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历史角度看文学

正如有论者早已指出的，在现代，对《诗经》的研究大体分为三派，一是传统经学的，二是文学的，三是历史的。“古史辨”派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学术流派，当然主要是由历史学家组成。对于《诗经》他们也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的。从历史的角度或者用史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路径。就中国现代学术传统来说，这一研究视角可以说是由“古史辨”派开创的。传统经学的《诗经》学研究可不置论，此前的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在研究文学问题时尽管也时而会引进历史的维度，但一以贯之者却或者是文字训诂，或者是社会政治研究，或者是纯文学研究，都不是历史研究。真正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学乃自“古史辨”派始。在以“疑古”为标志的“古史辨”派看来，《诗经》是少数可信的先秦典籍之一。这一见解最早由胡适提出，后来为“古史辨”派普遍信从。^[1]然而在他们看来，这样一部可信程度很高的典籍，在两千多年的传承中却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就像一座被蔓藤层层包裹的古碑，上面的文字都无法看到了。因此寻求“真相”就成了他们研究《诗经》的首要任务。顾颉刚说：

《诗经》是一部文学书……就应该用文学的眼光去批评它……因为二千年来的《诗》学专家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它的真相全给这一辈人弄糊涂了。

……

我做这篇文字，很希望自己做一番斩除的工作，把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乱说都肃清了。^[2]

这就清楚地说明，他研究《诗经》的目的首先是为着“祛蔽”，从而还《诗经》以本来面目。至于用文学的方法研究《诗经》，那只能是第二步的事情了。对于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由于年代久远，研究者所要做的首先就是尽量弄清楚它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是为何而作的，无论是文学的研究还是历史的研究，这都是前提，是研究的第一步。

然而如何能揭示“真相”呢？顾颉刚认为，“我们要看出《诗经》的真相，最应研究的就是周代人对于‘诗’的态度”^[3]。根据对《左传》《国语》等先秦史料的分析，顾先生逐层揭示了周代人“作诗的缘故”与“用诗的方法”。就作诗而言，认为《诗经》作品“大别有两种：一种是平民唱出来的，一种是贵族做出来的”。就用诗来说，则“大概可以分做四种用法：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4]。顾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诗经》作品的产生，以“诗何为而作”为切入点，这应该是恰当的追问路径，因为只有弄清楚诗歌的社会功用才能进而揭示其作者。

根据现存《诗经》作品的情况以及先秦典籍关于诗歌功能的记载，我们认为顾先生认为《诗经》中的作品“一种是平民唱出来的，一种是贵族做出来的”的观点是具有合理性的。所谓“唱出来”是说这类诗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即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后来才被王室派出的采风官吏采集上来；所谓“做出来”是说这类诗歌是贵族们为着某种礼仪或讽谏的需要，专门写出来主动献上去的。根据现在学界的研究成果，说《诗经》作品一部分是从民间采集而来，另一部分是贵族们专门制作的大体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民间那些作诗的人是“平民”还是贵族阶层，依然是聚讼纷纭的问题。

关于《诗经》的四种用法的见解，根据现有材料来看，也是具有合理性的，只不过这四种用法不一定都是共时性存在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诗歌功能的演变轨迹似乎应该是这样的：对于周代贵族来说，典礼或许是诗歌最早的用法，特别是在祭天祭祖的仪式中，诗歌就成为沟通人与神的特殊言说方式。《诗经》中那些“颂诗”大抵是此类，这类诗歌也是《诗经》中最早出现的。开始时诗歌很可能仅仅用于祭祀仪式之中，久而久之也就推衍于朝会、宴饮及婚丧嫁娶等礼仪之中了。这类作品大约都是“定做的出来的”^[5]，属于贵族创作。讽谏应该是从典礼中引申出来的一种诗歌功能。因为在典礼中的诗歌具有某种神圣色彩，用于臣子向君主或下级贵族向上级贵族的讽谏也就具有了一种庄重的性质，较之一般的口头表达也更具有说服力。由于诗歌在贵族生活中越来越具有重要性，于是在贵族教育中“诗教”就成为重要内容，随之也就出现了比较固定的诗歌集本，都是从各种礼乐仪式中提取出来的，通过修习，受过教育的贵族子弟人人可以随口吟唱这些诗歌作品。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赋诗与言语现象——在聘问、宴饮、交接等贵族交往场合借助于诗歌来表达某种不便或不愿直白说出的意思。这类作品则有可能是贵族们主动做出来的，也可能有一部分是从民间采集来的。根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以及现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这一由祭祀到庙堂，再由庙堂到贵族日常交往的《诗经》功能演变的历史轨迹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当然这一历史轨迹也许还很粗疏，例如，何定生先生关于十三国风与“房中之乐”“无算乐”的关系的看法也许是重要补充。^[6]但总体言之，顾颉刚先生关于先秦诗歌四种基本功能的勾勒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可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学的重要收获。

钱穆先生亦尝运用历史的眼光考察《诗经》，可以说与“古史辨”派是同一路径。在著名的《读〈诗经〉》一文中，钱先生亦从追问诗之功用展开自己的研究。他认为“盖《诗》既为王官所掌，为当时治天下之具，则《诗》必有用，义居可见。《颂》者，用之宗庙，《雅》则用之朝廷。《二南》则乡人用之为‘乡乐’，后夫人用之，谓之‘房中之乐’，王之燕居用之，谓之‘燕乐’”。^[7]这与顾颉刚先生的见解相吻合。基于这一历史观察，钱穆认为《诗经》原来的排列顺序应该与今本相反：

惟今《诗》之编制，先《风》，次《小雅》，次《大雅》，又次乃及《颂》，则应属后起。若以《诗》之制作言，其次第正当与今之编制相反；当先《颂》，次《大雅》，又次《小雅》，最后乃及《风》，始有当于《诗三百》逐次创作之顺序。^[8]

这是很高明的见解，唯有从历史的角度方可得之。盖诗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有其产生与演变的客观轨迹，从历史角度考察，紧紧扣住诗歌功能问题，自然会对其产生演变轨迹有所揭示。顾颉刚和钱穆都是这样做的，也都有独到发现。抓住了典礼、讽谏、赋诗、言语这四个环节，《诗经》作品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实际功用就被揭示出来了，进而诗歌在彼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就清楚了。那种跳出历史语境，仅仅就文本而谈诗歌意义的做法也许有其价值，但不可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只能算是个人化的欣赏。

“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是一种“历史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真相。但是这种研究与史学界备受推崇的“以诗证史”是根本不同的。所谓“以诗证史”就是把诗歌作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诗中发现可以说明历史问题的内容。而“古史辨”派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诗经》则是把这部现代以来被视为文学作品集的典籍作为历史现象来审视，看它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应和着怎样的历史需求，发挥着怎样的社会历史功能，等等。前者是纯粹的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几乎不相干；后者则是对文学的历史研究，是属于文学研究的一种视角和路径。这一研究视角和路径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都是把研究对象置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综合性考察，都突破了那种狭隘的审美诗学或文本诗学的研究框架。对于《诗经》研究来说，“古史辨”派这种历史的研究视角和路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因为《诗经》作品，从其创作、搜集、整理、运用、传播的整个过程来看，都与周代贵族的意识形态建设密切相关。诗歌始终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礼乐文化正是浸透了周代贵族等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系统。对于这样一部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组成部分的诗歌总集，如果仅仅从审美的或者文本的角度进行研究，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只有把它放回到特定历史语境中予以审视，我们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恰当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