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性质的把握与方法论的改变

1.元素论方法的兴衰及其对文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17世纪到19世纪,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机器时代,机械钟、抽水机、操纵杆、滑轮、起重机、发动机、车床、火车、汽车、机器人……的发明、制造和广泛的利用,使人们惊奇至极、兴奋至极,加之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生物学中的细胞论以及医学中解剖学等新兴学科的流行,人们很自然地把世界想象为一架巨大的机器,于是机械主义的精神成为时代精神。1748年法国哲学家笛拉·梅特里宣称:“让我们大胆地断言,人是机器。”^[1]既然人也是机器,那么人的一切方面就必然要受制于机械法则。机械主义精神成为人的生活的推动力。各门学科的研究也不能不受此影响。于是与此精神相适应的元素论方法,就成了各学科基本的研究和思维方法。元素论方法的基本旨趣是:整体由各部分组合而成,而部分之和则等于整体。因此,可以通过研究组成部分来解释整体。这样一来,对事物的元素的机械型分析就是最重要的了。例如,在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儿那里,人的“情感”被认为由脑髓、血液、元气和生命器官中的运动四个元素所构成的,而复杂的情感生活则可以还原为惊奇、喜爱、憎恶、欲望、快乐、悲哀六种基本情感。而人性则分解为基本的感情经验和冲动,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一切可能存在的精神状态。就这样,笛卡儿把人类的复杂的人性与情感也纳入机械运动的法则中去解释和说明。总而言之,“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有只抓住实体的一部分就认为已经掌握它的整体的危险”^[2]。很自然,这种机械主义精神和元素论的倾向在文艺理论中同样也表现出来。就以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看法来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再现论和表现论交替占领了论坛,成为两种相互反拨的理论倾向。17世纪的古典主义承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主张再现论,认为“诗毫无疑问是一种模仿和绘画”^[3]。后来兴起的、作为古典主义的反拨的浪漫主义主张表现论,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4],“诗可以解作‘想象的表现’”^[5]。随后批判现实主义又反对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重新主张再现论,尽管他们不同意把文学与生活等同起来,指出“文学中的全部真实也不就等于现实生活的真实”^[6],但他们仍然主张文学是生活的模仿,“是把现实作为可能性,予以创造性的再现”^[7]。显然,从17世纪到19世纪,欧洲的文学本质论不过是在再现论和表现论中转来转去。而再现与表现都只是文学的一种要素,都是局部性的(详后)。这样,再现论和表现论都是以局部性质来解释整体的文学本质论。从方法角度看,都具有明显的元素论倾向。然而,体现机械运动法则的元素论是不符合事物固有规律的,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研究的深入,元素论方法越来越暴露出了它的病弱的方面。

2.整体论方法的兴起和对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

整体论的萌芽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的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中早已蕴含整体论的幼芽,如《易经》的八卦说,从自然界中选取了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东西作为说明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的根源。天、地为父母,是总根源,产生了雷、火、风、泽、山、水六个子女,它们再衍生万物。这里蕴含系统观点。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指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为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这里也含有整体论思想。战国时代的荀况说:“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天论》),即一物为万物的一部分,万物又是更大的道的一部分,这里指出了低一级事物与高一级事物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辩证的关系。这里特别要提出南宋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的“理一分殊”的理论。他认为“理一”是天地万物的理的整体,“分殊”是这个整体中每一事物的功能。他认为整体的“理”必须是各部分功能的总和,也就是说整体只能是部分组成的整体。他还用耳、目、鼻、口与人的全部身体关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意义。他说:“尝试观诸其身,耳目鼻口,肢体脉络,森然有成列而不乱,定其分于一体也。一处有阙,岂唯失其用,而体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说也……”(《龙川文集·西铭记》)这就生动地从整体的角度论述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真正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加以辩证说明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方以智和王夫之。方以智说:“一是多中之一,多是一中之多,一外无多,多外无一,此乃真一贯者也。”(《一贯问答》)这就是说:整体与部分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不是孤立的整体,是部分组合中的整体,是与部分相联系的整体,而部分也不是孤立的部分,而是整体中的部分,是与整体相联系的部分。王夫之说,“一而小成十也,其大成万也”,“一以统万者,达天者也。今夫天,则浑然一而已矣。天居一以统万,圣合万而皆一”,“一该万矣,万为一矣”,“万乃一之万”(《尚书引义·咸有一德》)。不难看出,王夫之的关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辩证思想更丰富、更透彻。

在西方整体思想及方法论的萌芽也古已有之,如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地提出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西方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之一的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说:“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基本的系统问题至今尚未过时。”

对西方近代系统论思想的形成,有贡献的人就更多:

莱布尼茨(1646—1716年)是德国科学家、哲学家。他的《单子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在联系中显现出来的,都是在系统中存在的,系统联系规定每一事物,而每一事物又能反映系统和联系的面貌。贝塔朗菲赞扬说:“莱布尼茨的单子等级看来与现代系统等级很相似。”

康德虽然是个唯心主义先验论者,但他肯定整体高于部分。他认为生命有机整体具有三大特点:（1）各部分只有在与其整体相联系的情况下才存在,如果把手从躯体上切下来,就不成其为手了。（2）各部分互为因果、互为目的和手段。（3）具有自组织功能,能自己再生产。贝塔朗菲对康德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整体论、目的论就包含了系统论的要素。

黑格尔的贡献就更大。早在19世纪初,黑格尔的辩证法就阐明了“有机的统一”的观念,他曾形象地说:“例如割下来的手就失去了它的独立的存在,就不像原来长在身体上时那样,它的灵活性、运动、形状、颜色等等都改变了,而且它就腐烂起来了,丧失它的整个存在了。只有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手才获得它的地位,只有经常还原到观念性的统一,它才具有实在。”^[8]黑格尔力图说明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部分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受整体的制约。显然,黑格尔的整体思想与当时正在各个学科普遍存在的元素论倾向是对立的。

到了20世纪初,元素论已大大地阻碍了各学科的发展,于是在德国和欧洲各国学术界弥漫着一股“格式塔”思想。这种格式塔思想起初运用于语言学,于是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应运而生。随后又被运用于人类学,出现了法国学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结构主义。文艺理论方面也在格式塔思想和语言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俄国的文学形式论、捷克和法国的文学结构主义、英美的新批评以及德国的文本主义。在心理学方面则产生了韦特海默、考夫卡、科勒的格式塔心理学。稍后,在自然科学方面,终于诞生了系统工程和一般系统论。语言学、人类学、文艺学和其他学科中的结构主义,格式塔心理学,一般系统论,属于不同的学科,它们有其独特的对象和内容,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它们在方法论上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反对元素论,都强调整体性。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其要义在于:结构是一种关系组合。一方面,结构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部分组合而成的;另一方面,部分受制于整体,部分只能在整体中获得意义。索绪尔说:“语言是由相互依赖的诸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一要素的价值完全是由于另外要素的同时存在而获致的。”^[9]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也说:

“首先,结构展示出一个系统的特征,它由几个成分构成,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皮亚杰在说明结构的整体性时也说:“一个结构是由若干个成分所组成的;但是这些成分是服从于能说明体系之成为体系特点的一些规律的。”^[10]所有的结构主义者都力图表明重要的不是事物结构中的要素,重要的是事物要素之间的关系。关系重于关系项,本质即在关系中,这是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

格式塔心理学是作为冯特、铁钦纳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把人的意识经验看成是心理元素的组合,它所重视的就是把意识分解为元素。它是典型的机械主义在心理学上的翻版。格式塔心理学家把构造主义心理学讥讽为“砖和灰泥心理学”,指出它的基本原理就是用联想过程的“灰泥”把各种心理元素(砖)黏合在一起。而格式塔心理学提出的基本原理是:整体比它的各部分的总和多。拿韦特海默的话来说:“格式塔理论的基本‘公式’可以这样表达:有些整体的行为不是由个别元素的行为决定的,但是部分过程本身则是由整体的内在性质决定的。确定这种整体的性质就是格式塔理论所期望的。”^[11]

一般系统论也是对机械主义和元素论的反拨。它的基本思想是20世纪20年代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来的。他认为生命现象是不能用机械主义对待的,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加考察。所以“系统”的观念是一般系统论最重要的观念。而“系统的定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12]。整体性则是一般系统论诸原理的头一条原理。贝塔朗菲在概括这条原理时说:“为了理解一个整体或系统不仅需要了解各个部分,而且同样还需要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13]因为整体不是各部分简单的相加,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正是这个公式被人们称为“贝塔朗菲系统定律”。

当然,如上面所述,整体性思想古已有之,但这无法否定现代的结构主义、格式塔理论、一般系统论的价值。它们是有特殊价值的。这是因为:第一,它们是作为17世纪以来的机械主义和元素论的对立面出现的,因而充满时代精神;第二,它们把古代的思想幼芽培育成一棵参天大树。整体性思想已支撑起了一个个学科并成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第三,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相呼应。马克思主义主张从事物的整体联系中去把握事物的性质和本质。恩格斯认为:“一和多是不能分离的相互渗透的两个概念,而且多包含于一中正如一包含于多中一样。”^[14]列宁则强调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15]。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含有结构主义、格式塔理论和一般系统论的题旨。反过来说,结构主义、格式塔理论、一般系统论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整体把握的辩证思想的一种具体的补充。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当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等多种多样的学科接受并运用结构主义、格式塔理论和一般系统论的时候,人类的学术已摆脱了17世纪以来的机械主义精神和元素论的分析方法的羁绊,实现了方法论的大转变,而方法论的转变是观念更新的前提。

然而,遗憾的是,文学理论领域并未彻底完成这种方法论的转变,或者说在转变中误入“歧途”。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的新发展,应该说是从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开始的,其后又出现捷克和法国的结构主义的诗学、英美新批评和德国的文本主义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应该说是结构主义的一种运用,但在运用中受到如下原因的影响,而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第一,俄国的形式主义批评是从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主义移植而来,而它的中坚人物又是以罗曼·雅克布逊为首的莫斯科语言学派,这就影响了他们对文学的看法。他们把文学看成是特殊语言组合而成的自足体,而把文学的内容(所反映的生活、所抒发的感情)排除在“文学性”之外。第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形成之日,正是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等艺术流行之时。现代派的文学实践召唤当时的理论去解释它、说明它。这样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连同捷克和法国的结构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就不能不围着形式感特别强的现代派文学来转。这样一来,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开始的具有结构主义倾向的文学理论,都把文学的形式当作文学的整体,因而也仅从文学的形式因素来说明文学的整体,即从部分来规定整体,于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主潮就出现了这样的“悲剧”:它从结构主义的思路出发,最终却偏离了结构主义的题旨。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在苏联和中国则受到了绵延不断的政治风暴的冲击,研究视角总是在政治与哲学两者之间移动,或是想从政治性来规定文学的本质,或是想从哲学认识论来说明文学的本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文论研究出现了一些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文艺学也开始走自己的路,但元素论的机械型的线性因果分析,即想抓住部分来解释整体的做法,仍到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