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在中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其概念之内涵也甚为广泛。中国学术界多认为民间信仰是属于无组织地散播于广大民众之中的宗教信仰，或是认为即使有其组织，也只是与地缘组织或社会其他组织相结合，不以宗教组织为载体。这些看法似可商榷。从中国历史的社会文化特点看，民间信仰同宗教性组织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互动关系，致使在西方，很早就有人称中国民间存在的各种名目的信仰结合体（以下称“教门”）为secret sect。19世纪末，以济南为中心进行传教活动的詹姆士（F.H.James）在上海召开的新教传教士大会上报告说，山东地区存在一百种以上的secret sect。^[2]本文专就sect或secret sect谈些看法。

sect一词源于拉丁语secta，本义为学派、党派、说教等，有“切断”之意，在基督教语境里，指从教会（church）分离出来的团体。宗教社会学家威尔逊（B.Wilson）曾给sect下过一个定义：“严格意义上的教派是指这样一类团体，即，广义上这种团体产生于既有的宗教内，但是至少在宗教实践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里，将自我和他者区别开来。”^[3]

那么，在中国语境里，sect所指为何呢？secret sect译成汉语为“秘密教派”。“秘密”作为形容词表示教门所处的“地方性”状态，而教门之所以是秘密的、 非公开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地方性”教门的内容和形式受到了官方话语的排斥。詹姆士承袭了以往传教士的基督教本位的看法，将他所认知的一百多种民间教门尽皆纳入sect这个模糊差异性（difference）的话语装置里。sect一语至今仍被广泛使用，被作为自明的概念运用于中国语境，形成了可以谓之为“教派书写”（writing sect）的欧美中国民间教门研究的传统。

但是，当我们试图将sect还原于民间教门所处的历史语境时，则不难发现作为理念的、抽象的sect和作为实体的、个体的sect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贴上sect标志的教门，在“教派书写”的历史叙述里已经被送上一条无法自我还原的不归之路。欧大年（Daniel Overmyer）的《民间佛教——晚期传统中国的异端教派》是“教派书写”中的名著，作者将sect界定为“以个人拯救为目的而自发成立的结社（association），是与较大的、既有的宗教体系（religious system）相对应而出现的结社”^[4]。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到威尔逊的教派定义的影子。那么，欧大年所说的sect对应于怎样的宗教体系呢？正如作者英文书名所表示的，sect具体指的是“民间佛教教派”。众所周知，民间教门存在多神崇拜，教义中糅合了儒释道等诸多因素，所以，很难将欧大年所说的sect归入单一的“宗教体系”里。作者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将该书的中文版定名为“民间宗教教派”。^[5]这一来回避了裔出基督教的sect所带来的难题。但是，什么是“民间宗教”呢？在没有对“民间宗教”做出界定之前，模糊地使用“民间宗教教派”一语，似乎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其实，民间教门是否从儒释道抑或“民间宗教”中离析出来，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形来下判断。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做过很多辨析。另一方面，许多教门是民间根据自身的精神需求所进行的能动创造的产物，只是在创造过程中动员了若干儒释道等资源而已。这些教门既未必是通过切断与儒释道的关系而形成的独立教派，也未必是通过切断与“民间宗教”的联系而形成的独立教派，有些可谓儒释道或者三者混合体的民间形态。笔者曾研究过嘉庆十九年山东武城县发生的一个教门案，档案中都称该案为“如意门”（或曰“一炷香”）教案。但是，仔细阅读供词后会发现所谓如意门徒有虚名^[6]，与其说这里的如意门是从某一教派传承下来的，不如说是由核心人物根据如意门偈颂的片言只语再创造而成的小规模的信仰聚会。因此，面对中国sect内部存在的诸如此类的差异性，面对sect所包含的基督教的投影，有必要对“教派书写”的历史叙述进行反省。

首开“教派书写”先河的是迪德鲁特（De Groot）的《中国的教派和宗教迫害》。这部两卷本的著作反映了19世纪传教士对中国民间教门的认识水平，它是研究民间信仰/教门的重要著作。但是，从今天的立场看，该书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不少偏见和误解，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作者是从sect/sectarianism的角度来观察民间教门的。由于sect带有“切断”之意，作者很自然地承袭了帝国权力对民间教门=邪教的诠释，把教门的历史纳入一个由叛乱和被迫害相互交织的、绵延不断的政治叙述里。^[7]意味深长的是，传教士对佛教和道教的sect的民间教门的关注，背后有着传播基督教的动机。艾约瑟（Joseph Edkins）就误以为反对偶像崇拜的无为教（Wu-wei kiao）信徒可以改信基督教。^[8]殊不知，带有禅宗特点的无为教既然反对偶像崇拜，基督教的上帝崇拜自然也不在例外。明恩溥（Arthur Smith）讲述过一个名为中央门的民间教门改信基督教的故事。中央门教派活动在山东德州附近的乡村。同治五年春，该教派作为“邪教”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弹压，核心成员或被捕入狱而死，或被流放。据说该教派核心人物（Old Man）目睹基督教的传播和反教风潮兴起，在被捕时曾嘱咐信徒说：“如果中央教义失败了，而外国人的教义行得通的话（foreign doctrine was accessible），就加入后者。”^[9]结果，大批中央门信徒依言加入了基督教会。明恩溥强调这是基督教教义（doctrine）的力量。但从整个事件看，一群身处危险状况的民间教门信徒，在领导人被逮捕、面临政府的弹压的情况下加入基督教，未必就有那么纯粹的宗教动机。所谓“外国人的教义行得通”，与其说是指基督教在教义上具有优越性，毋宁说基督教这一“异端”由于有条约这一护符的保护，比之传统的“异端”具有社会政治优势。^[10]在此不难看到，关于中国民间教门的“教派书写”所存在的问题。

纳义（Nye）从人类学对文化概念的解构——反文化书写（writing against culture）中得到启发，提出“反宗教书写”（writing against religion）的概念。他认为，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下，废除宗教概念不是可行之法，但是，可以通过对宗教的解构和使之动词化，摆脱它所凝聚的压抑性、均质性的内容。^[11]关于religion/宗教在中国语境里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基于和纳义同样的理由，笔者认为在研究民间信仰/教门时，我们需要一种“反教派书写”（writing against sect）。所谓反教派书写，首先要揭示sect的非自明特质，消解与其相关的诸如秘密宗教、民间宗教以及邪教、异端等概念所带来的本质主义的历史叙述，把教门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12]其次，在此基础上，不仅要关注教门的历史“连续性”，更要关注教门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发生的“断裂性”问题。以往关于教门的研究在前者着力甚大，成果最丰，而对后者的关注似乎不足。在笔者看来，这种反教派书写的努力可以为将来书写中国民间教门的真正历史（authentic history）奠立一块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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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文史哲》，2006年第1期。

[2] 参阅“Secret Associatio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1833，p.207.

[3] Bryan Wilson，Religious Sects：A Sociological Study，New York，McGraw-Hill，1970.

[4] Daniel Overmyer，Folk Buddhist Religion，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62.

[5] 作者改动的理由参见中文版序言，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页。

[6] 《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四月初五日山东巡抚同兴奏、附单，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 J.J.M.De Groot，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Vol.2，Amsterdam，1903-1904.

[8] Joseph Edkins，Religion in China：Containing a brief account of the three Religions of the Chinese，London，Routledge，1878，p.184.J.J.M.De Groot，p.195.

[9] Arthur H.Smith，“Sketches of A Country Parish”，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12，No.4，July-August，1881，pp.248-249.

[10] 孙江：《“洋教”という他者》，《历史学研究》总808期，2005年11月号。

[11] Malony Nye，“Religion，Post-Religionism，and Religionizing：Religious Studies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Debate”，Method and Theory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2000，12，pp.447-476.转见深泽英隆：《宗教の生誕——近代宗教概念の生成と呪縛》，《宗教とはなにか》（岩波讲座·宗教）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第50页。

[12] 孙江：《话语之旅：关于中国叙述中秘密结社话语的考察》，见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1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