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级制度之崩溃
中唐以下迄北宋中叶，为吾国社会蜕变之时期，其显著事像，则见统治阶级之升降：一方为门阀之衰落，一方则为平民之解放。此种情形，颇似晚周社会现象之复演：封建贵族既日失其权，不保传袭之尊位，而平民亦同时渐脱桎梏，活动趋于自由；社会阶级衰减，世局顿呈新态，乃一变上代之静凝而为动进。所谓静凝者，盖以阶级森严，上下维制，集体压力甚强，个己意识殊难显露；但此定型化之社会结构，一经毁坏，组织解体，无复拘束之力，由是个性发展，思想趋于自由，人人务于表现才能，生活竞争转激烈，则社会之动进不宁，自有必然之势矣。
莫尔干研究人类社会之演进，谓有先后发展不同之两种形态，一为“氏族社会”，一为“政治社会”[3]。持此以衡吾国历史，则春秋以上之宗法封建制，其权位之传袭，基于血统身份之关系，固得上古氏族社会之本色；而魏晋南北朝时代之门阀世族，亦未始不可视为氏族社会之变相遗迹也。由春秋中经战国，迄于秦汉，布衣出任卿相，匹夫而为天子，则显为政治社会之代兴。
政治社会之初立，帝室高踞上位，以统万民，中乏一坚实之统治阶级，供其凭藉驱使，虽去肘腋之逼，转生孤悬之危，故汉高帝既削功臣，仍不能不兼采郡国并建之制度者以此。文景之世，外有据地自大之诸侯，内则廷臣多为武夫，其势非能久安。武帝变政，组织文治政府，以士人为基干，建立社会重心，自是政治与学术二者，联系密切，帝室赖以安固，而儒学尊显，士族势力亦由兹逐渐膨胀。
曹魏后行九品中正之制，选官置吏，必究家世，于是门阀形成。而晚周以来一度解放之平民，其地位顿又沉沦。观晋武帝时段灼有言：“九品访人，惟问中正。据上品者，匪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蓬门荜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4]此其征也。盖魏晋之世，窃据政权，图其稳定，往往假力于大族。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东晋元帝之立国，王敦与从弟导等同心冀戴，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5]之语；世家之力，于斯可见。帝室既赖其力为治，自不得不切意笼络，结其欢心。当时显贵自高身价，举凡政治、经济及社会之各方面，莫不握持特权，广占优便，是则虽无封建之名，乃享封建之实，乃一变相之贵族阶级也。唐柳芳尝论其族姓云：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6]
据此，则元魏之讲究族姓，分别严细，尤逾于南朝。拓跋氏本属浅化之族，是以入居禹域，与此门阀之风，特为相契；其术取人才，专重豪门，虽经臣僚之反对，迨不为之稍摇；[7]故后人有谓门阀之盛乃系夷风之影响者，如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五八《氏族》云：
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云，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惟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自余皆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如工巧纯陀是也。其他诸国亦如是，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肯归之。庶姓虽有劳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其后迁易纷争，莫能坚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甲族。唐高宗时，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谓七姓。然地势相顷，互相排诋，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撰定，而流习所徇，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官皆不敢与百家齿。陇西李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岗头卢、泽底李、土门崔、靖恭王之类，自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
按元魏之特崇门品，除本为夷风所重之原因外，实尚有藉重已成势力，以巩固统治之理由。惟当天下一统，帝权威张之世，则门阀之势位，遂亦不为时君之所喜。故九品中正之制，隋初即遭废罢，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8]，至炀帝始建进士之科[9]，遂为唐代科举之所本。唐高祖尝复置中正[10]，其后史轶不言，殆必不关重要。太宗以山东士人嫁娶多取人赀，时人谓为“卖婚”，不满其习，因诏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一书，贞观十二年书成进上，崔干仍居第一，深违太宗之意，以致忿然显言于朝曰：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茶，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只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于是乃改列崔干为第三等，颁其书于天下。[11]按官爵与门阀二者，一为政治地位，一为社会地位。太宗之扬官爵，贵臣实即尊君，盖社会势力过大，政治势力不足制驭，则将使政府无权，法令无威，此非时君之所欲也。故太宗对门阀所表示之意见，亦可说明其后嗣之态度。高宗时，许敬宗以不叙武后世，李义府耻其家无名，于是奏请刊改，又有《姓氏录》之撰。[12]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缙绅耻之，目为“勋格”。李义府悉索《氏族志》烧之。又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先是，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宝等为冠，后裔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惟后房玄龄、魏徵、李
复与婚，望得不减；然每姓第其房望，一姓之中又复高下悬隔。李义府尝为子求婚不得，始奏禁之。于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以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13]是门阀之势力，政府欲加削抑而未能奏功也。故玄宗屡欲相崔琳、卢从愿，虑其族大，附丽者众，竟以不用。[14]社会门第乃为帝王所忌如是，亦见其根深蒂固，为世所重，实非政治之力一朝所能革。盖其时高门大族，凭其优望，仕进甚易，辄攫美官[15]，而大臣恩荫，往往得至将相，故唐代宰相可以世系表列，究其出身，多属显姓，足觇社会氏族与统治阶级相关之密切也。
唐初统治阶级之重心，为出自关陇区域之功臣集团。高祖尝与内史令窦威及尚书右仆射裴寂言，颇自互矜其门胄之华贵。苏冕议论其事曰：
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仁恭、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道、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比夫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16]
此一代表政治军事实力之功臣集团，即太宗之尝尊贵其地位，以压倒山东旧族者。惟其后武曌把持朝权，欲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以出身非正，虑宗室大臣，不为所用，乃别引新进，超擢不次，示恩笼络，隐相结纳，以图自固；此本如南朝君主之喜用寒人，[17]乃利其感恩戴己，乐于效命耳，然其事之影响后果，有关于唐代社会阶级之升降者至大。陈寅恪先生尝特笔言之云：
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犹为重大也。[18]
盖武周代唐之政治结局虽未成功，然曌在位当权之时期特久[19]，且有知人之明，其所引拔，于后多为名臣；[20]自此新风肇开，其流益为发展，遂莫能遏矣。夫以关陇为中心之功臣集团，既大遭破坏，日就式微，而由文词起于草野者，日益盛多，随其势之所至，则朝廷禄位自必为山东旧族之阀阅与科名升进之寒素二种人物所分据也。大抵安史乱前，朝官犹以门阀称盛，乱后北域凋瘁，士流转徙，而族姓讹谬，稽考为难，故宪宗诏林宝修《元和姓纂》以正其事。穆宗以后，有牛李党争之起，互相排斥，扰攘不休者四十年，沈曾植谓：“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陈寅恪先生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推证其说，备详源委[21]，谓牛党重科举者，乃指重进士科而言。盖中世门阀之特色，在其门风优美，卓越于世，而优美门风之造成，又基于学业之因袭，如柳氏家法即为一著例。
朱熹《小学》卷六记：“柳公绰在公卿间最名有家法，中门东有小斋，自非朝谒之日，每平旦辄出至小斋，诸子仲郢皆束带晨省于中门之北。公绰决私事，接宾客，与弟公权及群从弟再会食，自旦至暮，不离小斋。烛至，则命一人子弟执经史，躬读一过讫，乃讲议居官治家之法，或论文，或听琴，至人定钟，然后归寝。诸子复昏定于中门之北。凡二十余年，未尝一日变易。其遇饥岁，则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为丹册刺史，以学业未成，不听食肉，吾不敢忘也。’”又：“公绰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尝知。既至，每出入，常于戟门外下马，呼幕宾为丈，皆许纳拜，未尝笑语款洽。”公绰之子仲郢，以礼律身，居家无事，亦端坐拱手，出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良马，衣不熏香。公退必读书，手不释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贷脏吏。[22]据此，是则唐时士族所持之政治见解，仍为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的轨辙。至于由进士出身者则否，大抵专尚文词，猎取贵显，而无所谓礼法与门风也。二者之间，其意识素养与风度，无不有别，故前者颇轻后者，斥之为浮冶。此两方之是非，固无庸深论，然进士科名乃为时君之所提倡，且应举者大多起自寒门，久郁思变，极富新兴锐进之气；而士族之家，养尊处优，为时已久，虽有礼法学术之长，惟累世仕宦，生活易流于华奢，又或暮气沉沉，迂阔无用，不适世趋，转陷贫困。盛极必衰，功成者退，物理宜然，无足怪者。
综观门阀之崩溃，其促成之因素，大要有三。
一由于义男。玄宗杨妃有宠，安禄山请为养儿；其欲谋逆也，乃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23]肃、代以后，政由宦官，剽士奇材，亦多所收养。[24]自是流风大被，盛极于唐末五代之世。故《新五代史》卷三六有《义儿传》之目，其序曰：
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彪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
按唐代阉宦，闽广为盛；[25]节度军将，多属胡人[26]，是收养义男之举本为边裔之俗也。
二由于通谱。同姓通谱，自晋以来始见于史。[27]唐高宗时，李义府既贵之后，自言本出赵郡，遂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28]肃宗时，李辅国权势熏灼，宰相李揆附之，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29]此因权势攀援而名门遂不惜依附之例也。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载：“李峤与李迥秀同在庙堂，奉诏为兄弟；又西祖令璋与信安王袆同产，故赵郡、陇西二族，昭穆不定，一会之中，或孙为祖，或祖为孙。”氏族之序，殆不能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通谱》条云：
氏族之乱，莫甚于五代之时，当日承唐余风，犹重门荫，故史言唐梁之际，仕宦遭乱奔亡，而吏部铨文书不完，因缘以为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乱易昭穆，而季父母反拜侄甥者。《册府元龟》：长兴初，鸿胪卿柳膺，将斋郎文书两件，卖与同姓人柳居则，大理寺断罪当大辟，以遇恩赦减死，夺见任官，罚铜，终身不齿。敕曰：一人告身，三代名讳，传于同姓，利以私财，上则欺罔人君，下则货鬻先祖，罪莫大焉。自今以后如有此弊，传者、受者并当极法。
盖此时乱离，奸伪百出，谱牒散亡，不易考矣。
三由于卖婚。赵翼谓：“魏、齐之时，婚嫁多以财币相尚。盖其始高门与卑族为婚，利其所有，财贿纷遗，其后遂成风俗，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恬不为怪也。魏文成帝尝诏曰：‘贵族之门，多不奉法，或贪利财贿，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亏损人伦，何以示后？’此可见财婚由来久矣。”[30]其风至唐未替，太宗高宗尝加抑禁，终莫能绝，朝廷名公巨卿，俱仍以通婚望族为荣，如房玄龄、魏徵、李皆是。他如李日知贵，诸子方总角，皆通婚名族；李怀远与李林甫善，常慕与山东著姓为婚姻，引就清列；张说好求山东婚姻，与张氏亲者，皆为门甲。《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谓；“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昏。”[31]则因资财官位之故，士庶联婚，日就混同，亦不得不渐失门望之尊矣。是以历唐末以迄五代，虽犹偶有自高门望之事，如《新五代史》卷二八《卢程传》云：
（唐）庄宗尝召程草文书，程辞不能。其后战胡柳，掌书记王缄殁于阵，庄宗还军太原，置酒谓监军张承业曰：“吾以卮酒辟一书记于坐。”因举卮属巡官冯道。程位在道上，以尝辞不能，故不用，而迁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耶？”庄宗已即位，议择宰相，而卢汝弼、苏循已死。次节度判官卢质当拜，而质不乐任事，乃言豆卢革与程皆故唐时名族，可以为相，庄宗以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又同书卷五五《崔居俭传》云：
庄宗时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后魏、隋、唐，与卢、郑皆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自高，为世所嫉。
然庄宗方以兴唐为名，偶有假借而已。盖其时武夫悍卒，忍于劫杀，世局险恶，早非没落士族之所能适应。《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谓：“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则代表文教礼法之门阀，遭此变乱之淘汰，至此扫地尽矣。
魏晋以下之门阀社会，除严士庶尊卑之分外，虽同属庶民而农与工商亦大有轩轾；[32]庶民之下，复有奴婢，其地位尤极卑贱。唐时称奴婢曰“贱人”，曰“贱口”，或简称“贱”。《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叙户课，有“奴婢纵为良人，给复三年”之文。《唐律疏议·名例三》云，“若是贱人，自依官户及奴法”；又同书《名例六》云：“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是其权利与法律上一切规定，皆不得与良民同等矣。贱民性质有官私两种之分[33]，至其来源，则有数端：（1）有因犯罪而籍没者，如《唐六典》谓“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34]是也。（2）有虏获于战阵者，如《旧唐书·高丽传》记高丽应没为奴婢者凡一万四千[35]，《新唐书·薛仁贵传》记获突厥生口三万[36]是也。（3）有以非法手段拘掠而得者；拘掠本非法令所许，然势要奸民[37]或京内外诸军[38]，固多行之而不顾者。（4）有自海外掠归者，如《新唐书·新罗传》谓“遍中国以新罪人为奴婢”[39]是也。（5）有由市买而得者；《唐六典》卷二〇有“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卷”之文，盖我国自阶级社会形成后，人民因生计困难，即有货鬻人口之发生，唐代此风犹存，而岭南各地尤为盛行。[40]《旧唐书》卷一六〇《柳宗元传》，谓越有典质子女之俗，过期不赎，则没为奴婢，则与买卖无大异也。（6）有由地方岁贡于朝者，如《唐会要》载邕府岁贡奴婢[41]，《新唐书》卷一九四《阳城传》载道州岁贡侏儒[42]是也。（7）有因艰于衣食而自行投靠者。德宗时民困赋役，陆贽上疏言事，曰：“凶荒不遑赈救，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敛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又曰：“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而文宗时亦有“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为奴客”之现象[43]，此类“奴仆”“私属”“奴客”之身份，乃略优于奴婢之雇工，惟既由穷困而投靠，则富室强家之役使，亦必视同贱民之待遇也。
据上所述，足知唐代社会役奴贱民之普遍。当时朝廷持有奴婢至多，或供役使[44]，或充赏赐[45]，或用为兵[46]；而将相势要之家亦往往多至数千；[47]不特官吏、富豪、衣冠、商人、百姓皆为蓄养，寺院所有数复惊人[48]。贱民除中国人外，蕃夷亦夥，如突厥、吐蕃、回纥、新罗、高丽以及来自南洋之昆仑等。全国如是众多之贱民，备受苛虐，而此种不平等之事实，法律公然承认，举世熟视，莫以为非，其于人道违损如何不问也。然至唐末五代，时世日亟，社会变迁，早失常轨，由于逃亡放免，脱离奴籍者遂多；[49]且武人竞力，门阀倾圮，礼教不存，阶级破坏，奴隶之于主人，遂多乘隙反噬之举动。《资治通鉴》卷二八八《后汉纪三》乾祐元年十月下云：
李屿仆夫葛延遇，为屿贩鬻，多所欺匿，屿抶之，督其负甚急，延遇与苏逢吉之仆李澄谋上变告屿谋反。……十一月甲寅，下诏诛崧兄弟、家属及辞所连及者，皆陈尸于市，仍厚赏葛延遇等，时人无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惮仆隶，往往为所胁制。
按奴告主为以下犯上之行为，本为唐代法律所厉禁[50]，今时移世改，为主者反为仆隶所制，此世道人心之大变也。盖社会阶级之制既坏，上下间登降靡常，尊卑观念为之淆泯，故入宋代，社会蓄奴之风已不流行，政府虽仍有配隶之法，其作用在于惩罚罪人，而非有赖于生产之供给，且人数殊少，亦不能与唐代之官奴婢同日而语；盖门阀既替，所有贱隶固随平民升进之潮流而解放，苛虐剥削之奴役已为人道观念所不许，不复视为当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