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注定的交锋
1987年成立的华为公司,是一家通信领域的高科技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快速迭代、瞬息万变、“不成功便成仁”的行业性质就注定了它只能不断发起冲锋,直至冲入该领域的世界“第一方阵”。今天,华为公司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IC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2018年销售收入7212亿元,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名第68位,世界500强排名第72位。根据华为公司2019年上半年财报,华为在2019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4013亿元,同比增长23.2%;净利润率为8.7%。
一次次冲锋,为华为公司赢得了市场,却也招致了世界最领先阵营的强烈反应。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为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手段,并给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被反复强调的是,“华为发展到今天主要靠偷知识产权和政府支持”。
在2019年5月下旬接受彭博社记者采访时,任正非直言快语地笑答:“美国都没有做出来,我们已经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去偷没有的技术?他们偷我们技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我们现在领先美国,如果技术上落后于它,特朗普哪有必要这么费劲打我们?因为我们领先了才打我们!”
至于华为公司得以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否依赖于政府支持,则更不值一哂。曾有一位副省级领导到华为公司考察,在与任正非交流时,这位领导问道:政府对企业的帮助应当体现在什么方面?任正非回答,什么也不要做,只要把城市的路修好,公园和道路旁边的花草种好,就是对企业最大的帮助。任正非的这句话生动地解答了华为公司的发展是否依赖政府支持的疑问。
华为公司的崛起史,是一部创新史。一代代华为人刻苦攻关,获得技术领先并持续迭代保持,才铸就了今天的辉煌。这样的领先,从1994年一直延续至今,并从国内领先走向国际领先,从通讯行业拓展到ICT行业,从B端(通讯设备)到C端(手机),从一个产品的领先走向了一批核心技术的世界顶端。
华为的成长史中,三次创新迭代形成的技术领先极具标志性意义。
第一次领先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之始,做代理商赚差价是华为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但当具备一定资金基础后,40多岁创业者任正非作出了一个年轻人也不敢做出的重要决定——自主研发程控交换机。
尽管刚起步时资金少、订单少,但从低端的24口的用户交换机BH01上市,到1991年年底华为自主研发的BH03交换机通过了邮电部的验收、顺利出货,华为人走自主研发之路的自信心树了起来。
在BH03交换机市场大获成功后的一次庆祝会上,任正非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设想,希望华为公司能够成为“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并梦想“1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份”。
在当时,这番豪言壮语仿佛一个刚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就想成为亿万富翁一般不切实际。但事实证明,任正非对市场的判断和对华为公司的定位完全把准了脉。
在熬过了过渡机型JK1000差强人意的市场表现后,跌跌撞撞的华为认准了中国通信行业市场增长将呈井喷之势,任正非毅然决然地带领华为人投入到新一代数字交换机的研发工作中。事后来看,他的这一步,让华为公司准确地踏上了中国市场巨大潜力增长的快车。1990年中国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仅为1.1%,2000年飞涨到了50%,10年增长了50倍!正如任正非所判断的,原有交换机的知识和技术形态,必将逐步被新的容量大、更智能的数字交换机所代替。
华为公司的转机来自于其自主研发的标志性产品的上市。1994年年初,凝结所有华为人心血的C&C082000门交换机的问世,让华为实现了逆袭。短短六年中,华为公司扩张了近千倍,这让华为人尝到了研发的甜头,也令华为人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从此,这个自创立起就勒紧裤带将辛苦赚到的利润投入开发新产品,并试图树立远大目标,打破通信行业沉闷格局的年轻公司得到了来自市场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认可。
1994年,C&C082000门交换机被邮电部确认为同类产品技术领先。邮电部领导评价,当时的华为公司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任正非在多次考察国际著名厂家之后,向员工自豪地宣布,外界对C&C082000门的领先评价是当之无愧的,它是进入世界前列的产品。1997年,华为公司做研发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成功并未让华为人放慢研发的脚步。任正非听从了一位当时年仅22岁的年轻人(即日后担任华为公司副总裁的李一男)的建议,开始向研发万门机进军。这是改变华为公司发展状态的关键一步,开始了华为公司真正意义上的崛起。自此,“创新”成为了华为最重要的标签。
第二次领先,发生在21世纪初,来自于和国内外巨头的短兵相接,并将其逐一击破。
一路行来,华为公司从来不少对手。华为公司初创时期所处的时代堪称“战国时代”。当时,国内通讯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BTM、法国的阿尔卡特及中国的“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和华为)各有所长。但在拼技术、拼市场、拼创新的激烈角逐中,名不见经传的华为公司毫不示弱,将这些强劲对手一一挑落马下,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第一役是与老对手——上海贝尔的对决。这家背靠世界通讯寡头贝尔总部的企业,与华为公司相比,无论技术、资金还是市场占有率,都具有绝对优势。按理,华为公司并无胜算,但任正非通过对两者优劣势的分析,果断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先在西南、西北、东北等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占领市场,然后进行大面积“包抄”,最终“乱中取胜”。通过迅速占领新增接入网,1997年后,四川省内上海贝尔市场份额的70%悉数转移到华为公司名下。1998年,华为公司的全国销售额首次赶超上海贝尔,在全国“电子百强”中名列第十。
与上海贝尔较量的同时,任正非又将目光锁定在了加拿大的北电网络公司。北电网络是一家著名的北美洲电信企业,是通讯领域世界领先的供应商。尽管对手与中国移动、联通、电信和网通及国家邮政局、中国农业银行、国家电力公司等大型单位均已有紧密合作,但任正非毫不胆怯,抓住了对手产品性能不稳定、本土人力资源缺乏、市场反应慢的弱点,凭借以客户为中心的快速反应,依靠良好的口碑和优质的产品服务,硬生生将北电网络公司挤出了中国市场。
随后,华为公司,利用国际电信巨头在国内各自为战、水土不服的弊病,各个击破,并击败了AT&T以及第二代AT&T——朗讯。与此同时,华为公司推行接轨国际市场战略。任正非将华为公司的市场从大陆、中国香港地区,逐步扩大到俄罗斯、非洲和拉美、亚洲,直至进军欧洲的法国、英国、荷兰和德国等世界电信巨头的家乡。最终,华为公司将目光投向了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美国。
美国的市场虽然十分成熟,但国外企业想要闯入的难度不小。闯关之难,任正非早有准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远赴大洋彼岸深入考察的他心知,美国的科学技术远比中国先进、发达,且起步较早,本土具有较好的创新氛围与政策土壤。华为暗中观察,并吸取海尔、联想等企业与美国各路高手“过招”的经验教训,持续加大在核心技术上的研发投入,巧妙运用技术与市场创新结合的战术,步步为营,持续发力。2002年,在华为公司大踏步迈入世界最先进通讯企业行列时,它与美国老牌巨头思科公司开始了正面交锋。
事实上,随着华为公司实力的不断增强,思科在技术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上已很难再占绝对上风,因此,思科便采取了一些“无赖”的措施。一些思科内部的美国员工常常公开诽谤或质疑华为公司的技术背景名不符实,并在内部网站无端指责华为公司在产品研发中抄袭思科的技术。美国一些分析人士更毫无根据地指责华为的某路由器产品与思科产品的型号及技术特征都有类似之处。
在思科的有心宣传下,越来越多的美国消费者认为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是有局限和短板的。一些美国财经媒体更是直接针对思科对华为公司的指责,做出了“确定性报道”,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随后司法诉讼的公正性。第一次诉讼失利后,任正非权衡利弊,调整策略,果断补上了舆论引导的短板,积极与媒体沟通,努力消除公众对华为公司的偏见。经过几番交手,思科深知仅依靠舆论不可能再打压华为公司,遂于2004年与华为公司正式达成和解。
至此,两大企业的较量虽然未分胜负,但在道义上,各国媒体更认同华为公司是战略意义上的胜利者。思科在世界范围内封杀华为公司的举动,以失败告终。而华为公司凭借强大的产品研发力和战略韧性,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也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市场口碑。
但更大的挑战来自同在深圳的中兴。“中华”之战一直从本世纪初胶着至2018年,从国内到国外,各有胜负。直到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两个“同胞兄弟”遇上了的同一个对手——美国。
2018年4月,美国对中兴进行制裁。6月,中兴接受美国10亿美元的罚款要求,董事会管理层30天内换人,美国对中兴的现场检查不受任何限制等条件后才取消了禁售令。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兴公司都将处在美国商务部的密切关注和监控中。
这个无比屈辱和代价极大的和解办法,是美国商务部对违反出口管制企业所收取的最大的一笔罚金,也几乎让中兴公司“休克”,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
随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如法炮制,对华为公司进行严苛的制裁,但结果却大大出乎美国人的预料。华为公司不仅没有屈服,而且还让美国觉得难受,将已经箍紧的手,松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华为公司早有准备。
华为和中兴在面对美国时最大的差别在于,华为公司把命运紧紧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早在2012年,任正非就意识到没有核心技术可能产生的恶果。
他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安卓系统不给我们用了,微软系统不给我们用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地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并好好地理解它。当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这是何等的战略眼光!任正非的底气,也正是来自于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关键战略布局——进军C端手机终端设备,并通过持续研发投入,实现了芯片等关键部件的技术领先。
从2002年,任正非在华为公司年利润突破1亿美元时,决定投入10亿元人民币成立终端公司做手机业务,到2012年华为P6手机销售400万台,再到2018年华为手机全球销量达2亿台,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一大品牌,且在质量和品牌上彻底超越苹果和三星公司为时不远。这些成就的背后就是华为公司在技术创新上的坚持不懈,奋力追赶直至保持领先。
在C端手机业务上,华为公司用两条腿走路:荣耀系列定位低端市场,用的是美国高通芯片;Mate系列和P系列定位中高端,用的是华为海思自己的麒麟芯片。据统计,2017年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中,有2/3配备了海思芯片。
事实上,在任正非心中,海思芯片的地位比手机公司还要高,他曾对海思“女掌门”何庭波说:我给你每年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给你2万人,一定要站起来,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即使芯片暂时没有用,也要继续做下去,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摇。从2011年到2017年,海思的研发收入翻了三倍有余,从不到40亿美元增长到了140亿美元。目前,海思在全球已经拥有1万名员工。
三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领先的背后,是华为人“敢拼才会赢”的魄力,是华为人认准了“做技术的领先者是赢得市场赢得客户的关键”。经历无数次残酷竞争洗礼的华为公司,绝不是某些国家和企业口中的模仿者、抄袭者。恰恰相反,华为公司已通过持续投入和坚持创新,从过去的跟跑者变成了优秀同行的并跑者,甚至领跑者。今天的华为公司已成为了世界上持有专利最多的公司之一。新世纪以来,华为公司的专利数跻身世界前列。截至2018年年底,累计获得授权专利87805项,其中11152项是美国专利。
可见,美国对华为公司的指责和打压与思科一样,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华为公司的创新能力已得到了国际媒体、行业权威机构普遍、持续的认可。
2009年,华为公司入选美国《快速公司》(Fast Company)杂志评选的最具创新力公司前五强。
2010年,华为公司获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2010年度公司创新大奖。
2014年及2016年,华为公司两度入选科睿唯安(Clarivate An alytics/Thomson Reuters)“全球百强创新机构”。
2018年,华为公司获得GSMA颁发的“移动产业杰出贡献奖”,以表彰其一直以来在移动产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2019年,华为公司的5G RAN创新上下行解耦荣获GSMA“最佳无线技术突破奖”。该奖项是GSMA设立的、为表彰技术革新带来用户体验明显提升的、技术的重要奖项,是通信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
今天的华为公司,每年发表学术论文100—200篇,向全球各标准组织累计贡献技术提案6万多篇,同时也是开源社区的主要贡献者。华为公司的创新成果为客户、消费者、合作伙伴和产业资本带来了巨大价值。此外,华为公司尊重第三方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制定了系统全面的知识产权管理与合规制度,并努力保障制度的落实。
正如任正非所言,“人类社会不是丛林法则,因为人类社会总是要合作共赢的。华为公司创新发展的历程,没有捷径可走,是通过拼搏走出了一条与同领域的世界领跑企业共进的历程。华为人一直是向美国人民学习、与对手做朋友”。任正非说,美国公司是有道德良心的、非常好的同行和合作伙伴。华为公司30多年的发展,要感谢世界上所有先进公司的支持与帮助。假设美国是上游,上游的水总要流到下游来。如果上游的水不流到下游来,下游就干枯了,但上游没有下游也同样会枯竭,因为下游的市场对上游特别重要。科技与市场脱钩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华为公司永远都不想离开美国公司在技术、部件、产品等多方面所给予的支持。因为美国的技术、部件能让华为的产品更加先进,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事实上,华为公司与全球所有主要ICT企业曾都有过合作,包括诺基亚、爱立信、高通、北电、西门子、阿尔卡特、BT、NTT Docomo、AT&T、苹果、三星等,通过友好谈判达成多轮、100份以上专利许可协议(包括单向许可和交叉许可)。迄今经过友好谈判签署的收费专利许可协议超过10份,协议的付费方涵盖美国、欧洲、亚洲公司。2015年以来,华为公司获得的知识产权收入累计超过14亿美元。华为公司遵守付费使用IPR的国际规则,通过交叉许可或付费许可合法地获取他人专利技术的使用权,累计支付专利使用费超过60亿美元,其中80%是给美国公司。
华为公司的成功是创新领先的成功。没有创新领先,想在高科技行业中生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这个领域,没有喘息的机会,哪怕只落后一点点,就意味着走向死亡。
任正非深刻地洞察到了“领先”和“领导”的不同。他指出,“领导”是要建立规则和共同胜利的标准。“领先”,就是在技术、商业模式、质量及服务成本、财经等方面走在前列。如果华为公司的产品做得好,就能服务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运营商,就能掌握市场主动权。所以在5G的问题上,华为公司下定决心要做到战略领先。这大概也是美国向华为公司“极限施压”的重要动因所在。
未来已至。进入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摆在华为公司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生,一条路是死。对于华为公司而言,除了通过不断创新获得胜利,无路可走。