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研究动机
毫无疑问地，在中国思想史，乃至于东亚思想史上，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封新建伯，谥号文成，1472—1529）是极为重要的思想家，这是因为他的思想不仅仅影响了中国明代中后期思想的发展，也扩及到近代中国以及东亚诸国的思想界，其中又以日本为要。而在明代中期之时，不论是从“觉君”或是“觉民”的角度来看王阳明的“良知说”与“知行合一”等学说，都是当时的一大警钟，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自身的“心”拥有做主的能力，能够知是知非，依此可以来应变万事万物，经纶天下。而阳明的思想宗旨，莫不成为四百年后我们朗朗上口的话语，从此，更显示其思想的穿透力。
这样重要的思想家思想的创生过程，自然为思想史家所注目，亦是思想史写作中的重点。近年以来，研究王阳明学说及其传播的历史过程，不但有较多学术著作的出版[1]，且阳明弟子们的文集也陆续点校刊行[2]。此外，也有以阳明思想为主题的期刊、合集的出版[3]。这表明“王学研究”在学术界呈现欣欣向荣的境况，在现今思想史研究趋于没落的时期，可说是令人振奋。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归纳出几个研究的面向：一是在研究主题方面，较偏重于王门后学的分化问题、各地区讲会活动与发展情况、后学们良知概念的异同、王学在下层社会的推展等。二是研究的时段方面，对于阳明思想的讨论，时间点偏重于其晚年归越讲学后的种种发展。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研究是讨论阳明思想对当时士风所产生的影响[4]，但对于阳明本身方面的研究则没有太多的进展[5]。三是从事王学研究的学者，其学术训练的背景大多是中文与哲学学科，反而历史学出身的学者相当的少。这样的情况使得学界对阳明的研究较偏重在思想概念的理解，而未能深入探究这些思想概念产生的契机，例如说阳明思想的变化与当时学术与政治间，究竟有何关联？
虽然说通过这些著作，可以深入了解阳明后学对其思想的推衍，但对于阳明学说的成立，以及如何在正德、嘉靖之际（1506—1566）兴起的原因及过程，却语焉不详，使人有阳明学说成立的过程及其之后发展过程已获得合理解释的错觉。尤其是这些著作在叙述阳明思想发展的历程时，或是引阳明门人钱德洪所编《年谱》中的记载，一语带过[6]；或是引相关学者的看法来佐证，但这些看法实未有明确的论述[7]。迄今为止，仍未有深入且翔实的著作，清楚地说明阳明的思想历程及转折，更遑论清楚说明之后阳明思想在嘉靖朝以后的影响[8]。
因此，从这些著作中，无法让吾人对于阳明思想精神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其中原因在于这些著作对于阳明思想成立的描述，是建立在空泛的说法上，甚至有些是人云亦云的。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情况，关键点并不仅仅是学者们研究方向与取径的问题，而是没有从阳明所处的现实环境来理解其思想的曲折发展。也因为不清楚阳明思想的现实因素，致使学者们在论述其思想时，容易陷入枝节的讨论。所以，现今对于阳明思想研究的突破，应是寻找出其思想概念间的脉络，且这个脉络必须与现实因素相配合。因为一个思想脉络的出现不会没有原因，脉络的曲折变化也不是随意发生，其中必有其因果关系。所以，如果无法清楚地说明阳明思想产生与变化跟当时国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那么今日吾人对阳明思想精神的了解，仍然无法突破前辈们的看法。
本书通过对阳明在正德年间（1506—1521）种种作为的考证，厘清其思想变化与现实环境间的关系，说明影响后世甚巨的“良知说”的形成过程，以彰显其思想的精神。因此，在处理阳明思想脉络的问题时，试图紧扣两个问题。一是阳明自身学术资源问题。阳明思想历程复杂与多变是众所皆知，然而学界对此共识的讨论，却流于争论到底有几变的问题，而不从思想历程中来厘清其变化的因果关系。就笔者的观察，其中的关键在于学界对于阳明早年生活型态与学术背景及人际关系等，都没有清晰的了解。举例来说，学界对阳明早年的活动，大都以《年谱》中的记载来说明，但是这简略的记载，实难拼凑出其早年的历史世界，更无法接续其往后思想的发展。此外，阳明的“家学”背景也甚少有人提及。另外，学界又常以《年谱》及阳明诗文来说明其早年曾受到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但影响的层次与内容又在何处？这部分也甚少受到关注或讨论[9]。当然，其中有些问题是与资料的限制有关的，也无怪乎学者们将大部分研究重心放在阳明思想定型后的发展及影响。例如对《传习录》内容的阐释、与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1466—1560）间的论辩、思想有几次变化的问题、讲会的推行、门人弟子及再传弟子对阳明学说的异议与改造，以及阳明学说对明代中后期社会各层面的影响，诸如此类。因此，能不能发掘出更多阳明早年的生活样态，例如说他的父亲王华思想的影响、阳明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变化、都与哪些人来往等，就是本书能否重建阳明思想历程的重要关键因素之一。二是阳明思想中的现实因素。由于阳明的思想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因应来自各方的影响与挑战，而逐渐形成与完善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对旧的学术传统的反省。过去学界的研究偏重于阳明个人思想内容的阐释，而较少从整个明代的政治文化来切入，观照其思想发展及转折的意义，就使阳明思想显得孤零零，似乎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有着很远的距离。然而，仅仅耙梳《王阳明全集》，即可发现，不论是早年上疏言事而被贬谪至龙场，抑或是中年的军事功名的建立，乃至晚年嘉靖时的“大礼议”之争[10]，都有不同程度的思想变化，显示其思想与现实政治之间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能够弄清楚阳明的各种面向，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其思想转折及意义，也映照出当时的问题究竟为何。
思想要能指明当代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之道，这个思想才能吸引人们的目光，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阳明历经百死千难所得出的“良知说”，正是这样的思想。
二、研究回顾
学界对于阳明思想的研究可从思想整体与细部两方面来谈，整体部分主要是基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王学如何兴起的问题，论述的重心是学术思潮如何从程朱学到王学的变化过程。细部方面，主要是对阳明做学案式的讨论，论述的重心是其思想概念与变化的阐释；不过近年以来，学界开始对阳明世系源流、家学、在家乡的活动、与文人间的交谊等，有了更多的着墨。以下将分而简述之。
对于王学的兴起或发展，学界的看法大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朱子学的“反动说”，一是“承继说”。“反动说”的具体内涵，可以容肇祖在其影响力颇大的《明代思想史》中的说法为代表，他说：
王守仁的思想是朱学的反动，有得于陆九渊，而直接则受有陈献章的思想的影响。[11]
容先生说法源流自《明史》“儒林传序言”，其中说道：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12]
从清朝政府拥护程朱学的立场所编之书，批判阳明学，将朱子学与王学对立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其中特别要说明的是，所谓朱子学与王学的分野，是着眼于王学大盛之后，拥朱与拥王两派势力的消长，并未深究两派思想内容上的异同，也没有说明王学因何而能兴起。[13]有学者企图解释说，因朱子学在明代初中期产生了变化，导致王学的兴起，如唐宇元说“王学的缘起，是同当时朱学思想的动荡、分化有关”。[14]但是，并没有说明，为何朱子学思想开始动荡与分化？其内容为何？且又为何是王学，而非是陈献章江门之学取而代之呢？汪晖则认为由于朱学是配合着宋代的政治、宗法等文化而成立的，然随着朱子学在明代成为官方的学术，科举之学的范本，因此其过去成立的原因，如批判含义，也因而消失，而阳明所提倡的“心学”即是在恢复此批判的精神，因而势必对朱学的内容做转化工作。[15]但如果是对朱子学内容做转化工作，那么将如何解释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出现的意义呢？
“承继说”则有两种说法：一是对程朱理学的承继，钱穆在《阳明学述要》书中，说到宋学留下的本体论（万物一体之理在人之外或内）与方法论（变化气质先从发明本心始或是博览致知始）的问题，到了阳明手中获得进一步解决与发展。[16]当然，钱穆指的是思想体系的面向，然而这样的体系是如何造成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阳明提出这样的体系，又为何这样的思想能够引起广大的回响？另一种“承继说”，则认为阳明思想概念是承继于孟子与陆九渊。例如牟宗三谈到阳明学说时，直截了当地说“王学是孟子学”，其依据是阳明对孟子“良知”概念的援引。[17]黃俊杰则是通过阳明对孟子思想阐释的说法，提出“阳明之通过释孟以攻排朱子，显示思想史上新的诠释‘典范’的兴起”。[18]但如果仔细分殊阳明对朱子与朱子后学的看法，会发现阳明对此二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阳明将朱子视为同道，而批判朱子后学的流弊，尤其是当时的朱学学者。杨祖汉则说阳明认为陆九渊之学合于孔孟的传统。[19]虽然三人都将阳明的思想连结于孟子与陆九渊，但是，又该如何去定位其他理学家如周敦颐及程颢等，在阳明思想体系中的位置？
以上这两种观点，或多或少地指出了王学与朱子学之间的关系，但是阳明思想成立和朱子学间的关系[20]，并不是零和游戏，有你没我，单单从思想上的对立没有办法说明其成立与其内容。还有学者从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角度来解释王学的兴起，例如包遵信就认为王学的崛起，并不是单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而是时代的产物，与当时的社会思潮脱离不了关系[21]。余英时则从宋代政治文化的观点，来观察阳明思想与明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阳明因为“得君行道”的想法无法实现，故转到“觉民行道”的路子上去[22]。相对于“反动说”与“承继说”，包、余两人的说法在现今王学的研究之中，是较为少见的。
由此可知，讨论阳明思想成立的过程，应该紧扣其思想与当时国家政经社会情况之间的关系，观察从成化、弘治年间以来，因为政治伦理的变化，所引起的种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其中有些转变，动摇了传统既定道德观念，在学术界引起一连串对道德与事功等问题的讨论。身处此时的阳明，如何面对这一连串价值观念的变化，实与其思想的成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阳明本身的研究，除了对其“良知说”内容研究汗牛充栋外[23]，对于其生平事迹的考察研究，相对而言，则是非常的少。在阳明早年的活动事迹方面，钱明讨论到阳明的家世问题，不但说明其家族源流，也谈到父亲王华、祖母岑氏等人对阳明的影响。[24]而对阳明的家学，大多数的研究，都引《年谱》中的说法，认为王家是以《易》学传家的，但日本学者鹤成久章则考证出自阳明父亲王华开始，《礼记》成为其家学，且阳明亦以此经考上进士。[25]此外，钱明不但考证阳明在家乡的活动，例如阳明究竟是何时迁居山阴县的[26]，也曾考察阳明生平经历过地方遗迹[27]。此外，陈来也曾讨论到阳明在家乡活动的场所[28]。在阳明入仕前后的活动方面，钱明针对阳明与当时吴中地区文人的交谊，做了一番的清理。[29]阳明早年力学诗文，也曾经结诗社于龙泉山，但不知这与其后来跟文人间的来往，是否有所关联。
上疏言事方面。方志远虽然没有提及阳明上疏之因，但以《明实录》所载与《年谱》相较，认为阳明被贬谪的时间应是正德元年十二月[30]。而针对阳明因刘瑾的迫害而投江入海的“泛海事”方面，方志远认为这是阳明为了要避祸远去的托词，并且说到阳明是在刘瑾伏诛前即升任庐陵知县的[31]。张永堂则是搜罗与阳明生平相关的“术数”资料，来说明阳明自身及家族与“术数”思想间的密切关系，其中就有“泛海事”一类。[32]另外，杨儒宾则是以阳明与罗近溪为例，来说明“异人”的概念，其中对阳明而言，铁柱宫道士即是此类“异人”。[33]
平南赣盗方面。早期高铭群曾就阳明此时期的活动，编了一个简谱[34]，其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年谱》及《明史纪事本末》。阎韬则针对文献记载的不同，得出是胡琏带兵破长富村，而非是杨璋。另外也对詹师富在何处起义以及左溪一地又在何处做出考证[35]。不过，阎韬认为《明实录》所载阳明事迹多有贬抑，实与撰修者费宏及董玘有关。但就笔者的观察，费宏一家被宸濠逼到家破人亡，而董玘又与阳明关系交好，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做，而《明实录》之所以这样记载，主要还是因为总裁官杨廷和之故。[36]吴振汉则是从地方志中，耙梳相当多的史料，来说明阳明在平南赣盗及宸濠之乱时的相关问题，例如粮饷、兵力人员来源以及功成之后的部属升迁问题。他认为在宸濠之乱后，阳明的部属之所以星散四方，其原因并不是史书所言是受到政治上的打压，而是明朝政府官员迁转办法所导致的。[37]周建华也曾将阳明此时期活动编了一个年谱，较之于高铭群之作，是于阳明此时每一年活动的叙述中，加上阳明诗文的篇目[38]；在其另一文中，也简要说明阳明在龙南地区活动与遗迹[39]。对于阳明平南赣盗的军事活动，黄志繁认为阳明所为只能济一时之需，无能根本解決盗贼问题，主要是当地盗贼与民及官府间三角复杂关系所致[40]。不过，笔者则认为阳明早在平南赣盗后，就很清楚盗贼丛生的真正因素是朝廷橫征苛敛，例如他有一诗云：“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橫征。[41]”周志文则认为相对阳明平宸濠及征思田二州的军功，平南赣盗则甚少为人注意，故其仔细说明阳明平南赣盗的历程，如选兵、强调赏罚、战术的运用等。[42]曹国庆认为阳明在南赣地区推行“乡约”，是其心学思想与政治实践的产物。[43]唐立宗则将阳明在当地所推行乡约保甲制的功效，视为一个“神话”，因为往后的巡抚皆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4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阳明的官职不同于之前的巡抚，一方面有“总督”之衔，故其权力可以干预民事；另一方面又得到朝廷兵部尚书王琼的大力奥援，所以才能遂行其政。这也显示出往后继任巡抚的问题，并非是立法内容对不对的问题，而是执行力的问题。
平宸濠之乱方面。管敏义论述阳明平宸濠的军事行动，归纳出阳明的思想虽然是“唯心”的，但是在军事活动中则呈现“唯物”的倾向。[45]方志远对阳明是否“通濠”的问题，考证阳明的确是要去祝寿宁王的，但不知何故而耽搁，未能赶上时辰，但因此说阳明“通濠”，则不尽然[46]。周维强从火炮史的角度来解析林俊送佛郎机铳给阳明的史实，并企图说明佛郎机铳的装置内容，而这件史实的意义在于佛郎机铳很早就传入中国。[47]
从以上研究回顾中，一方面可以知道，相对于学界对阳明思想概念的众多研究，对其生平事迹的历史研究实在是太少了，这使得阳明的历史形象越来越像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些历史研究，仅仅就阳明某一个经历与活动做出说明，并没有尝试说明阳明外在现实环境与其内在思想间的关系，以彰显种种经历对阳明思想发展的意义。因此，如何恢复阳明的历史面貌，赋予其有血有肉的感情，是本书力求达到的目标。
[1] 如方志远：《旷世大儒：王阳明》（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儒学正脉——王守仁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浙中王学硏究》（北京，中囯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吴震：《聂豹、罗洪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台北，学生书局，2003）；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鲍世斌：《明代王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4）；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季芳桐：《泰州学派新论》（成都，巴蜀书社，2005）；蔡仁厚：《王学流衍：江右王门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张艺曦：《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杜维明：《宋明儒学思想之旅——青年王阳明（1472—1509）》，见氏著：《杜维明文集（第三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页1—186，此文是其博士论文中译本，原著出版于1976年。其中，也有相关的书评可供参考，例如：ThomasA.Metzger著，尘观译：《实际行动的新儒家思想——评《王阳明的少年时代》，载《出版与研究》29（1978），页32—33；林月惠：《本体与工夫合一：阳明学的展开与转折》，《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6（2005），页359—396。
[2] 如《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收录有徐爱、钱德洪、董澐、王畿、邹守益、聂豹、欧阳德、罗洪先、罗汝芳的著作。
[3] 例如有纪念阳明“龙场悟道”490年所编的论文集，《王学之思》（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吴光主编：《阳明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以及《阳明学刊》与《国际阳明学研究》的创刊。
[4] 如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5] 唯一的例外是（日）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7），此书对阳明著作的年代、版本考证翔实，值得参考，且此书“附录”也收录不少阳明的佚诗文。
[6] 如鲍世斌在其《明代王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4），第一章“王学的产生：王阳明的心学”中，尤其是第一节“王阳明思想的形成”，大都引《年谱》为证。
[7] 如葛兆光就引祝平次的看法，认为从明初以来“这种心、理的结构关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慢慢被加深扩大，就终于引来知识和思想世界的大变化，而王阳明就是最后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人。”见氏著：《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页407；然祝氏的说法是试图以明初五人——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及陈献章——来说明在理学的发展上，明初的这五人的思想正是代表朱子的理学过渡到王阳明的心学阶段，并未对阳明如何承继及过渡提出说法，见祝平次：《朱子学与明初理学的发展》（台北，学生书局，1994），第三章“明初理学的发展”，页115—176。另外，葛氏在“再起波澜：王学的崛起及其意义”此节中，直接从嘉靖时期讲起，也没有论及为何王学的崛起要从嘉靖算起。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页408—438。
[8] 如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和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二书，其内容重心放在阳明及其后学的讲学活动，且时间点为皆为嘉靖元年（1522），但那已是阳明归越后，人生最后的七八年时光了。而阳明归越之后，现实环境仍然对其有重要的影响，如“大礼议”的发生、服阕后起用的问题，以及最后征思田二州的事情，这些事情对其思想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当关键的因素，如不能清楚地说明这些事情，而仅仅是紧扣“讲学”一事，就忽略了政治对阳明思想的影响。
[9] 柳存仁的研究只说明阳明与佛道人士的相关交涉，但并未说明这样的接触对阳明的影响为何。见《王阳明与佛道二教》，载《清华学报》13：1、2（1981.12），页27—52；《王阳明与道教》，见《和风堂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35—55。钟彩钧的《阳明思想中儒道的分际与融通》一文则探讨阳明与道教间的关系，说“阳明对道教的态度，若从一生思想发展言之，则青年时沉溺其中，中年时力辟其非，晚年则在理气观以及重视生命与自然的方面加以融摄。”见《鹅湖学志》8（1993），页75；秦家懿的《王阳明与道教》一文则对阳明与道教的接触及诗文做出初步的解释，收录在黃俊杰等主编：《东亚文化的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96），页269—287。
[10] 关于阳明对“大礼议”的态度，近年来受到较多的重视，相关研究回顾可见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论：关于‘大礼议’已有之研究及展望”，页1—55。
[11]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济南，齐鲁书社，1992），页73；嵇文甫也说“由他（王阳明）所领道起来的学术运动，是一种道学革新运动，也是一种反朱学运动。”见《晚明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一章“从王阳明说起”，页1。同样的思路亦见于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第一章“王学的兴起”，页1—27。
[12] （清）张廷玉等：《儒林传》，见《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二百八十二，页7222。
[13] 如于化民的研究，就直接诉说朱学与王学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对立，紧接着就讨论王学分化的问题，完全没有对“王学兴起”的讨论，见《明中晚期理学的对峙与合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第一章“阳明哲学与程朱哲学的对立”，页13—38。
[14] 唐宇元：《朱学在明代的流变与王学的缘起》，载《哲学硏究》9（1986），页75。
[15]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二章第四节“朱子学的转变与心学”，页291—298。
[16] 钱穆：《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页1—36。事实上，汪晖的说法调和了“反动说”与钱氏的说法，而汪晖认为钱氏并未提出更多历史事实来佐证，然就笔者阅读汪氏的著作，也并未看到更多的历史事实，仍然着重于概念的解释。就笔者的初步观察，“承继说”比“反动说”，更贴近历史事实，从阳明在南都时编撰《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即可看出阳明仍企望与朱子同路，而非一味地反对。
[17]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学生书局，1979），第三章“王学之分化与发展”，页215—311。
[18] 黃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第六章“王阳明思想中的孟子学”，页255—284。
[19] 杨祖汉：《儒家的心学传统》（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第四章“陆象山‘心学’的义理与王阳明对象山之学的了解”，页137—196。
[20] 余英时就说“他（阳明）的良知之说，可以说主要是和朱子奋斗的结果。尽管我们在思想史上常说陆、王，其实阳明跟陆的关系并不很深，反而是和朱的关系深些。”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见氏著：《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页131。汪晖也指出说“阳明学是在与朱子学的对抗关系中展开的，但这两者的关系远不只是批判、反抗等否定性概念所能概括。”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页302。
[21] 包遵信：《王学的崛起与晚明思潮》，见《跬步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页277—310。
[22]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台北，允晨文化，2004），第六章“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页249—332。
[23] 笔者所见不是一味地从“良知”概念来论述阳明思想的发展，只有林聪舜：《道德与事功——由知行合一探讨阳明思想产生歧异发展的根源》，见台湾师范大学人文教育研究中心编：《阳明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89），页87—104；以及钟彩钧：《王阳明思想之进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都强调阳明“事上磨炼”的概念来观照其思想的发展。
[24] 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第一章“显赫世家”，页1—27。
[25] （日）鹤成久章：《明代余姚の“礼记”学と王守仁－阳明学成立の一背景について》，载《东方学》111（2006），页123—137。
[26] 钱明：《王阳明迁居山阴辨考——兼论阳明学之发端》，载《浙江学刊》1（2005），页91—98。
[27] 钱明：《王阳明史迹论考》，载《国学研究》11（2003），页47—85。
[28] 陈来：《王阳明与阳明洞——王阳明越城活动考》，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545—559。
[29] 钱明，《王阳明与明代文人的交谊》，载《中华文化论坛》1（2004），页88—94。
[30] 方志远：《阳明史事三题》，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36：4（2003），页99—106。
[31] 方志远：《阳明史事三题》，页100—101。
[32] 张永堂：《王守仁与术数》，见刘泽华、罗宗强主编：《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页509—532。
[33] 杨儒宾：《王学学者的“异人”经验与智慧老人原型》，载《清华中文学报》1（2007），页171—210。
[34] 高铭群：《王守仁南赣活动年谱》，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4（1982），页46—51。
[35] 阎韬：《王守仁巡抚南赣史实的几点辨误》，载《文献》3（1989），页112—117。
[36] 阎氏的说法恐怕是受到（明）王世贞的影响，王氏在其《史乘考误八》中说道：“文宪（费宏）在文成抚绥之地，与逆濠忤被祸。中外之臣皆屡荐而起之，而文成亦未有一疏相及，费当亦不释然也。董公（玘）最名忮毒于乡里，如王鑑之辈，巧诋不遗余力，既又内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杨费，作此诬史，将谁欺乎？”《弇山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二十七，页485。
[37] 吴振汉：《王守仁抚赣时期的文人领军》，载《“国立中央”大学人文学报》19（1999），页35—67。
[38] 周建华：《王阳明南赣活动年谱》，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2002），页26—31。
[39] 周建华：《王阳明在龙南的活动和遗迹考释》，载《南昌教育学院学报》18：1（2003），页32—33。
[40] 黄志繁：《在贼与民之间：南赣巡抚与地方盗贼——以王阳明为中心的分析》，载《中国历史评论》4（2002），页65—74。
[41] （明）王守仁：《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1517）》，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外集二》，卷二十，页750。
[42] 周志文：《阳明在南赣》，见《东西文化会通——井上义彦教授退官纪念论集》（台北，学生书局，2006），页131—151。
[43] 曹国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与他的乡约模式》，载《社会科学战线》6（1994），页76—84。
[44] 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2002），第六章第三节“言必称阳明的保甲乡约神话”，页468—486。
[45] 管敏义：《从平宁藩之役看王守仁的军事思想》，载《宁波大学学报（人社版）》11：2（1998），页1—7。
[46] 方志远：《阳明史事三题》，页101—104。
[47] 周维强：《佛郎机铳与宸濠之叛》，载《东吴历史学报》8（2002），页93—127。此文采用一重要的史料《刑部问宁夏案》，事实上此书应名为《刑部问宁王案》，因为其内容都在说明宸濠被逮后，参与宸濠之叛的相关人等之处置情形。就笔者所见，讨论宸濠之乱的研究，未见有引用此书者。不著辑人，《刑部问宁夏案》（玄览堂丛书·初辑）（台北，“中央”图书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