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化、弘治时期学风改变的契机
阳明在入仕前后的生活形态必须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来理解，对此，曾与阳明一起结诗社的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子，1472—1529）曾有一深刻的感受，他说：
曩余在曹署，窃幸侍敬皇帝（孝宗，年号弘治，1488—1505），是时国家承平百三十年余矣！治体宽裕，生养繁殖，斧斤穷于深谷，马牛遍满阡陌，即闾阎而贱视绮罗，梁肉糜烂之可谓极治。然是时，海内无盗贼干戈之警，百官委蛇于公朝，入则振佩，出则鸣珂，进退理乱弗婴于心。盖暇则酒食会聚，讨订文史，朋讲群咏，深钩赜剖，乃咸得大肆力于弘学，于乎亦极矣！[1]
李氏所说的时间点是孝宗弘治一朝，正是阳明入仕前后的时间，因此，此段叙述正可以拿来理解阳明当时所处的时代氛围。李氏的说法有三个面向：一是国家承平已久，海内外无重大盗贼及战事的发生；二是经济情况良好，所以名贵衣服并未被一般平民所珍惜，而生活条件也非常好；三是当时在朝为官的士大夫们，下班后就去娱乐场所，闲暇之时则聚在一起喝酒，讨论文学与史学等。这三方面充分地说明弘治朝是一个政治太平、经济发展、文风鼎盛的时期，所以稍后的时人黄景昉（字太穉，号东厓，1596—1662）才发出“真恨不身生其际[2]”的感叹。对于躬逢其盛的阳明而言，其生活形态自然无可避免地趋向于时代的风尚，而带领他进入这个风尚的人，就是父亲王华。
（一）王华的会社网络及性质
关于王华（字德辉，号实庵，晚号海日翁，1446—1522）的生平事迹，学界所知甚少，只大概知道在其中状元之前，名声已籍籍于四方[3]，与当时另一同乡状元谢迁（字于乔，号木斋，1449—1531）齐名[4]。不过，名声四起不代表仕途顺遂。由于会试接连落第，致使王华有相当长的时间是以教书为业的[5]，而在出外教书之时，阳明有时也会陪同前往[6]。所以，王华此时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为求糊口而奔波，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其科举之学的钻研。但在王华状元及第后（成化辛丑1481），由于任官于北京的关系，其日常生活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通过参与各式各样“社”与“会”的活动，扩大其人际网络，而这就是上述李梦阳所谈到官员们闲暇时的活动。这些活动是通过各种名目来成立的，例如诗社、文会、座主门生会、同僚间的会[7]、同年间的会、同乡会等。
在王华的会社网络中，有几位人物是值得关注的，如娄性、杨守陈、卢格等，因为这些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特色，即都持有稍异于当时正统学术观点的意见。先谈娄性（字原善），王华同年赵宽（字栗夫，号半江，1457—1505）记云：
“白驹联句”者，春坊谕德王君德辉（华），饯其友娄君原善（性）于私第席上，诸公话别往复之作也……而德辉，君之同年友且同甲子，相善也，故有是会。在坐者，春坊中允张天瑞（字天祥，1451—1504）、赞善费子充、翰林编脩徐某、检讨毛维之、刑部副郎傅日彰、吏部主事杭世卿（济）、暨德辉之冢器乡进士守仁也，而予亦以年家之末预焉！[8]
此记载说明三个事实：一是阳明是参与其父的会社网络之中的；二是此会是王华为其好友娄性所开的饯别会，两人不但是同年且相友善，故往后阳明因为这一层关系才会拜访娄性的父亲娄谅（字克贞，号一斋），请教学术问题[9]；三是阳明往后也与当时在座的费宏（字子充，号鹅湖，1468—1535）与杭济（字世卿，号泽西，1452—1534）有着深厚的交情。由于娄性的文集不存（因为宸濠之妻娄妃之故），所以无法具体说明其学术的观点，但可从其父娄谅的观点，一窥其家学渊源。娄性曾自述其父一生的行实时说道：
臣父谅，自幼志在学道，博通经史，并诸儒性理等书……以居敬穷理为心，躬行实践为事。而于经史等书，多有著释，编集圣贤经传之有裨于心学者，名曰：《心学要语》。[10]
娄性明白地说娄谅的思想是偏向“居敬”与“心学”方面的，当然，这与娄谅承袭自其师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1391—1469）的思想有关，可以确定其中心思想不是以朱子“格物致知”思想为主。
相较于娄性，杨守陈（字维新，号镜川，1425—1489）则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人物，除了自身以“经术”[11]闻名于世外，由于家学渊源之故，其学术观点并不固守程朱矩获[12]。不仅如此，杨氏在当时曾组织“丽泽会”，此会不同于当时以研练诗文为主的会社，而是以传统五经作为其讨论的重心。他在《丽泽会诗序》记道：
成化辛卯（1471）春，监之士有雅相善者廿有五人，胥约以文会，而主于卢解元楷（字中夫，号可斋，1438—1471）之第。会则取五经群籍，相讲解问难，各出所著，共修润之。德善相劝，过失互规。充然各有得焉！[13]
将此会与当时的会社活动相较，显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以“五经群籍”为讨论的主体，不仅仅限于诗文唱和；二是此会的“道德”取向，所谓“德善相劝，过失互规”，显示出与会士人们具有相当的道德自觉。这个道德取向也表现在与会诸人的举措，举例来说，卢楷为国子监生时，就以救前祭酒邢让与陈鉴之枉，而有名于时[14]。而杨守陈本身也以守节自持，如焦竑（字弱侯，号淡园，1541—1620）记云：
杨守陈官五品十六年，所教中人已多贵幸，凡预教者，率因之以进，独公泊然无所借。有欲出力援之，则谢曰：“我嫠妇也，抱节三十年，乃垂老而改志邪？”荐绅往往传诵其言。[15]
这种对士大夫气节的坚持，在当时的士风中，并不多见。从“充然各有得焉”一语，可以想见此会对于内在的德性与外在的学术事业是同时并重的。此外，深于“经术”的杨氏，对于群经的看法，亦与当时学界不同，其《墓志铭》记云：
旁读群经，悟先儒注释不能无失者，又作《孝经》、《大学》、《中庸》、《论》、《孟》、《尚书》、《周易》、《春秋》等诸《私抄》，皆正其错简，更定其章句。其于诸儒之传，唯是之从，附以己见，有不合者，虽濂洛关闽大儒之说，不苟徇也。[16]
这个不株守前人之说的态度，也反映出以他为主的会社之学术倾向。
虽然王华没有参与此会，但是他参加杨氏所组的“后七元会”，此会参加人员限定在同乡。杨守陈的弟弟杨守阯（字维立，号碧川，1436—1512）记云：
国朝设科取士百余年来，吾浙之士为举首而称元者，先后相望，未始有会也。自成化六年冬（1470），始为“六元文会”；至十五年春（1479），继为“七元文会[17]”；至二十二年春（1486），又为“后七元会”……后七元者，及前会胡（谧）、沈（继先）、谢（迁）三公及予兄弟（守陈、守阯），又益以今宗伯王公（华），太常少卿李公也（旻）。[18]
此同乡会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持续活动的时间相当长，贯穿整个宪宗朝；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同乡的身份，也是当时地域政治的写照。由于是以杨氏兄弟为主的会，其活动内容不能完全不受杨氏兄弟的影响，再加上王华自身的家学是《易》学与《礼》学，双方的学术倾向，可说是相当的合拍。
最后，再谈王华的莫逆好友卢格（字正夫），王华与卢格是同年关系，而卢格的哥哥即是卢楷，所以两人的关系是多重的。卢格的学术倾向亦与杨氏兄弟类似，县志记云：
（卢格）初与姚江王华称莫逆交……尝著《荷亭辨论》，设主客问答，阐扬经旨，不与紫阳相附丽，学者怪之，而卒不能推驳其说，山阴刘宗周为之序。[19]
卢格《荷亭辨论》出版于弘治十三年（1500），主要是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来阐扬《五经》意旨，这与之前“丽泽会”的内容是一致的，而卢格不附和朱子之说的态度也与杨守陈一样。
以对《大学》一书的观点为例，来说明杨卢二人对朱子观点的看法。之前曾提到杨守陈有诸经《私钞》[20]等书，而其对《大学》的看法是：
蒙少受《大学》辄并其《章句》，诵而味之，佐以《或问》，参以诸说，已自谓通矣！及诵之久，味之详，乃反有疑焉！……今家居无事，日诵味之而疑如故，迺取所疑经传，易而置之，各录《章句》于其下，而《章句》有与今易置之文义不合者，亦僭用己说，以蒙谓别之……乃净钞成帙，闭之箧中，不敢示人。一日，客或翻箧见之，阅之未半，辄嬉笑且怒骂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紊圣经至此也！夫《大学》者，孔圣之经，曾贤之传，而朱先生《章句》、《或问》，后学唯诵习之，莫敢违也。何物ㄠ么，迺敢僭易而妄解之，其叛儒先而紊圣经，一何甚哉！亟毁！亟焚！毋贻是书累也。”[21]
由于杨氏在反复思索《大学》义理的情况下，逐渐对于先儒（包括朱子）等说法产生疑问，故逐条记录读书的心得。但此书的内容在其朋友的眼中却是违背朱学正统说法，并且要杨氏赶快焚毁，以免往后因此书而受累[22]。虽然杨氏辩解说其书之作仅是求“义之至善而全心之所安”，并非要与朱子作对。但从朋友的说法与做法来看，可以看出虽然杨氏并未完全否定朱子的诠释经典的权威，但也透露出杨氏有很多的说法实与朱子不同，而其往后诸《私钞》之作，也都是相同的情形。而卢格则针对朱子所做《格致补传》提出看法：
或问：“《大学》一书……‘知止’一段，义无所取，说者以为《格致传》何如？”曰：“董矩堂、车玉峰皆有是言，王鲁斋著《沿革》二论，反覆数千言。今按‘定静安虑’，实格致要诀，而物有本末及听讼章，尤为明白，则诸说不为无见。”……问：“朱子《补传》谓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何也？”曰：“《大学》之道，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不知务此而泛泛格物，故舍本传而补传也。传曰：‘物有本末’，谓明德新民也。”[23]
这段问答一方面说明《大学》一书究竟有无《格致传》的问题，卢格认为“定静安虑”一段实为“格致要诀”，并且认为过去对此有过意见学者的说法，有其道理。另一方面，卢格否定朱子《补传》中的格物之说，他认为“格物”之“物”应该是本（明德）与末（新民），而非是泛泛去格“天下之物”。显然杨卢二人不完全同意朱子《大学》一书的诠释，且由于《大学》一书在宋明两代的政治文化中，扮演着治国方针的指导角色，因此这个不全盘接受的态度，事实上也隐含了对于如何治国平天下之道的争论。
总的来说，从王华的好友及所参与的会社活动中，可以看出其特色，一方面学术思想不固守朱子经注的范围，另一方面对于道德品行的要求也是相当注重。这两个特色，放在李梦阳所说的弘治时期，就显示出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为什么从成弘以来，国家社会的景况依李梦阳的说法是相当好的，因此士大夫们得以肆力于学，但为何王华等的会社之“学”却逐渐有不同于当时学术主流的观点呢？这个议题的内涵，必须通过对阳明与其所参与的会社间关系的了解，才能有一较为明白的理解。
（二）阳明会社性质的变化
对于阳明而言，父亲的会社网络，是其吸取当时政治与学术菁英两方面资源的重要管道。由此，阳明不但能够快速地融入当时的各种社群之中，并且对其思想视野有重大的影响。成化辛丑年（1481）[24]，阳明跟随其父首次到了北京。由于阳明接连会试落第（1493、1496），故其入仕前的日常生活，一方面除了钻研科举所需的经义、锻炼诗赋策论文字外；另一方面则借由其父的会社网络，广泛地与当时在京士大夫们交往。如程文楷（字守夫，号春崕，？—1497）[25]，王阳明在程氏的墓碑文中，回忆两人之间相处的情形时说道：
君之父味道公与家君为同年进士，相知甚厚，故吾与君有通家之谊。弘治壬子，又同举于乡，已而，又同卒业于北雍，密迩居者四年有余。凡风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园之游，无不与共。[26]
这说明了早在王程两人就读于北京国子监之时，由于父执辈的关系，早已认识。而阳明在北京国子监读书时，与同学间的往来也相当地密切。[27]而阳明在第二次会试落第后，返回故乡余姚，在其父亲曾读书之处龙泉山结“诗社”[28]。由于阳明未能考上进士，故也曾以教书为业[29]。阳明亦曾因为有段时间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故与当地士大夫有过接触，值得一提的是与方外人士的交往，如与山人尹蓬头[30]。即使在阳明入仕之后（己未1499），其生活形态与其父亲相较而言，并无多大的不同，一样有同僚间会[31]；而在工作之暇，也与当时知名文士往来密切[32]，和李梦阳等人结诗社[33]等。而阳明也参与其好友杭济与杨子器（字名父，号柳塘，1458—1513）在朝廷中所举办的“五经会”。[34]
然相较于父亲的会社活动，显示出阳明的活动较偏向于诗文方面（唯一的例外是“五经会”），反而那种强调学术与道德并重的学风，并未出现其活动中。这对于阳明而言，是有些格格不入，若有所失的，因为他是一个具有“经略四方之志”性格的人。从其弘治十二年（1499）所上的奏疏中即可看出，疏云：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35]
阳明此疏之作原是为了要建议朝廷应如何因应边关情事，但是他却在此疏开头点出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边关，而是近在咫尺的庙堂之上。阳明认为问题是为大臣者没有忠心谋国，自私自利地巩固权位，而皇帝身边的宦官，也欺上瞒下，争权纳贿。这样的情形不但已成惯例，双方面还互相掩饰，狼狈为奸。阳明其实只有稍微点出此问题而已，并未有更多的阐述，但足够证明他已掌握当时国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过，朝廷并未有任何的回应，在弘治十五年（壬戌1502），阳明毅然决然停止了对诗文的兴趣与追求，《年谱》记云：“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36]”诗文之所以被阳明放弃，其原因在于它对于国计民生是没有用处的。而从此声明亦可看出阳明此时因为不知“为何而战”使其对于未来人生产生疑惑，故在其告病回乡后，企图透过道家的思想，以求得所谓“至道”，但仍无所得。而在回乡到返京任官期间，阳明此时思考的问题，是徘徊于“出世”与“经世”之间，直至其领悟到对于亲人的挂念是不能舍弃与断离的，这才使其有重新面对人生的勇气，回到儒家“经世”的这一方面来。这可从其在弘治十七年（1504）受杨守陈侄婿陆偁（字君美，号碧洲，1457—1540）之邀聘，主山东乡试而写的乡试录内容中得到确定。例如：策论有一题的题目是“明于当世之务者，唯豪杰为然，今取士于科举，虽未免于记诵文辞之间，然有司之意，固唯豪杰是求也。非不能钩深索隐以探诸士之博览，然所以待之浅矣，故愿相与备论当世之务。”题目明显是针对“记诵辞章”之士而来，而阳明认为科举应该选拔的人才是“豪杰”，而豪杰的性质是“明于当世之务者”。这间接反映出阳明自视为“豪杰”。而试录中的答案更隐含阳明如何理解“当世之务”。录记云：
盖天下之患，莫大于纪纲之不振，而执事之所问者，未及也。夫自古纪纲之不振，由于为君者垂拱宴安于上，而为臣者玩习懈弛于下。今朝廷出片纸以号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震栗悚惧，不可谓纪纲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应其上者，不过簿书文墨之间，而无有于贞固忠诚之实……故愚以为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而后天下之治可从而理也。[37]
与《陈言边务疏》行文的方式一样，阳明并未直接说明“当世之务”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反而开宗明义地说“盖天下之患，莫大于纪纲之不振，而执事之所问者，未及也”。将当时国家社会的问题集中在臣子的身上，因为这些臣子并没有能固守正道，坚贞不变，并且缺乏忠诚的精神，所以必须振肃纪纲，天下才能得以治之。这种想要“经世”时务的精神，也表现在阳明此时所作的诗中，诗云：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孤坐万峰巅，嗒然遗下块。已矣复何求？至精谅斯在。淡泊非虚杳，洒脱无蒂芥。世人闻予言，不笑即吁怪。吾亦不强语，唯复笑相待。鲁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38]
此诗开头即说“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中间又说到他心中的无力感，最后以孔子是做不来的为结语。这表示出阳明即使怀有“经国之志”，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郁郁不得志。不过，阳明并未放弃其理想，在其回到北京任官后，随即也仿造其过去所认知的会社内容，与湛若水定交讲学，其讲学的内容则是一反“记诵辞章之学”，而强调“身心之学”[39]。
从王华到阳明所参与会社性质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学风转变的契机，而这转变又是与当时的国家社会环境互为因果的。因为从成化时期以来，国家社会并未遭受重大的天灾人祸，使得生活条件趋于稳定与良好，也才能造成弘治一朝文风鼎盛的景况。一旦学风趋向单单聚焦于诗文的范围，势必排挤其他学术领域的发展，如此，学术均衡发展的完整性就被打破。这对于不擅长或是认同以诗文为主的人来说，就会深感失落，而阳明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阳明早年受到父亲会社活动的熏染，具有道德与学术并重的认知，面对弘治末年以来国家逐渐出现的危机，而当时的士大夫官员们，不是醉心于文艺考业，就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无人针对问题来大刀阔斧改革一番。面对这样的情境，阳明自然失望，也才会说出“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这样的话，因而托病回乡。但由于后来种种因缘，使其回到儒家“经世”的道路上，并且强调从宣扬“身心之学”着手，来改变当时记诵辞章之学的风尚，以期能够解决“当世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