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需要专业化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但专业化的难度也需要高度的关注，因为历史研究毕竟是一项综合工程，除了读懂文字、文献以外，还需有其他多种素养。唐代学者刘知幾曾说：“史才须有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1]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加了“史德”。这就是说，要成为良史，需要具备多种条件，必须经过多方训练。尤其是史学职业化以来，史学与它的研究主体——政治分离的现象非常明显，这就更加增加了史家认识政治家和政治事件的难度。学者需有自知之明。

历史学的主要职能是揭示真相。求真是历史学永恒的目标，也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但要求真，需有众多准备。中国有句谚语叫作“摸着石头过河”，其意为小心行事、稳步前进。“摸着石头过河”里的主体是人，工具是石头，措施是摸着并利用石头，目标是过河。在这里，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石头的价值也不应低估。在人过河的过程中，石头至少起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方向性的作用，二是工具性的作用。方向性的作用重要，在于它提供了正确的导航；工具性的作用必需，在于它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在其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没有“石头”的辅助，人们就不能到达河的对岸。

其实，读懂古典也似摸着石头过河。这里的“石头”就是历朝历代的注释和译解。如果没有注释与译解，后人几乎不能与古人沟通，不知其内涵，不明其意义，既不能读懂文本，又不能了解真相，更谈不上传承文明了。如果没有前人不断地译解《尚书》、《荷马史诗》以及《大唐西域记》等经典名著，后人也只能是望书兴叹、不知所措，求真相、继绝学皆是空中楼阁，毫无可能。例如，《荷马史诗》是用方言而且是多种方言写成的，金嘴狄奥说：“荷马并不拘囿于一种单独的方言，而是在伊奥尼亚方言中混合了多立斯方言，甚至阿提卡方言，将这些不同口音的言辞像染布一样谨慎地组织起来，并不是只注意到他那时的方言口语，而是返回往昔，摭拾一些阿卡亚古话，赋之以流行的活力，恰似在一个长久废弃的密窖里发现一枚古老的钱币；即使是蛮族的语言，亦不鄙弃，任何具有优美或雄壮力的词语，都不忽略。荷马的隐喻与他对日常语汇的点化功夫，也值得称赏。他已然证明自己在措辞、用韵上都是一位富于创造力的诗人，他还擅长模拟各种音响，无论是水声、木声、风声、火声、海声、石声、铜声、兽声、禽声、笛声以及牧徒们的哨声。因此他从不怯于用语言表述各式各样的构思，并且，借由他丰富的想象，他能够引导心灵产生他所要的任何一种情绪。”^[2]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没有各个时代的解释、注解，当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读懂荷马。即使是公元前5世纪写就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至公元前1世纪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时已很难全部读懂。狄奥尼修斯在其《论修昔底德》一文中写得很清楚。他说：“能解修昔底德书中一切义音者少之又少，若无人与之笺注，则有数义终将暗昧于世也。”^[3]

因此，正确对待注释和译解尤其值得学者在专业化建设过程中加以关注。应该说，与研究本国历史相比，研究世界历史难度更大，需要利用的“石头”更多。其中有的是纵向的，有的是横向的；有的是本国的，也有的是外国的；有由本国文字撰写的，也有从别国文字翻译的；有些质量高一些，有些质量次一些。但它们都对我们认识真相有帮助。它们是通向彼岸的路标，是求真路上的凭借，我们都应对其怀有敬意，择善而用之。陈垣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据刘乃和先生回忆，陈垣先生常常教育学生：“前人文章中偶有疏漏差错，写文指出以使读者注意则可，万不可自鸣得意，或得理不让人。题目用‘商榷’较缓和，如《十七史商榷》，态度较好；如用‘纠缪’，末免过分，如《新唐书纠缪》则不好。他的文章用过订误、正误、有误、质疑，疾言厉色的题目是没有的。”^[4]陈垣先生的教诲显然是后辈学者需要认真学习的。

[1] 《旧唐书》卷一百二。

[2] Dio Chrysostom，Discourse，12.

[3]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Thucydides.

[4] 刘乃和：《著作的标题与学者的用心》，见刘乃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20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