到了一个替代方案：用燕京的老百姓来代替常胜军。他认为，这样既保住了军队，在燕京父老被赶走后，又可以拿他们的土地来供养军队，可谓一举两得。[31]
金人立刻同意了，他们最看重的就是人口。他们将燕京地区的富裕人家（家业一百五十贯以上的）三万户都集中起来带走。这次事件，几乎将燕京地区的社会中坚尽数拔走，留给北宋的是一座座难民聚集的空城，所有的社会秩序都被打乱。更麻烦的是，金人告诉那些被带走的人，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是因为北宋政府将他们抛弃了，以交换郭药师的军队。北宋政府虽然获得了土地，却彻底丧失了人心。
将燕京父老带走后，金人利用最后的机会要求从北宋借粮二十万石，获得了赵良嗣的口头应允后，交割终于开始了。[32]
燕京的回归
按照双方约定，四月十一，北宋官员先到燕京，军队来到卢沟河南岸下寨等待。
同样是四月十一，赵良嗣、马扩离开燕京南下。四月十三使节到达雄州时，北宋的军队仍然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事，为了防止突发意外，他们将马扩留下，让赵良嗣等人回京都汇报。马扩将和宋军一道进入燕京。
赵良嗣也就是在这时退出了宋金政治的中心。他和马扩两个人几乎见证了收复燕京的整个过程，从最初渡过渤海去与金人联盟，到最后接受金人的种种刁难，想尽办法完成一个使者的使命。
在两人中，马扩属于相对超脱的角色，他由于出身武学世家，更加受到阿骨打等人的尊重。他认定只有坚强的军事后盾才能保证北宋获得足够的利益，一旦没有军事，仅仅靠使节的周旋，虽然也能争取一些利益，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让步。
他虽然更强调对金人不要过多退让，但在实际的谈判过程中，马扩起到的作用却不大，因为北宋军队实在无法成为使节的后盾，金人的步步紧逼、北宋皇帝的退让，让他的理想付诸东流。
在使团中，主要的决定者和负责谈判的反而是赵良嗣。赵良嗣由于是与金人结盟的首倡者，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对军事并不知情，只知道通过外交手段来为北宋争取利益。他全心全意为北宋服务，争取哪怕一点一滴的利益。
马扩从最初就没有对燕云十六州的整体形势形成概念，反而是赵良嗣每一次与金人谈判，都将燕京和西京，以及营平滦三州提出来，希望帮助北宋收复全部疆土。
也正因为这样，金人对超脱的马扩更加尊重，对兢兢业业的赵良嗣却充斥着不满。这从反面也说明了赵良嗣的成功。
但同样由于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赵良嗣的长袖善舞虽然为北宋争取到了燕京，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注定了他这一生的悲剧。
一旦收复燕京完毕，赵良嗣也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皇帝为他加官光禄大夫。同时他也遭受了所有官员的唾弃，直到今天仍然被人咒骂。
虽然宋军在战争中没有表现出夺人的气势，但在进入燕京时，却是威风凛凛的，足以压过金国的嚣张气焰。
四月十四，马扩与北宋统制官姚平仲、康随[33]等人率领所部兵马一同进入燕京，在他们之后则是北宋的大部队。大部队打前阵的是李嗣本率领的五万来自河东地区的兵马，其次则是种师中、杨可世率领的陕西兵马，郭药师率领的常胜军从新城方向进入燕京，童贯、蔡攸率领的大军则敲锣打鼓跟在后面。殿后的军队是马公直率领的河北、京畿兵马。
北宋兵马之多，甚至差一点引起了内乱，[34]当郭药师率领常胜军赶到时，李嗣本的河东兵已经进了城。常胜军大都是东北人，带着蛮族的特征，河东兵在城墙上一看到常胜军，以为是金人打回来了，立刻乱了套，逃走的逃走，骚乱的骚乱，郭药师连忙前往安抚，这才避免了误会。
但就是这支宋军，在金人面前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就在李嗣本还在卢沟河驻扎时，首先进城的姚平仲已经和金人对上了。由于金人在和使节打交道时尝到了好处，继续用傲慢的语气对待宋军。姚平仲和康随见到阿骨打时，粘罕还想表现一下，质问最初商定的交接日期是四月十一，宋兵为什么晚来了几天。
姚平仲回答：“晚来几天，是礼仪之道，请元帅不要再生事端。”
当时种师中也已经到了料石岗，杨可世也厉兵秣马，准备一战，号召士兵们为国战死。
粘罕环顾四周，发现两百里范围内全是宋军，只好收起了气焰。阿骨打也命令金军退避三十里，让各路宋军进城。
燕京城残余的百姓们纷纷上街，欢迎宋军。他们感慨：“契丹即灭，大金归国，王师入城，重见天日。”
入城的宋军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按照攻城的惯例，城池攻下，即便饶恕百姓的性命，也要允许胜利者对城市进行劫掠。此刻的金军还是一支没有军饷的部队，士兵们的收入就来自于胜利之后的劫掠。
对于财富的渴望，是士兵激励自己的最佳手段。金军已经将所有能够搬动的东西全都洗劫一空，城市中布满了丘墟，狐狸的身影处处可见。宋军获得的，只是一座空城而已。
四月十七，宋军正副元帅，太师、剑南东川节度使、领枢密院事、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司童贯，少傅、镇海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宣抚副司蔡攸率领大军前来，王师收复燕京达到了高潮。
然而，金军仿佛还想找麻烦。四月十九，金人使者将燕京等地的地图送来。由于使者携带了金国皇帝的圣旨，按照规矩，童贯和蔡攸应该跪拜接受。金使撒卢母直接要求童贯跪下。这个要求让童贯和蔡攸大吃一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堂堂的宋军元帅，刚刚到达收复的国土，首先要做的竟然是跪拜。
仓促之间马扩出面打了圆场，向撒卢母表示，按照道理的确需要跪拜，但出于灵活的需要，请免了这道礼节。比如，大宋皇帝如果给金国元帅粘罕写信，按照道理粘罕也应该跪拜，但出于人情则必须免掉。依靠马扩的灵活，童贯才避免受到羞辱。
【注释】
[1] 参考《燕云奉使录》。
[2] 参考《契丹国志》。
[3] 参考《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中》。
[4]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复燕云》。
[5]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6] 参考《燕云出使录》。
[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8] 参考《茅斋自叙》。
[9] 参考《契丹国志》。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史愿《亡辽录》。
[11] 参考《茅斋自叙》。
[12] 宋徽宗的筹码详细为：只许银五万两、绢五万匹；如不允应，便添十万，仍议西京在内；更或不许，西京别作一段；犹不允从，添绫二万，入二十万数；更或不允，绫在二十万数外。根据《三朝北盟会编》。
[13]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4]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马扩《茅斋自叙》记载为初八，日期不对，不采纳。
[15] 参考《大金国志校正》。
[16] 参考《燕云奉使录》。
[17] 参考《茅斋自叙》。
[18] 参考《大金吊伐录校补》。
[19]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0] 参考《燕云奉使录》。
[21] 春宴是皇帝花宴的最高礼遇，也是辽国当年无法享受的礼遇。见《铁围山丛谈》。
[22]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3] 参考《大金吊伐录校补》。
[24] 根据马扩的记载，也可能发生在三月十六。
[25]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6] 根据马扩记载确定日期。
[27] 关于这段礼仪，参见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28]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9]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0] 也有人说是参议宇文虚中。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茅斋自叙》，《奉使辽金行程录》未见这段文字。
[32] 这次许诺记载得非常不详细：赵良嗣是否答应；如果答应了，是否报告给了皇帝；皇帝如果知道，是否告诉了地方官员；到底许了多少，都存在疑问。但又有证据表明确实存在这样的口头约定。比如，《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二十六篇，宋徽宗就提到了十万石的粮食，准备从内地腾挪五万，河北路准备二万，河东路准备三万，一共十万，七月初一前备齐。这十万应该属于赵良嗣许诺的范围。
[3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王安中《入燕录》。但该书提到，赵良嗣也一同进入燕京，存疑。
[34] 参考《茅斋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