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思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学术界，因为这一思潮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所以格外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褒者不少，贬者也很多。近些年来，随着中外学者相互之间交往机会的增多，我国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介绍也大有增多的趋势。因此，弄清楚后现代等概念的由来及其相关内涵对于我们了解西方史学的现状和发展方向都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后现代史学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它又是怎样挑战现代史学的？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后现代”（Postmodern）是相对于“现代”（Modern）而言的一个概念。美国学者伊哈勃·哈桑（Ihab Hassen）认为，“后现代”作为一个术语，最早出现于西班牙学者费德里科·德·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于1934年编辑出版的《西班牙和拉美诗歌选集：1882—1932》中。^[1]8年以后，达德利·菲次（Dudley Fitts）在其《当代拉丁美洲诗歌选集》中，又沿用了这一术语。后来，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缩写本《历史研究》中也使用了这一术语，意思是说，从1875年以后，西方文化开始向世界方向发展，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成了其他地区纷纷效仿的标本，所以，汤因比认为，从那时开始，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后现代。

不过，从现实意义上看，当时他们所使用的“后现代”或者只是描述文学批评中的一种反现代主义倾向，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时代简单的分期术语，不但在社会上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就是在学界也没有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应。

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迅猛，社会变化明显加速。而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生产尤其是制造业的主体地位日益动摇，消费的作用日渐增大，消费不但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工业的蓬勃发展，使社会秩序、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电脑化、信息网络已很发达，数字符号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许多现实和客观事物的代名词，人们似乎生活在一个由文本、符号、声音等组成的与客观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自然里。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面对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后现代”这一概念，并以此作为新时代分期的基本术语。

大约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学者开始用一种批判现代理性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研究现实，研究现代文化，其中著名的有福柯、德里达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以批判现代文化为主的社会思潮在西方已相当流行，人们开始将其统称为“后现代主义”。西方学者哈桑曾对后现代主义做过认真的研究，并将它与现代主义做了深入的比较，现将其比较的主要结果列表于下^[2]。从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大致特点。

表1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

续表

当代最先出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领域是建筑、艺术。此后，后现代主义又开始对语言学提出质疑，否定语言的确定性，挑战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客观存在性，并由此逐渐走向文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大约到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由于“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而进入历史学领域。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始作俑者。1973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urope）一书。在书中，他以19世纪的四位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和布克哈特）和四位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为例，指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著作没什么不同，历史学家虽然用的是史料，但目的是为了表述一种哲学理念，所以，人们无法从历史著作中获取真实的历史；人们在写作历史的时候，与其说是在追求真相，不如说是在追求语言的修辞效果；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历史和文学一样都是人们想象的产物。^[3]自从海登·怀特向历史学首先发难以后，西方传统的历史基本理念如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因果关系等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和责难。

对于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大多数史学家最初都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的攻势越来越猛，迫使不少史学家对之做出一些反应。美国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英国的《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等杂志也就“历史学与后现代史学”这一问题举行过讨论。许多学者还专门写书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等的《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理查德·艾文思（Richard Evens）的《为历史辩护》（In Defense of History）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凯思·文夏特乐（Keith Windschuttle）的《历史的谋杀》（The Killing of History）等。直到20世纪末，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才开始慢慢地消沉下去。

纵观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大致过程，我们能够知道后现代主义的相关内涵。这些内涵主要包括：第一，标志着一种新的时代或文化时期；第二，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文学的批评理论；第三，代表一种批判启蒙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思潮，反对理性的普遍化与扩大化。而这几点也正是历史工作者们所要认真对待和关注的。

二

后现代主义进入史学领域以后，对史学的冲击力是非常明显的。不过，与前人相比，后现代主义史学对现代史学也即理性史学的批判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前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史学不可能像科学研究那样客观正确，因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与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而且在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为史学研究带有史学家自身的思考和理解，史学家的知识结构、认识水准、社会背景和经历等，都会对他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即使像兰克那样标榜“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史学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自身的政治和文化偏见。而后现代史学选择攻击的突破点恰恰是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The Western Modern 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其目标则是颠覆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观念，颠覆现代历史学。

后现代主义史学否认普遍真理的存在。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又是有规律的，而这种规律又常常通过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的因果关系表现出来。因此，人们能用理性的方法去叙述它、认识它，并预测其发展的方向。正是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和相关意义。所谓“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就是这些探索活动的结果。后现代主义者否认这些原理的普遍存在，挑战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普遍原理看成是一种权力，一种靠政治和金钱运转的游戏，是政治力量的产物和结果。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宏大叙事不但不能揭示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而且也有违客观性原则。同时，后现代主义者还从语言学入手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把原来写的历史看作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既然用语言来表达，而语言又是有局限的，因此，语言无法准确无误地传播思想，语言与思想行为不可能等量，语言与历史真实之间不可能相互一致。所以历史学家创作的著作是不真实的，是在制造一种科学的迷信。

后现代主义史学撇开原来纠缠不清的主观和客观问题，选择现代史学的表述形式叙述体作为其攻击的主要对象。海登·怀特是首先把叙述看作历史写作的内在本质的人，他认为史学家为了实现其叙述对象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在写作著作时，肯定会不断整理、选择适用于自身要求的资料。他指出：“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结构，历史叙述无法重造它所描述的事实；它只告诉我们应从哪些方向去思考这些事实。”^[4]因此，它不仅传达意义，而且也创造意义；它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另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汉斯·柯尔纳（Hans Kellner）也认为，虽然史学家想充分表现历史长河的连续性，但实际上，由于叙述的需要，作者必须划分历史时期，从而将历史分割开来，而分割本身就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和解释，所以它根本无法与客观真实相等同。^[5]

诠释是现代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后现代史学攻击的主要对象。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的重心主要放在世界本原的探究上，后来则逐渐转移到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一认识论问题上。于是，诠释学理论成了人们研究的重点。传统诠释学的目的，是让读者去了解作者作品的内涵。在这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比较明显。然而，后现代哲学和史学却根本不考虑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主客观关系，不把诠释工作视为读者对作者的一种认识、一种理解，而是把它看作读者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这样，作者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也就消失了。随着作者的消亡，原来被动的读者解放了，他可以阅读，而且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地解释史料、文献和档案。这一认识的最终目的是要动摇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基础。如果历史学家对史料或作品都能任意取舍，随意解释，那么历史的真实性就成了一句空话。

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史学文学化。历史学家都认为自己的首要工作是忠实于历史事实。这一思想的前提是有一个历史的真相，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去研究、描述和揭示这一真相。但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不能运用理性认识自己的世界，不能找到历史的真相。历史根本“不是过去的事情，而是写下来供人们阅读的历史话语”，只有把档案、史料“纳入有意义的结构中”才成为“历史”。历史文本的决定因素不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而是它的“潜在的深层结构”，即“范式”（Paradigm）。史学家在展现这种“范式”时，肯定会出现作者的情节设置、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暗示等主观和虚构的因素。因此，柯尔纳说：“对有知识的读者来说，所有历史都是故事的一部分，是一种明显或隐蔽的历史叙述。那种对纯洁的、没有进行加工的材料的追求，并希望从这些材料中获取更新、更真实的事实真相的想法，是注定会以失望的结局而告结束的。因为世上不存在没有经过加工的材料；一件实物或文件一旦被认定为是史料，它就已经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文化系统。”^[6]于是，他认为，阅读历史的方法恰恰是虚构历史。因为人不可能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且历史学的作品也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情节设置，与文学、艺术没有两样，它们都是在编造故事。

当然，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于传统史学的挑战还表现在其他多个方面，如注重原来的边缘史学的研究，注重妇女史的研究等。但其核心还是力图在挑战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基础上，动摇历史的科学基础，颠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念。

三

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于现代史学的挑战以及由此对其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分析语言的不确定性、局限性和倾向性等具体的形式入手，不但明确地肯定了历史主观主义的存在，而且也对现代史学的主要基础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后现代史学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术性，认为能反映客观事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常常是人们用虚构的方法或用语言修辞这种形式建立起来的。第二，后现代史学否定了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认为历史学家在写历史著作时，并不拥有一种独立于日常语言之外的特殊语言，他们的语言必然融入日常语言所带有的道德含义和文化成见。第三，后现代史学否定了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历史无非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写作具有文学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著作就本质而言就具有文学的性质。第四，后现代史学否定了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他们认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不但快速改变着客观世界，而且也改变着人类的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知识经济和信息网络化把世界变成了一系列可以复制的符号，人则成为某种数据或参数，这样，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也就消失了，而历史主体的消失实际上也就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凡此种种都表明，如果后现代史学被接受的话，那么，历史学就根本无法存在。即使能存在的话，其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研究著作的表述方式以及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等都得重新考虑。

然而，在对后现代史学的主要作品和观点进行认真研读后，我们也能发现，后现代史学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语言决定论”的道路。第二，强调文本的独立性、个体性，从而忽略了文本与其他相关文本之间的关系，使原来统一的历史变成头绪混杂、散乱不堪的历史，使原来可以认识的东西失去了被认识的可能。第三，根本否认或割断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使语言变成了与事实毫无关系的独立物。后现代主义者研究的历史显然就是指这种独立物。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史学没有真相，有的只是关于真相的看法，史学家建构的过去并非历史的真实，而只是用语言组成的自以为是真相的东西。这些史学虚无主义化的观点显然是建立在对语言或文本这种独立物的认识的基础上的。而从实践上说，这种认识肯定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建立这种认识的基础不是事实与事实的表现形式——语言之间的统一，而是它们之间的分离。大家都知道，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最后才是历史语言。语言之所以能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因为语言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事实。后现代史学把历史仅仅看成是话语，否认话语的基础是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这一事实，这显然是不对的。如果没有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实，没有对客观事实有所认识，那么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历史话语。总之，人们不能因为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就否认它的存在，更不能因为历史事实无法再现，而否认历史学的认识功能，从而走上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

后现代史学不但有其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首先，从政治上讲，这种理论由于否定历史真相的存在，否定人们能够具有认识历史真相的能力，所以，它在客观上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政治野心家或军国主义者否认甚至篡改自己的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对于史学界而言，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一切都是相对的，史学根本不可能达到求真的目的，所以历史学家为求真而付出的所有劳动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价值。既然历史学不能揭示真相，历史作品的评判标准也就失去了作用，历史著作之间的好坏高低自然也不复存在，所有的历史学训练也就成了多余的事。其结果必然是走向历史相对主义，从而造成史学界的极大混乱。当然，这些理论确实也为急功近利者或非职业历史学家提供了一条“超越”前人的捷径。而从现有的情况看，真正对史学研究进行严厉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多半也都是不做实际研究工作的史学家。

不过，后现代史学虽然有其明显的缺陷，但不能否认，它确实给人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为人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世界和真理的新的视角。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后现代史学首先提出了历史表述中语言的主观性问题，这是一直都被人们所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历史不仅涉及过去本身，而且还涉及为了了解过去而被历史学家创造出来的语言。语言主观性的发现和研究对于历史学的求真意义深远，应该说，这是历史认识论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有助于促使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更加注意对史料的鉴别和判断；更加注意自身的局限，努力避免史学家本身可能出现的政治和文化偏见；更加注意语言文字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尽量在审视历史文献和表述历史内容方面做得更加准确，使历史认识更加接近于历史事实。

当然，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史学挑战的对象和内容看，它确实是西方学者在他们自己的思想理论传统内提出的一个问题。詹明信把它界定为“当下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然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它又不仅仅是西方思想理论传统内的问题，它的传播必然会给我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在介绍和研究这种理论时，必须去其糟粕，吸其养分，使其能更好地为我国的历史学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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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而据卡宏的研究，最早提到这一术语的是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潘唯兹（Rudolf Panwitz）。

[2] 参见Margaret A.Rose，The Post-modern and the Post-industrial：A Critical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49-50.

[3] 参见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urope，Baltimore，The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4] 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the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The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91.

[5] 参见Hans Kellner，“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in 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Routledge，pp.127-137.

[6] Hans Kellner，“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in Keith Jenkins 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Routledge，pp.127-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