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之管理价值
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事物与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历史的主体是人。
历史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路径。重视历史，必须进行历史学探究。而历史学探究又是一项综合工程，其中包括取材、分析、形成思想、得出结论等一系列过程。这一系列过程与科学的研究过程完全吻合。所谓历史学“无用”的观点是站不住的。
从事历史学工作的人需经过严格的训练，这个训练包括文献如何解读，思想如何形成，文字如何表达等。历史不是可以随便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随意解释的“玩偶”。历史学需要真实，是在求真基础上的思维活动。“可以随意解释历史”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从历史学的训练层面看，我们可以发现史学的训练模式与政治家的决策具有一致性。所以，许多政治家特别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关注历史的作用与历史学研究的成就，这是有道理的。
历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且变化不断的科学，研究的对象众多，内容丰富，但其核心还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政治史。有人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明天的历史。虽然这句话不够全面，但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白寿彝先生说，政治是历史的脊梁；刘家和先生说，历史是现实政治运动发展的轨迹。这些都告诉我们，历史学研究的是大问题，是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大问题。历史学是治国安邦的必修课程。
古往今来，谈论历史学价值的学者很多，作品也不少，但阐述历史学之管理价值的却寥寥无几。本文选择下述四个方面来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目的就是想以此来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第一，历史学是一门能够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学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学放到“唯一的科学”这样的高度，说明了历史学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到波里比乌斯的《通史》，从维科的《新科学》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是在探究和思考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发展定势；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到司马光的“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也都是在探寻历代的“成败兴坏之理”。他们的作品也确实回答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众多成果也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入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
马克思的发现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阐述了众多意识形态、社会活动与这一客观基础之间的关系。这一历史规律的发现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为了解社会问题奠定了科学的分析基础，为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执行政策规定了行为准则。把握这一规律可以帮助管理决策者更好地做出科学的决策，帮助民众更自觉、更积极地参与现实之社会建设。
第二，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真理，但这些真理只有通过研究历史才能揭示。唯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开阔的视野下观察事物的发展；唯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确定政治家的功绩。人们通过历史科学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历史能为现实所鉴，为社会服务。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等都是先人们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经验，是历代管理者治国智慧的高度总结。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其《史通·史官建置》中曾这样写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历史学所具有的“断是非、惩恶行”之功能不言自明。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也说：“往事研究特别富于教益，富于成效，因为从录于珍贵碑文的历史档案中我们可看到各种各样的范例。你可以从中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选择能够模仿的榜样，也可以从中察觉到源自始点的或过程中与终点的失误，并将之杜绝。”[2]惩恶劝善既是对史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历史学重要功能之所在。
应该说，客观的历史不可重演，但在科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可以复制，可以传授。其一旦为管理者所掌握，就能发挥无穷的作用。
第三，历史学是管理之基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社会，其研究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而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知识与福祉。因此，历史学研究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但常常也是社会问题，因为社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学术问题。学习历史可以获得“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3]；可以使人在运动和发展中明确方向，定位自己，定位自己的行为；可以使人在矛盾中分辨主次，看清大势，把握发展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同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另一处也有过阐述：“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5]历史学正是研究和阐述人们在创造历史时所遇到的已有基础，管理者若能了解社会现实活动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制定有效的政策，就能更顺利地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每个人或单位都处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今天的决定既受制于昨天，更对明天的发展起着重大的规定作用。优秀的管理者应该从历史的视角思考问题，承担历史的责任。
第四，管理的主体主要是人，提高人的精神创造力是管理者的重要责任。而历史学正好也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能给管理者提供生动的事例、丰富的精神食粮。李大钊说：“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6]这种精神食粮对管理者有教育之能，对被管理者也有示范之效，给人信心，鼓人奋进。充分利用历史学的育人功能，培养民众的自觉与自律意识本身就是管理的核心内涵，是管理者增强凝聚力、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途径。
总之，现实管理与历史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共通性与互补性。现实的管理可以为历史学提供大量的素材，而历史学又可以为现实的管理提供成功的经验，帮助其合理决策，科学发展。历史学和管理的结合既是社会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它将有助于人们自觉地总结昨天、把握今天，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未来的发展。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hoc illud est praecipue in cognitione rerum salubre ac frugiferum，omnis te exempli documenta in inlustri posita monumento intueri：inde tibi tuaequae rei publicae quod imitere capias，inde foedum inceptu，foedum exitu，quod vites.”Livy，The History of Rome，Preface，10.
[3] 李守常（李大钊）：《史学要论》，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李守常（李大钊）：《史学要论》，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