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稿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居武，又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人。自明季以来累代业农，父治举业，终于县学生，先世无显达者。九岁起，为“时文帖括之学”，二十三岁入县学，二十四岁成举人。其间，先后肄业于涟滨书院、岳麓书院，颇受湖湘学人风气陶铸；并曾“少小从耕拾束薪”，卖菜篮于市街，多知民间疾苦事[1]。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会试中式，举进士，选庶吉士，接闻于京华儒林之中，而后自知孤陋，刻意向学。初时服膺姚鼐论学宗旨，致力词章。而一求以文证道，于“古圣贤文章”中探索精微。以为“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达而传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于心而当于古”[2]。是以其一生诗文每以立言为意境，笔下滔滔，多叙名教，少见逸致。由桐城派义法，曾国藩究心词章而入窥义理；稍后，从唐鉴讲求为学之方，益信宋儒性理可以托身立命。于是日课朱子之书，穷研“格物致知”、“理一分殊”，肆力于宋（理）学之门。日行起居之间，谨奉“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规序，常凛凛于“不为圣贤，便为禽兽”[3]。每日记述，自讼过失，多痛切詈责语。其克己进德，强作勉行，往往苛细至无生人之乐。而履践于此道久之，浸渐成气质，自非假道学面目之比。后数年，复从友朋讲学，习染于乾嘉余风之中，次第识汉学蕴义，迨道光末期，遂“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粗得考据章法。尤用心“详其始末”，“通其源流”，以推求前代典章制度递变之行迹与命意。每指顾炎武、秦惠田与杜佑、马端临为近，姚鼐、王念孙与许慎、郑玄为近，皆归之于考据；而推崇其或考先王制作之源，或辨后世因革之要，“于实事求是一也”[4]。比之同时流辈饾饤琐碎，曾国藩的考据之学更富历史意识。道咸之时，汉学与宋学交争于世，士多门户之见。曾国藩处风气之中而能出入乎二者之间，“一宗宋儒，不废汉学”[5]，表现了对孔学精神不同于章句之儒的理解。
然而儒术以学与治合一为本义，曾国藩官京师十四年，不仅仅作学问中人。自其登第以还，久有所谓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心。而身经翰林院、詹事府、内阁，先后以侍郎管礼、兵、工、刑、吏五部部务，阅历既广之后不能无睹种种时病秕政。自谓“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6]。道光咸丰之际，前后作《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呈圣德三瑞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词气沉郁痛切，多忧时之言。在衰世来临之日的内忧外患交迫之秋，他是一个自觉于儒学用世之义者。其日课之目，有考究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昏（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退食之暇，手不释卷于经世之务及本朝掌故”[7]。俯仰于实事实功之间，思虑本不止乎求一身一家之利。比之宦途颟頇中人，曾国藩孜孜矻矻的事功之心无疑更多儒学士人的天下国家之责。
辗转于学与治二途既久，曾国藩入词章、义理、考据、经济亦深，对予儒术自汉唐宋明以来分异的多面意义和多种内容常怀合一之心。以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8]。而推究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世之意，四者皆归流于礼。是以其学术包罗多端，指归则在于所谓“礼家之言”，以贯通儒学内与外窒隔已久的道德与事功，经与史，道与文，并总名为“经世之学”。在晚清抱负孔孟之道的一世之士中，他是有心攀求内圣外王境界者。而时处乾嘉之后，先秦诸子文义由考据而渐显于世，是以儒术之外，曾国藩于百家之说亦多有会心。每举老庄游心之虚静，墨翟治身之勤俭，管商齐民之严整，指为周孔言中所无而意所必有之事，深信“理之足以见极者，百家未尝不相合也”[9]。他是一个儒者，但同时又是有心于用儒术规范百家，化裁异端以入经世之学的别具眼识之人。审视其学问事业，可以见中世纪与近代之交传统文化汇聚以应变的历史意向。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受命典试江西，中途闻丧母之讣，回籍守制。其时，太平天国兵锋已入两湖，围长沙、渡湘江、克武昌汉阳，湘鄂震动。十二月，奉旨“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遂于热孝之中夺情任事。而“闻讣到家，仅满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权厝”[10]，起复之际，心中不能无负疚于名教的伤情和隐痛。同年岁末移长沙，以书生任治军之事。首于额兵旧制以外，募农夫壮健拙直者操练规训，效明代戚继光束伍成法，所重尤在将之以忠义之气；上下部勒，各自成营，而统领多用儒生，号为“湘勇”。每逢操演之日，常群集诸勇，教以理学大意、纲常人伦，往往反复开说，滔滔至千百语。自谓“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11]。同时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明其志，手书遍告各府州县绅士，声气相求，呼喊汇聚患难中的以儒学为自觉意识的读书人。于是，“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12]。自江忠源、罗泽南、王鑫、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刘长佑以次，经生塾师历兵间成悍将者一时迭见辈出，湖湘士风渐多杀气。其间，曾国藩复立“审案局”，破常例，立三等法，抱一意残忍之心鞫讯诛锄目为教匪、会匪、盗匪者，连类以及逃兵、溃勇、游手、奸胥、蠢役、讼师、光棍之属。旬月之间，日有斩枭杖毙之案，前后捕杀二百余人。自以为用威猛挽颓风，虽身得武健严酷之名而不悔。然而职非疆吏，以在籍侍郎越俎侵权于巡抚司道事界以内，不能不深触官场之忌。三年（1853年）八月，曾国藩恶绿营兵阵战怯而私斗勇，欲以军法诛杀梗令之卒尤悍者数人，而全军鼓噪围门，几几乎为刀矛所戕。时巡抚仅一墙之隔，近在咫尺，置身局外；事过，以轻描淡写为漫谢。遂移地驻衡州，咽此不平之气，而发愤募勇，益坚其别成一军之想。同时依江忠源、郭嵩焘议划，造战船、治水师，预作规划，以为扼守水域，肃清长江之计。
同年，太平天国西征之师自金陵沿江返上，再克安庆、九江，力战下庐州、黄州，安徽巡抚江忠源、湖广总督吴文镕先后败死。至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太平军已据有汉阳，直逼武昌，分兵趋四川，入湖南，锐势掀动东南。曾国藩目见时事危急，径自衡州建旗，大举东下，经湘潭，抵长沙，全军合水陆逾二十营，一万七千人。又作《讨粤匪檄》，历诉洪、杨“窃外夷之绪”，焚学宫、毁庙宇，“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而致“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以亢厉愤切发为敌忾之气，意尤耿耿于“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13]。时处遍地干戈的分崩离析之日，具见其守护孔孟统绪的抱负和担当世运的自觉意识。三月，接战于岳州，前队溃退，引还长沙。四月，再战于靖港，诸军相继败绩，兵丁四散夺路奔逃，曾国藩仗剑立令旗督战犹不止，愤极，投水中求死，左右救之得免。已而所遣塔齐布一师攻破湘潭，获大胜，军势赖以稍振。然而屡败之后，长沙官绅市井几人人揶揄讥弹湘勇，词锋如利刃。曾国藩力尽于搏战，又身困于垢辱，情怀不能堪，孤居城外高峰寺，备棺木，几度恚欲自裁。而意气稍平之后，则以打脱牙和血而吞之自解，累受掊击，曾不反顾；一意裁汰溃卒，补募兵勇，添造炮船，寄洗耻之心于再图自强。
七月，湘军重战克岳州，自城陵矶尾追二百余里，通江路，合水陆东下。八月，破洪山、花园太平军守垒，一日之间连得武昌、汉阳，渐获能战之名。朝旨赏曾国藩书生用武而能见功，诏署湖北巡抚；寻解署抚之任，加兵部侍郎衔，命督师东下。
太平军既失上游武昌，集兵扼田家镇，守南岸半壁山为犄角，横铁索于江面以阻舟师。十月，湘军连战破半壁山，以巨锅盛油置船上，熔断铁索，纵火焚毁四千五百余艘船只，田家镇守军尽溃。于是沿江而下，围九江.薄湖口。将卒皆汲汲有趁胜求功之心。十二月，湘军水师舢板船锐进越湖口，攻姑塘，为太平军筑栅卡塞断其后路，陷鄱阳湖中不能返。旬日之间，泊于外江的长龙、快蟹又连被夜袭，船身巨大难棹运，多溃而上驶，帅船文册俱失。而太平军已乘间西向攻上游，入湖北；次年（1855年）二月，三度克汉阳武昌，鄂局大变。曾国藩遣围浔之师分道回援湖北，自赴南昌，收抚水师之困于内湖者移屯南康，谋整军出江之途。然而太平军再自鄂省入赣，出骁将劲卒经营江西，控地至八府五十四州县，逼曾国藩困处彭蠡之内，文报之路皆绝。“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14]，虽生死相赌，穷年苦战，犹不能挣破湖口一关。举目四顾，涛生波涌，“心几几不能自克”。而湘勇入赣省，势成客军羁寄，饷糈悉仰求地方，江西官场复疑侮相向，用人与用财多抵触吝刻，“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其心与力交瘁于内争外逼，忿懑唏嘘，有“满腹诚心，无处施展”[15]之哀。但一身虽在困境之中，平生由学而知之的信仰和信念则守之弥坚，以此得力，而能与太平天国苦相撑持于大江与鄱湖之间。至咸丰六年（1856年）秋，太平天国天京内变起，影响及于鄂赣，战场态势始稍移易。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得丧父之讯，自江西委军归湘乡，守制一年又四个月。虽乡居僻处，而返视频年转战，东南兵事不能去怀。曾作奏疏，陈历年督师地方、身无疆寄之种种掣肘窘苦，言郁郁不自得。其间，湘军已尽复湖北全境，先后破九江、瑞州、抚州，浸入皖省。诸将多出曾国藩手植，以卫道之气相系结，信札往返，往往视其为转移，得一纸书，可千里赴急。其凝聚控驭之力，常寓于化名教为道义的精神感召之中，当时督抚群帅无能代替者。八年（1858年）春，石达开领二十万众入浙江，转福建，分军据景德镇，朝旨命曾国藩综浙江军务。六月，起复再出，方作部署，而浙江已经解严。遂以赣事为先，驻建昌，略地取江西诸邑。九年（1859年）夏，石达开久围宝庆，有入川之势，廷谕又亟亟命曾军援川。然而上年六月三河镇一役，李续宾全军覆没，湘勇精锐几尽歼；期年以来，太平军出没皖北，与捻军相依结，声势大盛，陈玉成之名震动楚皖，湖北大吏深患之。会石达开入广西，上游兵势缓解，楚督鄂抚奏留曾国藩一军谋皖事。于是渐得长江中游事权。其筹规全局之疏力主“欲廓清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16]。指划多中太平天国要害。遂分湘军为三，诸道并出，倾全力破太湖、潜山，集重兵进围安庆。
咸丰十年（1860年）初，太平军袭杭州，诱金陵围城之敌分兵往援，趁时击溃江南大营，速战下苏、常。湘军诸大帅闻讯，有冷眼相看，私幸绿营气数竭于江南为天地之转机者，以为“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17]。四月，曾国藩奉旨署两江总督，旋即实授，以钦差大臣绾江南、皖南军务。同时诏书迭催曾军赴江、浙，复苏、常，期于撤安庆围城之军，先务所急；两省官绅告急请援，书函几日日不绝。曾国藩审时度势，抱既定之见，不为下游土崩瓦解之局所动，奏疏力持先取安徽；据有上游，俾“得以上制下之势”，期期以为“安庆城围不可遽撤”[18]。六月，渡江驻祁门，入皖南，以通湘军“三面之气”[19]。围攻安庆之师益深沟坚垒，悉付母弟曾国荃。同年冬，太平军援师扑皖南以救安庆，数月之间，兵锋驰突纵横，频频迫湘军大营之门，曾国藩几度身陷绝境。徽州一战之后，八营皆溃，四面梗塞，接济全断，性命悬于一发，“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20]。其家书已一一述遗训，教子诫弟，以赴死相诀。稍后，湘军救兵先后至，困势渐减，移大营驻东流水师。其间，中国与英法俄美订北京条约，列强既得长江流域种种权益，以太平天国割据东南为虑，有出兵助攻之意。朝旨询督师大臣意见，曾国藩作奏疏发议，持“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可以纾一时之忧”为复。然而同时述心曲于私人信札，则对西人助剿之议深致疑虑：“彼甘言蜜语，以师船助我打长毛，中国则峻拒之；彼若明目张胆，以师船助长毛打我中国，再哀求之，岂不更丑？”是以“宜虚与委蛇，与之为婴儿，与之为无町畦，犹为少足自立之道”[21]。两头之间的矛盾与抵牾，正反映了一个士大夫身处复杂历史变局中心与力俱绌的侷迫和彷徨。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太平军进逼安庆，连捻军，筑炮垒，猛攻湘军围城之师，曾国荃出死力掘濠拒守，湘军援兵继至。春夏间，血战挂车河、赤岗岭、集贤关，太平军强攻硬守而屡挫于悍敌，锐气转衰。八月，湘军破安庆，恣意斩杀，“男子髫龀以上皆死”[22]。曾国藩谓之“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23]。以为“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24]。
湘军既得安庆，渐据东南建瓴之势，沿江滔滔而下，至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国荃一军已屯扎雨花台，直逼金陵；左宗棠、李鸿章同时统兵入浙江、苏南；赣、皖、江、浙四省皆归曾国藩节制，晋阶协办大学士；八月，江南时疫大作，湘军环围金陵之师多染疾，死亡相继。而值此病困之际，苏、常、浙江之太平军数十万沓至，持西洋落地开花炮来救金陵。湘军数万人守雨花台，抵死力战不退，前后历四十六日。主将伤面颊，血渍衣襟，士卒力疲气竭，皮肉几尽。曾国藩居安庆，日忧湘军蹈江南大营旧辙，绕屋彷徨，不知为计，自谓“心已用烂，胆已惊碎”[25]。二年（1863年）五月，湘军水师攻入九洑洲，金陵合围。城内断粮路，渐困于食。而围攻之湘军亦形貌萎顿，“食米将尽，采办无资，勇夫啜粥度日”[26]，几度挖地穿城墙之下，皆为太平军所破。迨李鸿章、左宗棠次第取苏、杭，朝旨督攻金陵益苛急，讥弹之议亦起。曾氏兄弟心血久亏之后，累受指责窃笑，意不能平，先后“愠郁成疾”[27]。然而同时《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则力申“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责，岂轻借兵而贻讥于后世”[28]。虽力绌于坚城难下，其意中力为守定的，犹是内战和外患之间的民族界限。
同治三年（1864年）春，寄谕南来，频催李鸿章领军合剿金陵。六月，淮军步炮二十余营奉派助攻，已指日成行。援军未至，曾国荃群集诸将，激之以利害曰：“他人至关，艰苦二年以与人耶？”[29]于是人怀争忿之心，作气治地道，以炸药轰毁城墙二十余丈。兵弁乘缺涌入内城，攻陷天京。曾国藩以京官练乡兵，转辗东南数省，已久识人世坎坷与宦场情态，深知重兵利权集于一身，可以致“远者震惊，近者疑忌”[30]；又目睹湘军连年用武之后，风纪弛跅，农夫寖成猾兵。遂于金陵既破之后裁湘军，归利权，在受封一等侯爵的同时，私心有“藏热收声，引嫌谢事”[31]之想。方作计于此，而捻军已击毙钦差大臣僧格林沁，铁骑往来千里，声势日张于鄂、豫、皖、苏、鲁之间。诏书促曾国藩赴山东剿捻，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皆归节制。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国藩受命北上，出江苏，入安徽，统带多属淮军。其所深虑者，在捻军分合不常，飘忽驰奔，因以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四镇，置兵屯驻，分任皖、豫、鲁、苏之防，一处有急，三处往援，求所谓“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32]。然而镇与镇之间相隔数百里，捻军穿突过隙，纵横如故；淮军游击之师长途尾追，以奔命为苦。于是凭河设防，欲借天堑以扼捻军通路。五年（1886年）夏，捻军自苏、鲁回豫、皖，官军亟修沙河、贾鲁河防事，开濠置守。八月，捻军战于河南失利，合兵冲濠逸出，疾趋山东，河防无成。自督师剿捻以来，曾国藩所至不能见功，赴任年余，前后受上谕诘责者七，言路弹劾者五。而老病侵寻，已无复昔年劲气，几度上奏折，自陈衰病，请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开缺，以散员留营效力；又以剿捻无功，请削封爵，皆不许。同年冬，奉旨回江督本任，李鸿章继办剿捻军务。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晋武英殿大学士，调直隶总督。九年（1870年），还调两江总督。
咸同之间，世局正亟变于万国梯航之来。英法联军之役后，西人挟条约入长江。曾国藩处江楚之间，日见洋船上下，“违一言而嫌隙遽开，牵一发而全神俱动”[33]，方内战正酣之际又身当中西交冲。当其接读中国与英法美三国和约条款之日，愤以五胡乱华气象相比，泫然呜咽，有披发左衽之痛。然而同时审视彼族，耳目相接之际，多识泰西器物；比较中西之后，不能无畏惧之心。尤于“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感受深切，日夜置于思量之中。咸丰十年十一月，其奏疏以“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为至虑，倡“师夷智以造炮制船”[34]之说，而自强以图御侮的怀抱之中，立意本在取彼之长，以新卫旧。次年，湘军破安庆，曾国藩亟设内军械所，用汉人工艺仿作新式船炮，有心“演习试造，以勤远略。虽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35]。迨阅历稍久，则渐知西人利器，皆出制器之器，遂派容闳出洋采办，集资鸠工，与李鸿章合力创上海机器局，以此为开端，而后有引入古所未有的新生产力的历史过程。而移来泰西制造之业于中国，又易见“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36]，并由此而悟翻译为“制造之根本”。同治七年，奏立学馆以译西书，遂促成域外之工艺与科学知识以声光化电之名渐次入中土。其间复由制洋器、采西学而会意于作育人才，由作育人才而设兵工学校于上海机器局，招中国学生，授以机器工程的学理与实验，期于“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37]。风气既开之后，已在八股经义之外另成一种育才之途。晚岁积洋务经验而识彼国事务益多，知“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是以夷智之精妙“月异而岁不同”，实非隔手仿造可以穷尽。同治十年，再领衔奏请选派幼童出洋“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38]，以通其本源，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近代中国的官费留学自此而始。然则以人见事，晚清自强新政诸大端多因曾国藩开先。
而身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观察审视西人种种情态，在效法坚船利炮的同时，又不能无睹数千年传统驭夷之道的困窘。曾国藩比同时的士大夫先入洋务，因此能比时辈之多数更先见及欧西以“商战二字为国”，异乎前代夷狄；其张目环伺，咄咄迫来，“虽远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的不止不息。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而后是时在“世变正未可知”之日，中国人不得不起而与彼族周旋交际[39]。他因之而有“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40]之慨。然而用异族入侵的历史经验比照西人持条约制度改造中国的别成一路和自为法则，则愤懑之外，亦易生诧异。同治初年，曾国藩言及刘丽川起事期间上海“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叹为“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41]。多见彼族不同于要挟狂悖的另一副面目之后，其痛恶之中又渐羼杂有“西人素重信义”的因惊讶而成感受。比之道光年间立论于“逆夷性同犬羊”的懵懂骄倨，已不可同日而语[42]。愤懑和诧异都反映了观察审视所触及的时代内容大非前代成规可比，于是而能明白旧日挟上国威仪傲视西人的传统惯性无益于攘夷：“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仅在饷税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43]。原本凝固而板结的驭夷观念亦因之而变。同治六年，曾国藩奏疏陈述中外修约事务，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执，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44]。总督两江期间，属下吏员勒令取回英俄私买吴淞炮台地基的印契；驱迁上海城内学宫、城隍庙久驻之西洋兵；尽拔英人架设于浦东的电气线数十里，皆奉其据理力争，执约相拒之教而有成效者。然而时当中国社会在外力逼桚下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中，从西方学来的外交之术又抑于彼族用暴力撑持的条约权益，常苦“不克自伸”[45]而无从一为发舒。同治九年，曾国藩奉旨办理天津教案，衰病之中，四顾困顿，力屈于欧西诸国“合纵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的胁逼之局，以及这种困局下中国的国家危机。而后是一方面其“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心”的种种举措成为曲就外人，而为当日的士议群起詈责。但另一方面，涉历于华洋之间积有年数，曾国藩同时又心知“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身为名教中人而行庇护天主教之事，其情怀不能无“内疚神明，外惭清议”[46]的自失和苦痛。矛盾于两者之间，气已绌而意犹未甘于“事事图悦洋酋”，是以曲就之外，复以“坚执不允”与法国公使“欲杀府县”的照会相抗，稍舒抵制之义[47]。其间家书往返，言及津事，多见时论与外夷交迫下的呻吟和心头的茫然自失。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有感于“理”、“势”错结的“局中之艰难”，曾奏疏作论，以为：“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48]其言辞直叙中西之间的困窘，表述了古老的中国在外来暴力的强拉硬拽之下走入近代外交的两难境地，以及身在两难之中的那一代人曲折的心路。越一年又六个月（1872年），曾国藩猝然逝于两江总督任所。末期已一目失明，而心忧坚船利炮无多，“将来如有洋氛入犯，长江水师丝毫不能抵御”，至“日夜焦思，迄无良策，病体日增”[49]。
曾国藩通籍三十余年，任京官，握兵符，作疆吏，所在自守“拙诚”，处滔滔之世，欲以一己之精神变化风气。治军治官之日，常怀所谓“为父为师之心肠”[50]，化名教为纲纪，聚合了内忧外患交迫之下的社会力量。湘淮人物以军功起家者多奉为领袖。自开军府以来，尤重收揽人才，俸入悉以养士。咸同之时，读书人中有志于经世者起于民间而群集湘军幕府，各以政治军事、文学词章、科技工艺自见，往往成督抚、司道、军将、洋务能吏。虽其间品类不一，要皆出自曾国藩之门而于晚清历史留有影响者。家书教子弟，不以功名为意，期为“明理之君子”而已。论处世则以不傲、不惰、不忮、不求为诫；论居家则以“书（读书）、疏（种菜）、鱼（养鱼）、猪（饲猪）、早（早起）、扫（扫地）、考（祭祀）、宝（睦邻）”[51]为本；论学问则六经之外，多以实学相勉。比之同时达官，怀抱自有不同。半生在东南，兼数省利权，而无因时致富之心。自谓三十岁以后，“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观其晚年作将作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52]，诚不可以谓之虚假。猬介自持于群逐货利之世，未必不存求名之想，然而不以私欲敛取，亦有足多者。中年以后，颇悟圣贤教化有时乎穷，“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53]。驭人成事之际，往往以儒术与道家机权相杂，用名用利，相激相逼。心怀与意态，亦由激昂刚烈渐入通达圆融。其一生常抱道德理想主义信念，而经世成务，又不得不以实利致事功，两头之间的不无矛盾，遂使其一生忧患之思多而逸乐之日少。遗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一九九四年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3、4页；《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319页；《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57页。
[2] 《曾国藩年谱》附二，《曾国藩荣哀录》，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95页。
[3] 《曾国藩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7页；《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4] 《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50、251页。
[5] 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85页。
[6]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4，《复黄子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7] 《曾国藩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8页。
[8] 《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问学》，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9]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十二月廿—日，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9年。
[10]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致欧阳牧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11]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与张石卿制军》，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12] 《清史稿·曾国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08页。
[13] 《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33页。
[14] 《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59页。
[15] 《曾国藩年谱》附二，《曾国藩荣哀录》，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77页；《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60页。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025页。
[17] 《中兴将帅别传》，卷1，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7页。
[18]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146页。
[19]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7，《复左季高太常》，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20]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五日，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9年。
[21]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612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复胡宫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22]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3]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69页。
[2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37页。
[25]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9，《致李希庵中丞》，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26] 《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7]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110页。
[28]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6，《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29] 《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30]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3，《复郭筠仙中丞》，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31]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3，《复郭筠仙中丞》，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32] 《清史稿·曾国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15页。
[33]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6，《议复兼摄通商大臣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34]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35] 《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37页。
[36]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新造轮船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37]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5章，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20页。
[38]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39]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复袁小午讲学》，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40]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候选训导计棠呈禀豫中采访记略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41]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9，《复毛寄云中丞》，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42]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9年。
[43]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复李少荃中丞》，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44] 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2，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28页。
[45]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9，《复姚庆浦》，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46]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复李申夫方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47]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379页。
[48]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请以陈钦署天津府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49]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复彭雪琴侍郎》，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50]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5，《复李宫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51]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246页。
[52]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837页。
[53]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