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金田起义前夜的广西社会

近十余年来，围绕如何评价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有一种观点持全盘否定态度，指斥洪秀全掀起“叛乱”，是借“邪教”起家的“野心家”“暴君”。这就牵涉到如何评价金田起义这一核心问题。笔者认为，对太平天国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金田起义的正义性不容否定。在金田起义前夕，广西社会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广西何以会成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鉴于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已有论著对此做过不同程度的探讨[1]，本文仅侧重就其主要线索加以梳理和考释。

一

在金田起义前夜，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问题最复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一个省份。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和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

民生问题的焦点是土地问题。自康熙年间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广西百余年间未再发生大的动乱。在这一时期，随着耕地开发接近极限，而人口仍在不断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据统计，顺治年间广西全省的人均耕地约为14亩，乾隆后期锐减至1.5亩左右，到咸丰元年（1851年）已不及1.2亩，低于同期全国1.78亩的人均耕地数。[2]在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的同时，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官府敲骨吸髓式的压榨，高利贷与典当业的盛行，导致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游民。[3]以桂平县为例，到道光后期，境内田地大多为富室所有；普通农户生活凄苦，“六月新债催，十月新租急，两造谷穰穰，终岁无一粒”[4]。广西原本山多地少，且耕作粗放，水利落后，单位面积产量较低，素称“地瘠民贫”，而土地问题的激化则使民生问题更加严峻。

同时，由于长期过度垦殖，广西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山区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加重，不少山田旋垦旋荒；在平原地带向河滩争地则导致河道淤塞，引发水灾。这使得广西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在道光朝，广西境内灾害频仍，几乎连年不断，使民生问题雪上加霜。例如，道光初年，宜北县“旱魃为虐，两年不雨，五谷无收，米贵如珍，人民饿殍，死相枕藉”[5]；道光十四年（1834年）起，宾州在五年内迭遭蝗灾、地震、旱灾和水灾，哀鸿遍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夏，融县“时疫流行，死人颇多”[6]。广西灾害频仍、灾情严重，与官府不关心民瘼、不体恤民情有着直接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灾也是人祸。

除民生问题外，广西还存在着棘手的民族问题、土客问题。

广西原是百粤（越）杂处之地，秦代始有汉人迁入，而以清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各民族共同为开发广西做出了贡献，但彼此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隔阂和冲突。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广西流官统治的州县达到55个，但仍保留了26个土州、4个土县以及3个秩如下州的长官司。两种体制并存，从侧面反映了民族间存在的壁垒，客观上有碍政令畅通。至于一些偏远地区，官府基本上鞭长莫及，瑶族聚居的大瑶山便是其一。山中瑶民概不剃发，既不列于编户，也不供役纳赋，归头人统治。至于在山外耕作的瑶民，则受到歧视和欺压。官方文献常将“民瑶”并称，流露出视瑶民为“化外之民”的心态。在多民族杂居的背景下，民族关系一旦处理不慎，便有可能引发族群冲突或民变，造成社会动荡，如乾隆年间柳州府境内壮、瑶为争夺土地而仇杀，嘉庆年间西隆州苗民抗官起事，道光十二年（1832年）贺县瑶民起事。

“来土之争”则更为白热化，争斗双方不完全按照族群来划分，而是按照是否土著或入籍早晚来划分。“来人”主要泛指清初自广东惠州、潮州、嘉应州迁徙入桂的客家人；“土人”指壮、瑶等土著民族，也包括那些入籍已久反客为主的汉民。善于精耕细作、通晓经商的客家人入桂后，或垦荒或经商，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山不住客”“无东不成市，有烟必有东”的格局，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逐渐挤压了土著人的生存空间；有些客民还通过经营典当业和高利贷重利盘剥，设法侵吞土著的田产店屋，甚至从事贩卖民女的勾当。随着客家移民越来越多，分布区域越来越广，尤其是随着某些地方“客主强弱互易”[7]局面的出现，土客之间常为争夺耕地等发生冲突。毗连广东的西江流域是广西自然条件最好、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土客之间的摩擦也最为激烈。广西土著民风剽悍；而客家人无论迁至何地、迁移多久，均不改乡音，固守原先的生活习俗，其“族党之谊甚笃，遇有仇敌及好勇斗狠，一呼百诺，荷戈负锸而至，愍不畏死”[8]。于是，双方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各分营垒，动辄为睚眦之怨械斗，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和震荡。例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田州属之八角山因土客争雄，各集亡命，肆行焚劫”[9]。土客械斗因而成为广西境内一大严重的社会问题。

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并非广西所独有，但如此尖锐地交织于一身，这在南方各省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围绕耕地的争夺是民族、土客纷争的焦点。因此，民族问题、土客问题说到底也是民生问题，是其特殊表现形式。

与治理难度大形成反差的是，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存在着先天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

广西县一级建制少，辖境广。大体上说，广西一个县的面积相当于他省数县的面积。从全省范围讲，县的建制少，官员也就相对较少；但县的辖境过大，必然对偏远地区鞭长莫及，客观上加大了治理难度。在官员少的同时，由于外省人不太情愿到所谓的“瘴乡”当官，广西还存在着官员队伍不稳定的问题。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新任广西巡抚邹鸣鹤在细询乡绅后上奏说，广西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渐甚久”[10]。

广西兵力单薄，且编制混杂。除土司系统的近1.4万土兵外，仅有绿营兵2.2万人，主要驻扎在省会桂林和广西提督驻地柳州，以及左江、右江等重镇；州县一级驻军通常仅几百人，且分散在各个汛地。相比之下，广东设有广州将军，仅八旗官兵就达5000余人，绿营则分设陆路提督、水师提督。湖南也拥有常备兵4.26万。

广西是南方最贫瘠的省份之一，财政入不敷出。据载，在道光末期，“粤西额征钱粮通计四十万有零，本省绿营兵饷岁需四十二万余两，既属不敷；其关料杂税不及十万余两，支给文武员弁廉俸及祭祀、书役、工食等项，亦多短缺。常年征收足额，尚须外拨接济”[11]。事实上，由于外省协济银通常不能及时、足额到位，部分州县连正常开支都难以维持，“州县不能赡给者，十常三四”[12]。

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属体制上的先天性缺陷，说到底是由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清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广西的开发力度以及与邻省的联系空前加强，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这种发展与外省特别是广东移民的涌入有很大关系，其内在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这种被动式发展使广西贫困闭塞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同时还衍生出土客纷争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剧等新的社会问题。而官府疲玩泄沓，残民以逞，贪墨成风，则使社会问题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民不堪命，必然会铤而走险。以贵县为例，“清道光间，吏治日偷，闾阎疲弊。知县杨曾惠恬嬉贪黩，又复久于其任。自是盗匪如毛，会党纷起”[13]。咸丰元年（1851年）六月初七日，钦差大臣赛尚阿就桂湘两省的官风民情奏报说：“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奴才日接呈词数十张，多系控告书差、家丁舞弊者。……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14]

广西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而官员贪墨直接影响到人心向背，使广西官府的统治基础更加薄弱。当面对境内小规模骚动或民变时，官府尚能控制住局面；一旦出现民变蜂起的局面，便顿时陷入缺兵少饷的窘境，导致局面失控。广西事态的演变正验证了这一点。

二

乾隆年间，民间抗夺佃、抗增租以及开仓劫粮等事件虽有发生，但广西社会总体上还是稳定的。嘉庆年间天地会的兴起成为一个转折点。当时，广东天地会成员一旦风声吃紧，多半逃到广西，投靠早先自广东迁徙入桂的亲友藏匿栖身。由于天地会迎合了人们互济互助、御侮保身的需要，所以得以传播开来。到嘉庆后期，全省已有近30个州县出现规模不等的天地会组织。据广西巡抚赵慎畛奏陈，“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盗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15]。嘉庆道光之交，赵慎畛厉行查办，捕获“会匪”1200余名，将主要成员斩首示众或遣发新疆，使广西天地会滋蔓的势头暂时得到遏制。道光帝鉴于广西拜会之风甚炽，下令严缉余党，并查明地方官是否有肇衅激变情事。赵慎畛搪塞说并无地方官虐民肇衅情事，同时加强控制，一面编查户口、举办团练，一面大兴教化，颁行《乡约条规》。《乡约条规》告诫各家子弟“或读书，或耕田，或做生意，及早各习一业，父母妻子终身有靠。不许飘游浪荡，交结匪人”；强调穷民就是做乞丐也算是良民，一旦结拜天地会便是朝廷罪人；严申凡书差、兵丁拜会，知法犯法，一概处死。[16]但在经济社会状况日趋恶化、州县官贪黩虐民的背景下，大多数人难以“及早各习一业”，尤其是穷民根本无田可耕。民生问题没有着落，单靠严刑峻法和推行教化，显然无法长期有效地维持社会稳定。

到道光中期，广西天地会组织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势头更猛，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力度明显加大。一些州县甚至出现盗贼纷起的局面。光绪二十年（1894年）修《贵县志》便有“吾邑之乱，媒孽于道光中年”一说。再如，桂平县“频年以来，为粤东游匪煽惑”，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右，已是“盗贼充斥”，聚众至千余人，从夤夜暗偷发展到白昼明抢，“凡遇有谷之家，排门劫掠，相习成风”，形成“土匪”与“游匪”里应外合的局面。[17]一旦官衙起兵弹压，土匪便暂时潜踪；游匪则行踪无定，“官来即鹰扬，官去复乌聚”。总体上说，在这一时期，广西下层骚动主要集中在毗邻广东的梧州府、浔州府等地，虽已明显升级，但官府仍有一定的威慑力，局面尚未失控。

鸦片战争结束后，广东数万被裁撤的壮勇生活无着，遂纷纷入桂啸聚山林，对广西形成新一轮冲击。[18]不少壮勇原先就是天地会成员，加上广西游民队伍不断膨胀，使得拜会结盟现象迅速滋蔓。到道光二十五（1845年）年上下，广西已局势大乱。据载，“自英夷滋事以来，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19]。协办大学士杜受田亦云：“粤西贼匪为患，自道光初年各府州县已有结盟联会，匪徒隐成党与，私逞强梁。逮自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左右两江及府江接境广东等处盗风滋炽，行旅戒途，于是劫物伤人掳人勒赎之事所在有闻。”他还就民间骚动的具体情形补充说：“凡贼自广东来者曰‘广匪’，又曰‘广马’；出本地者曰‘土匪’，又曰‘土马’。广东率多悍勇凶横，土匪多由裹胁附从。凡至一处，必先投书勒索多银，号曰‘打单’。及至群哄搜括财物，号曰‘开（门外合里）’。”[20]与民族纷争、土客械斗仅局限于某个固定区域相比，这些主要针对富商大户的勒诈劫掠活动具有流动性或不确定性，所引起的社会震动更大。不过，此时的下层骚动仍处在劫富济贫阶段，并没有与官府发生正面冲突。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是一个转折点。是年秋，湖南新宁县瑶民雷再浩聚众竖旗起事，随后移师广西全州与李世德部会合，在湘桂边境山区与清军周旋交战。暴动虽历时两个月便告失败，但对广西下层骚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府州县土匪乘机窃发”，“桂林府属之临桂、阳朔、永福，平乐府属之荔浦、修仁、永安，浔州府属之平南，各有土匪啸聚，声息相通，至是乃大肆”[21]。自此，广西发生骚动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其形式也逐渐从单纯的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向公然对抗官府过渡。例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月，广东天地会首领李自昌在横州竖旗聚众；三月，壮民陈亚贵在武宣县东乡率众起事，联合广东天地会首领覃香晚，相继攻扰修仁、荔浦。一时间，“小之开（门外合里）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22]。鸟瞰广西事态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这样一条轨迹：穷民灾民——游民流丐——“盗贼”（偷窃劫掠）——“逆匪”（聚众造反）。说到底，民不聊生是社会发生动荡的征兆和根源。下层民众的生存危机越大，对现实社会的叛逆心理和反抗力度也就越大。

早先处置劫掠事件时，各州县因“游匪”行踪飘忽不定，故各扫门前雪，只要事情没有闹大，心理上还不至于有太大压力。当民间骚动形式升级为聚众抗官时，随着性质的转变，事件本身已超越地方治安的范畴，从而使整个广西官府都绷紧了神经。在官府大举镇压下，雷再浩、陈亚贵等早期起事大多很快偃旗息鼓。但由于民不聊生，这种军事镇压并没有起到儆戒作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八月，陈亚贵聚众数千人在武宣东乡再度起事；十月，雷再浩旧部李沅发率众攻陷湖南新宁县城，旋又攻入桂北。与此同时，桂省全境天地会起事也呈风起云涌之势，且纷纷打出“替天行道”“杀官留民”等旗号，其中声势较大者为啸聚浔州、梧州江面的“艇匪”[23]，以及驰突左江一带的张嘉祥部。面对民变事件层见叠出的局面，广西官府苦于驻军少、经费少，顿时陷入缺兵少饷的窘境，疲于招架。左江镇总兵盛筠见无力剿捕，便设法招抚张嘉祥，让其屯扎江路，保护行旅。此风一开，“各州县亦托为招抚之说，贿贼求去”[24]。这种“贿和”之举反衬了官府的孱弱，使民间抗官风潮更加高涨。

广西官府疲软固然与缺兵少饷等客观因素有关，但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吏治腐败的表现形式之一为文恬武嬉，致使官府在应对民变时效率低下，方寸大乱。大小武官平素或卖缺肥己，或扣饷虐兵，疏于军务，导致武备废弛，军队缺乏战斗力。最初进行剿捕时，这些惰将骄兵还狐假虎威卖点力气，但当民变四起、寡不敌众后，也就没了底气，下乡缉捕也大多虚应故事，且军纪败坏。有一首民谣嘲讽道：“贼去兵方至，兵来贼已空；不知兵与贼，何日得相逢？日日皆防贼，村村望发兵；谁知兵更恶，杀掠不容情。”[25]广西提督闵正凤是个银样镴枪头，“形貌魁梧，工于趋跄应对，颇通文墨，以儒将自居，见狼烽突起，惊愁恇怯，不敢出兵”[26]。左江镇总兵盛筠在招抚张嘉祥后，见局面仍难收拾，干脆找借口撂挑子，告病讨清静。闵正凤也四下活动调任一事，想一走了之。[27]

作为总揽全省军政的最高长官，广西巡抚郑祖琛显然是坐在火山口上。眼见广西大局糜烂，朝中言官和地方大吏对他颇多诟病，指责他欺罔畏葸，养痈贻患，酿成大乱。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先发难，参劾郑祖琛自抵任后，“专事慈柔，工于粉饰，州县亦相率弥缝，遂至酿成巨患”，并说郑氏“世故太深，周旋过甚，只存市恩之心，全无急公之义，且年老多病，文武皆不知畏服”[28]。后来接替郑祖琛职位的周天爵也认为，“今之祸根不止一省也，而粤西为最”，“而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酷似梁武欲不杀一人以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矣”[29]。徐、周所言均带有感情色彩，未免流于偏颇。郑祖琛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调任广西时已年近七旬，并患有咯血病，而此时的广西已是一片纷扰动荡。刑部侍郎彭蕴章《得梦白书》一诗有“多病临戎幄，衰年入瘴乡”句，当时就对郑氏的命运表示同情和担忧。至于广西官僚队伍疲玩泄沓、畏葸无能，也绝非郑氏上任后才有的现象，而是属于官场积习。[30]郑祖琛虽然暮气重、城府深，但对民变并没有掉以轻心，曾先后督师配合湖南血腥镇压雷再浩、李沅发起事，并因功加太子少傅衔。不过，以广西现有的统治力量，显然难以应对境内民变蜂起的局面。他曾向广东求援，但徐广缙不予理睬[31]；拟据实奏报朝廷，又被军机大臣穆彰阿劝阻，“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32]。郑祖琛投鼠忌器，不敢照直禀报本省实情，也就注定最终难逃“欺饰弥缝”的罪责。在籍翰林院侍讲龙启瑞多少道出了郑氏的苦衷，认为他“苦于兵力有限，经费无多，顾此失彼，仓皇无措”，又说他“存心仁厚，揣度贼势，控制亦颇周详，但苦经费别无筹措，复因目前无陷城失守之事，不得以请调大兵为辞靡费太多”[33]。郑祖琛曾以堵剿“楚匪”事竣、地方肃清为由，奏请俟藩司张云藻回任后“来京陛见”，也想一走了之，但不久便发生陈亚贵部连破平乐府修仁、荔浦两座县城事件。郑祖琛只好于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1850年9月3日）据实奏报，并请兵助剿。但无论是广西的局面，还是郑祖琛个人的命运[34]，此时都已难以挽救。

州县官同样进退维谷，如坐针毡。由于局势急剧动荡，各州县连现状都已难以维持。时人描述道：“近年盗贼充斥，人民离散，除蠲缓外，完纳不过十之五六，愈形不足。……近年左、右江面不靖，关税短缺，大吏亦不能自给，州县疲惫日甚。军兴时借公济私，尚可支持。今请领无款支发，盗多民困，征粮则民多抗欠，失事则官即逮褫。州县不愿到任视事，每下檄严催，始行登程。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可为太息。”[35]州县官面对郑祖琛，就如同郑祖琛面对朝廷，处在一种两难境地：既要保地方安定，又无力剿捕“盗贼”；欲据实上陈，则担心触犯时忌引火烧身。于是，各州县对境内骚乱或隐匿不报，或讳“盗”为“偷”，一味敷衍了事。郑祖琛欺蒙朝廷，州县官欺蒙郑祖琛，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局面越发不可收拾。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秋之际，广西已大局糜烂。杜受田在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就此描述道：

贼匪多至数十股，每股各有渠魁。……所有被害之处，如迁江一县，三被贼掠，县官令民括尽财物，与贼求和。上林县官被执勒赎。武缘县官，贼至自裁。来宾官吏逃亡，监狱尽脱。藤县城守自缢，知县被伤。柳州逼近府城都咸堡地方，贼至与官接战，杀死武员八人，兵丁数百。太平知府王彦和被贼逼死。龙州同知王淑元父子殉城。此皆去年夏秋间事。自是以来，贼视攻城剽邑几如反手。[36]

总之，广西官府此时已运转失灵，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周天爵后来喟叹道：“一言兵，则省城仅有懦劣八九百名之兵；一言饷，则藩库拨来朝不继夕之饷；一言官，则通省皆是求参不得之官；一言将，则通省皆是石郎之将；一言案牍，则无一不是被杀被焚之案牍。呜呼！此席是何等造化得此。”[37]

“被杀被焚”指民间打家劫舍之风，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乡绅富户。他们急如星火地向各级官府求救，但官府已无法控制局面。无奈之下，广西南宁、柳州等六府12名绅士和庆远府23名绅士分别联名具呈，遣人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从海道赶抵北京，另有南宁府宣化县生员何可元自行来京，均向都察院陈述局势已危如累卵，吁请朝廷派大兵平乱。三件呈文分别写道：

现在官势愈弱，贼势愈张，群逆分屯者各以数千计，民家被劫者动以数万计。村居纷纷入城，府居纷纷入省，田野荒废，道路梗塞。逆匪水陆并踞，官饷不行，商旅可想。

柳、庆、思恩所属，六月之间，七遭寇乱，妇女逃避山林，老幼流离道路，终年常警，十室九空。

……民冤沉海，贼焰弥山。所到之处，旗号悖逆，所不忍言。[38]

随着农事、商业陷入停顿，再加上土客械斗以及瘟疫等灾荒的冲击，普通民众的处境也更加恶化。为了生存，越来越多的人被迫铤而走险，加入造反者行列，使民变规模不断扩大。民变风潮已席卷广西绝大部分地区。全省天地会武装多达数十支，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有自行旋起旋散者，有兵勇击败而散、兵勇撤而复起者，有此股甫经扑灭、彼股又另起事者，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39]。龙启瑞叹曰：“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非得良药重剂，内扶元气，外拔毒根，则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溃烂不可收之一日。”[40]杜受田也忧心忡忡，认为揆度情势，“不惟一方之糜烂可忧，他省之蔓延尤为可虑”[41]。结果这番话果真成为咸丰初年的谶语。

概括地说，到道光末年，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官、绅、民均感到朝不谋夕，即所谓“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社会已近乎解体；以天地会为主体的武装暴动此起彼伏，全省已是一片火海，局面完全失控。这在南方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广西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其根源在于它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统治力量最薄弱的一个省份。

三

上述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洪秀全尚未萌生反清意向时，广西社会便已民变蜂起，急剧动荡；“动乱”的源头并不是来自洪秀全。相反，正是在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的驱策下，洪秀全才最终走上反清道路。

洪秀全的早年经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热衷科考、皈依上帝、立志反清。科场失意的确对洪秀全刺激很大，但这只是他选择新的人生道路的一个起点或诱因。通过阅读《劝世良言》接触到基督教，进而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传播上帝信仰，这是洪秀全的一大转折。[42]洪秀全劝人拜上帝，其主旨无非是劝人做正人、行善事。这不但对清政府统治构不成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益的。在洪秀全同期撰写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诗文中，非礼四勿、忠孝廉耻、富贵浮云、知命安贫之类的文字俯拾即是，并且明确表示“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丝毫没有鼓动造反的意识。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发展信徒，虽然在形式上触犯了私下“拜会”之大忌，但就其具体行为分析，并没有对抗官府的意图。

问题的另一面是，对现存体制和统治秩序而言，洪秀全及其信徒毕竟属于离心力。基于独尊上帝的信条，洪秀全反对孔子崇拜和偶像崇拜，这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习俗是相冲突的。二次入桂后，洪秀全又开始采用激进手段排斥偶像崇拜，亲自率人到象州捣毁甘王庙；紫荆山区的雷庙、土地庙等也被打毁。此外，随着入会人数越来越多，上帝会在紫荆山一带逐渐坐大，成为一股新兴势力。所有这些均对现实社会秩序形成冲击，从而引起当地乡绅的不安和敌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年底，紫荆山生员王作新在率众捉拿冯云山未逞后，向官衙指控冯云山等人“结盟聚会”“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吁请将其“严拿正办”。冯云山与骨干信徒卢六遂被解送到县。卢六不久在羁押中病亡。冯云山一案延宕半年之久才告了结。时隔数月，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冬，洪秀全等人正式立意反清。

从冯云山事件的具体过程和结果看，上帝会在这场冲突中并不落下风：王作新事后因害怕遭到报复，被迫离家避风；官府对冲突双方也没有偏袒，最终宣布以“无籍游荡”之名将冯云山递解原籍，草草结案。洪秀全等人之所以在事后不久萌生反清念头，与此时广西局势的急剧变化有直接关联。作为当地乡绅对上帝会的一场蓄意挑衅和迫害，该事件使洪秀全明白一个道理：用道德说教的和平方式来改造社会，即便在紫荆山也行不通。另一方面，在广西“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的背景下，已在周边数县拥有数千信徒的上帝会无法超然物外，不得不针对动荡的时局做出调整或抉择。洪秀全在确立反清意向后断然表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43]这正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变化。而杨秀清、萧朝贵均出身贫寒，在紫荆山以种山烧炭为生；上帝会成员也以穷苦人居多，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蓄积已久。洪秀全等人称起义建国时为“太平时”，以及后来立国号为“太平天国”，均反映了他们对“太平”光景的向往。洪秀全起兵之所以得到积极响应，其根源在于越来越多的百姓因天灾人祸的双重挤压而走投无路，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故而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投奔金田，使金田起义很快便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44]

总之，太平天国的兴起是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伴生物，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角度说，金田起义的正义性是不容否定的。另一方面，广西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为广西的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和集中，统治力量又最为薄弱，所以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才率先在这里爆发，成为清政府统治长堤上被撕开的第一个缺口。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这股激流才得以冲出广西，漫溢长江流域，乃至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45]

原载《福建论坛》2007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摘登。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注释

[1] 相关论著主要有：王庆成《金田起义记》（收入《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龙盛运《太平天国革命策源地广西试探》（《太平天国学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彭大雍等《论清道光朝以前广西人口增加和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同上），方之光、崔之清《广西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兴起》（同上），方之光、崔之清《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湘桂局势初探》（《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凡上述论著已有较多论述的内容，本文从略。

[2]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0、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按：清顺治年间广西耕地面积约500万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达1000万亩以上，随后基本持平并呈减少之势，咸丰元年为896万亩。另一方面，顺治十六年（1659年）广西纳赋丁口为11.6万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省人口为197.6万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骤增至629.4万人，咸丰元年为782.3万人。参见李文治前引书，9～10、60～61页。

[3] 社会的急剧分化和穷民、流民的大量出现，是嘉道年间全国的普遍现象，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前兆。龚自珍指出，自乾隆末年以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辑，1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汪士铎亦慨叹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他还分析说，“患起人多，人多故弥望皆村庄，弥望皆穷人，急之则生变，任之则掣肘”；“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需]人”，“地不足以养之，不为乱不止”（汪士铎：《乙丙日记》卷2，16页；卷3，26、27页，1936年明斋丛刻本）。

[4] 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1，《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5] 覃玉成：《宜北县志》第八编，民国二十六年刊。

[6] 黄志勋、龙泰任：《融县志》第六编，民国二十五年刊。

[7] 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经德堂文集》卷2，17页，光绪四年京师刊本。按：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有该省“通计土著十之三四”一说。可见，到咸丰初年，广西土著的总人口已低于客民。

[8] 魏笃：《浔州府志》卷4，同治十三年刊。

[9] 温德浦、曾唯儒：《武鸣县志》卷10，民国四年刊。按：土客械斗客观上刺激了民间的尚武之风。广西后来民变蜂起，官方应对时颇感棘手，与此有一定关联。

[10] 邹鸣鹤咸丰元年八月十三日奏折，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227～228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11]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6页。

[13] 欧仰义、梁崇鼎：《贵县志》卷4，民国二十三年重修。

[14]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79页。按：在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奏折中，鸿胪寺卿吕贤基亦认为，“今日胁从之民皆前日之赤子也，其势迫于无可奈何，遂苟且以延残喘耳”（《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48页）。

[15] 《清实录》第33册《宣宗实录》第1册卷12，道光元年正月壬戌，2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按：因为广西林峦甚密，易于藏匿，且官府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广东、湖南等省民人犯事后，常避实就虚，选择广西落脚。就此而论，广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邻省的社会矛盾。又，文中“添弟”系“天地”之避改字。

[16] 《乡约条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9～21页。

[17] 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首、《带江园杂著草》卷5，《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31、34页。

[18] 相比之下，后来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以及李文茂率广东天地会武装在广西浔州建立“大成国”，其影响与冲击力远在此之上。

[19]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20] 杜受田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奏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06、207页。按：道光二十七年二次入桂时，洪秀全就曾在途中遇劫，事详《太平天日》。

[21]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8页，光绪十五年刊。

[22]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23] “艇匪”拥有枪炮器械，主要劫掠浔、梧江面的商船和沿江圩市的当铺、富户，并不时攻掠城池。主要首领为张钊（绰号“大头羊”）、田芳（绰号“大鲤鱼”），均为广东水手出身，金田起义后一度投奔太平军，旋因不能接受纪律约束而倒戈，后分别被地方团练和官府所杀。太平天国刊行的《天情道理书》对张钊有零星记述，称其“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未几而大头妖果然叛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5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24] 袁甲三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奏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46页。按：张嘉祥受抚后，改名张国梁，官授把总，后随战局发展，从广西一直追击太平军至南京，成为清军一名悍将，官至提督，咸丰十年（1860年）在丹阳阵亡。

[25] 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6] 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5页。按：所谓“不敢出兵”，指会党武装逼近柳州府城时，闵氏在城内按兵不出一月有余。

[27]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盛筠因“畏葸无能，又先期告病，规避取巧”被革职，不久病死。闵正凤一度打通关节，于同年九月奉文与向荣对调，任固原提督，旋以“畏葸无能，纵贼养寇”的罪名被革职查办，后被遣戍新疆。参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8、56、110、233、239页。

[28]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7、68页。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广缙后来顶替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但同样迭遭败绩，太平军攻克武汉后被革职拿问（咸丰八年病死）。咸丰帝怒斥徐广缙“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表示“自愧自恨用人失当”。舆情更是一片哗然，指斥徐氏“拥兵观望，尾贼徐行”“畏死倖生，巧于推避”，纷纷吁请将其处斩。其实，此时的清政府弊病丛生，整个军政系统都已运转失灵，其根源并不在某个大臣疲玩泄沓，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定都金陵，一路势如破竹，与此有很大关系。

[29] 周天爵：《致周二南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30] 在某种意义上，郑祖琛是在替他的前任梁章钜、周之琦背黑锅。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即云：“赭寇之祸，先由历年官吏惜费纵奸，后误于粤督某制府见危不救，非郑公一人之过，粤人皆知之。公受任于艰难之日，疆事为前官所坏，地方疲弊不堪，伏莽之患已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7页）严正基也认为，广西吏治之不饬，“则由于十数年前，院司以文酒征逐为豪举，于地方惩办盗案之员目为‘俗吏’，或加以摈斥。有司讳匿不报，遂至盗势益张，涓涓不塞，终成江河，厥有由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6页）。又，广西藩司张云藻久病，不在任上。这客观上也加重了郑祖琛的负担。

[31] 徐广缙对广西局势作壁上观，除与郑祖琛有隙外，与广东自顾不暇也有关系。据罗惇衍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奏陈，“广东盗风素炽，而近来横行尤甚”，公然围城勒赎、设厂收税；在新会、四会、清远、韶关、南雄、廉州一带，“贼匪往来如织，商旅不行，各处道路阻艰，几与广西无异。屡年以来，凡掳人勒赎不下百数十次，从未闻严办一案；凡打劫典铺、渡船不下千数百次，又未闻参劾地方官一案。驯至贼匪无所畏惮”（《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49～50页）。

[32] 龙启瑞：《与梅伯言书》，《经德堂文集》卷3，22页。按：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亦云，某相国致书郑祖琛，“再三告诫切勿以贼多入奏”，并附注“某相国与郑公同年至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8页）。有论者推测“某相国”系指潘世恩（乾隆状元），误；应为穆彰阿（穆、郑同为嘉庆进士）。

[33] 龙启瑞：《上某公书》，《经世堂文集》卷6，5页。

[34] 广西局势惊动朝廷后，郑祖琛想有所补救，曾在省城外督师四个多月，先后平定陈亚贵部和攻陷迁江县城的钟亚春等部，并率先派兵进剿金田村。但这并没有平息清廷对他的怨愤。同年十月，咸丰帝谕令将郑祖琛着即革职；时隔五个多月，又下令将他谪戍新疆，“以为封疆大吏玩误者戒”。郑氏不久在原籍（浙江乌程）病逝。

[35]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5～6页。

[36] 《杜受田奏陈两广起事情形并剿捕方略单》，《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06～207页。

[37] 周天爵：《致周二南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4页。按：周氏在信中还有一些具体细节描写，颇堪玩味。据载，咸丰元年二月初一，他自省城赴武宣县督师攻打太平军，“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勇一百名，又如石壕驿，未走先哭”；正式交战时，“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周氏还就该县官吏的表现写道：“方到时县官一人，一县皆空，而纷纷向西逃者渡江船无歇时。问县官刘作肃有何准备，答云‘只有一绳’，则大哭。”

[38] 参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36、37、39页。

[39]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40] 龙启瑞：《上某公书》，《经世堂文集》卷6，5页。

[41] 《杜受田奏陈两广起事情形并剿捕方略单》，《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207页。

[42] 关于洪秀全皈依上帝的具体原因，以及太平天国宗教是否是“邪教”，详参拙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14～18、438～45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3] 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Hongkong，1854；Reprinted by 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1935，p.43.译文采自简又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6册，864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44] 如火如荼的天地会暴动吸引了广西官府视线，牵制了其军事力量，为洪秀全等人酝酿起义提供了便利。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咸丰帝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其赶赴广西镇压太平军。此说不确。在获悉平乐府两座县城失陷后，清廷终于意识到广西事态的严重性，赶紧调兵遣将，欲从速镇压攻城劫狱的天地会众。此时，清廷对广西的具体情况仍是一头雾水，洪秀全等人的活动还没有进入其视野。在给林则徐及继任钦差大臣李星沅的谕旨中，咸丰帝只字没有提到上帝会和金田村。郑祖琛最早注意到金田团营动向，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奏称桂平县属金田村等地“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十一月十三日又奏报调兵进剿情形，称金田等地“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内有老幼妇女，被其诱胁从行”。十二月初八日，署理广西巡抚劳崇光奏报副将伊克坦布攻打金田阵亡一事，称“贼势浩大”，已知会广西提督向荣率部赶来会剿。同月二十日，李星沅奏称“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断言金田“实为群盗之尤”（以上引文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79、97、100、104、116、131～132页）。正是从这时起，清政府才终于意识到洪秀全等人才是广西最具威胁、最难对付的力量。按：文中“尚弟会”系“上帝会”之避改词，“伪号”指太平天国国号。

[45]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并没有从战败中警醒，积极求变，而是无视危机和挑战，继续在天朝大国的残梦中昏昏欲睡：传统的夷夏观念没有变，祖宗成法（兵制等）没有变，吏治腐败、文恬武嬉的现象没有变，土地与人口问题没有减缓，等等，从而使中国积弱积弊的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另一方面，清政府又不得不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接受一些变化，诸如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设立租界、领事裁判权、传教士的涌入等。这些变化既引发了新矛盾新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以东南沿海地区最为直接和显著），同时又使旧矛盾旧问题进一步激化，两者交汇，最终导致咸丰朝内外危机的总爆发，即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除太平天国外，同期国内还接踵爆发了其他一些较有声势的反清起事，诸如广东天地会、上海小刀会、两淮捻军，以及贵州苗民、云南回民、西北回民起事等，整个中国几乎成为一片火海。倘若撇开清政府的因素，忽视当时空前激化的种种社会矛盾，单纯从个人角度来推究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那就难以做出正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