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从“我思故我在”谈起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他和培根一样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他在著作《谈谈方法》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的提出，是以怀疑作为其出发点的，这和笛卡尔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从幼年起就进入教会学校读书，接受书本教育。由于听信人家的话，认为读书可以获得明白可靠的知识，懂得有益人生的道理，所以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可是等到学完全部课程，到毕业取得学位资格的时候，他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因为他发现自己陷于疑惑和谬误的重重包围之中，觉得努力求学并没得到什么好处，“只不过越来越发现自己无知”。[1]

1612年他进入当时法国著名大学学习，几年时间就学完学校规定的全部课程，他还不以此为满足，凡大家认为十分稀奇、古怪的学问，只要能找到的书，他统统都读了，但最后结果怎样？“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种学说真正可靠，像从前人们让我希望的那样。”[2]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决心抛弃书本的研究，走向社会，去读“世界这本大书”。“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3]

1617年笛卡尔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军，几年后辞去军职。他先后到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游历，结识了许多科学家，接触了各种人，与气度和身份不同的人交往，收集各种经验材料，随时随地思考面前的事情，以便从中得到教益。“因为在我看来，普通人的推理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读书人的推理所包含的多得多。”[4]“我花了几年工夫像这样研究世界这本大书，努力取得若干经验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同时也研究我自己，集中精力来选择我应当遵循的道路。”[5]

笛卡尔提出要发展科学，建立科学知识大厦，必须要摧毁旧的根基，对现有的一切认识（知识）与观念，哪怕信以为真的东西，一律都要加以怀疑，然后找到一个确凿无疑的真理，作为我们建立起清楚明白的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从前我们既然有一度都是儿童，而且我们在不能完全运用自己的理性之时，就已经对于感觉所见的对象，形成各种判断，因此，就有许多偏见阻碍着我们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如果不把自己发现为稍有可疑的事物在一生中一度加以怀疑，我们就似乎不可能排除这些偏见。”[6]

笛卡尔指出：我们所以如此怀疑，首先是针对我们感觉经验得到的认识。根据我们经验知道，各种感觉有时是会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过分依赖感觉到的事物，那一定会犯错误，也是很鲁莽的。其次，我们还要怀疑一向认为最确定的东西，例如数学的解证。算术、几何学都会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因为不管你睡着还是醒着，二和三加在一起总是形成五的数目，正方形总不会有四条以上的边，像这样明显的真理，不会让人怀疑有什么错误或者不可靠的可能。“可是，谁能向我保证这个上帝没有这样做过，即本来就没有地，没有天，没有带有广延性的物体，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地点，而我却偏偏具有这一切东西的感觉，并且所有这些都无非是像我所见到的那个样子存在着的？还有，和我有时断定别的人们甚至在他们以为知道得最准确的事情上弄错一样，也可能是上帝有意让我每次在二加三上，或者是在数一个正方形的边上，或者在判断什么更容易的东西（如果人们可以想出来比这更容易的东西的话）上弄错。”[7]根据上面的理由，“我不得不承认，凡是我早先信以为真的见解，没有一个是我现在不能怀疑的。”[8]

笛卡尔强调指出，他的普遍怀疑的方法，并不是那些为怀疑而怀疑的怀疑派，“事实证明相反，我的整个打算只是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沙子和浮土挖掉，为的是找出磐石和硬土”。[9]应该说，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方法，反对盲从和迷信，否定经不起理性审查的多种传统偏见，把矛头指向陈腐的经验哲学，这在当时对于解放思想、发展科学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方法，对于我们今天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我们知道怀疑对于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人的认识和科学发展总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可以说没有创新，人的认识与科学就会停步不前，而创新往往是从怀疑开始的，有怀疑，才有创新。我国明代著名学者陈献章说：“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10]此话是很有道理的。历史上许多科学家（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和理论创新，都源于对传统观念、定理和权威理论的怀疑，进而提出不同的假设、理论观点，并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最后取得成功。“科学之最精神的处所，是抱怀疑态度，对于一切事物，都敢于怀疑，凡无真凭确据的，都不相信。这种态度虽然是消极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这种态度可以使我们不为迷信与权威的奴隶。怀疑的态度是建设的，创造的，是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11]

笛卡尔认为：我们虽然可以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们是不能怀疑的，那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否则怀疑就无法进行。而怀疑活动是思想活动，所以我在怀疑，也就是说我在思想，那么必然有一个在思想这件事的主体——我。由此他得出结论：“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12]

“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思维推论出存在，这是纯粹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个命题，从形式逻辑看，并不是推论，因为思维并不蕴含存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ergo”也还是有意义的：它表示后一个判断是根据前一个判断的，前一个判断肯定了与思维连在一起的我，即思想者，而且肯定了思想离不开思想者，所以前一个判断肯定了这个思想的“我”。后一个判断并没有扩大前一个判断的内容，它只是强调这个内容中的一部分，肯定认识必有主体。我们应该注意，这个命题只是讲认识论，他说的sum（有我）是认识论问题，是狭义的esse（存在），不是指一般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能据此就说这是从思想派生出存在的唯心论。

黑格尔指出：“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命题，将思维和存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有人从一方面把这个命题看成推论：从思维推出存在。康德特别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思维中并不包含存在，存在是异于思维的，这点很重要。我们绝不能把这个命题看作一种推论，因为推论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凡思维者均存在”，可是在这个命题中根本没有提出来。我们知道一个推论需要三项，要有作为思维与存在联系的中介，但是这个命题没有这一项，这里的“所以”并不是推论的“所以”，这只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联系。作为主体的思维就是思维者，这就是“我”，思维就是内在与我在一起，直接与我在一起。[13]

我认为黑格尔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符合笛卡尔原意，在笛卡尔看来这个题中“我”是主体（subtance，又译“实体”），思想是这个主体的本质，两者直接地联系为同一体。一方面因为我怀疑一切其他事物的真实性，可以非常清楚非常确定地推出我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一旦停止思想，即使我想象其他事物真实地存在，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的存在。“因此我认识了我是一个本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14]

注释

[1]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6页。

[3]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9页。

[4]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9页。

[5]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10页。

[6] [法]笛卡尔：《哲学原理》，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7]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19页。

[9]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23页。

[10] 《陈献章集》上，1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 《胡适文集》第3卷，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2]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27页。

[13] 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70～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4]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